杨继业

(甘肃中医药大学定西校区 政史系，甘肃 定西 743000)

目前，无论清代蠲恤制度，还是军政制度的研究成果都很丰富，但也存在共同的薄弱之处，即对兵丁的体恤。恤兵应该是两种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与组成，正因如此，才促成本文研究的缘起。整个清代甘肃无论境内还是境外，与之相关的大小兵兴年份达95年，占到清代总年份的35.4%，平均近3年1场，①频繁兵兴需要兵丁舍身报国，因而体恤作战兵丁非常必要。早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就谕兵部:“国家绥靖边圉，翦除贼寇，必须士马饱腾，方克立奏肤功，恤兵之道宜亟讲也。 ”[1](《圣祖实录》三，P646)乾隆朝(1736-1795年)甘肃恤兵内容丰富，有清一代，可为代表。

清代甘肃主要驻扎绿营和八旗两种军事力量。兵丁职责在平时就是教练差操和协助巡防，在战时就是披坚执锐，戮力戎行，它需要基本的兵力保障。军制规定为:绿营“岁需粮料例系本折兼支，于额征粮内估拨”，“如遇歉收缓征之年，本色不敷，则将应估本色之粮料亦行酌估折色”；[1](《高宗实录》二,P908)如还有不足，“向准支借司库银两，以资接济。”[1](《高宗实录》三,P677)八旗“ 满兵粮草， 向系采买散给。 ”[1](《高宗实录》二,P578)兵丁平时也屯田，“秋收除农具籽种外，粮石平分，给作口粮，统于原估折饷银内扣除。”[1](《高宗实录》二,P908)以此形成兵丁生活的基本来源。而现实窘境常常困扰兵丁的正常生活和影响兵力强弱，因此，乾隆政府采取各项手段体恤兵艰，以纾兵力。

一、出借帑项

甘肃地瘠土硗，收成歉薄，又几乎无岁不灾，粮歉价昂成为经常性经济现象，不仅是士民，就是领饷兵丁也普遍贫穷，生活拮据，因而预借政府帑项的情形岁以为常。兵丁不仅承担国家职责，还要养赡家口，就连出征装备需要自置，资用惟艰，负担较重。顺治朝兵丁“一人之身仅能存活，若有父母妻子则艰难甚矣”，[1](《世祖实录》,P990)至乾隆朝仍然是“穷兵”、“兵艰”。乾隆政府出借银粮就成为最基本的纾缓举措。出借一般针对下述情况。

自然灾害发生后，粮歉价昂，兵丁正常生活入不敷出，负担更趋加重，政府多方筹措，予以出借。如四年凉州府属一带天旱，致使岁需兵粮十余万石缺口很大，至五年八月，朝廷决定从甘州拨运二万石，秋收后再采买二万石，运赴凉州，“应即协供满洲兵粮及出借耔种口粮之用。至绿营兵粮……请先将豫备粮石酌量借给，俟征完额粮，照数还仓。”[1](《高宗实录》二,P838-839)二十二年八月，因安西等卫风灾，粮价甚昂，折价实属不敷，“将安西提标各协营本年冬季兵粮，于附近各本卫仓，每马兵一名借给一月粮二石，步兵一石五斗，余令通融买食”；[1](《高宗实录》七,P940-941)除风灾以外，又兼年来西路用兵，军需浩繁，加重粮歉价昂，十一月“将甘提凉、肃二镇所属标营无论马、步兵丁，每兵赏借小麦一石六斗，于本年十一月起，分作四月，按月支领，以济口食。”[1](《高宗实录》七,P1016)

受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不稳定性以及军制的低饷影响，兵丁生活也很拮据。十二年，陕西固原提督瑚宝奏:“善后事宜……一、兵乏宜接济。固原兵丁缺乏，一在青黄不接之时，一在岁底。其青黄不接之时已于应领首季饷银时，预支次季五六千两，以充接济……请于冬季领饷时，将春季饷银预支五千两， 以足岁底之资”，[1](《高宗实录》四,P843-844)最后得到朝廷议准。如固原兵乏接济现象在甘肃兵丁中具有普遍性。

凡遇兵兴，兵丁需自置行装军械等项，而银钱不足，也会预借，来保证作战能力。乾隆皇帝在谕令中屡次提及兵丁办解军需借项。如二年提到雍正年间陕甘两省办理军需以来的支借情况，“绿旗各营办解马匹及一切公私借垫”，以及“所有驻防满营办解马匹及裹带草料等项”，为数颇多。[1](《高宗实录》四,P403，419)乾隆朝办解军需出借主要集中在大规模用兵西陲、统一新疆之际。仅在二十二年秋至次年春短短数月内，陕甘满汉各营喂解马匹，“各项借支官银，据黄廷桂查奏计五十万九千二百余两。”[1](《高宗实录》八,P343)

乾隆政府面向兵丁的各项出借以银钱为主，口粮为次；同时，主要针对办解军需，而且出借额度较大，一切与兵丁为国征伐的使命以及甘肃地瘠粮歉有着很大的关系。通过预先出借，以保障兵丁生活与军需装备的基本需求。

二、宽展借欠

兵丁预借国家帑项，按军制定例应按期分别扣还。但到应扣之际，基于各种因素影响，又难以偿还，政府就会采取延期宽展，再度纾缓。

兵丁经常性的预借，致使新旧借欠累积，如若一时并扣，负担更会加重，生活更趋拮据，政府会宽展期限。三年，乾隆上谕:“上年因陕甘地方收成歉薄，物价昂贵，曾准各营兵丁等预借银两，籴买粮石以资接济，例应陆续扣还。朕念地方歉收之后，兵丁力量不敷，伊等既有从前所借未曾扣清之项，又有借办军装火药银两，应行按季扣除，合计所扣之数过多，兵丁食用未免艰窘”，“再宽其期酌展三、四季。”[1](《高宗实录》二,P49)又如十四年，朝廷议准陕甘总督尹继善、西安巡抚陈宏谋奏“至旗营马共应扣马乾银二万五千七百八十七两零，若一时并扣，兵力未免拮据，应请自庚午年春季起，分四季扣还。”[1](《高宗实录》五,P856)

天降灾害，也会影响到兵丁正常的扣缴时限。如将先前因三年宁夏地震被灾已借给宁夏官兵“所有滋生本银二万两，又利银八千余两”，在四年宽展，“所借生息银两可分为五十个月扣清。”[1](《高宗实录》二,P336-337)

又因安西三年被虫灾，将“安西镇属之卜隆吉、柳沟、双塔、赤金、靖逆、惠回等处屯田向拨屯兵耕种……请将平分粮石，除支领本季春饷，按扣一季外，其余限以四、五两年分作七季扣清。”[1](《高宗实录》二,P423-424)还有兵、灾交织，雪上加霜，兵丁负担沉重。二十一年，因“陕、甘两省办理军需以来，所有驻防满营办解马匹及裹带草料等项，颇多借垫”，又“上年收成歉薄，粮价未免稍昂”，“著西安、宁夏、凉庄各将军将各该营借垫数目……分作三年扣还归款。”[1](《高宗实录》七,P419)又同年十一月，大学士管陕甘总督黄廷桂等奏:“将陕甘二省满汉各营……朋扣银两，并年底在司库接济，及粮贵时预借银米，均应于季饷内扣缴。现在朋喂解送正余马一万三千余匹，加添料豆，制备衣装，统须陆续扣还。再加此项坐扣银六十万八千余两，自应宽以限期，俾季饷扣还之外，各有余剩，应请自乾隆二十三上春季为始”，最后议准“宽至十年。”[1](《高宗实录》七,P1030-1031)

兵兴会对兵力造成很大的损耗，所以，兵后恢复兵力显得特别必要。二十五年，新疆统一后将“庄浪满营马甲计仅一千名，今又有分作六年、十年应扣之项，若复将此项(灾歉支借)豫支饷银，即行扣还，兵力诚未免拮据，请将此项豫支未完饷银，分作两年查扣归款”，“于前项扣完时再扣。”[1](《高宗实录》八,P955)四十一年，平定金川后，所有甘省绿营调往马、步兵丁借支行装等项应扣追银十五万余两，除布政使王亶望代完银二万两外，剩余欠项“照从前平定伊犁回部之例，分作十年坐扣。”[1](《高宗实录》十三,P597)

乾隆政府对借欠宽展期限不一，对一般性贫困的宽展期限在一年内，而因兵、灾影响的宽展期限较长，在一年以上，甚至最长时限达十年。

三、豁免积欠

兵丁借欠，除上述宽展扣还期限外，还干脆采取清除债务，免除兵丁后顾之忧。

乾隆政府通常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豁免积欠，减轻兵丁负担。(1)生活拮据，长期拖欠。四年将满洲官兵先前一直拖欠的“所有应扣驼价及借支藩库收拾军器二项银共一万九千八百余两”全部豁免。[1](《高宗实录》二,P337)又如三年宁夏地震被灾，镇标及外路协防兵丁在宁夏府库共借支银一万三千五百五十九两，因“宁夏自昔年地震之后，屡值歉收，兵丁倍觉艰苦”，至九年时“将未完银一万九百一十一两悉行豁免。”[1](《高宗实录》三,P738)(2)本兵事故，难以按名扣缴。是指原来借欠兵丁后因事故身亡，其所借之项无从追扣，在此情况下，朝廷会施行豁免，以取代以前不合理的管官代赔制度及其所造成的弊端。如五年，朝廷议准署甘肃提督王廷极奏请:“河西一提五镇自军兴以来，兵丁制办军装，接济粮饷……尚欠银四万九千九百九十余两。查此项借欠，以本兵之所借，扣之本兵，固属当然。但本兵一有事故，穷卒妻拏万无完理，势必令该管官代赔，难保无顶替名粮，代还扣项者。且兵丁中老弱不行挑退，新募尚未汰完，皆因借项未清，不得不暂时姑容也，仰恳特颁谕旨概予豁免。”[1](《高宗实录》二,P917-918)九年，又将“从前甘省摆羊戎等处，建筑城堡兴工之时，于镇海、巴暖等营派兵赴工巡防，借给过各兵口粮盐菜银二千四百六十余两，例应追扣还项……事历事载，多有事故开除之人，难于逐一抵偿，此项借给银两， 著加恩免其追扣， 以示优恤。 ”[1](《高宗实录》三,P971-972)(3)兵丁急公，鼓励奖劳。统一新疆期间，因甘肃兵丁趋事急公，倍多劳苦。在二十一年，“陕、甘两省办理军需以来，绿旗各营办解马匹及一切公私借垫……著加恩免其按名扣抵。 ”[1](《高宗实录》七,P403)二十三年，又将“陕甘满汉各营喂解马匹，自去秋以及今春，各项借支官银……五十万九千二百余两……著加恩全行宽免，以示鼓励奖劳至意。”[1](《高宗实录》八,P343)(4)大兵凯旋，与兵休息。二年，将“西宁镇有原调援剿撤回官兵二百三十九员名，于雍正十二年并乾隆元年节次派拨出口，所有原领俸赏银两”，“大通镇撤回未经续派兵丁七十七名，领过赏银一千七百两”，“著照刘于义所请，一体加恩，免其追缴。”[1](《高宗实录》一,P663)二十六年，将“满汉各营历年喂解马匹，尚有预借银两，虽屡次加恩豁免至八十余万，今犹有九十余万之多，本应于各该营俸饷内扣还。第念兵弁等日用攸资，按限坐扣，必致艰窘，兹大功既蒇，惠恺宜宣，所有预借银两，著再加恩悉予豁免。”[1](《高宗实录》九,P2)

除此以外，还有就是前述几种情况交织，也予以豁免。六年，普免陕甘兵丁借项。谕:“陕甘两省自军兴以来，出征兵丁等俱有赏赉。而平时制备军装器械等项，陆续借支司库银五十七万两有奇，例应在本兵名下按季扣还者，除年来已经扣除外……甘肃司库未扣银约一十九万六千余两……朕思兵丁等现领之饷，仅足供养赡家口之资，若将新旧借支之项一并带扣，则所存无几，食用艰难。且此项借欠历年已久，若本人更换，势必至贻累妻孥及该管之将弁，朕心深为悯恻。况西陲军兴以来，陕甘兵丁备极勤劳，而甘省兵丁尤为出力，著将借欠未完帑银二十二万二千四百余两，悉行豁免，以示朕优恤边兵之至意。 ”[1]《(高宗实录》二,P940-941)

豁免还有其他表现形式。(1)赏给。二十一年，“甘肃省预办马匹不敷草豆，每马赏给借银三两，时因署总督方观乘请按季扣还，蒙恩全行赏给。”[2](P203)二十二年，因“连年西路用兵，其进剿马匹皆取给于陕、甘二省，采买拨解，长途饲喂，满汉官兵均恐不无赔累，而各标营摘缺，应行买补者甚多，借动公帑，若必依限扣还，兵力更未免拮据”，查“满汉将各营买补摘缺及增添马价，借垫未还银三十五万九千三百两零”“， 特加恩赏给。 ”[1《](世祖实录》,P841-842)(2)免赔，是豁免的再一种形式，主要是针对官长，因其勤劳效力而豁免。二十四年，“其乾隆十九年各标营州县应赔北口马四千六百余匹，自当照数著追。第念该省文武各官比年承办军需，俱能黾勉效力，并著格外加恩，一体免其赔补，副朕奖恤勤劳之意。 ”[1]《(高宗实录》八,P372)

乾隆朝的豁免幅度比其他各朝都要大，且与同期恤民蠲免相一致，反映出豁免幅度完全受到国家财力的影响。同时，乾隆朝的豁免主要集中在统一新疆的最后一战之际，因兵兴而豁免占有突出地位。

四、调整定例

清朝军制具有定例，现实情形却随时变化，因此乾隆政府也随势而动，依情而通，不断调整军制定例，纾缓兵艰。军制的调整，主要是围绕折色，对定价与时价之间的差额进行弥补。

对先前的临时调整，到期以后再度延展。陕甘各营官兵采买折色定例原为:“各提镇营官兵马匹岁需粮料草束，除估支本色外，其余定例每粮料一石折银一两，草一束折银一分，发各官兵自行采买”。雍正年间因用兵，对远在极边塞外的肃州、嘉峪关、安西、靖逆、柳沟、赤金、惠回等营堡临时加价，官兵粮料每石自一两五钱至二两二钱不等，草每束折支三分。但兵后之际，因被灾粮歉物贵，折色不敷，于恢复兵力不利，所以，在三年经甘肃巡抚元展成疏言:“乾隆二年大兵既撤，例应议减，原署抚臣刘于义题明照旧折给。三年，复经前抚臣德沛题明来岁再减。今当估拨己未年兵饷。肃州、嘉峪关等营地方产粮有限，本年麦豆歉收，安西镇地处口外，诸物腾贵，且今岁赤靖、柳沟等处俱已报灾，请仍照旧分别估拨，俟踰年收成丰稔照时价核减”，朝廷议准。[1](《高宗实录》二,P298)又如三十九年，乌鲁木齐携眷驻扎种地兵三千余名“向不支给口粮，且眷居住城内，伊等在屯居住种地，若即将盐菜银两裁汰，于生计仍未免拮据。所有伊等应支盐菜银两，著加恩再展限二年。”[1](《高宗实录》十二,P766-767)对先前临时调整的再度延期多在2至4年间。

根据普遍情势，为了增加购买力，面向所有兵丁与军事力量破格调整，永著为例，形成新的军制定例。(1)普行增给。因甘肃地方远在边陲，土瘠兵贫，非内地可比。向来散给兵丁口粮俱系四本八折，而仓贮不敷之处，又于四本之中多给折色，是兵丁之得本色愈少矣。每当米价昂贵之时所领折色，不敷籴米之用，度日未免艰难，七年，朝廷定加增甘省兵粮折色例，“著将旧例每粮一石折银一两者增银二钱，定为一两二钱之数，料豆亦照此加增，从乾隆七年秋季为始，永著为例，俾边远寒苦兵丁，俯仰宽裕。他省亦不得援例以请。”[1](《高宗实录》三,P118)随后，各地陆续奏请，普遍执行。(2)扩增权力。原来陕、甘二省绿旗兵丁向准支借司库银两，以资接济，惟八旗未有此例，八年，朝廷议准护陕西巡抚帅念祖奏:“请嗣后驻防官兵如遇歉收及粮价昂贵，照绿旗马兵例，每名借给四两，常年分限四季，歉岁六季坐扣。”[1](《高宗实录》三,P667)

对原来军制定例，酌依情势变化而通融，打破常格，临时调整，后不为例。情势变化主要是因局部性、临时性的物价上涨，折色不敷，具体情形有:(1)因灾歉导致的价昂。原来“宁夏供支满兵粮草，向系每年采买散给……其所定部价，白米、粟米每石价银一两，草一束价银一分。”因宁夏“该地方自上年被灾之后，新、宝二县田地被水淹浸，不能耕种，已少产米粮数十万石。今闻目下粮草之价日渐昂贵，所定官价不敷采办，势必贻累小民”，四年，“将乾隆五年应支满兵粮草白米每石加银一两，粟米每石加银五钱，每草一束加银一分，如此则价值增添，官民易于办理，但系格外之恩，后不为例。”[1](《高宗实录》二,P578)二十四年，因当年收成稍歉，粮草价值较昂，将满汉各营“所有明岁官兵改折粮料草束，及采买满营粮草价值，著加恩照二十三年之例，一体加增。其河州镇标、临洮、巩昌二营及陕省延榆地方，并固原一带协路各营隶于甘省者，均属灾歉之区，著将明岁各营应支折色，亦一例增给。”[1](《高宗实录》八,P742)(2)因采购军需导致的价昂。如在统一新疆期间，兵民辐辏，连年采购马匹、粮料甚多，导致物价高昂，二十三年，谕令:陕甘买补摘缺营马“ 著于定价八两外，准其加给二两”；[1](《高宗实录》八,P1-2)“著将该省满营官兵除六个月照旧折支外，其六个月如有改支折色者，每石加赏银一两。其甘、凉、宁、西、肃五提镇所属，并兰州抚标城守、固原提标各官兵，除八个月照旧折支外，其四个月有改支折色，以及六个月本色马料改支折色者，每石俱加赏银一两。安西口外每石著加赏银一两五钱……再甘省应纳草束，业巳降旨豁免。其满汉各营折支草价，恐不敷采买，著将口外安西提属每束加银一分五厘；口内宁夏凉庄满营及甘、凉、宁、西、肃、延绥六提镇属、兰州抚标城守、固原提标每束各加银一分。”[1](《高宗实录》八,P340)

清代蠲恤与军政制度经前三朝不断地承继与调整变化，至乾隆朝时基本形成定制，各自形成一个措施完备、立法严格、组织周密的制度及其运行体系。但并不因此僵化死板，而是富有灵活变通之性，更有因时、因地、因事制宜的特点。军制调整中，临时性调整及其再度延展，等到情形恢复原来状态时，军制定例也随之恢复到常态，属于一种权宜性的应变之策；而破格调整，永著为例是在经常性的变化发展中，对原先不合现实及未来情形的军制定例进行的重大调整，一旦确定以后，又将保持较长时期的稳定性，实现以新代旧的变革。

五、其他恤兵形式

除上述主要体恤形式以外，还见:(1)蒙恩加赏。如二十六年，念乌鲁木齐等处屯兵不比寻常当差之人，仅照例支给口粮，恐其不敷食用，“著加恩于春种秋收之时，照例给口粮外，每人按日加赏米面五合。”[1](《高宗实录》九,P27)此种加赏表现为一种局部的临时性预先举措，与前借以后应扣之时的赏给略有区别。(2)抚恤被灾。乾隆年间因灾抚恤兵丁仅见一例。宁夏地方于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戌时地震，房倒屋塌，兵民均受其害。十二月，谕令“其被压身故之官弁，著照巡洋被风身故之例加恩赏恤，其动用银两该部另行拨补。”[1](《高宗实录》二,P301)

结语

清代甘肃“北达蒙部，南杂番、回，西接新疆，宁夏以河套为屏藩，西宁与撒纳相错处，为西陲奥区”，[3](P4066)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关乎天下治乱，所以，清廷不仅在甘肃“西陲要地，所设两提、五镇额兵较他省为多”，[4](P2)而且还需兵强马壮，精诚效力，“国家之治乱，视兵马之强弱……国家出饷养兵，以备战守之用。然必衣食饱暖，筋力强壮，平居无事，生其投石超距之气；临阵对敌，收其舍命报恩之功。”[1](《世祖实录》,P989-990)然而清代甘肃地土硗瘠，灾害频繁，粮歉价昂；甘肃兵丁领饷甚低，本色不足，折色不敷；兵兴频繁，兵力损耗大；还需养赡家口等等情状，致使兵丁长期贫困拮据，生活总体处于“穷”“艰”窘境，无疑会直接造成兵力疲弱，于兵兴不利。乾隆政府爱养士卒，无论八旗禁旅，还是绿旗兵丁，视同一体，加意优恤，或出借帑项、或调整军制，或蒙恩加赏、或抚恤被灾，或对应扣之项予以宽展、或豁免，体恤兵艰惟恐不至。所有的恤兵之道围绕兵丁生活与作战的基本需求，如口粮、马匹及草料、行装、军械等项展开。其根本目的就是以此能够实现在平时维系兵力，兵前提升兵力，兵中激励兵力以及兵后恢复兵力，发挥兵丁强大的战斗力。在乾隆政府的体恤之下，甘肃兵丁的窘境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成为清廷一支重要的作战力量，在平定准噶尔、大小金川、循化、通渭回变的兵兴中戮力戎行，舍身报效，为乾隆“十全之记”迭奏肤功。乾隆政府大力体恤甘肃兵丁，在甘肃历史上和同时代他省也是不可多见的举动，它集中地反映了清廷的恤兵之道。

注释:

①统计依据:《甘肃全省新通志(二)》卷46《兵防志·戎事中》、卷47《兵防志·戎事下》，《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二十四卷)》，兰州:兰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21-584页；《甘肃通志稿(三)》之《纪事一》至《纪事四》，《中国西北文献丛书·西北稀见方志文献(第二十九卷)》，兰州:兰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46-337页。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清)钟庚起.甘州府志[M].南京:凤凰出版社影印乾隆四十四年刊本，2008.

[3]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李永忠.甘肃绿营兵与清代西北边疆[D].昆明:云南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