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金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丝路文史研究】（主持人：杨富学）

西夏文物考古的一面旗帜
——牛达生先生《西夏考古论稿》序言

史金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URI：http://www.cnki.net/kcms/detail/65.1210.C.20150401.0906.016.html

主持语：20世纪初，国学大师陈寅恪、王国维力倡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出土新材料与古籍记载互相参证，这一行之有效的方法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与考古学的重大革新。地下新资料的出土，以北京故宫明清档案、安阳殷墟甲骨文、敦煌吐鲁番文书、居延悬泉汉简和黑水城文献为最要，被称为20世纪中国考古资料的“五大发现”，其中后三者都出自西北丝绸之路沿线。新发现促成了敦煌吐鲁番学、西夏学、汉简学等新学问的诞生，有的甚至发展成为国际显学，为本刊“丝路文史研究”专栏的创办提供了丰厚的学术资源。此外，但凡与古丝路相关的历史、地理、考古、文献、语言文字以及社会文化等研究，也都属此专栏之列。幼苗初培，冀诸君共扶持。

西夏学与考古学关系密切，西夏学发轫于考古，没有相关文物、文献的发现就没有西夏学的今天。牛达生先生长期致力于西夏考古学研究，既是考古调查与发掘的参与者，又是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者，从文物考古入手，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以探究西夏历史的真实面目，在印刷术和钱币研究等方面卓有成效，蔚为大家。即将出版的《西夏考古论稿》（二）即是牛先生多年研究成果的又一次结集，其认真的研究作风和严谨规范的学术风格在该书中多有体现，值得大家学习。

我历来很敬重考古学家，因为他们经常在田野工作，栉风沐雨，多了几分辛苦；他们的考古收获往往提供给其他学者使用，慷慨大方，多了几分奉献。牛达生先生是考古科班出身，一生从事文物考古工作，既长期做考察、发掘，又强于研究、探索，特别对西夏文物考古事业贡献良多，现虽至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令人敬佩。

西夏学的产生与发展和考古密不可分，可以说西夏学发轫于考古，没有新文物、文献的发现就没有西夏学的今天。近代文物考古工作的进展，使西夏文物、文献重见天日，使西夏研究迅速发展，别开生面。考古工作中文物遗址调查、考古发掘、文物搜集、文物修复、文物保护、文物记录、文物研究等基础性的工作为西夏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新材料。19世纪初，西北史地学家张澍在武威打开了砌封多年的西夏《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从而拉开了获取西夏研究新资料的序幕。一个世纪之后，黑水城遗址文献和文物的发现，轰动了学界。20世纪70年代以后，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的考古工作逐步发展起来。宁夏西夏陵园的勘察、发掘，大量重要文物的发现和保护，贺兰县宏佛塔和拜寺口双塔，以及青铜峡一百零八塔的维修和文物的出土，灵武西夏瓷窑的发掘和大量瓷器的出土，山嘴沟西夏石窟及文物的考察，闽宁村西夏墓地的发掘；甘肃省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的考察，武威小西沟岘、亥母洞文物、文献的发现，武威西夏墓的发掘；内蒙古黑水城遗址、绿城遗址、高油房遗址的考察和文物的发现等重要考古活动,对西夏学的发展起到了特殊的决定性作用，使传统史料匮乏的西夏研究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大幅度进展、延伸。目前西夏学领域涉及西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法律、文学、宗教、印刷术、医学、建筑等诸多方面，研究视野日益广阔，研究品质逐步提高。

我虽非考古专业，但大半生也与考古专家们结下不解之缘。由于从年轻时即投身西夏研究之故，早就接触西夏考古和众多考古专家。我1962年考上中央民族学院西夏文研究生后，1964年即随导师王静如先生到敦煌，与敦煌文物研究所合作考察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洞窟，接触到以常书鸿先生为首的一批艺术家和考古学家。当时还特别聘请北京大学考古专家、正值壮年的宿白先生为顾问。当今著名敦煌学家、敦煌研究院樊锦诗名誉院长当时还是入所不久的青年专家。“文革”期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的“学部”人员被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劳动，后又移师河南明港专搞运动。明港一带有不少新石器时代遗址，有时在农田地表都能捡拾到石斧、石箭镞等文物。在运动不太紧张之时，考古所的专家们专业兴致大发，手痒难耐，手持铁锹探方寻宝，其中便有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我和本所刘凤翥都热爱考古，便尾随他们参与其中，学得不少知识。后为军宣队发现，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而取缔之。从“干校”返京后，我因较早开始恢复业务，1974年在当时的《考古》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西夏研究论文。1975年以文物考古为主的菲律宾文化代表团来华访问，当时对此次访问很重视，参加接待的有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杨振亚、故宫博物院的杨树生副院长、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夏鼐先生、民族所黄洛峰先生等学术界大腕。另有两名年轻人参加接待，我是其中之一。第一次和这些前辈专家近距离接触、学习，感到很高兴。夏鼐先生因此前对我在《考古》上发表论文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此次第一次见面，便询问我西夏研究的进展情况。此后每次与夏先生见面，他都向我了解西夏研究有什么新资料、新成果。1976年“文革”尚未结束，我和同事白滨到西北西夏故地几省区考察西夏文物、文献，拜访了宁夏、甘肃、内蒙古的不少考古学家。当时牛达生先生早已在宁夏博物馆工作。此后几十年中与文物考古专家们交往甚多，忝列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后，与文物考古、古籍版本专家们接触、学习机会更多。我在他们身上不仅看到专深的学问，还看到他们不辞辛苦、孜孜不怠的工作精神，以及他们为文物保护、研究和弘扬华夏文化奉献才智的爱国、敬业情怀。

在考古学家中我和牛达生先生有着过从甚密的交往，他给我的印象是工作踏实，为人忠厚，待人以诚，善于思考，不事张扬。牛先生是西夏考古工作中的佼佼者，学术领域宽泛，学术视野广阔。他致力于西夏考古研究已达半个多世纪，是新中国西夏学蓬勃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在西夏遗址调查、考古发掘、文物研究方面成绩斐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参加了西夏帝陵、贺兰山拜寺口双塔、拜寺口方塔等项重大考古发掘和考察研究工作。考古学中的田野调查与现场发掘工作需要脚踏实地、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他多次进入西夏三大山之首的贺兰山考古，那里道路崎岖，甚至很多遗址无路可通，风餐露宿，艰苦备尝。牛先生有着扎实的考古专业基础，更有强烈的责任感，在田野工作中，尽心竭力，尊重事实，积累资料，逐步展开各项研究。凭借深厚的专业知识与历史学、社会学背景知识，他在文物考古工作中得心应手，不断推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西夏钱币、西夏印刷、西夏造纸业、西夏建筑、西夏雕塑艺术等方面屡有新见，不时引领西夏考古研究的方向，是西夏文物考古界的一面旗帜。

牛先生既是西夏考古调查与发掘的参与者，也是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者。尽管每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传统乃至学术共识，但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出现专业化和整体化并行的趋势，各学科间的交融性、交叉性加强。西夏研究也是如此，如文献研究中包含着版本学、文字学，也包含着印刷史以及其他多方面的研究信息。牛先生将文物考古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探究西夏历史的真实面目，持续关注西夏的宫殿、陵墓、寺塔、石窟、城寨、碑刻、印章、符牌、钱币、造纸、印刷、唐卡、版画、纺织品、服饰等西夏考古诸方面，坚韧不拔地探索和积累，发表了大量论著。从其著述可以看到他学问扎实，考证详实，立论有据，脉络清晰。他踏实认真的研究作风和严谨规范的学术风格已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牛先生在活字印刷术的研究方面作出了特殊贡献。他经过认真研究，首先提出贺兰山方塔所出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为木活字本佛经，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版印本实物。1996年11月6日在中国印刷博物馆召开西夏木活字成果鉴定会，由国家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中科院、中国社科院、中国印刷技术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组成鉴定委员会，我作为鉴定委员会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从西夏文本的角度充分肯定、支持牛先生的论点。会上，大家都确认牛先生的研究成果，认为他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印刷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由于牛先生在西夏木活字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1997年在中国新闻出版署举行的“第五届‘毕昇奖’授奖大会”上，牛先生荣获“毕昇奖”。

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造就了先生识别与鉴赏文物的卓越水平。近年来，随着文物收藏热，假文物悄然混迹市场，并且造假的技术越来越高，甚至有的专业出版社也将文物赝品公开出版。文物识别需要各方面的知识，对文物的器形、款识、质地、刻工、纹饰、铭文、包浆、轻重、工艺制作特色以及敲击声音等方面都要细心地观察，深入地研究，若非多年经验积累，难以胜任。文物的识别有时还掺杂人际、利益关系，有的人就马马虎虎，含糊其辞，甚至颠倒是非，指鹿为马。牛先生有着高度的职业责任感，凭借良好的专业知识，对西夏文物的定性和识别辨伪实事求是，作出了许多贡献，尤其是在西夏钱币方面，指出一些不实之说，还历史文物以本来面目，得到学界的认可和嘉许。牛先生性格耿介，表里如一，对学术不良作风敢于抵制，甚至当面斥责，给人留下刚直方正的良好印象。

2011年春，我申请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根据工作计划和国家社科基金领导小组的要求，我们先后设置了30个子课题，全面推动西夏文献文物研究。在严把立项入口关的基础上，结项时对成果又严把出口关。我们聘请资深专家严格审稿，除肯定成果的学术贡献外，特别希望提出书稿存在的问题和修改意见，以便进一步提高成果学术水平。2013年秋，我们请牛先生对一项西夏文物研究成果进行审稿鉴定，牛先生对30多万字的书稿认真审读，写出了9页的评审意见，在对书稿提出肯定意见的同时，对内容、观点、注释等指出了5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6个方面的修改意见，最后还按页码顺序具体列出了90项可改正或商榷之处。我看到牛先生审读意见后深受感动，从中不仅显示出牛先生的深厚学术功底，还表现出他对学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一位80高龄老专家的强烈的事业责任心和奉献精神跃然纸上。根据牛先生等专家的意见进行修改的书稿，明显提高了质量，作者也从中得到教益。

2013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和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第三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暨王静如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牛达生先生以八十高龄出席了这次学术盛会。会议为祝贺先生八十寿诞，表彰其在西夏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在集体晚餐时，特别为先生准备了一个生日蛋糕。为使先生惊喜，事先并未告诉先生。当生日蛋糕呈现在先生面前，大家不约而同地为先生唱起“生日歌”，先生异常激动，泪光闪闪，颤着声连连道谢，让大家看到一个学者可爱可敬的单纯秉性。

牛先生虽已过朝杖之年，却宝刀不老，勇挑重担。2014年春，他带领中青年专家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的重点子课题《西夏陵出土残碑整理和研究》，计划将出土的夏、汉文字残碑全部整理、译释和研究，并对寿陵残碑做复原研究，显示出牛先生旺盛的学术青春。

2014年牛达生先生喜事连连。牛先生以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突出的学术贡献，获得了宁夏第二届社科突出贡献奖，可谓当之无愧，名至实归。牛先生至今仍努力工作，为他钟情的西夏学和文物考古事业继续奋斗着。

此次出版的《西夏考古论稿》（二），是牛达生先生多年研究成果的又一次结集，仍然是以西夏考古、研究为主，涉及西夏考古和西夏历史文化研究的诸多方面，这部《论稿》是西夏学研究中的优秀成果，既有专题研究，也有综合性阐述，倾注着先生辛勤的劳动，也展示出先生的学术品格，记录着对西夏社会历史文化认识的过程，反映出西夏考古在西夏研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牛先生的学术生涯证明他是使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实际践行者。在学习、欣赏先生研究成果的同时，衷心地祝福先生身体健康长寿，事业再添锦绣。

（责任编辑：赵旭国）

2015-02-01

时间］2015-04-01 9:06

史金波（1940-），男，河北高碑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部委员，主要从事西夏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