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静，郭艳华

(北方民族大学 文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宋夏战争与庆历士风的嬗递及其文学呈现

赵 静，郭艳华

(北方民族大学 文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北宋仁宗朝庆历之际是宋代士风复振的关捩阶段，也是北宋民族矛盾激化、宋夏战事紧张的重要时期。宋夏战争激发了文人士大夫的忠义爱国情怀，扭转了宋初以来因循持重、清静无为的风气，使庆历之际的士人精神经历了由保守到高扬的嬗递过程，士风重振带动文风丕变，文学创作中充满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忧患意识和爱国情结。

宋夏战争；庆历士风；文学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指出：“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士大夫的政治文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的高潮就出现在仁宗之世。”[1]仁宗一朝，北宋民族矛盾激化，宋夏战争造成的内忧外患激发了文人士大夫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积极投身于政治改革和士风重建，最终形成了庆历士人忠忘其身、和而不同的人格风范。在高扬士风的带动下，文坛一扫宋初三朝不谙政治的懈怠之风，激发了士子文人对国计民生的关注，心系民族危亡的忧患意识、实现治世抱负的淑世情怀以及挽救国家危难的忠义气节深刻地渗融在文学作品中。

一、宋夏战争与庆历士风嬗递

自北宋开国至仁宗当政，宋与西夏的和战始终是北宋民族关系的主要矛盾，宋夏战争频繁给北宋造成了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困难与损失。北宋统治者为了稳定国内局势，对于秦、灵以西地区一直采取无意疆理的政策，未能及时控制西夏政权的发展壮大，统治阶级和士大夫阶层也固守着保守因循的“祖宗之法”。随着宋夏战争全面爆发，北宋与西夏的数次大规模战争均以失败告终，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士大夫阶层逐渐呈现出了积极入仕、关注国家忧患的全新面貌。经历了因循持重与激进昂扬的冲突，最终于庆历年间形成了笃于自信、和而不同的精神风貌，砥砺了一代士人的风节。

宋仁宗初期沿袭了北宋前期因循持重、退避苟安的消沉士风，而内忧外患交织的庆历年间成为了宋代士大夫觉醒的临界点，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士大夫开始对国家的政治现状进行深刻反思，逐渐走出保守因循、消极苟安的士风，激发了整个士人阶层的忠义爱国意识。宝元元年至庆历三年，北宋分别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多次战役中惨败，朝野上下为之震动。在对夏战争中的屡次失败，不仅导致外患堪忧，还加重了宋朝的内忧，由边患引起的阶级矛盾也日趋尖锐。由于重兵集结于西北，内地防守空虚，不堪重负的民众以及久赴行役的士兵不时出现暴乱和叛变，陕南发生饥民起义，南方瑶民起义，庆历四年保州数千禁军哗变。外患内扰的威胁极大地震撼了封建统治者，朝野上下抵御外患、革新政治的呼声不断高涨，欧阳修在《再论置兵御贼札子》论及内忧的危害：“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下祸患，岂不可忧!”[2]富弼上奏《西夏八事疏》以示抵御西夏的决心。宋仁宗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下督促“仲淹、弼宜与宰臣章得象尽心国事，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3]决心革弊更新。由此可见，宋夏战争激化的内外矛盾激发了士阶层革除弊政、扭转时局的政治诉求，加之统治者的支持，士风大振。

随着士风重振，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逐渐成为北宋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共识，尤其是以范仲淹、欧阳修为首的文人以身垂范，成为了砥砺一代士人风节的典范，他们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影响着当时的士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了对积极有为、心系民族危亡的庆历士人精神风貌最凝练的概括，以名节相尚、笃于自信、和而不同的庆历士风逐渐定型。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庆历士人纵然政见不一，但尚未以朋党自居，表现出谠言正论、以天下为己任的风范。如韩范富欧四君子，上殿相争如虎，下殿却不失和气，正如《贤奕编》中所记载的：“韩魏公言庆历中与范文正公富文忠公同在西府，上前争事，议论各别。下殿时不失和气，如未尝争也。当时相善三人，正如推车。盖其心主于车可行而已，不为已也。”[4]足可见庆历士大夫以和而不同的君子风范，致力于“以天下为己任”的共同政治意识。

庆历士风的嬗变是宋初以来士风消沉，忠义之气长期积淀的结果，宋夏战事的屡次失利促进了士风转型，在边患严重和民族矛盾激化的时局下，庆历士人积极参与现实、参与政治，表现出了很高的社会责任感，一改以往的保守风气，士风重振。《宋史忠义传》中曾有这样的记载：“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5]在范仲淹、欧阳修的倡导下以天下为己任，胸怀忠义之气逐渐盛行于北宋士大夫之中。“进退皆忧”的忧患意识，让庆历之际成为宋代历史上精神风貌最为振作的时期，同时使宋朝以及后世人所共称的士风气节正式展现出来。士人呈现出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更加积极进取，渴望振作有为，士大夫阶层普遍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气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了后世文人的精神旗帜。

二、庆历士风嬗递影响下的文风丕变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文人社会，文人政治的大背景让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庆历士风嬗递，士人激昂向上的风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代文学。庆历士人关注现实、以名节相尚的精神内核，不仅砥砺了士风，还扭转了空疏芜鄙的文风。仁宗初年，文风依然是“言以乎易为长，文以缛丽为美”，至庆历之际，这类作品已鲜有见诸笔端，激昂向上的士风影响下，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忧患意识和爱国之情，充满了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关注，突破了宋初文学的弊端，形成了全新的文学面貌。

庆历之前，保守士风占据主流，文人士大夫在创作中秉持着保守思想，鲜有对国家政治局势的评介，文学创作上大都不谙政治、吟风咏月，囿于写太平诗，歌颂民族矛盾危机之下“天下大治”的和平假象。兼有“太平宰相”和“富贵闲人”之称的晏殊在政治思想倾向于保守，因此其诗词创作也较少反映现实，主要倾向于表现自身的闲适生活。即使是在西夏犯边、战事吃紧的情况下晏殊依然在家中轻松地置茶赋诗、品酒填词。此处试举其《无题》：

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瑟禁烟中。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运山长处处同。

宋葛立方曾评价此诗“此自然有富贵气”[6]，“梨花院落”“柳絮池塘”等诗人着意渲染的自然景象都极具富贵之气，足见其生活情状。此诗字里行间都显露出了这位“富贵闲人”富足、闲适的生活情状。

这一时期很多官员都在政坛秉持清静无为、垂衣而治的作风，而文学创作也多如晏殊一样，表现官僚士大夫的诗酒生活和闲情逸致，文风芜鄙，鲜有涉及政治现状的诗作，偶有谈及，也多是感念当政者擢升之恩的，如陈尧佐的《踏莎行》就是作者为感谢宰相申国公吕夷简荐引其拜相之恩德所作。甚至在边塞诗创作中也囿于展现王朝强盛，忽略边患矛盾，如胡宿的“一鼓击名王，三捷献英主。天山挂雕弓，玉塞休强弩。”但随着北宋民族矛盾的激化、庆历之际士风复振，诗词中的太平调已无法遮掩现实的危机和士人积极进取的政治诉求，文学创作中越来越多地展现政治与社会。

庆历之际，文学作品表现的内容上更加关注现实、饱含士阶层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题。在积极的士风引导下，文学创作主要突出社会功用，反映社会现实，抒发对民族危机的忧虑，弘扬忠义爱国之情。如刘敞的《滕司谏知泾州 》：

天狼东南鸣，雨矢西北急。覆载岂不容，缚虎宜在急。诗书擢将帅，高枕付城邑。权变非武臣，恩威在呼吸。壮大气已激，义士感成泣。籍籍名四喧，萧萧发竟立。行旅乱鹰集，已有旁风人。遥知谒明光，介胄但长揖。

这首诗是诗人在滕子京赴任泾州时寄寓友人的，开篇几句以虎狼喻少数民族政权，狼鸣虎啸矢急的描绘形象展现了解决边患迫在眉睫的形势。整首诗表现了在民族矛盾的危机之下，士人志在报国的忠义气节，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边患问题的担忧。除了对民族矛盾的担忧，庆历之际的文人们还更为关注内忧外患下百姓的生存状况，善于展现不同阶层人们的真实生活状态，表现对戍边将士与底层百姓的关切之情。如范仲淹的《无题》：

十口相将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凄然。关津若要知名姓，定是孤儿寡妇船。

这首诗是文正为去世的下属而作，真实体现了下层将士家中贫困、无力归葬的悲惨境遇，“来时暖热去凄然”一句深刻表达了范仲淹因下属去世倍感痛心的情感，表现了其对下属的体恤与关切。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文人诗作中都体现了对现实的清醒认识，梅尧臣的《田家语》《汝坟贫女》《陶者》等都是以平淡的语言表达了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真实地反映出了外患内忧下民间百姓的种种痛苦。欧阳修创作于庆历二年的《答朱采捕蝗诗》表现了对民生疾苦的同情，其《赠杜默》倡导文人们在诗作中反映民生疾苦和社会问题。

昂扬的士风，不仅使得庆历之际的诗作更倾向于表现政治社会，在词和散文创作中也突破了宋初以来文学作品中的闲逸情怀，融入了更多对社会的理性思考。范仲淹首开用长短句小词来吟咏边事、抒写报国之志的风气，其《渔家傲》以“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无奈而高亢的吟唱体现了外患未消、壮志未酬的悲愤。蔡挺以“汗马嘶风，边鸿翻月，垄上铁衣寒旱”展现边塞将士艰辛的戍边生活。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凝练的总结了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昂扬精神风貌。欧阳修《吉州学记》热情赞誉新政中的改革措施，由此可见，在诗词文等多种文学体裁中均渗融了庆历士人关注现实、忧患国家的情怀。

庆历之际并不是宋代现实文学、忧患文学的肇兴，但却是文学风格的跨越式发展时期。北宋主流士风经历由颓废消沉到激越昂扬的变化过程，在强烈的参政议政热情下文人的社会角色和人格心态发生了很大转变，颠覆了宋初以来以高蹈脱俗为风尚的传统价值取向，用文学来反映现实、反映政治，尤其是民族战争这种国家的重大问题更是成为了文人关注和创作的焦点，并反映在诗词散文等各种文体中。庆历诸贤的作品一扫雕章琢句，吟风弄月的西昆余习，呈现出关切时政，词章慷慨，思想深刻，议论煌煌的庆历文学风貌，这正是庆历士风嬗递下文学风貌的转变。正是激昂向上的士林风气引领文学呈现出了贴近现实的全新气象，让文人们笔下呈现一个真实的时代。

结语

综上所述，庆历士风嬗变、文风丕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自北宋开国以来保守士风、芜鄙文风长期笼罩北宋社会，文人士大夫渴望积极抵御外敌、挽救国家危亡的进取意识长期积淀的结果。在民族矛盾深化的背景下，范仲淹、欧阳修等有识之士以身垂范、砥砺士风，引领整个北宋士大夫阶层由保守颓废走向激越昂扬，使得庆历成为中国古代士风复振的重要时期。正是宋夏战事日益紧张对士风嬗递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强化了士大夫阶层的爱国意识，激励和振奋了士风，并引导文学创作走出了芜鄙风气反映政治现实，使得庆历之际的文学呈现出浓厚现实色彩和忧患爱国意识，这充分体现了民族关系格局对士风演变、文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1]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19.

[2](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1.1539.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3441.

[4](明)刘元卿.贤奕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5.36.

[5](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149.

[6](宋)葛立方.韵语秋阳[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7.

2015-04-20

北方民族大学2014年自主科研基金项目“宋夏战争与北宋仁宗朝奏议”(YJSCXXM201403)

赵静，女，满族，河北承德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2013级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从事宋元文学研究。 郭艳华，女，回族，宁夏贺兰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教授，博士后，从事唐宋文学及文学思想研究。

I2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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