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敏之

四月二十八日是一个郁热的晴天。

周恩来从恰园回到曾家岩五十号已是午后三点半钟。在车上，他虽然回味与马歇尔将军长谈三小时的那种近乎僵持的难过，但是他却为那些切望中国民主团结和平而奔走的人们的热诚而感动。他想：“在今天跟文化界朋友话别茶会上应该把时局的关键告诉他们：政府坚持攻下长春再谈停战，多少天来大家所希望的谈判还不能无条件的乐观……”

重庆文化界人士应邀到会的有两三百人，他们在等着周恩来。当周恩来踏进会场时，大家用热情的眼光注视他，期待他带来一种为大家所期待的希望。

周恩来穿着派力司的西装，从他新理过发的容颜看，他显得英姿焕发。如果不是他那浓黑的眉宇间紧锁着忧郁，如果不是他的愁里感染了到会的人，今天茶会的气氛一定是很热烈的。

在一片静寂中，周恩来报告东北谈判的经过，他的声音是揉合了韵律的。当他说到一两天内就要离开重庆去南京时，他流露了沉郁的表情。

“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周恩来深沉地回忆着说：“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谈商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多少为民主事业努力的朋友却在这样长期的谈判中走向监狱，走向放逐，走向死亡……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呀！我虽然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

一屋静寂中可以听到善感的人的叹息声。曾与张学良有过深厚历史关系的王卓然起来说话了，他以东北人的立场呼吁东北的内战快停下来，同时对周恩来的感慨致一番安慰，他说：

“周先生十年谈判的生涯，虽然太辛苦了，但将来的历史自有崇高的评价。只可怜那一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注】，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的呀……”

王卓然这一番话引起大家欲哭不能的难过，而在周恩来那严肃的脸上，却闪过一种悲凉的泪光。

新房子里开始了凌乱，中共代表团的人员纷纷收拾衣物，准备等马歇尔将军派来接周恩来的专机一到，就随着去南京。

这是周恩来离渝的前夜。窗外是如丝的春雨，嘉陵江上烟雾迷蒙。周恩来以富于文学感情的思绪在凭窗远眺。他对重庆这个城市所感受到的一切是太深刻了。他曾经在这里签下了几个历史文献;他曾经在这里经历了许多困惑而又悲哀的境遇，直到最近他还痛悼与他并肩奋斗二十年的战友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为和平事业，由重庆出发去延安请示而在中途遇难永不回来的损失。而现在，他要离开这个地方了，百忙中他抽出一点空闲，徘徊在这暗夜的城市的边沿。他在寻思如何排遣这寂寞的心境。正当他沉思的时候，有人来访问他了。访问他的是一个青年记者。平常友谊的接触使他们之间消失了拘谨的形式，他们于是纵谈起来。

“在此时，在此地，你对这多雾的城市一定怀有一种惆怅的感情。千万的人却很想知道你创造历史的经历，以及你最初从事共产主义革命时思想生活转变的形态。”

周恩来听了这青年记者的话，笑了一笑，他说：“那是平凡的经历，也是平凡的转变。”接着是一段时间的静默，在这静默当中，周恩来已沉浸在回忆的海洋里了。

回忆的海涛激荡着浙江的一个古城，在绍兴，周恩来脱离母体而睁眼开始接触了大千世界。时代环境：正当清朝政府腐败，革命思潮渐形澎湃。生活环境：当他下地的那天起，他的中产家庭已趋没落。

不过，他不失为一个世家子弟。他的年高祖父曾任淮安知县，他的外祖父曾任淮阴知事，他的伯父是幕府人才。他的父亲呢，却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人物。他幼年时代随祖父迁居淮安，以后就一直没有回绍兴，严格说来，他的家乡就是淮安。

周恩来自己也承认他对绍兴已毫无记忆。

周恩来在幼年就饱尝了孤儿的痛苦，当他四岁时，他的生母就抛弃了他。他的父亲把他过继给他的四叔，而四叔母就变成了他的母亲。

母亲是一个知书识礼的人，她知道怎样使自己心爱的孩子得到家庭教育的好处。

八年的母教使周恩来至今不忘：“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与一般小孩一样，周恩来得念四书五经，学做策论。幼年时的诗文虽已不可记，但他说那是颇得到长辈们的称许的。

十二岁，正是宣统初年，周恩来离开了淮安，他要去东北了，他的伯父在东北做事。当时像意味着一种永诀的难堪，他离家之日是挥泪别母的。经上海，去营口，他踏入了新的天地。想不到，这次离别就是和母亲（即四叔母）的永诀。

“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侮着亲恩未报！”周恩来感情有点激动地追怀他的母亲。

在那新天地里，他接触了新的人物，这些人物对他的思想有很大影响。在沈阳，他开始进小学，读新书。

小学教师中有一位教史地的高或吾先生，山东人，在宣统年间就剪了辫子，对章太炎的道德文章尊崇备至。高先生介绍章太炎主编的《国粹学报》给周恩来读，并把具有民族意识的顾亭林、王船山等人的学说向他灌注。他对常在《国粹学报》上写文章的黄季则很为景仰。从学报上他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知道了“三二九”广州起义的意义。另一位教师姓林，教数学，曾介绍周恩来读《新民丛报》。因此他又接触了梁启超那种笔锋常带情感的文章。他十三四岁时是十分喜欢学习新民体的，不过在政治意识上，他有他的判断。他认为章太炎的主张对。

在沈阳过了三年的读书生活，一九一三年周恩来从东北到了天津，他考进了南开中学。北方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温床，戴天仇（即戴季陶）当时主编的《民权报》曾为千万青年所爱读，周恩来是《民权报》的忠实读者，他保留有从天津及上海从创刊到被禁的全份《民权报》。白昼上课，晚间读报是他在南开中学一段最难忘的生活。戴天仇的论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尤以骂袁世凯包藏祸心、盗窃民国的文章更是有声有色，受到周恩来的赞赏。

一九一四和一九一五年，章秋桐（即章士钊）办《甲寅杂志》，讲逻辑学，提倡思想条理化。陈独秀办《新青年》，反对帝制，反对参战，反对借款和倡导文学革命。五四前后，北京有《每周评论》，上海有《星期评论》。这些刊物都是启发育年思想的前驱，而《星期评论》的主持者戴季陶鼓吹社会主义，更促进了周恩来思想的发展。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周恩来说“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在南开中学时，母亲病殁于淮安，他不能千里奔丧，曾向友人借钱寄回去葬母。失了母亲对他虽然是一种打击，但他想到母亲的美德，生前期望他好学上进的殷切，却也鼓励他挺胸做人的勇气。

南开在当时受美国教育风气的影响，保有自由研究的作风，允许学生组织社团，参加社会服务并从事爱国运动。周恩来像同时代的青年一样，在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中被卷入了摇撼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在学校时他是学生领袖，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大谈政治。他任副会长兼智育部长。吴国权当时任童子军部长，现任驻意大利大使于煖吉曾是会员。他在学校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演说比赛。一九一六年反对袁世凯跟日本签订亡国的“二十一条”，学校并未禁止他的爱国行为。南开中学毕业后，一九一七年，他到了日本，进行自修，他说：在“日本时也学会了一点日本话”。

一九一八年，他参加留日学生的回国运动。一九一九年，他回天津进南开大学，念了一年书。他在学校无心读书，却参加了当时如火如来的五四运动。绰号杨转子的天津警察局长杨以德却把他和他的朋友马骏、郭隆真（女）等逮捕，监禁了半年。

邓颖超也是当年爱国分子，她在外面积极活动以营救被捕的同学。周恩来的出狱是得到曾任北平《晨报》董事之一的刘崇佑的帮助。刘先生快肠义骨，好打不平，他为周恩来辩护。后来上海七君子案，刘也是辩护人之一，抗战初期病逝于上海。周恩来对刘崇佑的为人十分钦佩，说他是难得的好人。

在天津过了半年牢狱生活，这失却自由的磨练使周恩来对中国社会问题加深了理解。他出狱后决心远游，于是在一九二○年远涉重洋，到法国参加了勤工俭学的队伍（出国前曾组织觉悟社，邓颖超是其中的一员）。

周恩来游泳于思想的海洋，博览群书。初期，他对《克鲁泡德金自传》所提倡的无政府主义颇以为然，并对苏菲亚表示欣赏。待他研究一番之后，又渐渐觉得无政府主义走不通，讲暗杀，杀不完，不能解决问题。他的研究遂转向《共产党宣言》，同时涉猎英文本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他于是相信了社会主义。他在巴黎遇见了李立三、王若飞、赵世炎等人，遂以世界公学社为基础，与张申府、刘清扬发起组织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周恩来还笑着追述他加入共产党，是张申府、刘清扬介绍的。

花都巴黎的繁华，他并未有所依恋，两年后他到英国伦敦，跟着去德国读了一年书。一九二四年，海天万里浮槎归国，已是一个革命组织者。孙中山先生在广东揭联俄容共政策，准备北伐。周恩来抱着一腔热忱去广东赞助孙先生，他先任黄埔军校秘书，并成加仑将军[注]的亲信;他复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邵力子恰是先后同僚。北伐开始了，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间，奉命去上海组织暴动，援助革命军夺取上海。他那时二十八岁，既无军事知识，也缺乏和工人阶级接触的经验。当时他只凭一种决心和理论去工作，他在上海与工人领袖赵世炎、罗亦农等组成了五万人的纠察队，在法租界秘密训练干部二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共产党发动上海总罢工，立即转入武装起义，六千工人以有组织有斗争精神的声势起来做革命后盾，于是革命军到达上海近郊时便能长驱直人了。

中国近代史有声有色的一次工人运动，周恩来是策动人物。国民党在上海清党时，他却成了秘密的亡命者。

他先逃武汉，后逃南昌，接着走汕头，然后去广州。在这一串逃亡日子中，他仍以革命组织者的领袖资格，和其他同志一起发动过“八一南昌起义”。一九三一年他突破封锁线，进入江西的苏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去西北时，他亲身体验过“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滋味。

根据名记者斯诺九年前到西北会见周恩来后所得的印象，说他是抛弃了中国旧哲学的中庸和爱面子，具有耐劳忍苦的能力，绝对忠于思想，始终不屈不挠，这一切造成了他这样的一个人物。

从西安事变到现在，已经十年了，从执行中共“统一战线”策略而营救蒋委员长时跟政府商谈团结算起，周恩来已经历了十年的谈判生涯。抗战八年中，他经常来往于渝延，成为中共与国民党政府间唯一的桥梁。抗战期间因皖南事变，团结濒于破灭，那时周恩来苦恼地住在重庆。他回忆说：“最无聊也在那个时候，朋友来访，常常闲谈一个整天。”

日寇投降后，为和平建国，国共间需要合作，今年一月政府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在政协会上，周恩来为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呼吁说，不论为了道义与友情，他有责任要求政府将张释放，言下几至唏嘘。

政协开幕后，国内的和平事业仍多险阻，内战阴影日益扩大。周恩来代表中共与政府及马歇尔将军虽然经过谈判协议方式签订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文件，但到今日仍仅止于白纸与黑字。他却在商谈中忙得往往通宵不眠。他日常的时间用于开会与接见宾客，只有午夜后才获得空闲。

他青年时代喜欢读小说，读报章杂志更十分细心，现在他的秘书每天帮助他用红笔圈好报章资料，让他晚间阅读，必要时更为他剪报。在重庆，他读的报纸（包括京沪平津的），共计二十余种。

关于读书，他说除青年时读小说外，也研究过政治经济学，不过二十年来做事多于读书，这是以后要设法补救的缺点。

他总结十年谈判所得的教训，显得很沉痛地说：“明天我要去南京，为东北和平继续与政府谈判了。但过去的教训却使我深怀戒心，我最怕两面派作法，因为两面派作法只有增加新纠纷，而不是诚意地解决问题。”

后并感慨地说出他对中国民主事业发展前途的见解，他认为：“中国人民已经起来，在我们这一生中还可以把艰苦途程走完而达到胜利。不过走最后这一段路是更艰苦更困难，需要我们克服就是了。”

夜深了，微弱的灯光照着周恩来那健康的手，他在一张白纸上为来访他的这位青年记者题字，作为他离渝去京前临别赠言：“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到人民中去生活，才能取得经验，学习到本事，这就是生活实践的意义。”

一九四六年

（原文下载自“亦凡公益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