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五一

今年是《新青年》創刊一百周年，因此也可以看作是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百年來，中國的知識階級在中國歷史的大風大浪中出盡了風頭，也嘗盡了酸甜苦辣，同時也對中國歷史的走向貢獻了其不可替代的影響力。本文算不上是一篇紀念作，只是碰巧在這個時點上生出一些靈感，順筆率性，想說點什麼。

知識階級，靠書本吃飯的一群人，作為社會機體中的一個官能臟器，在“歷史醫生”的CT光片上映出的外緣邊界，參差模糊，其概念外延用理性定義的方法不好把握，雖然在感性上可以確鑿地觸摸到它的客觀實在。導致外緣不清者，有一些原因，如，由“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所衍生出的“學”“仕”難分，由“半日讀書半日靜坐”的傳統所衍生出的“學者”“行者”難分，等等。

中國的學術，歷來分為“隱”“顯”兩類。治隱學者，心兵心齋，空無玄妙，感而遂通，超凡脫塵，在長期效應上對中國文化大樹的培育有著深刻的浸潤力和滋養力，但作為一個社會集團，不大參與即世的利益博弈，基本可以算是與世無爭。治顯學者，則或言忠孝仁義，或言勢術禮法，或言科學萬能，或言民主進步，對世俗塵間的社會構造和歷史演化，產生著直接的杠杆力，因而往往會與世間各個利益集團有著直接間接的利害相關與階級鬥爭。如今隱學式微，顯學獨尊，也只有這一枝的人有資格稱“知識份子”了。有趣的是，在中國細膩的冠稱體系中，一個具有“大師”稱號的隱學人士，未必能獲得一個知識份子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