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德广

作者简介：汉族，1946年12月出生于洱源县茈碧湖镇巡检司村。1970年云南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参加工作，先教书，后从政。历任过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州科委主任、县委书记、师专党委副书记、州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现退休，寓居昆明，从事“南诏史探”系列研究，为大理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已出版《南诏德化碑探究》、《南诏国史探究》、《大理国王室探究》、《彩云南文史探究》等专著。《南诏史料辑要与校按》、《南诏野史辑最与校按》、《南诏野史新编与校注》、《南诏史探选题与专论》即将出版。

撰写于“大元宣光六年”（公元1376年）的《重建阳派兴宝寺续置常住记》，依《大理丛书·金石篇》（卷一）辑出，用民国戊子（三十七年，公元1948年）《姚安县志·卷五十六·金石志·碑碣》录文，以及其拓片、照片等校订。校订及说明文字，置于括号内;断句、标点略异。《重建阳派兴宝寺续置常住记》，附刻于落款为“元亨（大理国第十八世皇帝段智兴年号）二年岁在丙午（公元1186年）七月十五日”的《兴宝寺德化铭并序》石碑背面，另有三行刻于碑的右侧。《兴宝寺德化铭并序》的左侧，则刻有同为“元亨二年”的《褒州阳派县稽肃灵峰明帝记》。这通罕见的一石三文之碑，原立于“姚安县阳派镇阳派村”兴宝寺，寺早毁，现在安置在“德丰寺”门前，建有“德化铭碑亭”特予以保护。

重建陽派興寶寺續置常住記

威楚定遠縣北山住持講主用源撰

前鶴慶路知事楊吉圓書丹

姚安路，古名弄棟州（川），漢武帝時立為姚州。唐玄宗開元中，巂（音“瀡”）州都督張守素破西南夷，以張虔陀為州都督，或云刺史。天寶九載，蒙氏閣羅鳳攻殺虔陀，自是遂為蒙氏所據。至大理段氏立為統矢府，又號姚府，即八府之一。又至段正嚴時，封相國公高泰明之子明清為演習，即漢之節度使也。雲南自蒙氏十三世，曆鄭趙楊三姓，未幾而複（覆）。至段思平，有國以來號神武王。以高氏為大有功，而府郡州縣皆封高氏子孫，而名山大刹皆其所創也。及皇元奄有天下，前總管高武德以天曆戊辰入覲闕庭，文宗皇帝嘉其世濟忠孝，自遠述職，賜衣，尚方賜鞍轡，尚乘、楮幣、彩段稱是。命升姚州為姚安路，拜明為姚安路軍民總管，授武德將軍，直隸省府，聲振諸侯，俾世襲之，今為大郡。郡治之西行十五里，有附庸曰陽派;有梵刹焉，曰興寶寺，乃昔右族布燮楊禎所創，而大理上公高踰城光之所重修。今大理宣慰司同知副都元帥高侯者，乃昔威楚演習高升 之後;廣嚴寺亦當時之傑創，而不幸寺及宗廟煨燼於乙巳之兵火。何疾威上帝，其命之多辟耶！高侯別業，世居陽派，賦性慈惠而留心佛教，尤竭力於此寺。既而創立寶坊，續置莊田，印塑經像，鐘盤（磬）法具，罔不畢集。晨夕熏修之僧，不減於一十七八。梵貝鈴螺，祝贊國家康泰。雖干戈擾攘之際，諸郡寺院摧毀過半，而茲寺賴侯之篤信，得以安全。雲南自庚寅以來，王綱解紐，國異政，家殊俗。馴至段平章薨，殘刻之流妄動邊釁，上下交兵，民墜塗炭。侯克以私濟公，賑窮貸乏，而功居多。當時因功，仕至明威將軍，姚安路同知，次任攝行本路安撫事，今造（进）階副都元帥。侯諱實，字信山。先世鄯闡演習高智升，贈匡國總事。侯之十二世孫侯遣介走書徵文於定遠北山，予嘉其誠意，不揆膚淺，輒為書其梗概云。

時歲在丙辰夏四月癸卯，唯止庵用源記。

峕大元宣光六年丙辰孟秋上旬吉日碑。蒼山石匠提舉楊通刊。

一本寺常住，東南止大路河，西北止山頂。洗馬塘第三方尾蘭盆經地壹雙，東南北佉，西高元帥，系善公種。

一在廓李慶善施神前香壹城，錢口（貝字旁，右八字，貝幣）壹仟伍百卉，系楊祥、楊護等總接古跡諸人施金容燈香祭祀田土。

一溫水蔓甸補漏廟宇壹雙，東南西奴禾，北龍泉，系奴禾種。

一羊眼淜（“淜”，白族语，音“崩”，水塘）內佛神金容地壹雙，東西北淜，本寺種。

一後增下甸內田地壹雙，東王通，南江，西自鳴，北佉，本寺種。

一張奴施太邑下神金容並祭地壹雙，東南李政，西宅，北佉（音“区”，或“恰”平声，不知何意），楊祥種。

一軍賢明施淜門最神金容地貳角，東南王通，西楊宗，北道，官升種。

一施奴慶施白蒿場甸金容地壹雙，東奴松，南撫局，西宗主，北道，楊祜種。

一楊祜、楊寺、楊祥地叁雙，當穀叁碩（通粮食计量单位“石”）。

一大理段信苴義（为第七世“段氏总管”）施本甸神金容並祭地三雙，東淜，南西官地，北那懷，楊祥、楊祜、楊寺種。

一楊智生施水井上神金容地貳角，東道，南北水佉，西興順，楊護種。高元帥實續施地肆拾叁雙，鐘磬、螺鈴、雲拔（钹），駈（驱）婦壹名，女四禺，故住持道源駈夫壹名，迦羅口口口口口佛神前香貳城，地貳雙，東南北佉，西本主，系本寺種。

一宅開地壹雙，內神金容地貳角。

一王香城地貳角，東西本主，南北道，本寺並楊成種。

一第一第二方內地肆雙，計壹拾玖畝，東西本主，南北佉，充常住並藥師佛前香火。

一小城頭莊東地陸雙，東西本主，南佉，北江，本寺種。大姚保梨力莊地三拾雙，內一處江丘貳拾陸雙貳角，東西北江，南山;一處佉外壹雙，東楊奴，南江，西北至佉;一處江外三雙，內除施護我寺壹雙，本寺貳雙，東佉，南西江，北護我寺地;一處江北貳角，東道，南禾生，西江，北自香。

一高州判長施白塔邑甸地壹雙，東俸，南佉，西官寺，北楊宜。

諸人續施：李軍、王政、男奴藥地貳雙，一處口（单人旁，有茄字）善甸神前香地貳角，東本主，南西北佉;一處白塔邑甸壹雙貳角，東北佉，南江，西淜增。

一甸酋奴施白塔邑甸地壹雙，東奴通，南北佉，西淜汪。

一李佛寶珠施白蒿場捨下地壹雙，東官竜，南北佉，西善定。

一張奴男、張長、張角施羊眼淜上地貳角，東官政，南山，西杜生，北佉。

一長壽塝村石德壽廠張慶將元買到李勝處塔鏡淜內地壹段計三雙，東北道，南淜，北佉，充常住。（郭惠青錄文）

注：

1、《重建阳派兴宝寺续置常住记》碑文，直行楷书，文32行，行12～45字。

2、巂州：《康熙字典》注：“巂，音‘瀡，越巂，郡名。”即唐置“巂州越巂郡”。《康熙字典》也辑有：“瀡，音SUI。”显然，“巂”是一个少数民族语的汉字记音，而“瀡”则既记音，又表意。窃以为，“巂”是白族语，水的意思。

3、“佉”：该字在“常住记”部分频频出现，但不知其意。《康熙字典》有此字，但释意都与此无关。读音有“区”和“恰”平声两个，窃以为是少数民族语，但不知是什么语种。从记述寺庙“常住”地产内容判断，是否为“无主荒地”、“荒滩”，或者是自家地界的意思？还望识者指教。

4、大理段信苴义：是“大理路军民总管府”第七世“段氏总管”。胡蔚《增订南诏野史》记载：“是年（指至顺三年），阿容木叛于中庆（今昆明），义助兵平之，功升参政。”所谓“参政”，指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即副省长。

《重建阳派兴宝寺续置常住记》，虽说是“续置常住记”，但却与同类碑文不同。不是只限于“常住记”内容，前面撰有既关乎姚安，且涉及唐、宋、元云南历史，且内含非常丰富，而很少有赞词虚论的一篇重要历史文献，很值得细加探讨与知晓。好文终共赏，现按文意，逐一品析。

1、“姚安路，古名弄栋州（川），汉武帝时立为姚州。”

目的是追溯姚安地区沿革，但这两个“州”说，都不确。从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开。户八万一千九百四十六，口五十八万四百六十三。县二十四：滇池、双柏、同劳、铜濑、连然、俞元、收靡、谷昌、秦臧、邪龙、味、昆泽、叶榆、律高、不韦、云南、巂唐、弄栋、比苏、賁古、毋掇、胜休、健伶、来唯。（《汉书·地理志》）等历代“地理志”记载知，“古名弄栋州”及“汉武帝时立为姚州”，都无依据，不符史实。自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开疆首置“弄栋县”，属益州郡;到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平南中”，新置“云南郡”，改隶之，直至隋朝，行政建置皆为“县”，都不是“州”。民国《姚安县志》所谓“弄栋置县，自汉伊始”和“弄栋兼有楚雄、姚州、大姚、镇南（今南华）、定远（今牟定）、广通、元谋各州县”是正确的，县治地在姚安，也一直没变。

“弄栋”地名，是什么语言？有什么含义？是很值得弄清的历史问题。民国《姚安县志·卷一·舆地志·疆域》录清·吕吴调阳著《汉书地理志详释》注解：“‘栋本作‘东。活（注：疑作河）东也。龙川江北对蜻蛉川，向右拈，活东左承而弄之也。”看来，不免牵强。樊绰《蛮书·城镇第六》，关于“弄栋节度”镇城这样记载：弄栋城，在故姚州。川中，南北百余里，东西三十余里，废城在岩山上。当川中有平岩五六顷，新筑弄栋城在其上。管杂蛮数部落，悉无汉人，姚州百姓，陷蛮者，皆被移隶远处。而《蛮书·名类第四》则记载：弄栋蛮，则白蛮苗裔也。本姚州弄栋县部落，其地旧为褒州。尝有部落首领为刺史，有误殴杀司户者，为府城问罪，遂率家众北走，后分散在磨些江（金沙江）侧，并剑（今剑川县）、共（野共，今鹤庆县）诸川悉有之。余部落不去，当天宝中，姚州刺史张乾陀守城拒战，陷死殆尽。

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异牟寻（第六世王）破掠吐蕃城邑，收获弄栋城，迁于永昌之城（今保山市）。青蛉蛮，亦白蛮苗裔也，本青蛉县（今大姚一带）部落。天宝中，嶲州初陷，有首领尹氏父兄子弟相率，南奔河赕（今大理市），阁逻凤厚待之。贞元年中，南诏清平官尹辅酋、尹仇宽，皆其人也。衣服、语言，与蒙舍略同。

统而观之，窃以为，“弄栋”是白族语，“一条龙”的意思。姚安境内的主要河流称名“龙川江”，以及大龙口、龙岗等以“龙”命名的地名，似为证明。不揣冒昧，抛砖引玉。

2、“唐玄宗开元中，巂州都督张守素破西南夷，以张虔陀为州都督，或云刺史。”

有此史实，只是时间不具体，姓名用字有误，史实易混、官职今人不太知晓。关于“破西南夷”的时间，《旧唐书·本纪第八·玄宗上》有明确记载：即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二月丁卯，巂州都督张审素攻破蛮，拔昆明城及盐城（两城都在今四川盐源县，非今昆明，且当时还不称昆明），杀获万人。

由以上记载知：一，“巂州都督”的姓名是张审素，碑文用“守”误。二，“以张虔陀为州都督”，什么州不明。不知唐代西南历史的读者，可能就不知是《唐书》“地理志”中所谓“云南姚州郡”的“姚州都督府”的都督，而误以为“以张虔陀为（巂）州（都督府）都督”。三，“都都”，官职名，东汉末才有此称，为军事长官或领兵将帅。至于“刺史”官职，西汉时即设，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将全国分为13部州，置刺史。刺史秩600石，官阶低于郡守。掌巡察，于每年秋天分巡州内各地，“六条问事”，即以六条规定考察郡国官员。东汉灵帝时，各地起义，为加强镇压力量，于中平五年（公元189年）改刺史为牧，往往派朝中如九卿等大臣出领，权势至大，地位较郡守为高，职掌一州的军政大权，后代沿置。自三国至南北朝，各州也多置刺史，一般以都督兼任。隋、唐时期，刺史为一州的行政长官。唐代的节度使、观察使兼领驻在地的州刺史，所辖境内的州刺史都是他的属官，刺史职位渐轻。故所谓“或云刺史”，就是说，张虔陀在“姚州云南郡”任“都督”时，兼任“姚州”刺史，还管辖其它羁縻州，故也可以称“刺史”或“太守”。“姚州”所辖羁縻州最多的时候，是武则天“大周国”时期神功元年（公元697年），达57州。

3、“天宝九载（公元750年），蒙氏阁罗凤攻杀虔陀，自是遂为蒙氏所据。”

“虔陀”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南诏国第五世王蒙阁罗凤为什么要“攻杀虔陀”？杀了虔陀，“姚州”就为“蒙氏所据”？历史事态真的就这么简单？事实并非如此，这涉及的是因“奸佞乱常”引发“天宝之战”，而使唐朝的“姚州云南郡”被南诏国“所据”的历史，实际上共经五次战事，长达8个年头。

所谓“虔陀”，姓张。是个什么人物，为什么杀他？《新唐书·列传第一百死十七上·南诏上》是这样说的：南诏（第四世王蒙皮罗阁）尝与妻子谒都督（姚州都督张虔陀），过云南（姚州云南郡），太守张虔陀私之，多所求丐，阁逻凤不应。虔陀数诟靳之，阴表其罪。由是忿怨，反，发兵攻虔陀，杀之。

为什么反？怎么攻？怎么杀？一是不具体，二是不全面。但是，却十分重要，因为这是唐朝、南诏关系的重要事件，是“天宝之战”爆发的直接诱因。在唐朝、南诏、吐蕃、东爨诸方当事人基本还健在的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公开立于国门之外以明白告示天下的《德化碑》，后世称名《南诏德化碑》，所说不会虚假，记载应该是实事求是的：

越嶲（嶲州越嶲郡，治今四川西昌）都督张虔陀，尝任云南（姚州云南郡，治今姚安县）别驾（官名，佐吏、助手），以其旧识风宜，表奏请为都督。而反诳惑中禁（皇宫），职起乱阶。吐蕃，是汉积仇，遂与阴谋，拟共灭我，一也。诚节，王（第五世王蒙阁逻凤，下同）之庶弟（妾生之弟），以其不忠不孝，贬在长沙（今弥渡县），而彼奏归（归王室，归职位），拟令间我，二也。崇道（反唐朝的“东爨”六酋头之一），蔑盟构逆，罪合诛夷，而却收录与宿，欲令仇我，三也。应与我恶者，并授官荣;与我好者，咸遭抑屈，务在下我，四也。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五也。重科白直（“直”通“值”，即白值公差，不得报酬），倍税军粮，征求无度，务在敝我，六也。于时，驰表上陈，缕申冤枉。皇上照察，降中使（皇宫宦官）贾奇俊详覆。属竖臣无政，事以贿成;一信虔陀，共掩天听，恶奏我将叛。王，乃仰天叹曰：“嗟我无事，上苍可鉴。九重天子，难承咫尺之颜;万里忠臣，岂受奸邪之害？”即差军将杨罗颠等，连表控告。岂谓，天高听远，蝇点成瑕;虽布腹心，不蒙矜察。管内酋渠等，皆曰：“主辱臣死，我实当之。自可齐心戮力，致命全人。安得知难不防，坐收倾败？”于此，差大军将王毗双、罗时、牟苴等，杨兵送檄，问罪府城（姚州都督府，驻今姚安）。自秋毕冬，故延时序，尚伫朝命，冀雪事由。岂意，节度使鲜于仲通，已统大军取南溪（今四川南溪）路下;大将军李晖，从会同（今四川会理）路进;安南（安南都护府，驻今越南河内）都督王知进，自步头（今建水）路入。既数道合，势不可守株。乃，宣号令，诫师徒;四面攻围，三军齐奋;先灵冥佑，神炬助威;天人协心，军郡全拔;虔陀饮鸩，寮庶出走。王以恶止虔陀，罪岂加众;举城移置，犹为后图。即便就安宁（今安宁市），再申忠恳。城使王克昭，执惑昧权，继违拒请。遣大军将李克铎等，帅师伐之，我直彼曲，城破将亡。而，仲通大军，已至曲靖（曲州、靖州，今昭通、曲靖地区）。又差首领杨子芬并与云南录事参军姜如之，赍状披雪：“往因张卿谗构，遂令蕃汉生猜，赞普，今见观衅浪穹（今洱源县），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倘若蚌鹬相守，恐为渔父所擒。伏乞，居存见亡，在得思失;府城复置，幸容自新。”仲通，殊不招承，劲至江口（西洱河口）。我又切陈丹款，至于再三。仲通拂谏，弃亲阻兵;安忍吐发，唯言屠戮。行使，皆被诋呵。仍前差将军王天运，帅领骁雄，自点苍山西，欲腹背交袭。于是，具牲牢，设坛墠，叩头流血曰：“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今，节度背好贪功（欲灭藩属性质的南诏国而置为唐朝正式郡县的边功），欲致无上无君之讨，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史祝尽词，东北稽首;举国痛切，山川黯然;至诚感神，风雨震霈。遂，宣言曰：“彼若纳我，犹吾君也;今不我纳，即吾仇也。断，军之机;疑，事之贼。”乃召卒伍，撊然登陴（有垛的城墙）。谓左右曰：“夫至忠不可以无主，至孝不可以无家。”即差首领杨利等，于浪穹，参吐蕃御史论若赞。御史，通变察情，分师入救。时，中丞大军，出陈江口。王，审孤虚，观向背;纵兵亲击，大败彼师。因命长男凤迦异、大军将段全葛等，于丘迁和，拒山后赞军。王天运，悬首辕门;中丞，逃师夜遁。军吏欲追之，诏曰：“止！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凌天子乎？苟自咎，社稷无殒，多矣！”既而合谋曰：“小能胜大祸之胎，亲仁善邻国之宝。”遂，遣男铎传、旧大酋望赵佺邓、杨传磨侔及子弟六十人，赍重帛珍宝等物，西朝，献凯。属赞普仁明，重酬我勋效。遂，命宰相倚祥叶乐，持金冠、锦袍、金宝带、金帐床、安扛伞、鞍银兽及器皿、珂贝、珠毯、衣服、驰马、牛靴等，赐为兄弟之国。天宝十一载正月一日，于邓川（指邓川城，在今德源山），册诏为赞普（吐蕃国王号）钟（兄弟）南国大诏;授长男凤迦异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凡在官僚，宠幸咸被。山河约誓，永固维城。改元为：赞普钟元年。

唐于“天宝十载，夏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将兵六万讨云南（南诏国）”（《旧唐书·本纪第九·玄宗下》）的“天宝之战”的第一次战役，以统帅鲜于仲通“中丞，逃师夜遁”，弃六万大军于不顾，乘黑夜潜逃，以一走了之而结束。

南诏国并不想反，更不想战。一，在“差军将杨罗颠等，连表控告”，却因“岂谓天高听远，蝇点成瑕”，虽然表达了满腹的诚心，但“不蒙矜察”的情况下，才“杨兵送檄，问罪（姚州都督）府城。”但是，仍然“自秋毕冬”，故意拖延时间，目的是等待“朝命，冀雪事由。”然而，二，“岂意，节度使鲜于仲通，已统大军”分三路进入南诏国。在“势不可守株”的情况下，才将姚州都督府镇军及姚州云南郡的“军、郡（机构）全拔”，鉴于张虔陀已经“饮鸩”自杀，所以特“放（他的）寮庶出走”。因为“恶止虔陀，罪岂加众？”并且将姚安民众因姚安城在战火中已毁而“举城移置，犹为后图”，即容后跟唐朝说清原因而“继好”。三，于是立即就到“安宁，再申忠恳。”但是，“城使王克昭（却）执惑昧权，继违拒请。”因而才出兵“伐之”，以致安宁“城破将亡”。本想到此为止。然而，四，就在这时，鲜于仲通自己率领的“大军，已至曲靖。又差首领杨子芬并与云南录事参军姜如之”，带着文书，以企图说明问题，让鲜于仲通明白：“往因张卿（张虔陀）谗构，遂令蕃（吐蕃国）汉（唐朝）生猜，赞普（吐蕃国王），今见观衅浪穹（今洱源县），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倘若蚌鹬相守，恐为渔父所擒。伏乞，居存见亡，在得思失”，愿意将姚安“府城复置，幸容自新。”可是，鲜于仲通就是不听，“劲至江口”，径直挺进到西洱河。五，即使如此，“我又切陈丹款，至于再三。仲通拂谏，弃亲阻兵;安忍吐发，唯言屠戮。行使，皆被诋呵。仍前差将军王天运，帅领骁雄，自点苍山西，欲腹背交袭。”既然兵临城下，两面夹袭，不得而已才自卫反击。结果，“殊不招承”的唐军统帅鲜于仲通“逃师夜遁”。其实，也不是鲜于仲通不明事理，不晓厉害。只因他是靠贿赂、投资杨国忠起家，他只能别无选择地执行杨国忠那以“建立边功”而“务求进官荣”的指令。

虽然姚安府城被毁，“军郡全拔”，但吐蕃国和南诏国都没有占领的意思。只因杨国忠一伙欲盖弥彰，“败以捷闻”，并鼓动恢复“姚州都督府”。于是，引发南诏国“恐为后患”而主动予以应对的“天宝之战”的第二次战役，即：南诏国赞普钟二年（唐天宝十二载，为公元753年），（由于杨国忠蒙蔽）汉帝（唐玄宗李隆基）又命汉中郡太守司空袭礼、内史贾奇俊，帅师再置姚府，以将军贾瓘为都督。佥曰：“汉不务德，而以力争。若不速除，恐为后患。”遂差军将王丘各，绝其粮道;又差大军将洪光乘等;（吐蕃国）神川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同围府城。信宿未逾，破如拉朽;贾瓘面缚，士卒全驱。（《南诏德化碑》）

虽然枉费心机，又一次惨败，但杨国忠仍然骑虎难下，尽管钻营得身为“兵部侍郎兼御史（朝廷丞相）中丞（皇宫官员）兼领剑南节度使”（《旧唐书·本纪第九·玄宗下》）的权势，但维恐真相败露，为了在“前朝（朝廷）后宫（皇宫）”中继续封锁消息，继续玩弄“败以捷闻”的花招，便推病耍滑在京，以李宓为剑南留后（代理），再次瞒天过海，发起“再伐云南”的“天宝之战”的第三次战役：南诏国赞普钟三年（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诱使）汉（唐朝）又命前云南都督兼侍御史李宓、广府节度使何履光、中使萨道悬逊，总秦陇（今两陕地区）英豪，兼安南（安南都护府，今越南北部）子弟，顿营垄坪（今洱海东岸），广布军威。乃舟楫备修，拟水陆俱进。遂，令军将王乐宽等，潜军袭造船之师，伏尸遍毗舍之野。李宓，犹不量力，进逼邓川。时，神川（指吐蕃国神川节度）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来救，已至巴蹻山（洱源县境内的罗坪山）。我（南诏国）命大军将段附克等，内外相应，竞角竞冲。彼，弓不暇张，刃不及发;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溃衄，元帅（李宓）沉江。诏（第五世王蒙阁逻凤）曰：“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忘大礼？”遂，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南诏德化碑》）

对唐朝“再乏云南”的“天宝之战”的第三次战役，《旧唐书·本纪第九·玄宗下》有记载，但仅寥寥数语而已：天宝十三载六月乙丑朔，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率兵击云南蛮于西洱河，粮尽军旋，马足陷桥，为阁罗凤所擒，举军皆没。“粮尽”是实，“军旋”可不确。别的不说，与“举军皆没”就自相矛盾。对“天宝之战”的第三次战役及杨国忠弄权渎职，接二连三地引发与南诏国间的战事，《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作了如下令人深思的记述：天宝十三年，六月乙丑朔，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阁罗凤诱之深入，至大和城（今大理市太和村一带），闭壁不战。宓粮尽，士卒罹瘴疫及饥死什七八，乃引还。蛮追击之，宓被擒，全军皆没。杨国忠隐其败，更以捷闻，益发中国兵讨之，前后死者几二十万人，无敢言者。上尝谓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对曰：“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事发，不可复救，何谓无忧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

其实，人治家天下的“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失控而“何以制之”的忧患，以及“天宝之战”在“云南（南诏国的）数丧师”的事实，还有安禄山等“边将拥兵太盛”的情况，唐明皇（玄宗）李隆基都心知肚明，不是“无忧”，而是因其“务广地”，于是“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竞图勋伐”而导致的尾大不掉，积重难返，作茧自缚的“藩镇割据”的军政局面，已不好解决，而且恐造成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局面，故告戒高力士：“卿勿言！朕徐思之。”不无听天由命，留给后世解决的态度。

由这一史料知：杨国忠“隐其败，更（一再）以捷闻，益（更多地征）发中国兵讨之，前后死者几（近）二十万人”，还不包括后勤保障的役夫。劳民伤财、祸国殃民，其实朝廷内外，不是不知，而是“无敢言者”。因为：国忠为人强辩而轻浮，无威仪。既为相，以天下为己任，裁决机务，果敢不疑;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自侍御史至为相，凡领四十余使。台省官有才行时名，不为己用者，皆出之。（《资治通鉴·唐记三十二》）

众所周知的白居易《新丰折臂翁》一诗，就是以文学形象深刻揭露：杨国忠“奸佞乱常”，为“妄邀边功”以达个人“务求进官荣”的一己目的，不惜将大唐王朝拖入“伐云南”的战车，而强行征募兵役的惨景。《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对此作了有根有据的记载：制（帝王诏书或国家制度、规定）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旧制，百姓有勋者免征役，时调兵既多，国忠奏先取高勋。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

“天宝”年间发生的这三次战役，史称“天宝之战”。但是，由杨国忠拟灭掉南诏国，拟将南诏国地域纳入唐朝版图，成为正式郡县的一意孤行的“妄邀边功”行径，引发的唐朝与南诏国间的战事，还没有结束。在唐肃宗至德年间，还发生了两次战役。《南诏德化碑》记载：南诏国赞普钟五年（唐肃宗至德元年，为公元756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窃据河洛，开元帝（唐玄宗）出居江剑（今四川成都）。赞普差御史赞朗罗于恙结，赍敕书曰：“树德务滋长，去恶务除本。越嶲（指越嶲都督，驻今西昌）、会同（指会川都督，驻今会理），谋多在我。图之，此为美也！”诏（蒙阁逻凤），恭承上命，即遣大军将洪光乘、杜罗盛、段附克、赵附于望、罗迁、王迁、罗奉、清平宫赵佺邓等，统细子潘（各驻外镇守小城的军队），从昆明路，及宰相倚祥叶乐、节度尚检赞，同伐越嶲。诏亲帅大子潘（驻国都大城的国王直属军队），围逼会同。越嶲，固拒被夷;会同，请降无害。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

六年，汉（唐朝）复置越嶲，以杨廷琎为都督，兼固台登（今四川泸沽）。赞普使来曰：“汉今更置越嶲，作援昆明。若不再除，恐成滋蔓。”既举奉明旨，乃遣长男风迦异，驻军泸水，权事制宜。令大军将杨传磨侔等，与军将欺急历如，数道齐入。越嶲再扫，台登涤除;都督见擒，兵士尽掳。于是，扬兵邛部，而汉将大奔;回旆昆明（昆明县、昆明城，唐朝置，今四川盐源），倾城稽颡。可谓：绍家继业，世不乏贤;昔十万横行，七擒纵略，未足多也。

由上可知，从天宝九载（公元750年）至赞普钟六年（即唐肃宗至德二年，为公元757年），先后历经五次争战，跨度8个年头的时间，唐朝在今云南境内设置的唯一一个正式的州、郡：“姚州云南郡”，才终因杨国忠一伙“妄邀边功”的不仅一而再，再而三，而且三至五，而“遂为蒙氏所据”。

4、“至大理段氏立为统矢府，又号姚府，即八府之一。”

众所周知，“大理”即宋代大理国，为段思平所开创造，公元938年建元纪年，到公元1253年被蒙古国可汗宪宗的亲弟忽必烈统率的军队所灭，有国315年;含其间高升泰得第十四世皇帝段正明“禅位”而拥国2年。大理国的“八府”为：永昌、腾冲、谋统、建昌、会川、弄栋、威楚、善阐。也称“统矢府”的“姚府”，原称“弄栋府”，即南诏国时代的“弄栋节度”辖区。

5、“又至段正严时，封相国公（丞相）高泰明之子明清为演习，即汉之节度使也。”

段正严，是大理国第十六世皇帝。关于“演习”，《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七上·南诏上》记载：大府主将曰演习，副曰演览;中府主将曰缮裔，副曰缮览;下府主将曰澹酋，副曰澹览;小府主将曰幕撝，副曰幕览。府有陀酉，若管记，有陀西，若判官。

由此可知，《重建阳派兴宝寺续置常住记》：“演习，即汉之节度使也”的解释，对进一步理解大理国“八府”的军政节度性质，及南诏国“外则有六节度”及“两都督”的建置分大、中、小府和主、副将的职务称名，有了更深广、更贴切的理解。

6、“云南自蒙氏十三世，历郑赵杨三姓，未几而复至段思平，有国以来号神武王。”

“云南”，指唐朝封授第四世王蒙皮逻阁为“云南王”，从而认可其为“云南”藩国，但蒙氏建号的是“蒙国”、“南国”及“自称南诏”（南王），而后世则称名为“南诏国”。蒙氏王室自细奴逻于公元649年由“白子之国”的“云南国诏（王）”张乐进求“遂妻以女，举国逊之”，历逻盛、盛逻皮、皮逻阁、阁逻凤、凤伽异之子异牟寻、寻阁劝、劝龙晟、劝利晟、丰佑、世隆、隆舜，至舜化贞，公元902年被郑氏所篡，共十三世，254年。郑氏“大长和国”历三世：买嗣、仁旻、隆亶，公元928年，被杨干贞拥清平官（宰相）赵善政灭，有国26年;被利用的赵善政，号“大天兴国”，仅10月，即被早有预谋的杨干贞取而代之;杨干贞号“大义宁国”，也不过8年。三姓一篡再篡的动乱期，总共35年而已。所以说“未几复至段思平”，开创“大理国，建元文德，仍都大理”而“号神圣文武皇帝”。

7、“以高氏为大有功，而府郡州县皆封高氏子孙，而名山大刹皆其所创也。”

高氏的“大有功”有两个方面。一是出谋献策，帮助段思平开创大理国;二是虽因段氏禅让得国而又“还其故物”，都拟另文论说。“而府郡州县皆封高氏子孙，而名山大刹皆其所创也”的赞颂，“皆”说过之，但“多”则是事实。

8、“及皇元奄有天下，前总管高武德以天历戊辰入觐阙庭，文宗皇帝嘉其世济忠孝，自远述职，赐衣，尚方赐鞍辔、尚乘、楮币、彩段称是。命升姚州为姚安路，拜明为姚安路军民总管，授武德将军，直隶省府，声振诸侯，俾世袭之，今为大郡。”

关于“升姚州为姚安路”，是元朝末年元朝及在云南的执政者梁王、段氏总管及高氏之间的一个重要政治博弈问题，已拟另文介绍。

9、“郡治之西行十五里，有附庸（指小城）曰阳派;有梵刹焉，曰兴宝寺，乃昔右族布燮杨祯所创，而大理上公高踰城光之所重修。”

所谓“阳派”，南诏、大理国时曾“设衮州阳派县”，大理国置为“阳派郡”，民国时期有“阳派镇”，今为官屯乡。

至于“右族布燮杨祯”：“右族”为望族、大族;“布燮”为南诏国、大理国的清平官之一，相当于中原朝廷的副宰相;而杨祯，从《兴宝寺德化铭并序》知，为“大蒙知军事布燮”，即“大蒙国”（南诏国）负责国防军事的副宰相。

而“重修”兴宝寺的“高踰城光”，是因大理国第十四世皇帝段正明“禅让”，于是得国为帝两年的高升泰的五世孙，即：升泰（得国为帝）—泰明（大理国相国，即宰相，明公）—明清（定远将军）—踰城升（牧公）—踰城光。“踰城”是佛号名，是“南诏国”、“大理国”及其前后因奉行佛教而时兴的一种取名习俗，以大理国时期为盛。佛号名，夹在俗姓与俗名之间。由于当时的分封是世袭的，故高踰城光被尊称为大理国“上公”，因他是“八府”之一的“统矢府，又号姚府”的世袭军政首领。

10、“今大理宣慰司同知副都元帅高侯者，乃昔威楚演习高升口之后，广严寺亦当时之杰创，而不幸寺及宗庙煨烬于乙巳之兵火。何疾威上帝，其命之多辟耶！高侯别业，世居阳派，赋性慈惠而留心佛教，尤竭力于此寺。既而创立宝坊，续置庄田，印塑经像，钟盘法具，罔不毕集。晨夕熏修之僧，不减于一十七八。梵贝铃螺，祝赞国家康泰。虽干戈扰攘之际，诸郡寺院摧毁过半，而兹寺赖侯之笃信，得以安全。”

所谓“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令则布于下，郡县有情，则为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宣慰使，从二品。（《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表释》）级别在行中书省下，路之上。段氏除任大理路军民总管府“总管”外，往往还任“宣慰使”，辖区和职权最大的是第二世总管段实，为“大理威楚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

此段讲“今大理宣慰司同知副都元帅高侯”及他如何“重建阳派兴宝寺”及“续置常住”事。

一是介绍他的祖先是“威楚演习高升的儿子。

二是说，广严寺，也是先祖时的“杰创”。不幸的是，兴宝寺、广严寺及高氏宗庙，都在乙巳的兵火中焚毁。此“乙巳”，应该是公元1185年，这由《兴宝寺德化铭并序》碑文的有关记述可以得到证实：一是“大理上公高踰城光再建弄栋华府杨派郡兴宝寺德化铭并序”的“再建”;二是“盖此寺者，大蒙知军事布燮杨祯之所创也”，是“大蒙国”（南诏国）时期的古寺;三是《兴宝寺德化铭并序》碑文撰写的落款年份是“元亨二年岁在丙午”，为公元1186年，即焚毁的后一年。

三是说高侯“何疾威上帝，其命之多辟耶！高侯别业，世居阳派。”即不知为何竟冒犯了皇帝，以致仕途命运多变而人际环境恶化（不知是否有具体史实的史料或传说，望识者晓之之于世）。不得已辞职，举家几世同堂地隐居于阳派郡。高侯“赋性慈惠而留心佛教，尤竭力于”兴宝寺。不仅“创立宝坊”，还“续置庄田，印塑经像，钟盘法具，罔不毕集。”以致“晨夕熏修之僧，不减于一十七八。梵贝铃螺，祝赞国家康泰。虽干戈扰攘之际，诸郡寺院摧毁过半，而兹寺赖侯之笃信，得以安全。”

11、“自庚寅以来，王纲解纽，国异政，家殊俗。驯至段平章（指第九世大理路军民总管府“总管”段功，时任“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平章”，即省长）薨，残刻之流妄动边衅，上下交兵，民坠涂炭。侯克以私济公，赈穷贷乏，而功居多。当时因功，仕至明威将军，姚安路同知，次任摄行本路安抚事，今造（进）阶副都元帅。侯讳实，字信山。先世鄯阐演习高智升，赠匡国总事。”

此段讲“云南诸路行中书省”自“庚寅”（公元1350年）以来王权失效，梁王封国云南形成了“梁段二国”局面，社会风气也因之大变的政局巨变;服从于“段平章”的政治势力，待他一死，便发起边境武装冲突，以致“上下交兵，民坠涂炭”;由于高侯“克以私济公，赈穷贷乏，而功居多”，所以又被元朝起用，且官“至明威将军，姚安路同知，次任摄行本路安抚事”，现在官阶已升至“大理宣慰司同知、副都元帅”的受红巾军起义冲击后的云南历史。行文至此才点明所谓“高侯”，名“实，字信山”;并指出他的先祖是大理国“鄯阐演习高智升”（即得国皇帝高升泰的父亲）;高智升被授封“鄯阐侯”，并获赠匡正辅助国家各项事务的职责与荣誉。从《南诏野史》等知，高智升又号“德侯”。

12、“侯（指鄯阐侯高智升）之十二世孙侯（即高实，字信山）遣介走书征文于定远北山，予嘉其诚意，不揆肤浅，辄为书其梗概云。”

结合前后落款知：此段讲鄯阐侯高智升的十二世孙侯（高实，字信山）派出副手联络，送信给时属威楚府定远县（今牟定县）北山“唯止庵”的住持、主讲用源，请他帮写碑文。用源“嘉其诚意”，就“梗概”性地写了《重建阳派兴宝寺续置常住记》。所谓“梗概云”，既包含简述姚州沿革、高氏家世，以及高踰城光重修（再建）兴宝寺，而高实则“创立宝坊”及“续置庄田，印塑经像，钟磬法具，罔不毕集”等补充、完善性建设的行文实际，也是作者的谦语。

13、从前后落款知：《重建阳派兴宝寺续置常住记》作于丙辰（公元1376年）“夏四月癸卯”。而立碑，也在丙辰，即：“大元宣光六年丙辰孟秋上旬吉日”。虽称“大元宣光六年”，元朝残余势力还在，但明朝已经建立，为洪武九年，即公元1376年。碑文雕刻者，是“蒼山石匠提舉楊通”。

14、“续置常住”部分，记载兴宝寺原有的财产，及续置的钱、财、地产，及赠送者姓名等。地产，则记述其“四至”及耕种者。此部分涉及两个计量单位：

1、耕地面积单位：“双”，指两牛抬杠，一人牵牛、一人控犁辕、一人扶犁把，一天所犁的面积。有相当于中原王朝的五亩、四亩两种解释。从“常住记”部分“肆双，计壹拾玖亩”看，以五亩说为是。至于“角”，双的一半;还有“己”，角的一半;“乏”，己的一半。起码始于南诏国时期，元代还在使用。

2、贝币单位：文中“钱口”的“口”字，为贝字旁，右八字。是南诏国、大理国时期使用的币种，后世论著称“贝币”，元、明时期还在一些地方使用。元时用字“蚆”;清代用字，贝字旁，右巴字。是古代云南地方性自创字。当时的贝币币值单位：以1枚贝币为“庄”，4庄为“手”，4手为“苗”，5苗为“索”;又16枚为1“觅”;而1600枚为一“袋”。此“卉”，不知与庄、手、苗、索，以及觅、袋间的换算关系。

还有两个说法：

1、“施佛神前香一城”、“二城”：笔者不解。“一城”，是否指布施一位佛像前所奉香炉的常年香火钱？

2、“施××神金容”：当指捐塑“××神”像的资金。

600多年前的文章，记的是古沿革、古人事、古官职、古单位，用的是古字词，错误肯定不少，恭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