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蓁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上海，200444）

“互联网+”行动计划是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1］。

“互联网+”计划的官方提出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政府对于创新创业的大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必将会引领融合、创新、人本、生态的新时代。

数字档案馆作为档案馆在数字时代的一种组织形态，必然与时代发展同步，传统档案管理所采用的科学管理方法在“互联网+”时代下的弊端逐渐显现，探索新的管理方式是数字档案馆在新环境下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1 “互联网+”环境下数字档案馆文化管理的时代意义

文化管理是20 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种管理模式，以人为中心，强调文化竞争力的核心作用，将组织文化建设作为管理的中心工作。文化管理模式的提出，弥补了新的社会环境下传统的科学管理模式暴露出的缺陷，为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1.1 文化管理与“互联网+”核心理念相契合

文化管理，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强调以人为本，坚持把人作为企业管理和一切工作的中心，在实现组织发展目标的同时把尊重人、关心人、满足人、发展人、完善人作为管理的主要目的［2］。“互联网+”同样强调了人的重要性地位，人是科技进步、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的最根本力量。互联网强大力量最根本的来源是对人性的最大限度的尊重、对用户体验的敬畏、对人的创造性的重视［3］。核心理念、核心价值观的契合是文化管理模式在“互联网+”时代成功采用的基础，也是决定性因素。

1.2 文化管理与数字档案馆发展方向相匹配

数字档案馆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数据型、信息型与知识型。数字型数字档案馆以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信息资源建设为标志，是我国数字档案馆目前的主要形态；信息型数字档案馆则是以数字档案信息资源广泛管理和共享为标志；最终的知识型数字档案馆则将智能化服务作为其标志。数字档案馆的发展成熟，可以看做是档案信息资源的深度开发以及档案服务形式的不断创新。“创新”是数字档案馆发展的核心要素，而“人”又是创新的主体，因此开展基于“人”的文化管理模式是数字档案馆发展的必然选择。

1.3 文化管理与公民信息意识提高相适应

信息意识，通俗地将，就是面对不懂的东西，能积极主动地寻找答案，并知道到哪里、用什么方法寻求答案［4］。随着档案事业的不断发展，档案宣传力度的加大，档案工作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公民知情度也随之升高，公民到档案馆查阅相关档案资料获得所需信息的意识不断提高。公民信息意识的提高，扩大了档案用户群，同时也丰富了档案的利用需求。被动地提供原始档案信息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下的档案用户需求，分析用户行为、了解用户动向、编研有需求的档案文化产品并精准地提供利用才是当前档案用户所期待的。因此，数字档案馆需要通过文化管理构建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为驱动的核心价值观，才能够满足公民的信息需求，不断提供优质服务并形成稳定的服务声誉。

2 “互联网+”环境下数字档案馆文化管理的内容

企业文化管理是以企业组织文化建设为中心的管理模式，然而，数字档案馆的“文化事业机构”的定位，决定了其更为丰富的文化管理内容。数字档案馆的文化管理，可以从组织文化、资源文化、服务文化、用户文化、以及协同文化五个方面开展。

2.1 数字档案馆组织文化管理

组织文化是被组织成员广泛认同、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准则等群体意识的总称［5］。作为社会公共服务部门，数字档案馆的组织文化是否符合时代要求，是否将共有的价值、规范、信念明确集中在所服务的对象上，决定了其最终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以及所形成的服务声誉。

数字档案馆组织文化建设的基础，是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核心价值观是人们普遍认同的、长期指导人们行为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则，是价值体系中居统治地位、起支配作用的部分［6］。充分发挥核心价值观指导支配作用，要求其与时俱进，不断添加新的时代元素，能够引领组织正确的发展方向。

“互联网+”时代具有六大显著特征，即跨界融合、创新驱动、重塑结构、尊重人性、开放生态以及连接一切，这其中最为核心的特质即为“跨界融合”与“连接一切”。跨界不仅是对外在商业模式的颠覆，也是对组织内部系统的颠覆，组织内部只有是动态化、柔性化、协同化的柔性组织，才能够推动外部的跨界，实现融合链接；连接是一切的基础，信任则是连接最重要的基本要素。

分析“互联网+”六大基本特征可以发现其内在的价值取向，即以人为本是核心，注重跨界思维、创新思维，强调开放的外部环境以及以信任为连接点的内部关系的重要性。数字档案馆在“互联网+”时代下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将其所体现的价值取向有选择性地融合于自身的核心价值观中，与时代发展同步。

2.2 数字档案馆资源文化管理

档案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相当于“根”或“核”的那一部分［7］，是数字档案馆存在的基础。杨冬权局长在2014年全国档案局馆长会议上，再次定位了档案的文化“母资源”地位，并提出要坚持做好档案编研工作，充分挖掘档案的历史和文化价值，选好主题，创新形式，打造出一批档案文化精品。

“互联网+”环境下，数字档案馆对馆藏档案资源的管理，首先，应是加快存量档案的信息化步伐。数字化的档案信息资源是数字档案馆发展的基石。其次，对档案信息资源的内容进行深度挖掘，以互联网技术、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使其能够最大程度上发挥自身文化价值，当然，档案馆工作人员或社会公众对档案信息资源的有效挖掘是其价值实现的基础。最后，则是对数字档案信息资源的文化展现形式以及传播渠道的管理，随着新技术不断发展成熟，选用当下时兴的展示方式，对档案资源文化价值的实现有事倍功半的效果。

2.3 数字档案馆服务文化管理

数字档案馆的服务文化，即档案馆工作人员在服务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群体意识、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的总和。数字档案馆的服务文化，应具有以职业价值观为核心、以职业道德为准则、以服务机制为保证、以服务创新为动力、以用户满意为依归的特征。

“互联网+”时代的数字档案馆服务文化，首先，在思维理念上应以开放、平等、互动为基础。开放档案满足用户需求是档案服务工作的归宿，必须进一步加快档案开放鉴定工作；平等地位是档案服务应秉持的观念，包括领导与档案馆馆员之间的平等、档案馆馆员之间的平等、档案馆员与利用者的平等、档案利用者之间的平等；互动交流是提升档案服务的必要环节，传统的单向给予服务的过程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主动的信息服务，与利用者互动了解信息需求，进一步完善档案服务工作。

其次，在服务方式上应以创新、协同为工具。创新，不仅是对作为服务内容的数字档案信息资源进行创新性的开发，还包括展现形式、传播方式的创新，互联网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撑。“互联网+”环境下，档案信息资源创新的主体不再只局限于档案馆工作者，互联网为社会公众提供了参与创新的平台，同时对档案服务文化管理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2.4 数字档案馆用户文化管理

相比与传统环境，互联网环境下的档案用户构成更加广泛，不再是面向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的精英服务，而是包含了农民、技术人员、普通市民在内的大众化服务。这就意味着人们对互联网依赖性更高，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必不可缺的基础设施，利用互联网获取所需要的信息是现代信息用户最主要的利用渠道；对信息的需求更加多样化，不同档案信息用户的利用目的不同，广泛的用户群体决定了多样的信息需求；对用户体验要求更高，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提升了公民的生活水平，舒适、便捷、高效的社会大环境，促进了公民对服务体验要求的提升。

档案工作来源于用户需求，也服务于用户需求，以用户为中心是档案服务工作的核心思想。在了解档案用户特点基础上，关注用户实际需要，从源头上丰富档案信息资源，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收集用户的行为信息进行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拓宽服务渠道，提供个性化的、精准的服务，提升用户的满意度。

互联网降低了信息的不对称性，利用互联网技术对数字档案馆的用户文化进行管理，能够有效消除由于传递渠道不畅、信息获取滞后、获取准确性差、信息获取成本过高等因素造成的用户信息贫困现象，将信息权力归还给用户，并进一步提高社会的档案意识。

2.5 数字档案馆协同文化管理

所谓协同，就是指协调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资源或者个体，使它们一致地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或能力。它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也包括不同应用系统之间、不同数据资源之间，不同终端设备之间、不同应用情景之间、人与机器之间、科技与传统之间等全方位的协同［8］。

“互联网+”行动计划提出的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融合发展，所引领的就是社会协同融合的发展模式。对于数字档案馆而言，当前仅凭借一己之力已经无法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因此与其他信息建设部门、其他行业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就显得极为重要。

借鉴数字图书馆领域的协同管理研究，数字档案馆的协同管理也同样可以分为基于具体服务、基于系统内及区域内、基于跨系统或跨平台三个层面开展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协同管理［9］。目前数字档案馆的协同管理处于最初的发展和大力探索阶段，如北京、天津、河北签订京津冀档案事业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安徽构建国家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新疆启用“档案系统协同办公应用平台”；江苏、安徽、福建等省市与媒体行业合作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形成优质档案文化产品；浙江、湖北、江西等地与高校联合培养档案专业人才等。

“互联网+”的跨界融合理念，打破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壁垒，提供了协同合作的平台，使人才、技术、资本的价值得到充分发挥。“互联网+”其实就是协同创新的新范式，数字档案馆要在新的互联网环境下发展，就需要从内容、方式、渠道等多方面开展协同管理，整合资源，共同发展。

3“互联网+”环境下数字档案馆文化管理的实现

3.1 数字档案馆文化管理之机遇

“互联网+”为数字档案馆的文化管理提供了外部支撑和内部动力，共同促进文化管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首先，“互联网+”行动计划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说明政府对于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优化与集成作用的关注，以及对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的支持。而对于档案行业来说，2014年也具有标志性意义，在这一年之中，各级领导所给予档案工作的重视及支持是新中国档案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对于“互联网+”的关注，以及对于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视，为二者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其次，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成熟，为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物联网与智能感知、识别技术、普适计算、泛在网络的融合让服务变得更加精细化；大数据技术对各种生产、生活活动产生的数据进行收集、管理、处理和应用，为用户服务提供了新的创新舞台；云计算服务提供动态的、可收缩的、被虚拟化的计算与存储能力，使分享与交互更加便捷化。

最后，社会的发展进步促进了公民信息意识的觉醒，公民明确了对于信息资源获取的权利，由此产生了信息需求，同时受到所处时代的影响，需求越来越朝向多样化、个性化发展。档案工作来源于信息需求，同时也服务于信息需求，因此公民对于档案信息资源获取的需求，是档案事业的不断发展的强大动力。

3.2 数字档案馆文化管理之挑战

首先，数字档案馆开展文化管理应立足于自身与时代发展。文化管理理论源于企业管理，数字档案馆借鉴其研究成果的过程，应避免简单移植和盲目吸收，应看到企业与数字档案馆的不同——营利性质，以及数字档案馆自身的公共性、开放性、交互性等特点，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文化管理模式。同时，时代特征也是影响文化管理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互联网+”时代对于跨界、融合、创新、人性、开放、信任的关注都应成为文化管理中的元素，时代元素与传统档案工作的融合必将会为数字档案馆带来新的活力。

其次，数字档案馆开展文化管理的内容，包括组织文化、资源文化、服务文化、用户文化以及协同文化，都是建立在已有的传统管理模式之上的，是在“互联网+”时代新的表现。然而传统管理模式下的基础构建却不尽如人意。落后的、狭隘的“官本位”思想阻碍了具有时代意义的以民为本的倡导创新驱动发展的价值观念的普及；信息化水平差异、资源配置不均制约着数字档案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开发、合作与交流。因此数字档案馆在开展文化管理的同时，必须对已有的基础构建进行再完善，以保证文化管理的高效开展。

再次，数字档案馆在文化管理过程中，要关注人文与技术的和谐统一。“互联网+”行动计划将互联网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必需品在社会公众中普及，数字档案馆在融合“互联网+”技术手段的同时，要避免对于其内在的“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的忽视，既充分考虑到数字档案馆的技术建设，又充分考虑到档案馆工作人员以及档案利用者的需求。

数字档案馆由传统管理模式向文化管理模式的转变需要一段时间的缓冲，“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外部支持以及内部驱动必将会加快管理模式的转型，档案工作者应抓住时代的机遇，将理论结合实际，促进文化管理的实施，进而推动数字档案馆的发展。

［1］2015《政府工作报告》缩略词注释［J］.先锋队，2015(10):9-11.

［2］张德.企业文化建设［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321.

［3］马化腾.互联网+：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56.

［4］赵莉.信息素养实用教程［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3:3.

［5］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管理学——原理与方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381.

［6］张万祥.论档案工作者的核心价值观［J］.档案学研究，2011(5):89-91.

［7］杨冬权.谈档案与文化建设——在2012年全国档案工作者年会上的讲话［J］.档案学通讯，2012(6):4-9.

［8］杜栋.协同、协同管理与协同管理系统［J］.现代管理科学，2008(2):92-94.

［9］马岩，徐文哲，郑建明.我国数字图书馆协同管理研究发展［J］.图书馆学研究，2014(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