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松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江苏南京，210017）

1945年1 月，中国战区部署调整，第五战区调整为第十战区。第十战区辖区为平汉路以东、黄河以南、长江以北，即豫皖鄂边区、山东大部、苏北及豫东地区。第十战区司令长官为李品仙上将，统辖第十五、十九、二十一集团军，山东、江苏、豫东、鄂东挺进军，总部设在靠近大别山的安徽立煌县(现为金寨县)。［1］第十五集团军划归第十战区指挥管辖后，据守皖西北阜阳一线；第二十一集团军据守大别山一带；第十九集团军则驻安徽临泉。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按照盟军最高统帅部关于划分受降区的规定，东北三省由苏联受降，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根据战区辖境将中国战区划分为16个受降区，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上将被任命为第九受降区受降主官。根据其受降区域，第十战区受降亦被称为徐（州）蚌（埠）地区受降，或徐海地区受降，或苏皖地区受降。

目前，有关第十战区受降史料，散见于中国战区的受降档案，受降亲历者的历史回忆，或是有关党史、文史文章偶有涉及。本文以蚌埠受降为中心，通过对上述史料的梳理与考证，以期厘清第十战区日军投降代表与受降地点变更过程，以及受降接收与日俘、日侨遣返工作实施过程。

一、日本投降前后苏皖地区日军部署变化

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苏皖地区的日本驻军较少，主要有中国派遣军直辖第十三军下辖的第六十五师团（师团长为森茂树中将，参谋长为折田贞重大佐）、独立步兵第六旅团。第六十五师团于1943 年8 月中旬接替第十七师团担任苏淮（徐州）地区的警备任务，司令部设在徐州，下辖步兵第七十一、七十二旅团。第六十五师团占据徐州两年时间，直至日本投降。日军独立步兵第六旅团担任长江自江西湖口至安徽芜湖段警备，总部设在安徽铜陵大通。［2］

日本投降时，驻防长江以北苏皖北部的第六十五师团是唯一整建制的师团单位，其司令部设在徐州，其师团长森茂树中将成为苏皖地区最高指挥官。且徐州为汪伪淮海省的省会，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44年1月13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131次会议决定，将“苏淮特别行政区”正式改制为“淮海省”，省会为徐州，任命郝鹏举为省长，下辖徐州市和铜山、东海、淮阴、宿县、亳县等苏皖两省23 个（市）县。［3］因此，芷江洽降的最初方案将第十战区苏皖地区的受降地点定在徐州。

自8 月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至正式缴械投降前，在华日军部队调动频繁，安徽境内集结投降的日军大规模增加。8 月9 日苏联发动远东战役后，原驻杭州的中国派遣军直辖第六军司令部紧急北调，“八一五”时中止于南京；第六军所辖第七十师团从嘉兴北调，中止于蚌埠。［4］而第十三军所辖的第一独立警备队原担任南京警备任务，“八一五”后集结于安徽滁县并缴械。日军第一三一师团隶属第二十三军,师团长为小仓达次中将，原在广东韶关、广西柳州一线担任警备任务。7月10日第一三一师团奉命沿粤汉线向北撤退，8 月14 日通过湖南岳阳地区，经九江、长乐街等地，到安庆集结投降。［5］

纵观以上，“八一五”后第十战区内日军部队部署发生明显变化，安徽境内的建制师团为驻蚌埠的七十师团和驻安庆的第一三一师团，而苏北仅有第六十五师团驻防徐州，且日军第六军司令部移驻南京。日军部队部署的变化是第十战区受降地点由徐州变更为蚌埠的重要因素。

二、投降主官及受降地点的变更

抗战胜利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负责中国战区各地受降工作的安排与筹划，其发布的各项命令（备忘录），可以厘清第十战区受降地点由徐州变更为蚌埠，及日军代表投降部队长由第六十五师团师团长森茂树变更为第六军司令官十川次郎的历史过程。

1945 年8 月21 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致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备忘录（中字第一号），及附表“中国战区各区受降主官分配表”，明确规定：第十战区受降主官为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上将，接收地区为徐州、安庆、蚌埠、海州。［6］李品仙作为第十战区受降主官，及其接收区域被正式确定下来。

8 月22 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致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备忘录（中字第四号），及附表“中国陆军各地区受降主官姓名受降地点及日军代表投降部队长姓名与投降部队集中地点番号表”，详细规定：第十战区受降地点为徐州，代表投降部队长为65D(D，代指师团)森茂树（师团长），投降部队集中地点为徐州、海州、蚌埠、安庆，投降部队47D 集结地点为徐州，1iBs、海军陆战队集结地点为海州，65D 集 结 地 点 为 蚌 埠，3D 与6iBs(独立步兵第六旅团)集结地点为安庆。［7］

9月4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致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备忘录（中字第二〇号）称，根据冈村宁次八月二十八日及三十一日覆文所列日军各部队兵力最近驻地，特重新规定中国陆军各地区受降主官受降地点及日军投降代表部队长姓名与日军投降部队集中地点暨日军投降部队番号等项：第十战区受降地点为徐州，日军代表投降部队长为6A（A,代军）十川次郎（司令官），投降部队集中地点为徐州、蚌埠、安庆，投降部队番号为65D（集中于徐州）,70D（集中于蚌埠）,131B（原表如此，应为131D）与6ibs（集中于安庆）。［8］

日军部署调动过程中，第六军司令官十川次郎中将是苏皖(徐海)区最高将领，因此，日军代表投降部队长最终由第六十五师团师团长森茂树变更为第六军司令官十川次郎。

9月9日，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发布军字第一号令，各地区日本代表投降部队长之原有司令部，着均改为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其投降代表长官原有名义，着一律取消，改称地区联络部长。其对中国各地区受降主官之职务，在传达及执行各受降主官之一切命令，办理该地区内日军投降后之一切善后事项，但不得主动发布任何命令。徐海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为十川次郎。［9］

9 月18 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命令（军字第二十二号），电令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冈村宁次大将：（一）第十战区受降地点着改在蚌埠，希饬第六军速派代表至蚌埠办理安庆、徐州、蚌埠各地之投降事宜；（二）现驻（滁）县之日本第一独立警备队着改归第十战区李长官品仙接收。［10］

至此，何应钦根据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的请示，呈经蒋介石同意，第十战区受降地点最后确定在安徽蚌埠，日军代表投降部队长由森茂树换成了苏皖地区日军最高指挥官、第六军司令官十川次郎。

三、受降地点变更的其他因素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桂系部队北上抗日，后长期驻防安徽大别山区，实际上掌控了安徽。早在1939 年11 月2 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李品仙为安徽省政府主席，并担任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及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且蚌埠距离第十战区总部立煌县较近，作为受降主官，李品仙当然选择安徽蚌埠作为受降地。

受降地点的变更还与蚌埠重要的战略地位与区位优势直接相关。蚌埠是民国中央政府军事部署中“全国二十七座最重要战略中心之一”，且位于第十战区受降地区的中心，离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也比较近。同时，蚌埠又是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1911 年淮河大铁桥建成后，蚌埠地处津浦铁路南段浦口到徐州的中点，衔接了淮河航运与津浦、淮南铁路，是津浦、淮南铁路枢纽站，便于战区军队及物资运输。

同时，蚌埠也是安徽日伪政权统治中心，是汪伪安徽省政府的省会及省党部所在地。在安徽各沦陷区，日军网罗汉奸组织傀儡政权，相应成立日伪政权。日军蚌埠警备司令部和特务机关于1938年3月建立起“蚌埠自治会”。蚌埠自治会节制合肥及其以北的皖北沦陷区；芜湖自治会节制江北和县、含山、无为、巢县和江南的铜陵以东的沦陷区；“安庆维持会”节制怀宁、桐城、宿松、望江、铜陵、贵池、东流，以及江西的彭泽、湖口等。［11］在日伪统治中心蚌埠受降，便于对日受降与接收工作的展开。

四、受降的筹备与实施

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即开始进行受降的前期准备工作。8 月16 日，立即召集在立煌县附近的各党政机构主管设部队师长以上指挥官开会，指示受降接收的各项准备工作，以免临时仓皇发生错误。“以后在本战区受降及接收工作方面能有条不紊者，未尝非此次会议之功也。”［12］

9 月11 日，李品仙正式召集各有关部队及单位开会，决定受降及接收事宜：（一）蚌埠由长官部负责接收，徐州由何副长官柱国协调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陈大庆负责接收。安庆由四十八军军长苏祖馨负责接收。（二）接收时间由各负责接收之主官规定后通知日军指挥官遵照办理。（三）地方行政事宜，在安徽省境内者，由安徽省政府派委员一人负责接收；徐州区由江苏省政府派委员一人负责接收。（四）各地区内日军人员、马匹、武器、弹药、装具以及其他军用物资，应分别责成日方造具清册，集中于指定地点，听候点验及接收。（五）投降日军官兵于点验后，仍由日方派人负责管理，听候遣送回国。（六）战区政治部编组三个接收督导组，分别配属徐州、蚌埠、安庆各地区之接收主官，协助督导接收工作。各地区之政治工作队应携带各种布告与晓谕日军官兵之文告等。［13］

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派副长官何柱国中将率两军兵力向商丘、徐州方面挺进，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张淦中将率一个军向蚌埠挺进，第四十八军军长苏祖馨中将率领所部向安庆挺进，担任解除各该方面日军之武装。各部队奉命后在8 月25 日左右各在指定地点集中完毕。［14］

为了执行监视日军投降任务以及与日军联络办理受降具体事宜，李品仙即依照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命令，在蚌埠设第十战区前进指挥所，以张淦为指挥所主任，负责交涉全战区受降之责。“据中央社蚌埠七日电：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之前进指挥所主任张淦中将，第七军军长钟纪中将，率装备优良之部队数千人，并有美军官多人，七日午后五时许进入蚌埠。据张氏称□系代表李长官□□辖区内日军投降事宜。一俟就绪，李长官即亲来签字。”［15］

抵达蚌埠后，张淦指派第十战区长官部参谋处副处长王卫苍少将承办对日受降的联络工作。日军方面，十川次郎指定其参谋长工藤良一少将为全权代表，具体事项由军参谋上野少佐联络。经过多次洽降，王卫苍和上野就日军缴械程序、粮食补给、收容遣送等事项拟定了21条文书。［16］

待受降准备工作就绪后，李品仙率长官部人员从立煌启程，于22日下午6 时抵达蚌埠，受到当地数万民众的夹道欢迎。

9 月24 日，李品仙在蚌埠前进指挥所礼堂（原汪伪安徽省政府会议厅）主持中国第十战区接受苏皖境内日军投降仪式。出席受降仪式的有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牟中珩、蚌埠前进指挥所主任张淦、第七军军长钟纪、安徽省民政厅长韦永诚、政治部主任邱国珍等数十人。徐海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十川次郎中将率参谋长工藤良一、第七十师团师团长内田孝行等8人按时入场。14时50分，受降中方人员暨日方十川次郎中将及其所属有关人员先后就座。及至15时，李品仙徐步而入。

李品仙代表受降方致训词，强调希望一切均能按照规定顺利完成日军受降事宜。训词后，即将《中华民国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龄字第一号训令》，由侍从参谋交工藤良一转递十川次郎。十川次郎阅后，签盖“受领证”，表示万分诚意接受李司令长官的训令，绝对服从命令，遵照规定缴械投降，并请求对解除武装的日方人员予以适当的同情与爱护。该受领证经侍从参谋转呈李品仙，李检视无误后，令日军投降代表退席。受降仪式历时15分钟。

签字后，广播卡车即由指挥所出发，广播胜利消息，并高举签字所用之笔砚，示予民众之前。一时炮竹震耳，掌声如雷，万人空巷，呼号若狂，为蚌埠空前之盛况云。［17］

五、分区接收与遣返日俘、日侨

受降仪式后，李品仙将战区划分为3个接收区进行分区接收，即：安庆区(含安庆、大通等地)，苏祖馨为接收官(后改派张光玮)；固滁区(含固镇、蚌埠、滁县等地)，钟纪为接收官；徐海区(含徐州、海州、连云港等地)，陈大庆为接收官(后改派牟中珩)。“每区设日军军需品接管处，专司收缴日军械弹器材车辆及其他装备等之责，并按受降区之顺序，各冠与第一、二、三接管处名义，以专责成。”［18］而芜湖地区因隶属第三战区，当地日军统一集中到南京缴械投降。

9 月25 日，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发布命令，令本战区各区日本代表投降部队长原有名称一律取消，改称为各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其原有司令部改称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

26 日，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发布命令（蚌字第二号），颁布《第十战区管理日本投降官兵及侨民暂行办法》，对日俘、日侨的管理工作作出具体规定：（一）本战区各日军官兵管理处依据本办法对本地区内日本投降官兵及日本侨民有执行管理保护之责任。（二）各地区日军官兵于缴械后由其所辖各级官长负责率领进入所指定之集中营居住，及各地区内之日本侨民亦由各该区接收官或师长以上之部队长指定集中地点居住后，仍由日军各级部队长自行负责管理，受各地区日军官兵管理处指挥。（三）集中营内之日本官兵仍得保持原有建制，各部队长须服从其上级之命令管辖其部属。（四）集中居住后之日本侨民由管理处调派日本军官或于侨民中选派负有声望者负责执行直接管理之责。（五）各地区日本官兵及侨民得由管理处之指导颁布有关管理上之各项命令要求其属下切实执行。（六）集中营内日本官兵之军纪教练、制式教练、体操教练、战斗教练及其他集体教练，应一律停止。（七）集中营内日本官兵及侨民非经许可不得外出，其为给养传令及其他必须外出者，由管理处规定之。（八）外出之日本官兵须穿着军服，并不得随带武器、刀剑，人数较多时，并须整队行动。（九）凡集中营内日本官兵及侨民必须遵从本办法及日军官兵管理处之指导，如有违误，应受惩罚。［19］

28 日上午，第十战区前进指挥所主任张淦等人，在卫队护送下，骑马进入日军第七十师团蚌埠营地，向站立等候的日军部队长宣布立即解除武装的命令，日军官兵纷纷放下武器，摘下帽徽、领章和肩章，随后由徒手日兵将武器送至蚌埠市内经一路（今淮河路西段）联合仓库内临时存放，日军战马亦送至经一路西段路南一片空场宿槽。同日，在固镇的日军亦在车站附近向中国军队缴械。随后第一三一师团在安庆、独立步兵第六旅团在大通、第一独立警备队在滁县缴械。苏皖地区共计日本投降官兵68234名。［20］其中，仅安徽省境内投降的日军就达4万余人。至1945年11 月止，全部进入指定的集中营。

此外，安徽的日侨（在蚌埠约1000人，在淮南约600人，在安庆约780 人）由日军军官或自行选派的人员负责管理，与缴械后日军一起，全部进入指定的各集中营地，等候分批遣返回国。

在等待遣返时，国民党当局曾象征性地安排日俘从事一部分劳动。在蚌埠，组织日军到二马路、中荣街等处清扫街道、疏通阴沟。后分别用火车、轮船运往南京、海州(连云港)、归德(商丘)，等候遣送回国。此外，日本在徐海（苏皖）区的侨民6000 余人亦同时运往南京随同回国。［21］第十战区受降工作圆满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抗战胜利后，在美日支持配合下，国民党政权垄断对日受降权。在第十战区，通过军事和党政接收，占据了苏皖境内主要城镇和重要交通线，收缴了大量的日军武器弹药、物资和敌产。而在抗战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部队被排斥在受降之外。人民抗日武装奉延安总部命令积极采取行动，坚决消灭拒绝投降的日伪武装，收复失地，捍卫受降权。

［1］［2］杨蕴.邳睢铜抗战史新考［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11：151.

［3］中共徐州市委宣传部、徐州市史志办公室、徐州市档案馆.徐州抗战画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221.

［4］黄力民.中国战区各受降区受降史事考略［J］.江南大学学报，2006（3）:43.

［5］檀赵金.日军在安庆投降简况［J］.安庆文史资料（第十八辑）:1.

［6］［7］［8］［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战区受降档案（一）［Z］.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2015:195、200、218、248.

［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战区受降档案（二）［Z］.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2015:47.

［11］胡鼎.日伪安徽省长更替内幕［J］.江淮文史，1993（6）：143-145.

［12］［13］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M］.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225、226.

［14］［18］［19］［2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战区受降档案（六）［Z］.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2015:286、294、349、287.

［15］《皖报》［N］，1945-9-16（2版）.胶片存安徽省档案馆.

［16］李海.徐蚌区接受日军投降纪实［J］.安徽统一战线，1995（7）:28.

［17］《皖报》（立煌）［N］，1945-9-26（3版）.胶片存安徽省档案馆.

［20］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军事志［Z］.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