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婧/文

在烽火岁月里艰难前行上海民办救火会的抗战义举

谭 婧/文

对出生在解放后的很多上海人来说，救火会这三个字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可在不少老一辈的上海人看来，知不知道救火会甚至可以作为是否了解上海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标志。这不仅是因为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是救火会不计回报，承担起了上海繁重的城市消防工作，更是因为它对这座城市的影响，直至今天，依然不可磨灭。

救火会其实就是消防队，是救火联合会的简称，它是个舶来品，最早诞生于上海租界，是我国最早的消防机构。晚清时期，公共租界有义勇消防队，工部局成立火政处。但当时华界的老城厢，却没有专门负责消防的机构，只能由民间社会慈善机构负责。华界开埠以后，工商业持续发达，原有消防力量难以支撑。为此，民间士绅组织了“救火社”等团体，到1907年已达几十个。为了抢时间、避免争抢水源等，救火团体相互联合是形势所逼。1919年，上海的华界成立了5个救火会。10年后，上海22个救火会分别为：7个沪南区救火会，7个沪北区救火会，2个沪西区救火会，1个江湾区救火会，2个吴淞区救火会，3个浦东区救火会。

抗战时期救火会处境艰难

正当上海救火会生气盎然，大踏步发展之时，申城遭到了日本侵略军铁蹄的蹂躏，上海人民群情激奋，爱国热情十分高涨，但生活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最艰苦的岁月。上海被日寇侵占后，民不聊生。民众为了躲避战乱，纷纷逃向重庆、武汉、屯溪等内陆地区，原华界地区的商业呈现出一片萧条萎缩的景象，沪北、沪东更是满目疮痍。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绅商，经济都十分困难，上海各民办救火会当然也就难以为继了。

1937年10月，南市、江湾、吴淞等地相继陷入日军之手……上海民办救火会在这个时期遭受到了灾难性的打击。很多救火会的房屋、设备毁于战火之中，一些救火会由于经费困难，器材短缺而无法继续存活。据统计，在当时像这样遭到严重损失的救火会竟达到四分之三之多，上海民办救火会的工作也因此陷入了极大的困难之中，救火会处境艰难。

以“八一三”抗战爆发的所在地沪北区为例。其实，当地的救火会在“一·二八”事变之后就已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在日寇占领全沪之后，沪北区救火队的陈友生甚至甘受日寇宣抚班的节制，把救火车改装成运输车，组建运输公司来牟利，走上了汉奸卖国贼的不归路。沪东个别救火会也出现了使用会中的救火车辆、汽油来运货送客的情况。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上海火情已到了何等危险、危急、危难的时刻！

救火会在抗战时期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一向具有见义勇为精神的沪南各区人民还是凭借着一腔爱国热情，把救火工作坚持了下来。虽然同样遭到了日军的严重破坏，但相比上海其他区域，沪南区救火会的整体状况相对较好，车辆等物资装备也都有一定量的保持。因此，虽然处境艰难，但沪南区救火会仍尽最大范围完成救火任务，保障地区安全。据1932年10月沪南区救火会材料记述，“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其所在辖区人民迁徙千不留一，唯独只有救火会的同志们，平日间相处如亲人，日夜轮岗执勤，从无缺勤。只要接到警报，救火会人员无一不是凭借着强大的毅力和大无畏的勇气，奋发赴义，蹈死不顾！此非平日精诚相感而见义勇为者，决不至此。

除了在救火工作中克服困难、锲而不舍之外，救火会也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抗战当中。胡阿毛是当时上海南市救火会的一名卡车司机。1932年2月26日午后，胡阿毛驾车在虹口百老汇路被日军抓住，搜出驾驶执照后，他被拖到汇山码头司令部拘禁。第二天早晨，日军以重金利诱他帮日军运送军火，迫令他驶往公大纱厂，胡阿毛对日寇怀有民族深仇大恨，决心以死相拼，便假装答应。

开着载满军火和4名日本押运兵的大汽车途经黄浦江边时，胡阿毛开足马力沿江边马路飞驰，突然他方向盘一转，汽车直向黄浦江开去，冲入江内，顷刻之间，激起数丈高的水柱，胡阿毛与军火和押车的日兵一起同归于尽。

“驾驶卡车胡阿毛，满载日械日军曹。同归于尽同投浦，机警舍身死亦豪。”胡阿毛用自己无畏的勇气和豪迈的身躯激励了国民的爱国热情，在胡阿毛的公祭大会上，民国年间著名的“暗杀大王”王亚樵心情激昂地朗读了他的祭文，其中有“阿毛阿毛，泉台相望，铁臂锄奸，赤胆心肠。飞车黄浦，杀倭亡己，春秋义名，忠国何伤”的句子，对胡阿毛爱国精神给予高度赞扬。张恨水先生也在其书中赞颂了胡阿毛的英勇行为：“诚不愧为中华儿女！”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上海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上海的消防事业不断地大踏步迈进，消防体制也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整合完善。政府加强消防队伍的建设，对保障上海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代又一代的消防人，将上海民办救火会在抗日战争中表现的克己奉公、赤胆忠心、精诚团结的精神化作新时代奋勇前进的强大力量，用自己坚定的信念和血肉之躯，肩负起平安上海的神圣职责，铸起属于这座城市，真正牢不可破的御火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