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庆龄对抗日战争的历史贡献

2015-03-29徐成芳郑建平

大连干部学刊 2015年9期

徐成芳，郑建平

（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大连 116026）

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就一直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成为中华民族奋斗的主题。在为取得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中，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之所以能取得完全胜利，根本在于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国共再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开辟了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新纪元，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起决定性作用”［1］。而在这其中，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的宋庆龄，以自身独特的身份和地位，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抗日战争作出了历史贡献。

一、为挽救民族危亡与中国共产党一起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着近代以来最为严重的民族危机。在这一危机下，最终形成了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中，宋庆龄发挥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她在唤醒民众、国共高层接触和促使国民党政府转变立场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首先，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宋庆龄就与全国人民一道同声谴责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不抵抗政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忽视人民的正义主张，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继续重兵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并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面对国民党的堕落腐朽，宋庆龄痛心疾首地呼喊“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不必为它的死亡而感到叹惜。因此，在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失望过后，宋庆龄把目光转向了人民大众，以唤起民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早就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巨大能量的宋庆龄，认为“只有唤起民众”“唤起中国一切男子、一切妇女与一切的青年，尤其是工人、农民、学生与义勇军”，才能“使他们觉悟现在时局的严重与未来工作的重大”［2］101-102，才能产生民众的行动，从而最终形成一个广义的武装人民抵抗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取得民族革命的最终胜利。

为此，宋庆龄奔走呼号，并身体力行。在上海“一·二八”抗战中，宋庆龄积极支援十九路军，并多次亲临前线慰问官兵。在伤兵医院接见记者时，宋庆龄明确表明自己对抗日战事的看法，“至对于抗日战事，当然主张积极抵抗到底。人类惟有从奋斗中求生存，革命者尤当只问是非，不顾目前利害”，认为中国“在精神上完全胜利”，“不特未因抵抗而亡，反因抵抗而益坚国民牺牲奋斗之志”，而日本“仅物质之胜利而已”，“只日增其侵略与帝国主义之野心，终于自取覆亡而已”［2］87-88。宋庆龄的这些言行活动引起了上海人民团结抗战的“小旋风”，人们纷纷踊跃捐款捐物，名医云集伤兵医院。在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签名运动中，宋庆龄更是积极号召并踊跃参与。193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后，宋庆龄十分赞同这一纲领，并领衔何香凝等1700多位爱国进步人士联合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为题将“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发表公之于众。随后宋庆龄发起拥护这一纲领的签名运动，获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先后在该纲领上公开签名的就达十万之众，掀起了国统区群众抗日救国热潮。在这其中，“全体人民”及“联合”思想得到了很好的传播，为之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次，宋庆龄以自身独特的身份地位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高层接触架起了一座桥梁。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失去了联系。作为国民党左派代表的宋庆龄，一直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随着日本吞并灭亡中国之心日益显现，而国内民众抗日热情日益高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也难以继续推行，蒋介石国民政府开始寻找中国共产党，企图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共产党问题。为此，他派宋子文找宋庆龄，请求与中国共产党高层接触。1936年通过宋庆龄的关系，董健吾和张子华顺利进入陕北，初步建立了国共双方高层沟通的渠道［3］。通过这两人的陕北之行，向中国共产党透露出了蒋介石国民政府有意谈判的信息，同时给国民党捎去了谈判的“五项条件”。这为之后的国共两党中央的对话协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再次，宋庆龄还竭尽全力促使国民党政府转变立场。联合起来共同救国的思想是宋庆龄一贯追随孙中山思想的结晶。早在大革命时期，宋庆龄就在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国共第一次合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深知“联合”对于摆脱帝国主义枷锁的重要性。尽管国共第一次合作因蒋介石最终背叛革命而破裂，但是宋庆龄对国共合作救国的希望并未泯灭。因而宋庆龄在新的民族危机到来之后，能够积极投入到促使国民党政府转变立场的工作中。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随后，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决定建立一条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过程中，宋庆龄都很赞同并积极响应，于1936年5月联合沈钧儒、何香凝、章乃器等人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该会积极从事“促进政府与人民一致成立联合战线，抵抗日本侵略”［2］156的言行活动，在广大人民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以致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该会“七领袖”。宋庆龄由此发动了声势颇为浩大的和平营救“七领袖”的“入狱运动”，并取得了国民党内部爱国人士的支持。西安事变发生后，宋庆龄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行为极表赞同，“张学良做得对。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甚至还会走的更远!”［4］同时也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督促蒋介石尽快履行协议，宋庆龄自大革命失败以来第一次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她向该会提出了《恢复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议案，并作了《实行孙中山的遗嘱》演讲，支持国共合作抗日，义正言辞地斥责了一些政府人士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2］167“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于1937年9月公布了中共中央的抗日宣言及蒋介石谈话，标志以国共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宋庆龄闻听后，随即发表《国共统一运动感言》和《两个“十月革命”》等文章，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

二、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积极倡导并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以国共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具有成分非常复杂、阶级对立等特点。作为统一战线两翼的国共两党，在抗战路线、政治改革等方面存在分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存在发生破裂的危险。最大危险在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府，对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中共进行打压以及在日本帝国主义“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下可能产生动摇乃至叛变［5］。在国民党制造“磨擦”与共产党坚持“反磨擦”的问题上，宋庆龄痛批“亡国论”、斥责国民党的分裂活动、大力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作出了应有贡献。

首先，在抗战初期痛批各种“亡国论调”，强调“中国是不可征服的”。日本帝国主义凭仗强大的军事力量，很快占领北平、天津，接着大举进攻上海、南京，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一时之间，各种“亡国论”“失败论”的悲观论调在国内开始流传。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宣扬“中国的国家力量，不能抵挡住日本的侵略”［6］，“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7］，主张对日妥协投降。而蒋介石也持中国太弱、抵抗不了日本的观点，希望“战而后和”［8］。同时不少国人在日军的强势进攻下，产生恐日心理，对抗战必胜缺乏信心。为此，宋庆龄发表一系列文章，痛批各种“亡国论调”，表明“中国是不可征服的”。早在1932年国民伤兵医院答记者问时，宋庆龄就表达了这一主张。此后，宋庆龄用大量事实来论证这一主张的正确性。在《实行孙中山的遗嘱》一文中，宋庆龄从日本的财政经济、日本人民、日本兵力、中国人民四个方面简略分析了日本不能战胜中国，得出最后胜利肯定属于中国这一结论，有力地反击了那些过高估计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而过低估计中国人民力量的政客。随后她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中，比较全面系统地进一步阐述中国必胜的思想，彻底驳斥了“抗日必亡”的谬论。她认为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力量，最好是分析这个国家的经济潜力和社会结构。她基于大量的经济数据，从原料匮乏和农业、农村、农民贫困四个方面，得出结论说：“日本的经济结构不够坚实，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的武力“只不过是纸老虎”［2］198。

其次，抗日战争爆发后一直致力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认为抗日持久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最好保证在于“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团结成一个统一的力量”［2］266。日军攻占武汉、广州后，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国际上英美等国阴谋策划“远东慕尼黑”，劝中国投降。在这样的局势下，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国，于1940年3月30日成立南京伪国民政府。在这之前，基于抗日必亡的政治见解及严重的恐共心理［9］，汪精卫一直反对国共再次合作，并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进行阻挠及破坏。为此，宋庆龄多次发表文章斥责汪精卫的叛国行径。在纪念孙中山诞辰中，宋庆龄揭露了汪精卫是孙中山先生信徒的真面目。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不断制造与中共的磨擦事件，最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此，宋庆龄向全世界人民揭露了事件真相。早在该事变发生前，宋庆龄就曾联合何香凝等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要求撤销剿共部署，坚持实行联共抗日。在该事变发生后，宋庆龄联合何香凝、陈友仁等电斥蒋介石的行为，指出“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2］323。随后，宋庆龄通过其领导的“保盟”中央机关报《新闻通讯》多次发表或刊载系列文章，向全世界人民揭露“皖南事变”真相。世界各地关心中国抗日战争的人民在得知真相后，纷纷致电谴责蒋介石的反共行为，并坚信“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并保持同美国的友谊，中国的统一战线一定会继续保持下去”［10］。甚至连欧美各国政府不得不开始放弃绥靖政策，认真考虑国民党政府反共政策的消极后果。

再次，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始终充满信心。汪精卫投敌叛国及“皖南事变”发生后，世界人民包括国人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途、现状产生了悲观倾向，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破裂。针对这种情况，宋庆龄发表系列文章大力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阐述个人对此独到的见解。在给纽约杂志社发表的《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一文中，她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精确的、科学的和历史的解释：“民族”是由共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保卫民族独立的各个阶级、政党和个人组成的；“抗日”反映了日本已成为中华民族生存的最大威胁这样的事实；“统一战线”就是所有合作的党派必须一致面对敌人，团结互助，以御外侮［2］342。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现状及前途问题，宋庆龄指出，虽然出现了汪精卫等卖国贼，但大多数中国人民是不愿做亡国奴的；虽然国共磨擦不断甚至发生“皖南事变”，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存在。

三、为赢得抗战的物资援助及道义声援大力争取华侨和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与支持

宋庆龄丰富的国际阅历使她深深懂得争取华侨和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11］。在抗战八年中，宋庆龄利用自己的声望地位，批评英美等国对日的绥靖政策，大力争取华侨和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道义声援及物资援助，为夯实抗战的物质基础及群众基础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批评英美政府所谓“中立”“不干涉”立场，呼吁英美人民对中国进行援助。中日战争爆发后，英美等国对日奉行绥靖政策，对战争持“中立”“不干涉”的立场。但这种“中立”“不干涉”是不公正的，“日本用来屠杀中国人民的战略物资80%是购自美国的……炸弹是美国制造的，敌机是美国汽油发动的”［12］51。针对这种情况，宋庆龄先后多次向英美等各国政府和人民写信或发表广播演说，对英美政府进行批评。在给英国工党的信中，宋庆龄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公然撕毁公约，损害英国在华利益，但英帝国却“不曾发声抗议”“依然袖手旁观”，“对华侵略的战争已经进行两个月了，我们还没有看到你们积极援助我们以阻止法西斯侵略者的明白表示，这是很为遗憾的”［2］203。随后在告英国民众书中，宋庆龄希望通过英国民众督促英国政府采取“抵制、制裁与封锁等办法来惩罚法西斯侵略者”［2］219。对于美国民众，宋庆龄曾通过上海美商R.C.A广播电台向他们作了《中国走向民主的途中》的演讲。宋庆龄指出日本的对华侵略，“也包含着对美国本身的威胁”，而美国政府却“萎缩地坐视”“不设法加以阻止”。为此，她向美国人民提出：“请你们不要让任何一只船从美国开往日本去，因为日本可以把你们的任何出产物加以改造，来对付我们。”［2］212此外她还向全世界妇女呼吁积极排货、制裁，拒绝一切有利于法西斯侵略者的合作［2］222。

其次，成立了一个具有国际性的统一战线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建立这一组织是基于在争取华侨和世界人民的同情与援助上暴露出两个主要问题：“一是缺乏事实进行宣传，影响华侨和国际友人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援；二是对捐款和援助物资缺乏联系及监督，分配既未做到按急分配，也没按捐献人的意见合理分配”［2］232。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邀请国内外著名人士，诸如托马斯·曼、克莱尔·布什、赛珍珠、冯玉祥、孙科等人，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保盟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是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援助物资所获得的效果”［2］231。因此，一方面争取广大海外华侨援助祖国抗战，是保盟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宋庆龄早年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时，曾与海外华侨有过密切的联系并得到有力支持。抗战爆发后，宋庆龄立即从各个方面着手发动华侨参加抗日事业的工作，与陈嘉庚、司徒美堂等著名华侨取得联系。保盟成立后，宋庆龄领导“保盟”团结侨领、侨商，及时介绍国内抗日情况，转送华侨的捐款及物资等等。在宋庆龄及保盟的积极工作下，华侨救国运动掀起了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八年中，各地华侨的捐款物资仅捐款、认购公债及侨汇三项就达119亿国币［13］。此外，有不少华侨青年回国直接参加抗战工作，为保卫祖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另一方面，争取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是保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追随孙中山以来，宋庆龄一直继承孙中山“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思想。抗战爆发后，宋庆龄一直强调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重要性，并多次发文阐述“帮助中国就是帮助你们自己”［2］378。保盟及其中央机关刊物《新闻通讯》创立后，中国抗战的重要性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在宋庆龄及保盟的努力下，广大国际友人加深了对中国抗战的了解，纷纷援助中国抗战。英美等国相继成立各种援华团体，如美国援华会、美国医药援华会、伦敦医药援华会、加拿大维多利亚医药援华委员会等。“到1939年6月，国际友人通过保盟的捐款达到25万元（约合美元八万元或一万六千英镑）”［12］10。除此外，还包括大量的捐赠物资，如十辆卡车、桑尼克劳夫脱爵士捐赠的一部大型救护车、澳洲的数千条毯子、医院设备包括显微镜和X光机、战地临时医疗帐篷等等［12］10。此外，宋庆龄及保盟还在香港和内地组织义演、义赛、义卖等募捐活动，募集到不少抗战物资。其中规模最大、影响广泛的募捐活动要数宋庆龄在香港支持的“一碗饭运动”，该活动共募得港币约两万两千多元。宋庆龄及保盟把这些捐赠及募捐物资，按照“哪里最需要帮助就帮助那里”的原则，重点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主要用于医药救护、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和儿童福利事业三个方面，有力地支撑了抗日持久战。

综上所述，在中国抗战八年间宋庆龄为抗战奔走呼号，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并坚定地维护统一战线；与此同时，大力争取华侨及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日的同情与支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两条战线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值得后人深深缅怀。

［1］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64.

［2］宋庆龄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3］张家康.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J］.党史纵横，2013（11）：32.

［4］埃德加·斯诺.复始之旅［M］.宋久，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112.

［5］蒋建衣.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若干问题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2013（12）：104-106.

［6］汪精卫.最后关头［N］.湖南日报，1937-08-01.

［7］蔡德金.周佛海日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212-1213.

［8］杨跃进.蒋介石的终身幕僚张群［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98-99.

［9］李志毓.汪精卫的性格与政治命运［J］.历史研究，2011（1）：116.

［10］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M］.吴景平，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306.

［11］柳明.宋庆龄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主要历史功绩［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3（2）：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