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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工作伦理的演变与缩短工时运动的兴衰

2015-03-29刘艳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5年8期
关键词:工时北美劳工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5.08.024

[文章编号]1004—5856( 2015) 08—0106—06

[收稿日期]2015-04-20

[作者简介]刘 艳( 1976-),女,吉林辽源人,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世界近现代史研究。

自18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历史上的缩短工时运动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几乎贯穿了美国工业化的整个过程。作为工人运动的一部分,缩短工时运动是工人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也反映出美国工业时代的文化变迁,特别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美国社会工作伦理观念也随之变化。

一、清教主义、共和主义工作伦理与缩短工时运动的出现

当英国清教徒为了逃避迫害、寻找信仰自由的净土而来到北美时,欧洲新教中富有革命精神的清教主义也注定在美洲生根。从宗教伦理层面来看,清教徒信奉预定论,他们反对主教制,要求教会组织民主化,主张容忍政策和信仰自由;从世俗生活方面来看,清教徒主张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提倡节俭、勤奋,厌恶懒惰和邪恶,推崇禁欲主义和发财致富。 [1]( P41)显然,对于荣耀上帝的清教徒而言,北美大陆不是休闲之地,那里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给他们证明上帝的恩宠提供了客观的条件。而北美殖民地时期,以新英格兰为代表的宗教寡头政体为清教伦理在北美殖民地的传播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 [2]( P7)因此,殖民地时期的北美人将工作看作美德,视游手好闲为万恶之源,这种工作伦理在北美传播,并居于殖民地价值观的主流地位。清教伦理的兴盛又同北美殖民地早期历史的客观进程相一致。

英国不信国教的清教徒按照他们所主张的方式信仰上帝、积累财富,建立“山巅之城”,这些追求成就了最初的“美国梦”。正是在加尔文宗教理性精神的鼓舞下,在北美丰饶的地理条件基础上,北美人将对清教信仰的虔诚转化为追求物质利益的成就,完成了清教主义的美国化过程。“当欧洲白人来到美洲大陆时,在这里生息繁衍了数万年的土著居民仍处于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其文化呈停滞状态。” [3]处于原始社会的印第安人遭遇新兴的资本主义时,不仅是种族的隔阂,更是文化规范的冲突。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前资本主义社会基本上未曾赋予勤奋工作以伦理价值,因此,在欧洲殖民者眼中,印第安人不事生产、野蛮、懒惰。对于北美殖民者而言,付出就意味着高额的回报,努力就意味着财富的增加。殖民者通过清理土地、挖掘沟渠、种植粮食和烟草等辛苦劳作进行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种美国清教工作伦理在本杰明·富兰克林1748年《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要记住,时间就是金钱。一个通过自己一天劳动可以挣到十先令的人,如果游逛或闲坐半天,尽管他在玩乐或消闲中只花了六便士,也不应将此算作全部开销;因为他实际上还另外花掉了、或者不如说还另外扔掉了五先令。” [4]( P165)

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北美殖民地主要是农业经济。北美大陆资源丰富,但劳动力和资本都非常缺乏,北美殖民地时期的经济增长正是在初始“美国梦”的激励下,依靠工作时间投入的增长而导致的外延式增长。南部经济生活的基础是建立在大块土地的授予、奴隶劳工劳动基础之上的。以弗吉尼亚为例,1612年,白人移民约翰·罗尔夫从西印度群岛引进叶大味美的优质烟草种子,在詹姆斯敦自家的花园里试验种植,并取得成功,殖民地的其他移民也相继效仿种植烟草。烟草种植园经济在北美南部兴起,烟草给弗吉尼亚带来了巨大利润,1614年向英国运回了2 600磅烟草,1617年达2万磅。 [5]( P130)弗吉尼亚的殖民者在丰厚利润的驱使下更加压榨劳工,种植园主们甚至将英国的《工匠法》移植到北美,强迫除乡绅以外的所有英国人起早贪黑的从事生产活动。根据《工匠法》,提前终止劳务的劳工和仆役将被提起诉讼,所有提前离开工作的工匠和劳工都要被处以一个月的监禁。昼夜的自然变化成为劳工长时间的标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1670年,马萨诸塞立法规定劳工夏季的工作“包括吃饭时间在内每天最低工作时间为10小时”。 [6]( P104)1682年,宾夕法尼亚立法要求劳工和仆役工作时间为“一整天,主人允许的时候才可以吃饭和休息”。 [7]( P86)

北美殖民地时期,由于工人缺少自由,同时在清教工作伦理的价值观下,工人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没有组织,收效甚微。但融合了种族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北美清教主义推崇工作的价值,反对闲散懒惰,为劳动力稀缺的北美前工业社会起到了稳定的作用。清教主义工作伦理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前,启蒙思想在北美的传播使北美工作伦理观念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首先,北美社会时间观念的改变。早期的共和主义精英,如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大卫·利顿豪斯等爱国者都痴迷于应用力学和牛顿的物理学,这体现在科学家们对钟表的热爱。1767-1770年,大卫·利顿豪斯制作了两架太阳系仪,并为德瑞索学院设计了包含时间等式的钟表。这对美国人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逐渐建立起了钟表时间观念,取代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时间观念。

其次,美国1787年宪法的本质是共和主义。这种观念强调保持公共和个人的美德,注重社会公共行为与私人德行的一致和社会的安定,提倡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同危害社会共同体和谐的倾向不断斗争。 [8]( P93)因此,贯穿美国革命前后的共和主义强调工人需要自由的时间接受教育和参与民主政治。

但在传播民主共和思想的同时,建国之父们对懒惰会否侵蚀共和国基石心存疑虑。1786年,费城医生本杰明·拉什发表的《共和国的教育模式》提出了解决途径,即著名的“应如何将人转换成共和国的机器”。这里所谓的“共和国机器”,就是按照工业社会理念塑造新诞生的国家公民。拉什提出通过教育来增强美国公民的同质性和提高美国公民对政治生活的参与。

由于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北美社会开始出现数量庞大的靠工资生活的工人。对于资本家来说,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有效途径就是压榨工人的剩余劳动,减少其吃喝、休息的时间。1793年,有“美国工业革命的奠基者”之称的塞缪尔·施莱特建立了美国第一座水力纺织厂,从而激发了美国的工业革命。施莱特纺织厂雇用整个家庭在厂里工作,并为他们就近提供工厂所有的住房、商店、教堂和学校。夏天,工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冬天,工人们则在早晨和傍晚的黑暗中劳作。

北美思想家对启蒙思想的宣传,同时唤醒了北美劳工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精神。1741年,纽约城的面包师抗议市政府制定的面包价格过低而举行了罢工。1791年,美国的费城和纽约等城市的印刷业、制鞋业和木制业的工人都成立了行业组织,以此种组织形式团结起来反抗雇主的剥削。在随后的19世纪,美国社会的进步几乎都是围绕着“追求平等、实现平等”这一主题而展开,缩短工时运动也不例外。18世纪末、19世纪初,缩短工时运动的出现,在美国国内引发了一场长达一百五十年的争论。当时美国缩短工时的倡导者们认为,缩短工时有利于改善工人的健康、自我提高和缓解失业。而缩短工时运动的批评者则认为工人不应滥用闲暇时间,特别是不应在小酒馆虚度光阴,长时间的工作乃是通向成功的必经之路。

二、生产性工作伦理与美国缩短工时运动的兴起

1790-1860年,工厂制度在美国逐渐确立,缩短工时运动也同时兴起。根据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美国经济曾有过两次“起飞”:一次是在1815-1850年间,以新英格兰地区的棉纺织业大发展为代表;另一次是在1843-1870年间,即所谓“北方工业起飞”,以铁路修建、重工业发展为代表。 [9]( P5)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美国出现了工作组织形式的变化,手工工场转变为早期的工厂。技术革新和分工的细化带来的是工人工作强度的普遍增强。工业化直接导致了美国缩短工时运动的兴起。

19世纪,美国工人阶级发生了两个重要的变化。首先,隶属工会的劳工数量不断增加。其次,工会组织工人要求缩短工时而进行的大罢工。1825-1835年,纽约、费城、波士顿工人要求10小时工作运动兴起。1835年,宾夕法尼亚州有50个不同行业的工会组织,他们成功的组织了印刷工人、钟表匠、运煤工人、屠夫等劳工为争取10小时工作制举行了联合大罢工。 [10]( P392)同时,波士顿木匠为争取建立每天10小时工作制而发起罢工行动;新泽西的织布厂童工则持续举行罢工,争取每周工作6天、每天11小时的工作制。19世纪20年代,在缩短工时运动中,费城诞生了美国第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劳工联盟; 1828年夏,费城各工会组织了美国第一个工人政党——工匠党; 1827年,费城机工工会联合会成立时即创办了《雇工机工鼓动报》,这也是美国第一份工人报纸。这些发展表明了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权利意识的觉醒。

19世纪30年代,伴随美国工业化进程,产业工人数量快速增多,工人工作节奏也进一步加快。在与雇主的斗争中,内战前美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洛厄尔燃起了一场缩短工时运动。当时洛厄尔工人平均每周工作时间长达74小时。运动的领袖是萨拉·巴格利和“新英格兰女性劳工改革协会”,该协会于1845年成立,向政府请愿通过国家立法干预工时运动。虽然马萨诸赛州立法机构对工人的这一要求置之不理,但它却推动了新罕布什尔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立法机构分别于1847和1848年通过法律规定10小时为工作日的法定长度。但这些法律也特许雇主和劳工之间自由订立合同及设定每周工作的时间。因此,这些法律的效果十分有限。相比之下,联邦政府的立法效果较为直接,尽管也是收效甚微。1840年3月31日,美国总统马丁·范布伦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所有联邦从事体力劳动的雇工每天工作的时间为10小时。

工作时间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劳动力供需关系所决定的一项经济问题,但同时也是由工业化引起的社会问题。因此,在争取缩短工时运动中,工人斗争开始由单纯的经济问题而引申到道德、人权等层面。因而,在美国缩短工时运动中,政府和社会的作用日益凸现。

19世纪上半叶,美国工人的工作时间通常为每天10~12小时,19世纪中叶,要求8小时工作的斗争开始在美国出现。1851年,费城成立了以争取8小时工作为目标的“工匠和工人联合会”。 [11]1863年,美国“技工和铁匠联合会”与裁缝工会同时要求增加工资,在圣路易斯安纳等地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同年,斯图尔特创建了“波士顿8小时联盟”,争取每天8小时工作。随后,该组织的规模和影响都在不断扩大,并将1863年开始的工人运动转变为一场为争取8小时工作的运动。查尔斯顿船厂工人举行的争取8小时工作的罢工取得了胜利,并赢得了林肯总统的支持。查尔斯顿的工人选举了自己的代表爱德华·罗杰斯进入立法机构。罗杰斯加入了一个致力于改革的委员会,积极推动缩短工时运动,该改革委员会对缩短工时立法通过的可能性进行了调研,并于1864年发表了一份支持缩短工时的报告。与此同时,废奴运动与缩短工时运动互相交织、支援。废奴运动的领袖温德尔·菲利普斯在废除了奴隶制后宣称:“我们国家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工人阶级的权利问题”,致力于工人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

美国工人阶级争为实现8小时工作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19世纪80年代初,由于工人运动领导者的意见分歧,美国有组织的工人运动非常薄弱。1869年,史蒂芬斯在费城创建了美国工人组织“劳动骑士团”,领导人特伦斯·鲍德利认为争取8小时应通过渐进的方式进行,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主张阶级合作。1881年,“有组织产业与劳工工会联合会”成立,1886年改名为“美国劳工联合会”,成为美国缩短工时运动的领导团体。

这一时期开始兴起的文学作品对工人“加强和维护着独立平等的家庭价值观”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12]各行各业的工人为了家庭更加积极地去争取缩短工时,争取自身权益。1886年5月1日,全美工人在各大城市为争取8小时工作日举行了大罢工,当时美国的工人一天工作时间为12个小时或更多。全美共有一万多家企业的35万多名工人参加了游行,但遭到了美国当局无情镇压。当天,芝加哥就有21万6千多工人参加游行,活动得到了芝加哥纺织工人、鞋工人、房屋装修工人的支持。芝加哥商业俱乐部购买了枪支用于警戒及对付这次罢工。5月3日,警察开始向罢工人群开火,打死打伤多人,全美共有7位工人领袖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为了声援大罢工,抗议警察向群众开火,5月4日,在美国芝加哥干草市场广场,一个不知名的人向警察仍了一颗炸弹,导致8名警察在爆炸中死亡,另有多名群众受伤。美国工人大罢工,得到全世界工人联盟特别是欧洲工人的同情和支持。最后资本家被迫让步,约有20万工人得到了8小时工作日。

尽管骑士团的领导人反对工人参加罢工,但其普通成员还是参加了罢工运动。此后,骑士团失去了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直到90年代末瓦解。随着劳动骑士团的消亡,美国劳工联合会(以下简称“美国劳联”)成为美国最强大的工人组织。该组织将缩短工时作为最优先的目标,并提出了:“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8小时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和“计件工作,减少工时,增加工资”的口号。1886年后,美国劳联采取了新的策略,每年选择一个产业部门来实现8小时工作,设定了具体计划后,组织和成立援助罢工基金。美国劳联首先选择木匠和工匠联合会于1890年5月1日进行全国大罢工。然而,其他工人组织拒绝效仿木匠和工匠联合会的罢工,美国劳联的这一策略被迫放弃。由于一些地方性的罢工取得的胜利,缩短工作时间的斗争仍在不断的推进。1874年,马萨诸塞通过了全美第一部限制工时的立法,规定女性每周法定的最长工作时间为60小时,1892年,减少为58小时,1908年为56小时,1911年为54小时。到了20世纪初,有26%的州颁布了最长时间立法,涉及的对象有女工、童工以及一些高危产业的成年男工。1910年,58%的州进行了限制最长工作时间的立法,1920年上升为76%,1930年上升为84%。涵盖的雇工比例从1900年的4%,1910年7%到1930年的13%。

19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工作伦理观念,即条件平等代替机会平等。缩短工时运动开始从工人阶级的斗争演变为美国社会改革的主要内容。美国政府通过立法对工作时间加以限制,并支持工会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最高法院对相关案件的判决具有深远意义。

以州立法机关开始,改革者通过了多项法令,包括工厂安全法、工人退休金、最少工资与最大工时等法令。但是保守人士通过诉讼阻碍这些计划,当时的美国司法制度具有这样一种普遍的观念,即认为私人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立法机关不需告诉人民如何使用其私人财产。在雇主与劳工的争端中,法庭继续维持“契约自由”的观念,声称雇主与员工得以协商而不受到州的干预。但同时,法庭也确立了这样的原则:为了保障公民健康与安全,州警察有权干涉雇主财产与劳工契约。1898年,支持犹他州关于作为一种适当保护健康的手段而限定矿工每天8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例如,犹他州的法律规定,出于对矿工的健康和安全考虑,每人每天的工作最长时间不得超过10小时。在此之后,对家长主义法律的理解和运用出现了反复,这突出地在表现1905年著名的洛克纳诉纽约州一案中,该案的缘起是纽约州劳动法。该法第10条规定,为了保护面包工人,他们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天,每天不得超过10小时。洛克纳是纽约一家面包房主人,他起诉该法律侵犯了他的“合同自由”和私人财产权,最高法院多数法官判定他胜诉。虽然该判决当时遭到最高法院法官之一奥立弗·霍姆斯的反对,但直到1917年才被翻案。1908年,穆勒诉俄勒冈州案中最高法院的判决中认定工作时间过长会危害劳工的身体健康。

20世纪初,缩短工时运动的支持者认为,缩短工作时间有利于雇主,因为这样会提高雇工的生产效率。同时,美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们开始运用社会学、经济学与心里学数据论证长时间的工作会危害劳工的健康与安全。美国缩短工时的运动远远超出了斯图尔特缩短工时、提高工资的路线,而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场运动。在这场保障工人阶级权利的运动中,美国“国家消费者联合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进步主义改革者、波士顿的路易斯·布兰代斯律师和戈德马克为推动缩短工时运动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布兰代斯是最早为公民提供无偿服务的美国律师之一,一生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奋斗。他在法庭上致力于证明工人超长时间工作对公共健康、安全、道德和福利的危害,并在美国掀起了法律现实主义运动。戈德马克通过《疲劳与效率——工业研究》一书,从科学的角度进行了工业社会的疲劳研究,为立法提供了基础。一战时期的事实和国家消费者联合会搜集的海量数据也证明了超长工作会危害劳工的身体健康,降低生产能力。

美国缩短工时运动与社会工作伦理观念的变化促进了联邦政府对工作时间的立法。1912年,美国通过了《联邦公共工程法》,规定美国政府作为签约方签定的合同必须包含8小时工作的条款。1916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亚当姆森法案》,规定铁路业工人享有8小时工作限制,而薪酬不变。

三、消费社会工作伦理与美国缩短工时运动的衰落

一战后,美国对劳工的需求猛增,美国这一时期的失业率骤降。这使劳工在劳动力市场中占据了主动地位,继续为缩短工时而斗争。通过支持成立工会,美国联邦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缩短工时运动的发展。联邦政府开始介入到劳资谈判,“战时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在劳资双方就工作时间问题上一直保持着支持8小时工作的立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工人对来之不易的新权利能否得到捍卫而心存疑虑。这主要是因为美国钢铁产业还没有实现8小时工作。鼓风炉工人平均每周工作84小时,平均每天工作12小时。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成为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为此引发了1919年9月的大罢工。虽然此次罢工以失败告终,但4年后,沃伦·哈定总统命令美国钢铁业将工人每天劳动的时间由12小时减少到了8小时。产生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政府对移民进行的限制,这使美国移民工人的数量大大减少,而这些新移民往往是接受长时间工作压榨的主体。

20世纪20年代后,缩短工时的大规模争论在美国已不复存在,那时每周工作的时间已减至50小时,工人斗争的目标也开始转向周末休息权,特别是在犹太教徒占主体的产业。到1927年,已至少262个企业采用了每周5天工作日,1920年之前,采纳每周5天工作日的企业仅为32个。20世纪20年代全美对缩短工时运动态度的转变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商人和经济学家认为缩短工时会对美国经济增长造成威胁;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在20世纪20年代进入了消费社会的初级阶段。美国社会的工作伦理由“生产者社会”向“消费者社会”转变,特别是随着广告业的发展,“消费福音”的提出为工人缩短工时运动提供了新的视角。许多工人开始反对进一步的缩短工时。消费欲望开始取代生产性工作伦理,并成为社会动力的主导力量。

20世纪20年代后,美国开始步入大萧条时期。1929-1932年,有大约2/3的雇工已缩短了工时。相对于削减工人工资,雇主更倾向于裁员。胡佛总统时期,“职位共享”委员会推动了自愿缩短工时,估计此项计划空出了300~500万个职位。西尔斯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标准石油公司等公司的雇员周工作时间都有所缩短。美国家乐氏公司和阿克伦的轮胎工业倡导每天6小时工作。这一时期,美国劳工联合会号召联邦出台法律实施每周30小时工作制。同此前缩短工时不同的是,大萧条时期的缩短工时运动是作为对抗萧条的工作分享措施而存在。1933年,每周工作30小时作为联邦的法律获得了通过。这一项法案是由民主党阿拉巴马州参议员雨果·布莱克发起,并得到了众议院威廉·康纳利的支持。罗斯福总统最初是支持布莱克、康纳利的提案的,但后来由于对禁止进口周工作时间超过30个小时的工人所生产的商品这一条款感到担心,同时认为商人缩短工时的立法倡议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转而支持了《国家工业复兴法》。作为罗斯福新政的核心,《国家工业复兴法》规定产业工人每周工时为35小时,脑力劳动者为40小时,产业工人最低工资每小时为40美分。随着大萧条的结束,工人平均每周工作时数开始缓慢回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工人的工作时数几乎恢复到了一战结束时的水平。美国历史上的缩短工时运动以8小时工作制,每周工作5天,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数尘埃落定。

美国缩短工时运动的兴起源于工厂制度在美国的确立以及由此而兴起的生产性工作伦理;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社会的形成与美国加入福利国家的行列。美国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的缩短工时运动,表明了经济增长是削减工时的前提条件。伴随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缩短工时、增加工资成为工人追求经济平等的主要方式。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时期开始了美国福利国家的历程,健康保险和超长工作时间的经济补偿,使工人不再热衷于缩短工作时数。而二战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周40小时工作制和带薪休假制度。“时间就是金钱”的伦理观念向“用金钱买时间”的观念转变。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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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魏乐娇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Work Ethic and Vicissitude of Short-time Working Movement

LIU Yan

(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China)

Abstract: To cut down the working time and increase salary makes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the labor movement,which is a continuous pursuit for equality and justice.In the United States,the short-time working movement has lasted about 150 years,whose vicissitud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work ethic concept and the transmission from agricultural to industrial society.

Key words: the United States; work ethic; Short-time Working movement; industr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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