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作勇

(贵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贵州 贵阳550018)

“台北”向来是人们认取白先勇小说创作最为重要的地理标识，人们对于这种重要性的体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自于白先勇以“台北人”命名以及在中国文学史上赢得了巨大声名的“台北人”系列小说。但在这一点上也许大家都被小说家蒙骗了，白先勇对于“台北人”系列小说称谓的标举在相当大程度上其实只是一种小说家言，是其在正式进入小说文本叙述之前的叙述预演。《台北人》里的“台北”不过是一群流落于此的大陆人的存身之所，这些被小说家冠以“台北人”之名的大陆人虽然身在台北，心灵却活在昔日的大陆。《台北人》写时空变迁、物是人非，着力表现的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生命意识，一种流贯于中国千年文学史的存在感叹，大陆与台北、昔日与现在之间的落差所造成的势能成为了《台北人》进行文本叙述的最大动力，所以《台北人》既无法给人们提供大陆经验，也无法给人们提供台北经验，《台北人》中的“台北”最终也只是一个空洞的符号性存在而已，而台北作为一个现代都市的面貌却被最大程度地遮蔽了。给予台北以某种都市化展现的其实是白先勇早期的小说作品《黑虹》与《藏在裤袋里的手》，这也是白先勇小说创作中仅有的两篇描画了台北都市地域风情的作品。

《黑虹》与《藏在裤袋里的手》分别写了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故事。《黑虹》里的女人自动离家出走，在外面逗留了整整一夜，《藏在裤袋里的手》里的男人则是被驱赶出家门，只在外面做了片刻停留，他们在走出家门以后都走向了台北街头。这种不同的离家方式其实彰显了现代都市某种本质化的存在样态。现代都市与各式欲望的纠结是现代都市最为触目的景观之一，这也使得比之于男人，女人与现代都市具有一种更大的同构性。在中外现代都市题材的文学作品中频频出现以幽灵一样的女人来象征现代都市自然不是偶然。《黑虹》里的女人自动离开传统意义上的家，正因为在其潜意识里已将更具现代都市气质的都市街头视为了另一个家园。《藏在裤袋里的手》里的男人在离家时表现出的被迫性也正源于其心灵中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家的固守。当然，向往着另一个家园的女人最终还是回到了有丈夫有儿子的传统意义上的家里，而在心灵深处固守着传统意义上的家的男人还会不时地被驱赶出家门，再次逗留在都市的街头，这种生存的彷徨无依与惊慌失措几乎也是所有现代都市男女无可逃避的命运。

《黑虹》的文本主体是叙述女主人公耿素棠在台北街头漫无边际地游走，中间不断地以意识流的形式穿插其对于庸俗沉闷的家庭生活的回忆。台北街市的人群、灯光、酒吧与被欲望裹挟着的都市男女都汇入了主人公浓重的感觉印记，这种将客观事物主观化的表现方式让人想起20 世纪30年代新感觉派小说的代表性作家刘呐鸥、穆时英等人的小说创作。白先勇在多年以后谈到茅盾的《子夜》与新感觉派的小说创作哪个更大程度地表现了上海作为一个现代都市的生存真实时，肯定的仍然是后者，这自然可以视为小说家对于《黑虹》与《藏在裤袋里的手》所具有的与新感觉派一脉相承的现代都市特质在观念上的进一步确认。新感觉派之后，被认为同样在某些层面上复现了上海作为一个现代都市的真实境况的是40年代张爱玲的小说创作。新感觉派笔下的上海是大小街道与各式公众场所的汇聚之所，张爱玲则将笔触伸向了中西交融、新旧杂糅的上海家庭，去呈现一个“旧的东西在崩塌，新的在滋长中”的现代都市价值失序与伦理失控的生存境况。《黑虹》在书写台北街景的同时，仍将主人公的家庭生存样态作为文本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无疑是对于新感觉派与张爱玲对于现代都市不同的叙述之道的联结与融合。

与张爱玲笔下带有历史转型期痕迹的家庭景观不同，《黑虹》的家庭书写拥有更为纯粹的现代都市质地。在这样的书写方式之下，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观念被完全解构了。《黑虹》中的家庭生存样态是以对于两种关系的叙述来展现的:一是夫妻关系，一是母子关系。夫妻关系是传统家庭维系的中枢所在，但在《黑虹》中这种关系已变得面目全非:“她问她自己道，真的，她跟她丈夫相处了这么多年，他对她好像还只是一团不太真实的影子一样，叫她讲讲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都难得讲得清楚。天天在一起，太近了，生不出什么印象来。”［1］122～123儒家的家庭伦理观念以一种纲常名分来规定每个家庭成员在家庭中所处的位置，家庭的秩序由此得以建立，每个家庭成员的面目也由此得以清晰呈现。耿素棠虽然几乎是日夜都与丈夫相处在一起，却已经无法在其头脑中建立起其丈夫的清晰形象。按照符号学原理:“当符号系统形成时，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就不再是任意的了，相对固定的社会契约保证了能指与所指关系的确定性，从而保证了信息传达的有效性。这称为‘透明性’(transparency)，即能指变得像一层玻璃，使传达直接指向所指。”［2］耿素棠丈夫本身的存在与耿素棠在头脑中对他的形象无疑正是一种所指与能指的关系，耿素棠之所以无法在头脑中建立起其丈夫的清晰形象正是因为家庭伦理这种固定的社会契约在现代家庭中已经处于一种缺失的状态。在文明化的伦理缺失以后，夫妻性爱中爱的维度也就随之消失了，只剩下了性的存在:“她记起昨天晚上，睡到半夜里，他把她弄醒，一句话也没有说，爬到了她的床上来。等到他离开的时候，也是这样默默的一声不出就走了。”［1］123如果说夫妻关系因为过多地依赖于一种名分制约而具有更多的不稳固性，母子关系则因为依靠血缘维系而向来被认为纯粹而永久，所以在中外最为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母爱与故乡、大地、祖国等原初性意象一起得以被持久地颂赞与崇拜，但在《黑虹》中就是如此纯粹伟大的母爱也同样遭到了解构，耿素棠与她的三个儿子之间已少有脉脉的亲情存在，而是更多地表现出了一种互相埋怨与指责。儿子争相抱怨母亲做的饭难以下咽，母亲则怨愤于儿子给她带来了难以承受的负担。传统家庭生活中的伦理秩序与原初关系在《黑虹》文本中的双重缺失共同建构了《黑虹》的现代品格，并与《黑虹》中的都市街市景观一起复现了作为现代都市的台北样貌。

耿素棠在台北街头奔波流徙，最后路遇一单身男子，并与之发生了一夜情。这种迷乱的一夜情与沉闷乏味的夫妻关系看似相互对立，实际上恰好构成了一种呼应关系，因为正是属于传统家庭范畴的夫妻之情的乏味，才最终导致了女主人公的出轨，有了都市化的一夜情的迷醉。但弥漫着雾气的三月的台北之夜最终带给女主人公的仍是一种存在感觉上的彷徨无依与沉闷乏味，在被各式欲望裹挟着的台北街头，耿素棠也最终只是一个旁观者，在家门内外她都无法寻找到快乐生活的依据。也正是从这里《黑虹》的隐指作者泄露了其深埋在《黑虹》文本之中的主题意旨:虽然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伦理解体了，但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生存秩序仍无从建构。所以在书写夫妻之情与一夜之情之余，《黑虹》还穿插了一段对于具有牧歌情调的女主人公的初恋之情的叙述。这段初恋之情因为一首被微风吹拂过来的深情哀伤的《萝累娜》而得以在女主人公的头脑中重现，最终染上的也是这首歌曲所具有的情调:

……

我不知为了什么，

我会这般悲伤，

有一个旧日的故事，

在心中念念不忘;

……

晚风料峭而幽回，

静静吹过莱茵。

夕阳的光辉染红，

染红了山顶——

……［1］122

在传统与现代的生存样态遭到双重否定以后，《黑虹》的隐指作者又继续向历史的更深处回溯，在原初性的情爱中找到寄托，这也显示了白先勇作为一个现代小说家的深邃与大气。一切传统的生存方式虽然正在走向消亡，但现代的生存策略并没有因为是它的对立面而天然的具有意义。虽然《黑虹》的现代都市小说的品格因为这样的主题意旨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损伤，让它区别于一般性的都市题材的小说创作，却使得其赢得了更多的生存探索意味，具有了更为丰厚的主题意蕴。

《藏在裤袋里的手》里的吕仲卿在被妻子玫宝驱赶出家门以后，与《黑虹》中的耿素棠一样，也走向了弥漫着雾气的三月的台北街头。在台北的街市上正有无数这样的都市男女涌动着，他们的脚步充当了台北的心脏，在闪烁着霓虹灯的台北的夜里不安地悸动。也许在哪一刻耿素棠与吕仲卿就会碰面并互诉衷肠，共同探讨现代都市男女的生存之道。但这样的探讨注定是没有结果的，因为他们是如此不一样的男人与女人，都市街头与家庭生活对于他们各自的意义是如此的不同。吕仲卿一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他根本无法成功地建立起其作为一个男性主体的身份，那双老是藏在裤袋里的手正象征着他潜藏在内心深层却无法在现实生存中发挥的男性主体意识。《藏在裤袋里的手》中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的缺憾已不再是因为人类历史步入到了现代阶段，而是因为中年的男主人公还停留在孩童阶段。在中国传统式的家庭里，父权/夫权本是家庭维系最为重要的力量所在，所以在“五四”时期反对封建家族制度在相当大程度上即是反对父性权威与夫性权威。但在《藏在裤袋里的手》中吕仲卿身为家里的男主人，却既无父性权威(因为他并不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也无夫性权威(他的妻子在其心目中只是其母亲的替代品)，一个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因此也就无从建立，玫宝作为吕仲卿妻子的缺憾也正由此产生:“‘你趁早替我走开点，我看见你就一肚气。痴不痴，呆不呆的，四十靠边的人了，就没做出过一件叫人看着爽眼的事情来。整天只会跟着人穷磨，你为什么不学别人的先生，自己出去逛逛街，看场电影去呀?’”［1］152吕仲卿能够走出家门，走向台北街头，在电影院门前无所事事地逗留无疑正是遵照了妻子的意旨，并无丝毫的主动性，这也显示了吕仲卿既不是传统家庭中男性权威的拥有者，同时也非现代都市生存的参与者，这也为小说走向别有寄托的主题意旨埋下了伏笔。

吕仲卿在闪烁着霓虹灯、人群涌动的台北街头游走，台北的街市只向他显示一个层面的意义:不是在家中。只是，作为吕仲卿妻子的玫宝已深信，在一个现代化的都市里，家庭生活已不过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走出家门，走向都市街头去感受都市的潮汐对于每一个都市男女来说都是不能缺少的:“你为什么不学别人的先生，自己出去逛逛街，看场电影去呀?”［1］152女人已经与这个时代同步，而男人却被甩在了时代的后面。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里，男女在家庭结构与社会结构中所处的相对位置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转换。身为男性的吕仲卿一生中面对的三个女性都显得超乎寻常的强大，成年以前是母亲与仆人荷花，成年以后是妻子玫宝。小说还专门讲述了吕仲卿年幼的时候荷花对他的一次未遂的性勾引，这次性经历成为他顺利成长为一个男性主体的重要障碍，他从此以后失去了对于性别意义上的女人的兴趣，女人对于他只剩下一种强大的母性意义。人类曾经在史前经历过漫长的母系氏族阶段，而人类的文明史却几乎与父性权威同构，至今已绵延了数千年。吕仲卿对于女性所具有的一种母性的依恋，让我们又恍惚回到了人类史前。至此，《藏在裤袋里的手》也完成了对于人类历史上三种生存样态的叙述:史前的、传统的、现代的。虽然小说以都市街景开场，又以都市街景结尾，但都市化的生存对于男主人公来讲无疑只是一种异己的存在。虽然小说的文本主体是叙述吕仲卿的家庭生活，但也只是显示了一个传统的家庭已无法建构。与《黑虹》一样，在这样一个还残留着传统余迹、不断现代化的时代里，《藏在裤袋里的手》隐指作者的主题意旨隐然指向的是一个更为久远的年代。那是人类童年的时期，那个时候的人类还处在一种原初的生命状态。小说也以男主人公长驻的童年作出了象征。

不是简单地以现代反对传统，也非简单地以传统反对现代，而是以一种对于人类更为原初的生存样态的复原来探求人类生存与人类文化的价值之道，白先勇的《黑虹》与《藏在裤袋里的手》所做出的这种卓异思考其实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并非第一次。早在20 世纪初，在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章太炎就为寻求建构中国现代性思想的本土化资源而有了类似的思考路径:“他竟然是通过‘复古’的途径来达到和展露他个人的现代的思想意识和文化认同，而且他的‘复古’相当彻底，不止是回复到前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是回复到前制度性社会的阶段，从而期冀彻底回复个人的、种族、文化的自存自主的精神能力和存在状态。几乎他的一切批判、论述和主张都或隐或显是由此出发的。”［3］在现代与传统、西与中、新与旧的对立性框架几乎成为套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界的枷锁的情况下，这样的思考路径也就有了一种别样的启发意义。

［1］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

［2］赵毅衡．文学符号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0:14．

［3］张新颖．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M］．北京:三联书店，200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