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顺 英，周 尚 意，刘 丰 祥

（1.青岛大学旅游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2.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北京 100875；3.青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地方（place）是人文地理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1］，也是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热点。结构主义地理学者认为，结构性动力机制决定了地方在网络中的位置。然而后结构主义学者认为，尽管存在强大的结构性动力，但是个体的能动作用也会改变地方性。吉 登 斯 （Anthony Giddens）［2］、列 斐 伏 尔 （Henri Lefebvre）［3］、索加（Edward Soja）［4］等学者都在尝试探究个体能动性与结构性动力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内多数分析地方性的文章较少发掘地方性形成背后的多重动力机制。本文将探索地方性形成的机制，以求引起讨论。

本文之所以选择曲阜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曲阜在成为“孔子故里”、“东方圣城”、“儒家文化发源地”的过程中，不断地受到结构性动力和非结构性动力的共同作用，两者的互动脉络比较清晰。本文将回答结构性动力与非结构性动力体现在哪里，两者之间关系为何，它们背后的主体为何人。

1 相关研究综述

所谓结构性动力是指，在某个时期或某个地区被正统化、合理化的社会发展机制；所谓非结构性动力是指，在某个时期或某个地区与正统化、合理化的社会发展机制相冲突的社会发展机制，当它正统化、合理化后，则演变为结构化的机制。地方就是在两者交替的过程中推进。

1.1 地方性形成的结构性动力

多数英美学者讨论地方形成的结构性动力的社会背景是资本主义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