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运山，杨铮铮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从甲午国殇看近代中华民族的大觉醒

邓运山，杨铮铮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中华民族的大觉醒，是从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开始的。甲午战败引发的深重民族危机，使国人掀起了爱国救亡运动的高潮：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起了一场以救亡图存为主旨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下层民众进行了一场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了一场旨在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一句话，正是甲午国殇，刺激了中华民族的大觉醒。

甲午国殇；中华民族；大觉醒

19 世纪初，拿破仑曾作过这样一个预言：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一旦让它醒来，整个世界将会为之颤抖。进入21世纪初的今天，我国早已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大踏步地迈入世界大国、强国之林，最终验证了当年拿破仑的预言。不过，一百多年来，我们这头东方睡狮的觉醒，却是由近代史上中华民族屡遭西方列强侵略的屈辱历史，尤其是19世纪末日本军国主义发起的甲午中日战争换来的。关于甲午战争开启近代中华民族大觉醒，这一点早已在史学界成了定论。但另一方面，史学界大多数人都是从甲午战后戊戌维新变法的角度来揭示民族大觉醒的。其实，在不同程度上，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和辛亥革命，都是由甲午国殇激发中华民族大觉醒的结果。不然，我们就说不通为什么甲午战争刚刚过后三年，就引发了资产阶级戊戌维新运动；五年后，又出现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十六年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就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虽然历史的演变常常带有偶然性，但在偶然性的背后肯定有它必然性的存在。因此，引发世纪之交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契机，更多的只能归结为甲午国殇的民族灾难。有鉴于此，本文拟就从这个角度，来谈一谈甲午战后引发中华民族大觉醒的状况。

一、戊戌维新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变法图强意识大觉醒

“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以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或主张变法自强之议，或吹煽开智之说，或立威词以警国民之新，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国民之志。未几而薄海内外，风靡响应，皆惧为亡国之民，皆耻为丧家之狗；未几有戊戌变法自强之举。”[1]19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首先刺激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使世纪之交“维新变法”的呼声一时成了时代救亡图存的最强音。本来，从19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一场旨在“求强”和“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一度使中华帝国出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少有的“繁荣景象”。没想到，临近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又酿成了中华民族的剧痛，而且使民族的自信力自鸦片战争以来降到了最低点。当时，这场甲午国殇首先强烈刺激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知识分子，使他们心头蒙上了一层“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感。康有为曾痛心疾首地指出，“吾中国四万万人正在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1]407梁启超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也万分担忧：“敌无日不可以来，国无日不可以亡。数年之后，乡井不知谁民之藩，眷属不知谁民之妇，血肉不知谁民之姐，魂源不知谁民之鬼……”[2]146在民族危机面前，谭嗣同也感叹：“世间无物抵春秋，合向沧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落泪，天涯何处是神州？”[3]20他坦诚地说，自己“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拒痛深，乃始摒弃一切，专精思致”[4]167。总之，甲午中日战争使以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对追求西方器物文化的地主阶级洋务运动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们开始意识到：中国要救亡图存，只有实行维新变法，而要维新变法，只有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

1895年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国内，举国上下义愤填膺，到处出现了“大臣争于上，庶僚争于下；台臣争于内，疆臣争于外。……下至农工商贾之流，废业奔号，辍耕太息”[5]355的局面。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趁此机会，联合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上书光绪皇帝，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的变法倡议。“公车上书”揭开了全国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震动。自“公车上书”以后，各地维新人士办维新报刊，创维新学会，设维新学堂，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想。康有为对比中日两国，指出：“夫中国二千年来，以法治天下，而今国势贫弱，至于危迫者，盖法弊致然也。”[6]14而日本正是通过明治维新变法，以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才有“今日之强而胜我也”。故康有为断言：“夫今日在列强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7]188-195对于中国维新变法的紧迫性，梁启超也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8]3661895年，严复也站在救亡图存的反侵略立场上，连续在《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政论文章。他大声疾呼：如果我国政府不痛下决心顺应“天演”的进化规律实行变法维新，从而使国家由弱变强，那么，接下来我们国家和民族将无法避免沦于帝国主义列强弱肉强食而亡国灭种的命运。就连后来的孙中山在甲午战争期间也曾上书直隶总督李鸿章，提出“夫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地能尽其利则民食足，物能尽其用则材力丰，货能畅其流则财源裕。故曰：此四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其能匹哉！”[16]182总之，自从甲午中日战争后，一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开始在神州大地上迅速掀起来了。

甲午国殇除了刺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知识分子，并引发全国范围内维新变法思潮之外，这次战争的惨败也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和强国兴邦之道开出了其他新路。一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催生了以康有为、严复为代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教育救国”思潮。在戊戌变法时期，严复主张，要维新变法，首先必须兴办教育，开通民智，然后才能实行君主立宪，拯救中华民族。康有为认为，“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故今日之教，宜先开其智。”[1]395由于甲午战后“教育救国”思潮的盛行，一部分知识精英还开始走出国门，致力于海外留学事业。在以前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人的留学方向主要选择欧美国家。由于中国和日本隔海相望，相对于中国人来说，留学日本比留学欧美更为经济实惠，故人们把出国留学的重点由欧美国家转向隔海相望的日本，并且在出国留学人员的规模上达到空前鼎盛时期。二是甲午战争的惨败激发了以张謇为代表的“实业救国”思潮。作为“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张謇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怀的传统知识分子，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曾对他产生了心灵上的极大震撼。因此，战后，他放弃新科状元的身份，不走传统“学而优则仕”之路，而是以自己的家乡南通为基地，大力发展近代纺织轻工业，为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自从甲午战争后，更多的人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使我国自洋务运动以来开启的“科学救国”思潮更加深入人心。

二、义和团运动：农民阶级的强烈爱国主义意识大觉醒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对19世纪中叶法国农民阶级的特点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小农人数众多……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9]566-567同样，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也和法国农民一样，由于他们处于分散、落后的经济地位，就决定了他们在思想上存在一些不可克服的缺点和不足。一方面，作为小生产者，由于狭隘、闭塞的自然经济条件，使得他们目光短浅，思想自由散漫，心胸狭窄，家族观念和地方观念较强，从而很难形成本阶级的内部团结。另一方面，作为小私有者，农民私有观念较强，时时想着的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什么事情都是“私”字当头，只有家庭观念，没有国家意识。此外，由于历史上各种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对农民的侵蚀影响，使得一些不健康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在他们中间比较普遍。正因为如此，历史上的农民阶级很难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在历朝历代由官逼民反引发的农民起义，要么被封建统治阶级镇压下去，要么成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

然而，自从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传统社会自私自利的中国农民开始焕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第一次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登上了历史的舞台。19世纪末，由于甲午惨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极大地刺激了主要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胃口，西方列强共同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迫在眉前。刹那之间，锦绣山河变色，苍茫大地生悲。对此，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怎能熟视无睹。为了挽救民族的危机，各阶层人民奔走呼号，发出了救亡图存的时代最强音。但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通过走维新救国之路已经行不通了，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又还势单力薄。因此，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义和团民众高举起“扶清灭洋”的旗帜，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农民阶级近代意义的民族意识大觉醒，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滥觞。在这方面，我们从义和团起事的檄文和布告，可以看出其中蕴藏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最早反洋教运动的檄文就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列强“煽惑我人民，侮谩我朝廷，把持我官府，占据我都会，巧取我银钱。”强烈谴责列强“既占我上海，又割台湾：胶州强立埠，国土欲瓜分；自古夷狄之横，未有甚于今日者。”号召举国上下为了“脱目前之水火，逐异域之犬羊，修我戈矛，各怀同泽之忠；取彼凶残，用泄敷天之恨！”义和团领袖于栋成发布布告：“若辈洋人，借通商与传教以掠夺国人之土地、粮食与衣服，不仅污蔑我们的圣教，尚以鸦片毒害我们，以淫邪污辱我们。自道光以来，夺取我们的土地，骗取我们的金钱；蚕食我们的子女如食物，筑我们的债台如高山；焚烧我们的宫殿，消灭我们的属国；占据上海，蹂躏台湾，强迫开放胶州，而现在又想来瓜分中国。”义和团的爱国主义精神，从他们所发布的揭帖也可以强烈地反映出来。像“扶清灭洋，替天行道，出力于国家而安于社稷，佑民于农夫而护村坊。”“先拆电线杆，后拆火车道，杀尽外国人。”“灭洋教，杀洋人，我们不怕拿破仑”等告示和揭帖内容[12]316，尽管语言简单、纯朴，但传递出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最强音。

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义和团运动表现出来的“民气”是新时代民族抗争过程中凝聚民心、激励民力的宝贵精神财富。“今日之义和团，以赤拳锈刃，何以一勇至此哉？不过以目击德据山东苛虐苦楚之惨，不忍闻见……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今虽败师逐北，溅血横尸，然其‘勇'之一字，未尝不轰全球人之耳，电全球人之目也……有此数功，则我国民精神可从此振刷矣。”[13]188-189在历史上，尽管后人对义和团运动表现出来的封建落后的迷信思想和盲目排外的“愚昧”行为有过多的指责，但在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倡导者看来，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完全是中国下层民众出于民族危机而激发出来的朴素爱国主义激情，虽说义和团运动盲目排外的“愚昧”行为令人叹息，然其爱国主义精神可敬可佩。“熟察其所由来，以德人横于胶州，民不能忍，故以外界触起其士心，而敌忾之气乃驱此平素专事生产、重视身命之民人，相率赴于死地而不避轰轰烈烈，万人一致以冲突于硝烟弹雨之中……”[14]426“义和团虽一败涂地……而亦为中国种无算之强根，播国民独立之种子。”[13]185世纪之交，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义和团运动所显示出来的广大民众的爱国主义激情和力量，就连八国联军司令德国人瓦德西将军在面见德国威廉二世时也感慨万端：“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

三、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革命意识大觉醒

在甲午国殇强烈刺激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意识和农民阶级朴实爱国意识的同时，也引发了世纪之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意识的大觉醒，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引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值得一提的是：前面由甲午惨败所引发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意识和农民阶级朴实爱国意识的大觉醒，仅仅是停留在国人对亡国灭种的切肤之痛上，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大觉醒。对于国人来说，“真正的民族大觉醒必须表现为思想上告别传统，制度上接轨世界，行为上合乎现代。”[15]这样的民族意识大觉醒只有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意识大觉醒才显示端倪，并在此后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反映出来。因此，辛亥革命才是甲午战后中华民族真正大觉醒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

19 世纪末，由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的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最终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镇压。随后，世纪之交爆发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最后也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联合绞杀和清政府官兵的疯狂反扑下失败了。尤其是《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变成了列强各国镇压中国人民反抗斗争的代理工具，完全成了“洋人的朝廷”，中国社会完全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在铁的事实面前，中国人民终于认清了清政府腐朽、反动的本质，这样的政府完全不足以代表中华民族。因此，在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义和团开始从“扶清灭洋”转变为“扫清灭洋”。尽管他们在喊出“扫清”之时，义和团民变基本上败局已定，但随之而起的“排满”革命风潮很快就弥漫全国。

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早1894年11月，他就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性口号，发出了“振兴中华”的时代呐喊。在《兴中会章程》中，孙中山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堂堂华国，不齿于邻邦，济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痛心？”“以四百兆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发雄，无敌于天下。”但只要“切实讲求当今富国强兵之学，联智愚为一心，合遐迩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遗艰，则中国虽危，无难挽救。”[16]19-22在此，就充分表达了一位爱国志士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使命感。在孙中山最早喊出“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的感召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开始广泛传播。例如，著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家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猛烈抨击了康有为诋毁革命、宣扬保皇的谬论，并热情歌颂革命指出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14]760年轻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邹容在《革命军》一文中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中华共和国”。其言辞之激烈，在当时对于宣传革命，教育群众来说极富鼓动性。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和革命志士陈天华在《警世钟》和《猛回头》两文中，揭露列强各国瓜分我国已迫在眉睫，呼吁国人“杀那洋鬼子”，指出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号召各阶层民众赶快团结起来，实行“排满革命”。陈天华发出的这些警世钟声，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唤醒了无数尚在睡梦中的中国人。

虽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只是表面上推翻了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使各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代理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一个满足他们侵略需要的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辛亥革命是继戊戍维新变法运动以后又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国人获得了一定的民主权利，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随后，伴随20世纪初席卷神州大地的欧风美雨，培育近代民主意识的土壤得以生成，各种西方民主政治思想开始受到国人的青睐。诸如像民主、自由、人权、社会契约、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妇女解放等新思想得到广泛宣扬。尽管当时这些思想宣传的深度和广度还十分有限，但是它为中华民族近代民主意识做出的思想铺垫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此，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尽管辛亥革命不是很彻底，它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华民国不过是在中国徒挂了一块招牌，但是，它所唤起的民族觉醒在随后几年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很快得到证明。比如，虽然清朝灭亡以后，新建的中华民国依然还保留着传统专制统治的痕迹，但谁还敢“帝制自为”，必然遭遇“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失败命运。故如果说辛亥革命还没有真正把民主共和制度交给国人的话，那么在促进民主意识的觉醒方面，辛亥革命则给国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历史遗产。

四、结语

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很可能还会重蹈历史的覆辙，重演历史的悲剧。[17]今天，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历史的年轮已经整整碾过了两个甲子。但重温当年的甲午国殇，历史的伤痛还在隐隐发作。历史是一本教科书，炎黄子孙千万不要忘记甲午惨败的沉重历史教训。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中日战争，泱泱中华帝国败在一个“蕞尔小国”之手，让国人蒙受了无尽的屈辱。而今距甲午中日战争过后又是两个甲子年到来了，尽管今天的中国早已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大踏步地迈进了世界大国、强国之林，但最近两年来，中日两国为争夺钓鱼岛问题剑拔弩张，双方从政府层面的对峙到民间社会的对骂全面展开，甚至不惜以开战相威胁，使中日关系降到了最低点。因此，早已觉醒起来的炎黄子孙一定要警钟长鸣，不忘国耻，争取早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圆好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不要让一百多年前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历史重新上演。

[1]康有为.强学会序[A].戊戌变法资料(第四册)[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2]梁启超.南学会序[A].饮冰室合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9.

[3]谭嗣同.题江建霞东邻巧笑图诗[A].马勇.超越革命与改良[M].上海:三联书店，2001.

[4]谭嗣同.上欧阳中鹊书[A].谭嗣同全集(上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5.

[5]御史王鹏远奏应相机收复辽台以系人心而维国脉祈[A].中日战争(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91.

[6]汤志均.康有为政论集(上册)[C].上海，中华书局，1981.

[7]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A].戊戌变法(二)[C].上海：神州国光社，2009.

[8]梁启超.变法通议[A].中国近代思想史参考资料简编[M].上海：三联书店，2009.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0]济宁福音院.大刀会起止论[J].山东时报,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

[11]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2)[C].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

[12]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Z].济南:齐鲁书社,1980.

[13]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N].横滨新民社辑印.清议报(全编)(卷26).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15辑)[C].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6.

[14]枬张,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M].北京：三联书店.1960.

[15]齐卫平.百年来中国的三次伟大革命和三次民族觉醒[C].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0，（1）.

[16]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7]刘近,孙来斌.“中国梦”总体形象的多维聚焦[J].南通大学学报,2013,(5).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the Great Awaken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Modern Times

DENG Yunshan，YANG Zhengzhe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411201,Hunan)

The grant awaken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sino-Japanese war.The sino-Japanese war defeat caused grave national crisis,the China people launched the patriotic national salvation movement climax:taking kang you-wei, Liang Qi-chao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bourgeois reform movement;peasant class as the main body of the lower people was an anti-imperialist patriotic Yi He Tuan movement,Sun Zhong-shan led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aries were a campaign to overthrow the Qing government,established a bourgeois republic 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 movement.In a word,it is Jia Wu Memorial that stimulated the great awaken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

Jiawu Memorial;Chinese people;Great Awakening

K25

A

1671-5004（2015）04-0040-05

2015-6-4

邓运山（1969-），男，湖南耒阳人，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杨铮铮（1980-），女，湖南湘乡人，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