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婷

(莆田学院外国语学院， 福建莆田 351100)

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天堂蒜薹之歌》葛浩文译本*

郑 婷

(莆田学院外国语学院， 福建莆田 351100)

以Lefevere的操纵论为基础，从意识形态角度对《天堂蒜薹之歌》葛浩文译本进行阐析，探讨意识形态如何操纵拟译文本的选择和在翻译过程中操纵选择删译、改译或增译等翻译策略进行改写。

意识形态；操纵；改写

翻译研究在较早的时候被看做是语言学的一门学科，关注的是语言单位的对等关系。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其重点从语言学转向文化因素，出现了文化转向。1990年，Lefevere提出操纵论，指出“翻译是对原文文本的改写。出于任何目的的改写都是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反映，并操纵着文学发挥作用”[1]7。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把关注从原文和原文作者转向译文和译者，着眼于文本外的译入语文化研究，深入考察其在文本翻译过程中的操纵因素。Lefevere提出操纵改写的三个因素为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人[1]。但王东风指出，在这三要素中，诗学是归属于意识形态的，而赞助人的操纵也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在改写过程中，意识形态对译者的操纵处于首要地位[2]。

Bassnett和Lefevere将意识形态定义为在某一个特定时期里形成的一种概念网络，它由观念和态度构成，并为某个特定社会所接受[3]。政治、伦理、法律、哲学等都是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形式。虽然在翻译中译者要尽可能地忠实于原文，但翻译，作为面向译入语的活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当时译入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意识形态的制约和操纵。这种操纵通过译者对译文的处理体现出来。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当遇到与译入语社会的意识形态相冲突的原文社会意识形态时，采用删译、改译或增译等的翻译策略进行改写，使译文呈现出与译入语文化环境相一致的意识形态，从而使译文易于译入语读者接受。说到底，译文是译入语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共同操纵的产物。

本文拟以Lefevere的操纵论为基础，从意识形态角度对《天堂蒜薹之歌》葛浩文译本进行阐析，探讨意识形态对拟译文本选择的操纵和翻译过程中的策略选择的操纵。

一、意识形态对拟译文本选择的操纵

在西方世界里，莫言是中国当代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天堂蒜薹之歌》是其众多作品中最受瞩目且销量最好的小说之一[4]。小说创作于1988年，取材于真实的天堂县“蒜薹事件”，讲述农民不堪当地县政府的欺农行径而奋起反抗的故事，反映了当地一些部门的官僚主义、农村生活的艰难窘迫、农民思想的落后和人性的扭曲，呈现出当时中国农村在经济改革过程中经历的矛盾与纠葛。小说由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英译。在英文世界里，将中文作为原语的英译者中，葛浩文的被认可度是最高的[4]。

葛浩文在台湾服役期间学习汉语并爱上中国文化，回美国后学习并获得中国文学博士学位。作为著名的汉学家，葛浩文深入了解并研究中国文化，所以能很好地读懂原文。同时，作为出生并长期生活在美国的美国人，葛浩文能清楚地把握美国读者的阅读偏好。他认为美国读者比较喜欢三种类型的小说，即性爱多一点的、政治多一点的以及侦探小说[5]。他还指出“美国读者更注重眼前的、当代的、改革发展的中国……他们更希望了解文学家怎样看中国”[6]。由于中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与美国的截然不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也有别于美国人，美国读者希望透过文学作品看中国、了解中国人。《天堂蒜薹之歌》展现经济改革发展中的中国农村面貌，聚焦社会矛盾、家庭内部矛盾、情感经历和思想转变，这正是美国读者的偏爱，也是促使葛浩文翻译这部小说的重要原因。

二、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选择的操纵

作为翻译家，葛浩文认为翻译是为读者服务，因此对于有着原文的读者和译文的作者这双重身份的译者来说，与原文作者相比，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得起译文的读者[5]。在中国与西方世界这两种存在显著差异的文化之间进行翻译时，葛浩文首要考虑的问题必然是如何把中国的原文文本以最佳方式译为目标文本，符合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以使美国读者接受。因此，翻译过程中，葛浩文采用删译、改译和增译的翻译策略对政治、伦理、法律、中国古典哲学等方面进行的改写都是出于对美国读者的接受效果的考虑，是受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操纵。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翻译符合美国读者的阅读心理，有效地减少他们的阅读摩擦，增加了他们的阅读快感，也促进译本的畅销。

(一)删译

在翻译过程中，当遇到由于美国读者没有相同的社会经历或相似的文化信息而无法产生类似体会或联想时，在不影响或不改变原文的故事情节发展的前提下，葛浩文对细节进行删译处理，减少阅读障碍。

(1)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打人骂人！”[7]96

Chairman Mao’s instructions say: “Don’t beat people, and don’t call them names!”[8]84

例(1)是年轻犯人对看守所岗哨的话语表示不满时，用人人敬仰的毛主席的语录作为回应，借此表明自己底气十足，证明自己说话有理有据。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主席引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让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受到中国人民的崇拜和敬仰。美国读者虽然知道毛主席这位伟大的中国领导人以及他对中国的贡献，但由于没有中国穷苦百姓翻身做主的亲身经历，无法切身体会他改变了人民生活的非凡意义，因此无法产生像中国人民对毛主席那样的深厚崇敬之情。考虑到原文文本对毛主席的尊称“伟大领袖和导师”无法唤起美国读者的情感共鸣，葛浩文选择采用删译策略，只翻译Chairman Mao。

(2) 我一定要抓住她的手，就像于连·索黑尔在那乘凉的夜晚里，等待着教堂的钟声，等钟声敲过九响，就大胆地、不顾死活地抓住市长夫人的手一样。[7]15

例(2)是高马看着心仪已久的金菊，暗暗下的决心。莫言用类比的方式将高马想抓住金菊的手与于连抓住市长夫人的手这两个情节联系起来，高马和于连的行为都是需要鼓起勇气去冲破当时社会固有观念的束缚。在封建思想长期禁锢的农村，高马对金菊的爱慕促使他不断地给自己加油鼓劲，才能够让自己蓄积足够的勇气去抓住金菊的手。这段描写生动刻画出勇敢追求爱情的农村男青年要对女青年大胆展开追求时的决心，符合美国个人主义价值观：自由、勇敢。但这与《红与黑》中的于连在市长家当家庭教师时，从抓住夫人的手到发展到与市长夫人发生的感情是有本质的不同。于连一开始为了满足自己的自尊心决心握住夫人的手，后来发展成对瑞那夫人怀有尊敬和儿子般的爱。这种感情在于连潜意识中有着“恋母情结”，并非真正的爱情，有悖于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勇敢追求自由的美国读者赞赏高马追求美好爱情的勇气，并同情他们爱情的悲剧结局，但对这种有“乱伦”之嫌的恋情是反感和不认同的。恋爱自由的美国读者无法明白中国农村封建包办婚姻对年轻人的桎梏，也就无法产生与莫言相同的类比联想。因此译文将此句删译。

(3) 耷拉着两撇倒运的掉梢眉毛[7]2

whose eyebrows sloped downward at the end[8]1

面相是中国的一种民间学问，是古典哲学阴阳五行学说的分支，其通过观看面部特征来推断命运。古人从阴阳五行理论探索，认为一个人的命运好坏是可以从面部特征即“长相”推测出的。高羊是本小说中出场的第一个人物形象，凸显他糟糕的生活境遇的不仅有恶劣的生活环境，还有例(3)中他的“掉梢眉毛”，尤其是加上修饰词“倒运的”。中国读者对面相的含义极为了解，“倒运”的明示强调在小说一开场就确定高羊的命运，一方面刻画出苦苦挣扎却挣脱不了宿命的悲苦农民形象，另一方面暗示他可能遭遇生活变故，为情节发展做伏笔。美国读者对“面相”信息的空缺，对眉相更是一无所知，如果把“倒运的”翻译出来用于修饰“掉梢眉毛”则会让不知其内涵关联的读者感觉突兀而不理解。因此“倒运”被删译，这样的翻译扫除了读者理解的障碍，但同时让美国读者失去了一次体会情节精妙设计的机会。

(二)改译

当中国当时的社会实情不为美国读者熟悉时，葛浩文或从美国社会意识形态出发或结合个人意识形态，用改译的方式加强人物形象塑造，达到译者预期的效果。

(4)“该打！”四婶恶狠狠地说，“打死你这个不正经的东西！”[7]57

“You asked for it!” replied an enraged Fourth Aunt.“You ’re lucky we don’t kill someone as immoral as you!”[8]51

例(4)是方四叔打了金菊之后，四婶被不愿意换亲的女儿气得责骂的话。金菊选择与高马自由恋爱，而不肯顺从接受父母安排的换亲对象。为争取婚姻自主而抗争的金菊因此被四婶说成是“不正经的”。“不正经”在农村泛指有外遇的男女，而金菊是未婚女青年，自由恋爱本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却在受封建思想禁锢的农村被看作是伤风败俗的、受人唾弃的行为。此行为虽然与当时当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恋习俗相冲突，但却无关道德。葛浩文改用immoral翻译方四婶对女儿行为的定性，让四婶用话语给鼓起勇气去追求人生幸福的金菊套上道德的枷锁，更能唤起珍视自由的美国读者对封建的婚姻传统的愤懑之情，对命运悲惨的金菊的怜悯之心和对思想守旧的四婶的厌恶和无奈，进一步强化了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发生的背景。

(5)“我就不听，就不听，就不给你换老婆……”[7]57

“I’m not going to listen to them, and I won’t be a party to that bogus marriage pact!”[8]51

例(5)是金菊表达不愿意嫁给刘胜利，以给大哥方一君换来曹文玲当老婆。换老婆就是换亲，是当时中国较为偏远、贫困的地区存在的嫁娶习俗。穷苦人家的儿子娶不上媳妇，就把自家的女儿嫁个给对方的儿子，为自己的儿子换回一房媳妇，以传宗接代。换亲有的会涉及到两个以上家庭，两家以上的兄妹或姐弟转着相互嫁娶，如同商品交换一样。就像小说里的刘家、曹家和方家订立婚约三家结亲。由于是互换成亲，结婚双方没有感情基础，往往婚后夫妻感情生活不和谐。而美国人认为一个人有权选择和最喜欢的人生活在一起；婚姻是个人私事，任何人不能干涉，更不要谈交换。父母如果违背孩子意愿强加婚姻给孩子是侵犯人权的，是违背法律的行为，但换亲这种嫁娶方式是美国社会所没有的，为了易于美国读者理解，葛浩文用“假结婚”这个美国人熟知的违法行为替换“换亲”，将之改译为“bogus marriage pact”，强调金菊对父母违法行为的反抗和对自由和权力的追求，凸显勇敢地与命运抗争的年轻女性形象。在塑造金菊形象过程中，这一细节的改写符合重视个人权利的美国人的标准，更加赢得读者对金菊的喜爱和支持。

(三)增译

当翻译过程中遇到故事情节发展必须依托的社会背景不为美国读者了解时，为了减少读者阅读阻力，葛浩文用增译的方式补充信息，以易于读者接受故事内容。

(6) 两个四类分子把娘抬到家里来，已经夜里10点多钟。[7]175

Two members of “four categories” ——landlord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rich peasants, and criminals——carried her into the house at ten o’clock at night.[8]153

(7) 八年前，地、富、反、坏、右都摘了“帽子”。[7]185

Eight years ago all the landlords, rich peasants, counterrevolutionaries, bad elements, and rightists had their labels removed.[8]163

例(6)是在看守所里噩梦不断的那夜，高羊做的关于母亲的梦魇的开头片段。高羊母亲最后的经历和遭遇是无法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去理解的，葛浩文考虑到美国读者对这段中国历史并不熟悉，为扫除阅读障碍，例(6)采用增译的策略，解释说明“四类分子”的具体指代。一般地说, 四类分子指的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一个在从1949年到1984年的35年间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特殊社会阶层；从1957年到1979年, 四类分子加上右派分子,被简称为“五类分子”，现在大部分文献习惯称之为“四类分子”[9]。补充高羊母亲生前最后经历的背景信息，为下文故事发展做必要的背景知识铺垫，有助于读者明白接下来情节里高羊不愿把死去的母亲和贫下中农埋在一起的原因。同时，达到与例(7)内容相呼应的效果，保证了小说情节的完整性，使当时中国的整个社会背景完整地呈现在美国读者面前。随着高羊梦魇的继续，他对母亲讲述生活的改变，社会背景通过例(7)呈现给读者。给“四类分子”戴帽或者摘帽是比较形象的说法。“摘帽”就是对“四类分子”中在改造后确实放弃其反动立场，表现较好的，解除管制和监督改造，摘掉各种“分子”的帽子，恢复其公民权[10]。译者选择意译例(7)“摘帽”这个形象说法，同样也是考虑到让译文易于读者理解。

结语

译入语社会的意识形态不仅操纵译者对拟译文本选择而且操纵翻译过程中翻译策略的选择。葛浩文根据美国读者由意识形态决定的阅读偏好选择拟译文本。同时，在翻译过程中，美国社会意识形态及葛浩文个人意识形态操纵着翻译策略的适当选择。当原文细节呈现出译入语社会缺乏的意识形态时，如果此细节不影响情节完整性和连贯性，葛浩文采用删译的策略；如果为加强人物形象塑造，葛浩文选择改译以符合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而如果此细节影响情节发展的连贯性和读者对小说整体内容的理解，葛浩文则采用增译的方式补充背景，以保证读者对情节的接受效果。

[1]Lefevere, A.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中国翻译, 2003(5):17-23.

[3]Bassnett, S.& Lefevere, A.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48.

[4]邵璐.莫言小说英译研究[J].中国比较文学, 2011(1)：45-56.

[5]季进.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J].当代作家评论,2009(6)：45-56.

[6]罗屿.葛浩文：美国人喜欢唱反调的作品[J].新世纪周刊, 2008(10)：120-121.

[7]莫言.天堂蒜薹之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8]Howard Goldblatt.The Garlic Ballads[M].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 2012.

[9]李若建.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层初探[J].开放时代2006(5):113-130.

[10]刘军.四类分子政策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6:22.

(责任编辑：谭淑娟)

Howard’sEnglishVersionofTheGarlicBalladsfromthePerspectiveofIdeology

ZHENG Ting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of Putian University, Putian Fujian 351100, China)

Based on Lefevere’s manipulation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Howard Goldblatt’s English version ofTheGarlicBallad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y, and explores how ideology manipulates the choice of the original version and the choosing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abridgment, adaptation, addition and so on in rewriting.

ideology; manipulation; rewriting

1673-2103(2015)06-0098-04

2015-09-15

郑婷(1978-)，女，福建莆田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学、认知语言学。

I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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