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义

(江苏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常州 213000)

新时期小说中农民土地意识的现代嬗变解析*

张连义

(江苏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常州 213000)

农业文明的悠久历史决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感情，感情在传统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中占据着支配地位。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和乡村城市化进程，农民逐渐受到现代文明的熏染，其对土地的审视具有了现代性的眼光。市场经济条件下，金钱逐渐取代土地在农民的生活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土地被农民工具化，理性取代感情在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中占据了支配地位，显示出农民土地意识的现代转型。

新时期小说；土地意识；现代转型；金钱

农业文明的悠久历史决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深厚感情，恋土成为农民土地意识的主导，当然，其内涵远为复杂。“新文学中农民的土地意识表现得并不单纯，它不只是怀恋，而是伴随着逃离甚至厌弃的复杂感情。然而，不管在什么时候，农民对土地的主导情感始终是恋土。即使是在 30 年代，‘丰收成灾’迫使农民逃离乡土，他们的内心深处也未曾泯灭对土地的深厚情感。在 90 年代，离土成为农民生活一个客观的现实，恋土意识依然深藏在许多农民的心中。”[1]78不可否认，悠久农业文明的历史形成了农民浓厚的土地意识，并由此影响到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甚至社会结构。但同时，在农民对土地依赖的表象之下也隐含着他们对土地的理性思考，从而形成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复杂关系。新时期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快速提高和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土地的依赖逐渐减弱，市场经济社会的物化现实更是使土地以交换价值的形式显示出与一般等价物——货币之间的可交换关系，市场经济最终打破了土地在农民生产生活中不可替代的神话。在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中，理性冲破了情感的遮蔽显示出决定性的力量，也标志着农民土地意识的现代转型。

农民土地意识的理性凸显

农民依土而生，他们的命运与土地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土地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生存物质，而且也影响、决定着他们的心理和文化。通过土地，他们与自然保持着和谐统一。“在小农看来，只有土地生长出来的东西才是实在的、可靠的、有根的，只有将自己的命运与土地紧密联系起来，深深地扎根土地，依赖土地，崇拜土地，才能维持和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也就是说，小农自然和谐价值目标的实现，是以小农自己在自然面前、土地面前丧失主体性为前提的。”[2]68土地保证了农民基本生存的需要，也造成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也正是因为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使他们将自己完全地交给了土地和家庭、宗族从而丧失了个人的主体性，他们的生存哲学和伦理价值打上了浓厚的土地的烙印。“如果说人们的土地就是他们人格整体的一部分，并不是什么夸张。”[3]161土地不仅是农民的生存之本也是其个人身份的象征。在传统社会中，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价值观念赋予土地极高的价值，农民占有土地的多少是衡量他们的身份及价值的主要依据。“总而言之，整个技术的、经济的、社会的、法律的和政治的系统赋予土地一种崇高的价值，使它成为一种独特的、无与伦比的财产。”[4]55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以及土地作为财产和身份的象征，使农民与土地黏着在一起。农民的守土成为受到肯定的价值标准，离土则被赋予了悲剧含义。

在农民传统的土地意识中，土地是精神的寄托和归宿，也是个人安身立命的依托，只有土地才能显示、确认个人的价值。相对于农村，城市不过是农民休闲的场域。对于进城的农民来说，一旦获得了成功回归土地依然是他们的梦想。进入城市的有钱人一般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土地仍然是维系其价值的纽带。他们有钱后也往往用来购买田地，借此盈利的同时也获得一种心理的满足，彰显出土地对于他们人生的价值。“由农村迁入城市的市民(主要是有钱人)，与其宗族、祖产、祠堂所在的故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和他出生的村庄保持着所有礼仪和人际上的重要联系。”[5]15即使像《红楼梦》中显赫的贵族之家贾府也在乡下有着庞大的地产，贾府每年从土地上获取数量巨大的财产。土地成为传统农民的生活支柱和精神寄托。

进入新时期之后，现代化成为国人普遍的焦虑，乡村城市化成为乡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城市象征着进步与文明，农村则意味着贫困和落后，固守土地更是成为保守、愚昧的代名词，走出土地不仅被赋予了现代的意味而且也代表着社会的发展方向。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文明向农村的逐渐渗入，农民对土地的认识渐趋理性，土地作为财产和女人象征的不可替代性逐渐被其蕴含的交换价值取代。土地再也不是农民的依赖，而是成为他们实现人生目标和生存价值的工具，他们对土地的依恋也不再是物质上的依赖和人身的依附，而是幻化为精神的寄托。无论是农民在生存逼迫下的离土还是基于利益衡量的失土，都显示出他们与土地之间关系的变化。进城之后，农民对土地和乡村的重新审视更凸显出他们土地意识的嬗变。对于进城农民来说，土地再也不是理想的家园，反而在城市文明映照下显示出贫瘠、愚昧、落后甚至荒凉，他们对土地的留恋和向往转变为厌弃和拒绝，只有在土地表现出交换价值给他们带来利益时，他们才会考虑回归土地的问题。钟正林的《户口还乡》中，大田和帮容两口子无论是进城还是返乡，都是基于现实的利益考虑。在青牛沱，大田因为农民身份失去了心目中的恋人二黄，挤进城市成为他的奋斗目标。当他千方百计当上工人之后，才发觉自己对城市有着诸多的不适应，即便如此，他仍然和妻子体会到进城的优越性和满足感。随着城市改革的逐步深入，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越来越少，大田与帮容陷入生活的贫困。恰恰就在这时，青牛沱由于开发农民的生活有了显著改善。在大田两口子关于城乡的对比中，青牛沱显示出优势，将全家人的户口重新迁回青牛沱成为他们的心愿。二人为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因为政策调整帮容得以将户口迁回青牛沱。故事的结局富有幽默色彩，“转为城镇户口的失地农民与下岗工人一样可以享受每月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险，当然如果户口重新回到乡下就不再这个政策享受范围。帮容贴着耳朵听着大田啊啊的把电话打完，一时就僵在了那里，眼前的暮色就变得迷蒙。”[6]171在大田和帮容的户口迁移中，无论是农转非的磨难还是非转农的周折，他们都是基于利益考虑的。尽管他们对城市生活不适应，但城市生活的方便以及市民享有的诸多优惠政策，还是使他们对城市充满了期待和渴望，他们对土地的感情在利益面前失去了效用。当城市暴露出诸多问题而农村在经济发展中显示出物质利益的优越性时，他们又想着迁回农村，其出发点还是利益。大田两口子的选择显示出经济利益在农民生活中的决定作用，也显示出他们土地意识的理性。除此之外，关仁山的《天高地厚》、陈应松的《夜深沉》等作品都写到，由于农业税的取消特别是种粮补贴等惠农政策的吸引，农民工再也不甘于忍受城市艰难的生活而踏上回乡的路程。可见，在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中，经济利益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感情在与利益的对比中显示出脆弱。

但我们也不能就此说在农民的意识中理性已经取代了感情，或者说农民土地意识中感情已经让位于理性。利益确实是农民衡量与土地关系的首要因素，但对土地的感情仍然影响着他们的心理，甚至在他们离开土地时表现得更为强烈。大田两口子在享受着城市生活方便的同时也常常想起家乡，那些离土和失土的农民更是表现出对故土的眷恋，只不过在理性和情感之间，理性在现实生活和人生选择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对土地的感情则化为一种精神的寄托。现实生活中对现代文明的享受和理想中对乡村文明的向往成为农民在城市生活的典型特征，也显示出理性在土地意识中的支配作用以及农业文明的潜在影响及精神慰藉功能。“恋土和离土意识的交织， 是八九十年代文学土地意识的主旋律，这是现实乡村变化的写照，也是多元文化意识的体现。”[1]78理性是现代性的典型特征之一，在农民关于土地的认识中，当理性逐渐凸显并超越感情占据了支配地位的时候，他们的土地意识也就呈现出现代内涵，从而显示出农民土地意识的现代转型。

农民土地意识嬗变的原因

新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影响，农民以庄稼为命、以土地为本的信条受到剧烈冲击，尤其是乡村经济改革更是颠覆了这种观念。在市场经济下，农民逐渐摆脱了对土地的依赖，土地的使用价值逐渐被交换价值取代，货币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货币不仅本身代表着价值，而且还具有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交换功能，或者说正是在交换中货币体现出价值。市场经济环境下，商品交换的需要使货币成为一种“万能”的商品，拥有货币也就意味着占有了财富。同时，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和经济意识的渗透，土地逐渐表现出经济价值。“当土地不再是简单地给人们提供食物以及精明的耕作者可以从土地那里获得一点收入的时候，土地就具有了经济价值：它可以进行买卖，也可以被用来作抵押。”[4]28土地的经济价值使其具有了与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交换的可能。土地作为财产不可替代的神话最终被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代替，土地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说，“直接的物物交换这个交换过程的原始形式，与其说表示商品开始转化为货币，不如说使用价值开始转化为商品。”[7]147市场经济下，一切商品都可以通过一般等价物——货币的形式加以体现，资本盈利的本能使象征着财富的货币显示出增殖功能，“社会关系最终成为一种物即货币同它自身的关系。这里显示的，不是货币实际转化为资本，而只是这种转化的没有内容的形式。……创造价值，提供利息，成了货币的属性，就像梨树的属性是结梨一样。”[7]159货币本身具有的财富象征以及增值功能的双重作用使其表现出极大的诱惑性，并最终取代土地在市场社会中占据了支配地位。“正像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7]159经济的发展使商品经济意识越来越受到农民的推崇和接受，从而使他们的意识有了更多商品经济的元素。受市场经济影响，土地的交换价值逐渐代替了使用价值。

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土地作为财产的象征和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交换价值功能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就已经存在，但由于当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占据着支配地位，人们生产的东西主要用来满足生活的需要。“事实上，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中，收入的概念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们消费的是他们所生产的东西。”[4]48也就是说，自然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只是出于必须，自给自足才是常态。所以货币的价值虽然重要但由于交换只是一种非常态，其功能远未发挥；尤其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土地对个人生活需要的满足以及财富的象征意义，使其比货币更能显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也因此，农民对土地的欲求远远超过了货币，人们有了钱之后也是用以购买土地以实现盈利。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土地在人们生活中的支配性地位，也决定了农民传统的土地意识。包产虽然将土地的经营权交给农民，但其所有权却属于国家和集体，就是说农民只有经营和使用的权利而没有买卖的权利，因此，在土地不能给他们带来收益时才会有他们基于理性思考的“向城求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化和工业化占用了农民的大量土地，包括他们的耕地和家园，虽然采取的是给农民补偿的名义，但由于实质是农民以土地换利益，在农民的意识中土地便有了商品的功能。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土地的占有除了公益性事业，往往是以追求更高利益为目的的，从而更凸显出土地的商品功能。土地的商品化必然使农民更为重视土地的交换价值，其土地意识便带有了更多的商品化色彩，显示出更明显的现代特征。

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使工业在经济发展中逐渐取得了支配地位，城市也由此控制了农村的经济命脉。城市的发展一步步改变、吞噬着乡村景观。正如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所说，“晚期城市的出现率先向土地进行挑战，城市轮廓的线条已经构成对自然景观的否定。因为它希望成为一种不同于自然而且高于自然的东西。……最后，国际大都市，也就是世界的城市开始出现。它不能忍受自己身旁存在的一切非城市性的东西，要把农村的图景全部抹去，然后把它改变成与自己相适应的样子……”[8]80-81城市对农民的土地的侵蚀正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农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意识为土地商品化提供了条件。城市在各个方面显示出的优越性更是对农民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在诱使他们放弃土地进城的同时也使其传统的土地意识遭受了剧烈的冲击。当农民进城之后，受城市文明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显示出城市文明的特征。“资本主义强调的是投机冒险，而不是安全稳定；是寻求新的生财之道，而不是守财保财、坐守家业的传统。就这样，资本主义破坏了城市生活的结构，把它放在一个新的不惧人格的基础上，即放在金钱和利润这个基础上。”[9]432当进城农民受到现代文明的熏染，按照经济规律行动的时候，他们身上也就具有了经济意识和冒险精神，体现出现代意识。当农民以这种意识重新思考与土地关系的时候，其土地意识也就有了现代的内涵。

进入新时期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以乡村城市化为特征的乡村现代化之路赋予土地以保守意义，“人对土地的痴恋与依赖是村社自然经济的精神标记，现代工业文明对古老的农业文明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与土地间依存关系的淡化与疏离。处在这样的文明蜕变进程中，困守土地只能是一种历史的喜剧。”[10]235金钱的现代象征和土地的保守意义为土地意识的嬗变提供了理论上的合理性和现实中的可能性，摆脱土地的束缚追求金钱的最大化成为农民的追求，离土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禾禾、孙少安等发展乡村工业，寻求土地之外的经营已经显示出土地意识的嬗变。高加林、孙少平等个人奋斗者及其后的民工潮更是凸显出农民对土地的理性思考。如果说新时期之初进城农民对土地还有着深深的眷恋，那么随着城乡交流的日益频繁以及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快速发展，进城农民的土地意识已经淡薄，土地只不过是他们的出身，他们对城市生活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对乡村生活的留恋。“比之以往，20世纪90年代乡土小说更直率地描写在乡村的硬壳远远没有被现代文明冲破，农业经济显得笨拙而无利可图时农民的城市向往，这种向往注定了小说所透露的倾向与传统对于土地的概念格格不入。……更重要的是，20世纪90年代乡土小说强调的不再是农民被赶出土地的被动性和非自主性，而是他们逃离乡土的强烈愿望以及开拓土地以外新的生存空间的主动姿态；离土农民也不再是在城市寻找类似土地的稳定可靠的生产资料，以维持其乡民式的生存原则和价值观念的‘祥子’们，他们以尝试与传统农民人格抵触的商业活动的方式，体验与土地没有直接依附关系的人生。”[11]334韩长赋将农民工分为三代。第一代农民工是上世纪80 年代农村政策放活以后出来打工的农民，他们绝大部分在乡镇企业打工，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第二代农民工大多是上世纪80 年代成长起来的农民，他们中有的人留在城市，仍有很大一部分人随着年龄增长选择了回乡。第三代农民工是80 年代末和90 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他们从来没有种过地，对土地没有父辈那样的感情，对农村没有父辈那样的依恋，他们进城打工，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生存需求，而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打工不过是进城的途径。简而言之，他们出来打工，根本就不想再回农村。[12]第三代农民工的土地意识已经淡薄，他们对城市的向往和现代文明的追求远远超过了对土地的留恋。对他们来说，他们更愿意将自己看作是工人而不是农民。正如一篇报告文学中农民工王德志所说，“凭什么说我们是农民，我们既没有土地，也不会种地，而且，我们已经离开了农村，”[13]52他还认为自己应该享有工人所享有的一切权益。他的这种思想不啻于农民在感情上与土地的彻底决裂。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现代技术在农业中广泛应用。现代技术需要打破传统的土地条块分割的现实将土地集中起来从而实现机械化作业。“但只有打破土地结构、特别是土地个人所有的原则才能建立起大面积的耕作单位，因为租佃和小块土地归并都无法既保证经营者的稳定又使经营得到发展。”[4]233土地的集中意味着要有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去谋求新的生路。失去土地之后，他们必然会调整与土地的关系，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土地意识。市场经济背景下，经济利益不仅会决定农民对土地的取舍而且也会影响到他们的未来，当他们基于经济利益而不是感情重新思考与土地关系的时候，他们的土地意识也就有了现代的性质。

农民土地意识的现代嬗变反思

中国的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城市化，正是农村的经济发展和乡村城市化进程促成了农民土地意识的嬗变。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自然关系而且也使其从感情上逐渐摆脱了对土地的依赖。农业文明的悠久历史决定了这一过程必然是一个复杂、痛苦的转变。“农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自给自足的自然农业逐渐商品化和机械化，这不仅从经济关系上和生产力水平上逐渐改变农民与土地那种自然的、直接的联系，而且必然使农民在心理上和感情上逐渐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和崇拜，引起自然农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心理习惯、文化内容和观念意识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却是极为痛苦的(孟老根、牛旺、回回、旺泉)。也正是这种痛苦感使这些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意蕴和认识价值，这种痛苦才真正是历史进步和人的提高的确证。”[14]83土地意识的嬗变在标志着农民意识现代转型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典型的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农民失去土地之后遭受的压迫，二是农村的凋敝。

表面看，农民进城是一种个体自愿的行为，是市场经济下的一种平等交换，但在经济主导一切尤其是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农民的离土就不能不带有强迫的性质。进入城市之后，农民的付出与所得与城市居民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们的进城也具有了受城市剥削的性质。有人认为，这种剥削是以“躯体丧失”的隐喻表现出来，“身体作为世间唯一真切的属己之物，作为存在的初始，其被掠夺被扼杀被出卖的境遇深刻证实着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被迫丧失自身的历史命运。”[15]596诸多小说中的民工受伤致残的故事乃至打工妹卖身的故事正说明了这种剥削的存在。农民尤其是青壮年农民大量外出留给乡村的是凋敝景象。青壮年是农村未来发展的希望，他们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原本可以为农业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可是城市的诱惑和经济利益的刺激使他们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浩浩荡荡的进城队伍，致使乡村只剩下老弱病残，乡村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农村与城市相比更凸显出贫穷和落后。当农民在城市遭遇不幸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无法在城市继续生存时，返回农村成为他们的必然命运，农村成为劳动力的原产地和“修理厂”。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农村承担起了为城市输送人才的义务，城市在不停地从农村输血的同时却把一切丑恶的名词加在农村身上，从而使农村承受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挤压。

在乡土现代化的想象中，农民和农民文化始终处于被改造的位置，作品中农民也大多是知识分子因为启蒙的需要而想象出的形象。“从五四以后，‘农民’就只存在于知识分子的想象中，是知识分子的他者和镜像。”[16]9按照萨义德的说法，对他者建构的目的是确立自己的身份。知识分子正是在将农民作为他者的想象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以及相应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由于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农民没有条件也不可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只能放任知识分子凭借一厢情愿将自己的意识强加于他们之上。“‘乡土文学’家对故乡生活、农民痛苦的了解，多半来自间接经验。而作为直接经验的只是儿时生活的回忆和成年偶然回乡的观感。这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对农民生活做出精彩的描绘。”[17]198由此看，知识分子表现出的对农民文化的尊崇，毋宁说是作家的理想建构。新时期以来，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人们对俗世生活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理想、价值、意义等精神方面的探求。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和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弊端必然激起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人文情怀，但现实中他们对这一切又无能为力，只有通过白日梦完成对现实的虚拟拯救。《土门》中梅梅的尾骨，《怀念狼》中狼的灭绝和人的异化，关仁山通过《天壤》、《天高地厚》、《麦河》等作品表现出对农民农村未来的担忧，乃至张炜等人笔下土地消失的寓言，显然都是作家的理想化表达。与城市的了无生气、乌烟瘴气相比，农村成了理想的家园。

尽管知识分子大多是农村出身，但由于他们在城市生活的经历以及对现代文明的自觉接受，他们身上具有了不同于农民的另一种特征，因而也就有可能对农民以及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进行理性审视，但“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存在，意味着：‘世界中的存在’。所以必须把人物与他所处的世界都看作是可能性。……当然，这一可能性在我们的真实世界之后半隐半现，好像预示着我们的未来。”[18]54正因为小说预示着我们的未来，也就为现实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在现代文明的冲击尤其是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农民更容易改变自身的价值观念而向现代文明靠拢，他们与土地的感情也不断发生变化，甚至将土地工具化。知识分子的敏感以及责任意识，使他们对农民的命运尤其是思想表现出更多的关注，物欲化的现实引发了他们的忧虑，也就有了作品对土地的关切。尽管知识分子和农民对土地的思考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式，知识分子关于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想象也与现实有着极大的差别，但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对现代性的焦虑、物欲化的忧思无疑具有警示和借鉴意义。也许，这才是土地叙事的价值所在。

总之，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发展使农民逐渐理性思考与土地的关系，货币作为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不仅取代土地成为财产和身份的象征，而且也促使农民的土地意识发生变化，城乡之间的差距以及城市化的现代化之路更为土地意识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条件。当农民基于利益衡量与土地关系，所谓的恋土仅仅成为一种感情寄托的时候，农民的土地意识也就有了现代性特征。这一方面显示出农民意识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也暴露出现代转型过程中的诸多弊端。农村的凋敝以及农民在城市遭受的种种磨难和屈辱不仅表现出农民现代转型的艰难，也对以乡村城市化为特征的乡村现代化之路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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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谭淑娟)

TheModernTransformationofFarmers’LandConsciousnessinContemporaryNovels

ZHANG Lian-yi

(Humanities School in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213000, China)

The long history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determines the deep feeling of the land and the feeling dominates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 and land.After entering the new era,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farmers have been gradually affected by modern civilization to take modern perspective over the land.Under the condition of market economy, money has dominated farmers’ lives instead of land and the fact of rationality replacing feeling has shown their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land consciousness.

contemporary novels; land consciousness; modern transformation; money

1673-2103(2015)06-0053-06

2015-07-15

张连义(1973-),男，山东聊城人，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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