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兰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引言

东西是当代广西文坛上极具影响力的一位作家，对于他的作品读者褒贬不一。褒扬者如评论家谢有顺认为，“他的小说超越了现世、人伦的俗见，有着当代小说所少有的灵魂追问，是少数几个形成了自己的叙事伦理的作家之一。”［1］批评者则多以晚生代作家的小说缺少必要的深度和厚度之类的说辞来以一概之。然而东西从不成熟的处女作《龙滩的孩子们》到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的《没有语言的生活》，再到后来的长篇《耳光响亮》《后悔录》一直都在探索小说是什么，文学是什么等问题。他不是在为写小说而编织小说，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写小说就是要挖掘人类灵魂深处的绝密文件，进而刺激人类日渐麻木的灵魂，扩大他们心灵的空间。”［2］所以尽管他的每一篇小说都各具特点，但他始终不忘通过挖掘人类内心深处的秘密，来写一些触及读者心灵的东西。因此他还说了这么一句话，“只有把我们的秘密戳穿的作家，才会是真正的大师。”［3］简言之，他的小说语言虽荒诞，故事虽简单，但背后却蕴藏着深邃的文学意蕴。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其文学思想的表达，他每一个精心勾勒的故事，每一句精心编排的话语都是其诠释自己文学理念的一种方式。本文试图通过揭露现实，剖析人心，探索心灵;主张想象，注重创新;推崇夸张，回到“漫画”;张扬悲剧，救赎人性这四个方面对其小说思想进行阐述，旨在明确其小说思想的前提下，进一步挖掘其小说背后的深层意蕴。

一揭露现实，剖析人心，探索心灵

在政治、经济、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文学慢慢地走向世俗，走向堕落。东西作为当代文坛的一枝新秀，自始至终本着文学的根本意义是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方向前进，无论世事怎么变化，他始终坚守作为一个作家应有的品行。所以他的作品中没有一味附和大众的浪漫情节，更没有为争名逐利的媚俗故事。他的作品总是以揭露现实荒谬为先，旨在剖析人心，触及人类心灵。就像他自己说的，“我笔下的爱情没有那么多童话，都是一些现实的、病态的和性相关的爱情。而且还不仅仅是爱情，爱情在我的小说里就像一节拖车，它会拖出一些另外的东西。……这种做法就像是把那些正在做梦的的人叫醒，有时会让你很不舒适。但是这是一种向前的姿势，它和现代人的心理保持一致。”［3］33他还说，“浪漫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幻想，现实才是我们的终身伴侣。”［4］44而他的小说就是在试图推开现实的重重阻碍，努力践行了他的这一思想。

东西算不上一位高产的作家，然而他不多的作品里却洋溢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他虽生于乡间却是心怀天下，所以他的每一个作品都在力争揭露现实荒谬同时，又不忘剖析丑恶的人心，试图通过人类灵魂深处的发现来编织一些触及人类心灵的东西，从而唤起人们的知觉。《不要问我》讲的是一位年轻教授卫国的故事，他因酒后吻了女学生而被迫辞职，又因在火车上丢失了证明自己身份的材料而在异地无法立足，最后却因一份不需要材料证明身份的酒吧工作丢了性命。这个故事揭露了现实生活中身份大于自身的荒谬行迹，批判了我们当下这种只看材料，不重自身才干的社会现象;《我为什么没有小蜜》顾名思义讲的就是一个找小三的故事。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很多人都会和米金德一样，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想出轨而找小蜜，就只是为了争一口气，为了所谓的面子和细小的虚荣心，去做一些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所以最后的结果是小蜜没有娶回家，原配却丢了。作品无疑是对生活中人们变相证明自己的荒谬行为进行批判，是想通过对人物内心的剖析来警醒世人，从而使人们认清自己、认清社会。

当然，东西小说在揭露现实，剖析人心的同时，还希望通过人类灵魂“秘密地带”的描写，来提升作品的内涵，与读者达成共鸣，从而探索人的心灵。他认为，谁的小说中都有人物，如果仅仅写出一堆名字，而缺乏这一人物与我们心灵的重合，那这只是在对人物进行素描。在他看来，鲁迅笔下的阿Q之所以经久不衰就是因为阿Q身上有我们每个人都与之重合的地方，看到阿Q我们会反思自己的行为，所以他主张笔下的人物要与我们的心灵重合。与前两篇作品相比，《后悔录》显得更为深刻，作品通过主人公曾广贤的故事，揭露了特殊时期曾广贤平白无故坐了8年牢等诸多荒谬现实，塑造了一位与我们身心重合的人物。故事通过倒叙的手法来写，一个从未有过性生活的人，竟因强奸罪坐了8年牢。事情真相大白后，他本可以拥有幸福的婚姻生活，却因自己延宕的性格亲手将其断送。当他步入中年后，他开始花钱请小姐听他讲自己充满后悔的一生，后来又对着自己瘫痪了15年的父亲讲。这部小说的价值就像广西著名评论家温存超所评价的那样:“长篇小说《后悔录》更是一部不屈不挠地直问本心的作品，‘在历史、政治与人物的错综关系中对中国人复杂的精神生活做了有力的分析和表现’，抓住人类共有的一种普遍心理现象，将‘后悔’无限地放大，‘在严峻的难度下推进精神叙事’，揭示‘世上没有后悔药’一说所包含的生活真谛与哲理，具有心灵地拓荒开垦的意义，读来令人惊心动魄。”［5］122

二、主张想象、注重创新

在东西看来，小说的魔力就在于具有想象力。所以他说，“愈是有想象力的小说就愈具有魔力，所以我坚信小说肯定不是照搬生活，它必须有过人之处。”［4］54卡夫卡的《变形记》为什么能享誉海内外，他认为关键就在于卡夫卡勇敢的迈出了第一步——大胆想象。但是他在主张想象力的同时，就特别注重创新。因此他在写作时便经常提醒自己，“要标新立异，要出人意料，要写得与众不同。”［4］50在文学史上，单独写聋子、瞎子、哑巴的文学作品多得不可胜数，而将三者组合起来写，东西却是第一人。这部由聋子、瞎子、哑巴组合而成的作品《没有语言的生活》，让我们发现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困难，使我们开始关注正常人在生活中丢失的道德与品性。正是因为作品大胆的想象，别样的创新，使东西在1996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从此《没有语言的生活》成了他的代表作。

《把嘴角挂在耳边》是一部抒写未来的作品，故事告诉我们，生活在未来社会里的人们，审美取向发生了变化，开始以裸露为时尚，失去了笑的本能，仅有久爷爷这个活了100多岁的老人还会这种表情。“笑”，一个小得几乎让人忽略的本能在东西的手里却成了材料，大放光彩。这别具一格的构思不仅是主张大胆想象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东西揭示了:生活中一些美好的东西正一点点流失，正统的、主流的道德、精神在现代商业理念的冲击下已开始慢慢退出历史舞台这样一个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东西主张的大胆想象并不等于虚构，注重的创新并不等于神游。在大胆的想象下，他始终不忘初心。生活中有比钱、比车、比房，甚至比媳妇、孩子的，就是没有比赛痛苦的。《痛苦比赛》无疑是作者的创新，也给了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但是他这看似虚构的想象却是为了揭示生活在畸形环境中的人们是怎样的荒谬与可笑，从而透视我们的社会、生活、文化以及自我身份存在的问题。

三、推崇夸张、回到“漫画”

东西在张钧的“访谈录”中说过，小说其实就是夸张。某个事件或是某个人物夸张到一定程度，就是漫画的效果。那什么是漫画?即“用简单而夸张的手法来描绘生活或时事的图画。一般运用变形、比拟、象征的方法，构成幽默、诙谐的画面，以取得讽刺或歌颂的效果。”［3］56所以在东西的作品中，我们会看到《耳光响亮》中牛青松一家通过举手表决来判断父亲是否活着，以及杨春光为了让牛红梅打胎，精心设计了一场羽毛球赛及牛红梅为流掉的孩子开追悼会等一系列极度夸张、诙谐的事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看到《伊拉克的炮弹》中，王长跑因为天天看电视里的美伊战争而瞎了眼睛，以及《商品》中，我和薇冬上车才认识，下车就有了孩子等夸张故事。可以这样说，东西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由一个个夸张的故事拼贴而成，并最终回到“漫画”上。但是“东西的这种所谓‘拼贴’，并非简单的拼凑和机械的组装，而是奇思妙想和深思熟虑的融合，是东西的小说观在其小说创作中生长出来的奇花异果。”［5］125

通常情况下，漫画更多的是用来讥讽时事而不是歌颂现实，所以东西利用漫画式的写作方式是用来讽刺时代的荒谬，而不是褒奖现实的美好。《耳光响亮》中一连串的夸张性事件既是东西对当下亲情丧失的深思，是对牛红梅悲惨人生的同情，也是对造成牛家悲剧社会现实的批判。东西极力推崇夸张，目的是要回到“漫画”上。因为在他看来，真正的作品应该是像漫画一样具有针砭时弊的作用，而不是似素描简单、无味，一味重复生活。

四、张扬悲剧、救赎人性

东西是一个具有悲剧意识的作家，所以在写作时，他总不忘张扬悲剧的力量。但他并不是为简单的塑造悲剧人物而写悲剧，在悲剧的背后，他总是试图去救赎那些被多种因素桎梏的人性。

作为一个悲剧的鼓吹者，他的悲剧意识主要源于他童年的生活环境。他说，“其实悲剧意识和我的生活息息相关，我童年生活的地方不通公路不通电，……吃粗糠野菜算不了什么……童年一睁开眼睛就没有喜剧的舞台，所以悲剧就深入骨髓无可救药。”［4］29在他看来，只有悲剧才能揭露现实使人深省。在西方，古希腊时期就有了悲剧理论，认为它源自于酒神祭祀。亚里斯多德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起卡塔西斯作用。”［6］12卡塔西斯是一个宗教术语，有净化之意，也有人把它译为陶冶。在文学的领域里，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悲剧的地位都远远高于喜剧。新文化运动后，西方的悲剧理论传入中国，即刻引起了一场关于中国是否有悲剧的论争。笔者认为，不同的文化语境孕育不同的文化现象，中国不是没有悲剧，而是中国把道德人伦看得比理性更为重要，所以这只不过是中国的悲剧不等同于西方的悲剧概念罢了，但这并不影响中国悲剧文学的高度。所以梁祝化蝶的爱情故事，窦娥沉冤得雪的情节安排不是因为中国缺少悲剧，而是因中国独特的文化语境决定的。20世纪以来，不管是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新历史主义小说、先锋文学和新生代小说，都将悲剧看成是自己创作的主题。“晚生代作家的文学创作大多受到中西悲剧理论的影响，表现在作品里，就是他们对苦难的高度关注。”［7］5所以在东西的作品中，我们会看到《我们的父亲》中，因为子女推脱责任，连父亲已逝世多日都不知道的荒唐现象。当然，我们还能感受到《没有语言的生活》中由聋子、瞎子、哑巴组成的残缺家庭的苦楚，以及《目光愈拉愈长》中，刘井因丈夫懒惰须独自照顾家庭，被丈夫烫伤没钱看病，以及儿子最后因为鞋子再次离开她的痛苦。东西精心策划的一个个悲剧不仅仅是为了通过人物来诠释苦难，来揭示生活的艰辛，而是想救赎这些生活在苦难边缘的人们。

《我们的父亲》是亲生子女亲手造成的亲情悲剧。东西想表达的不仅是呵斥那些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淡化亲情的孩子们，更是想唤醒那些丢失亲情的人们;《送我到仇人身边》讲的是张洪为了能有钱娶兵晓零为妻，把自己的好朋友赵构杀了，最后媳妇没娶成，自己却被枪毙了的故事。东西精心设计的这个悲剧也不仅仅是谴责张洪的非法行为，而是要人们看清楚当下为了钱财而不惜毒害好友的人随处可见，我们要做的是唤醒他们的人性，屏蔽他们的兽性。

结语

综上所述，东西的小说总是在努力践行他的文学思想，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为什么写小说，始终注意作品与读者心灵的重合及对人性的启迪。因为在他看来，鲁迅、沈从文、福克纳等大师之所以能打动读者，就是因为他们荒草般的文字里，储藏着人性，并常以此来俘获我们的心灵。也正如评论家温存超所言，“一个小说家的小说观，实际上并非形成于一时一日，除了传统小说观与现代小说观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来自于自己小说创作的切身体验，其小说观也会随着其创作实践的进行与体验的不断加深而不断变化。”［5］125所以通过对东西小说的文学思想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去理解东西的作品。

［1］谢有顺.中国小说的叙事伦理:兼谈东西的《后悔录》［J］.南方文坛，2005(4):34 －43.

［2］侯虹斌.东西:最厉害的写作是写出宽广的内心［N］.南方都市报，2006－4－10.

［3］东西.谁看透了我们［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

［4］东西.时代的孤儿［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

［5］温存超.秘密地带的解读:东西小说论［M］.北京:台海出版社，2006.

［6］亚里斯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

［7］李志云.论东西小说的悲剧意识［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