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派文人文化视野中的都市伦理1920—1937
2015-03-28王进庄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4期
王进庄
(上海商学院文法学院,上海200235)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使旧派文人面临着双重压力:旧礼教和新思潮从前后两个方向双面袭来。旧礼教余威尚存,新文化又给予他们恶谥。一方面,他们是与传统持久保持联系的一代,但绝非全部认同,他们只是承继了传统文化中保守有序的一面,对旧礼教一直持批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对新文化意义建构和金钱所引发的家庭解体、人格堕落颇多微词,对“文明”“自由恋爱”等观念,对五四新文化核心价值——“德先生和赛先生”,都高度质疑。确实,旧派文人突破不了的道德伦理观念是他们根本的价值尺度,是与五四新知识分子的最大区别之一。经常有这样的一种叙事模式:一个可以发掘出现代意义的故事之后,要加上一段训诫的套话,或斥责金钱万恶,“种种因缘,莫非受了金钱的播弄,这种事情在上海滩上一年之中也不知发生多少?”[1]或者批评社会万恶,“龌龊社会,愈弄愈糟,我们日与解除,不能够学屈平之众醉独醒,又不能学庄子之逃虚入悬,一身成赘,万感如山”[1],或者指责青年沉沦,“上海地方真是个五(污)浊世界,骄奢淫逸一天进步一天,青年子弟们堕落的亦不知道多少”[2]。1920—1937 年间,面临着双重压力的旧派文人有很深的伦理焦虑,但这种伦理焦虑不同于封建礼教,也不是“改良礼教”。封建礼教承认尊卑贵贱、上下等级的合理性;以专制主义完全扼杀人的自由和独立性(即五四新文化所批判的“吃人”意象);以家国同质同构体系来维系统治者治国治民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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