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古代汉语教学的词汇问题

2015-03-28李晓春

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5期

李晓春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语言同世上万物一样是不断发展的，其组成要素——语音、语法、词汇的变化也是不均等的，既有快慢之分，又有大小之别，故其重要性也各自不同。那么，就学习古代汉语来说，在三要素中，哪方面最重要呢？应该说词汇最重要。读古书，因为“不懂古代语法而读不懂，这种情况是很少的。所以语法在古代汉语教学中不是太重要的。至于语音方面更不那么重要了”。［1］413语法是语言中最富于稳定性的，发展较为缓慢，古今变化不大，学习的难度也不大；语音的问题也很小，因为读古书并不需要用古音读，也不可能真正用古音读；而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变化得最快，“它几乎处在经常的变动中”。［2］552古今汉语在词汇方面差别极大，也最难把握。所以我们要把学习和研究的重点放在词汇上。

一

首先，从《古代汉语》设置的教学目的来看，是为了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作为高校文科的一门基础课程，一般分为文字、词汇、语法、修辞、音韵、训诂、工具书等七大章节，此皆为学习古汉语所必备之基本知识，虽不可缺少，却也不可等量齐观，在教学中还须分些轻重、主次，这也是学界共识，并无异议；而具体侧重于哪几章或哪一章，各家的看法却有分歧。但作为一门语言课，其分歧的焦点主要还是集中在词汇、语法和语音三个方面；确切地说，是聚焦于词汇和语法两方面，即哪个更重要。王力先生一向特别重视词汇问题，他认为，“学习古代汉语最重要的是词汇问题”，［1］415这在其生前发表的有关谈论古代汉语教学问题的文章中都有集中和突出的反映，如《谈谈学习古代汉语》《关于古代汉语的学习和教学》和《论古代汉语教学》等；而其主编的《古代汉语》更是以词汇为重点。至于为什么要以词汇为主，王力先生说的很清楚：“古代汉语的问题，主要是词汇问题，解决了词汇问题，古代汉语就解决了一大半问题了”；［1］415他曾多次明确强调，并反复重申只要“掌握了古汉语的词汇，也就有了阅读古书的能力”。［3］442并且坚持认为今天的学生读不懂古书，“很少是由于不懂古代语法，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于不懂古代的词汇”。［3］444他将从前旧式教育只教古代汉语语法的做法斥为教学的一种“偏向”，认为是舍本逐末，是“同课程的教学目的不符合”［1］437的，是一种本末倒置、得不偿失的做法。王力先生在其六十年代主编的《古代汉语》中，对各章节的内容作了精心地安排和布局。在全书所包括的三块内容，即文选、常用词和古汉语通论中，“通论”部分总页数共计402页，其中语法部分共93页，占总页数的23.2%；音韵部分共19页，占总页数的4.7%；词汇部分共18页，占总页数的4.5%。表面上看，词汇与语法相比相差何啻云泥！孰轻孰重似乎一目了然，而实则不然。因为这部书另有1086个“常用词”，共占468页；还有“汉字部首举例”42页，合计510页，尚超过全部“通论”总页数达108页之多！由此可见王力先生对词汇的重视程度。同时，这个数字也足以说明古代汉语教学必须把主要力量放在词汇方面，任何轻视词汇教学的做法都不利于提高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

然而实际情形又如何呢？就高校古代汉语的教学现状来看，王力先生的理论构想和良苦用心并没有在现实中得到真正的贯彻与实施。由于受教学时数大幅缩减的影响，目前高校古汉语的教学内容一般只限于文选和通论两部分，并不包括常用词的讲授。这部分内容是属于学生课下自学的范畴，并不占用教学课时。有关常用词和词语用法往往只在讲授文选时有所涉及，但也通常仅是点到为止，或是一语带过，并不会在课堂上花费太多时间作专门讲解。更让人无奈的是，由于文选的学习往往既费时，效果又不明显，故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对其重视程度都难免大打折扣，这就使得词汇的重要性很难在实际教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二

其次，古代汉语各章节的研究内容，基础也是词汇。实际上，就古代汉语所包括的七大板块来看，仍都离不开词汇这个基础。具体说来，音韵属语音范畴，是语言的物质外壳，语言必须借助语音来表达；而语音是表达词语意义的，因而最终必然要落脚到词汇上。文字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是扩大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交际功用的工具；没有文字，语言就无法传远、传久。从这个角度上说，文字是依附于词汇的，离开了词汇，文字便不可能存在。语法是语言的结构规则，是“词的变化和组词成句的规律”，［2］562亦即词法和句法。而这些，又完全建立在词汇的基础上。修辞是依据题旨情境、运用各种语言材料（首先是词汇）和语言的各种表现手法来体现作家或说话人所要表达内容的一种活动。一般说来，语法是解决话说得对不对的问题，修辞则是解决话说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所谓对与不对、好与不好，均与词汇息息相关。至于训诂，笼统说来，就是以今语释古语，以通语释方言。要之，训诂学本身就是我国传统的研究语义的一门学科，它更是以词义为基础。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音韵、文字、语法、修辞、训诂等无不建立在词汇的基础之上；或者反过来说，离开了词汇，这些学问就统统都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此外，自古及今大量存在的工具书，更说明历来传统语文教学重点在词汇。我国古代字典、辞书的编纂历史可谓久远，且历代兴盛不衰，不断蓬勃发展，一直占据语文教学领域的主导地位。《尔雅》滥觞于先秦，完成于汉初，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词典。受其影响，后世“雅学”蔚然成风，如成书不迟于汉代的《小尔雅》、三国魏张揖编撰的《广雅》、宋陆佃编撰的《埤雅》、罗愿编撰的《尔雅翼》、明朱谋炜编撰的《骈雅》及方以智编撰的《通雅》等，分别从不同方面充实了《尔雅》，使得“雅学”成了我国哲学及社会科学领域考证词义和各种名物不可或缺的知识宝库。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并考究字源的字书，也是一部专讲字词本义的训诂书。共收小篆9353个，重文1163个，据形系联，归入540部，首创部首编排法，开我国字典学的先河。后世赓续其作者，不胜枚举。主要有晋吕忱之《字林》，收字12824个，也分540部，为补《说文》之略漏而作；南朝顾野王之《玉篇》，收字16917个，分部542个，较《说文》略有增删，部次亦稍异于《说文》；宋司马光等奉诏纂修之《类篇》，收字31319个，重文21846个，分部544个，仍大体依据《说文》；明梅膺祚之《字汇》，收字33179个，部首省《说文》为214个，是对《说文》部首的一大改进，并在汉语字典编写史上首创笔画顺序检字法；清张玉书等奉诏编修之《康熙字典》，收字47035个，分214部，仍《字汇》之旧；其收字多，释义较完备，引证广泛，是一部有价值的大型语文工具书；近人欧阳溥存等编纂之《中华大字典》，收字48000余，部首、体例大体同于《康熙字典》，采用反切注音，分条解释字义，引例注明篇名，较《康熙字典》更加详备。至于今人所编纂的《汉语大字典》，收字六万多，集历代字典学之大成，亦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汉语字典。而韵书则是供人写诗作文时选字用韵而作的。最早的一部韵书为三国魏李登所撰的《声类》（原书不传），其次是晋吕静的《韵集》（已亡佚）。隋陆法言撰《切韵》，今存残本；唐孙愐撰《唐韵》，今亦存残本；宋陈彭年等奉诏重修之《大宋重修广韵》，为增广《切韵》而作，收字二万六千多个，按平、上、去、入四声分韵排列，共206韵；宋丁度等奉诏修定之《集韵》，为集韵书之大成之作，收字53525个，为旧字典辞书收字最多者。内容注重文字形体和训诂，是研究文字、训诂和宋代语音的重要著作。至于韵文词典，当推今人张相所编的《诗词曲语辞汇释》为最。此外尚有文言虚词词典，如元代卢以纬的《语助》，清刘淇的《助字辨略》，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以及今人杨树达的《词诠》、裴学海的《文言虚字集释》、吕叔湘的《文言虚字》和杨伯峻的《古汉词虚词》等；金石学字、词典，较早有清代刘鹗的《铁云藏龟》和近人罗振玉的《殷文存》《三代吉金文存》等。以上所列种种工具书，都是为帮助人们识字、解词之用；或者说，是对传统语文教学以词汇教学为重点的具体说明与实践总结。

三

阅读文言文，词汇是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第一难关；闯不过这一难关，就无法阅读文言文；词语的意思弄懂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此讲解古代汉语，必须做到字、词、句三落实，这是大家公认的常识，勿需赘言。而所谓“字”，严格说来，也就是词；因为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一个字往往就是一个词。至于句子，更是由语词组合而成的，因而词汇起着决定作用。可以说，古书阅读能力的高低，是和掌握文言词汇的多少具有直接的关系。古汉语教学的实践证明抓住关键词汇必不可少。

（一）辨析古今词义的差异

语言是发展的，词义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同是一个词，古义与今义就有了差异；如果忽视这种差异，读古书时就不可能有正确理解。试举以下数例说明之：

（1）二子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易·系辞下》）

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专就“臭”的词义作了辨析，曰：“（一）读xiu。气味。……引申为坏的气味，‘香’的反面。读 chou”。［5］241就是说，古汉语“臭”有两个常见的词义：“（香的）气味”和今义的“臭”，一个词具有正反两个意义，训诂学上称之为“正反同词”。像这样的词，教学中首先教给学生的不是读音“xiu”与“chou”的分辨，也不是训诂学“正反同词”理论的阐述，而是首先应当强调指出“臭”在古代汉语中所表示的“气味”这一词义。

（2）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

这里的“愤”显然不是“愤怒”，而是“心求通而未得之意”，［6］95这个词义为一般字典所不载；教师若讲不清楚这一点，是不可能为学生所理解的。

（3）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孟子·梁惠王上》）

这里的“爱”不是“喜爱”“疼爱”“爱护”等现汉通行义，而是吝啬，舍不得的意思，是后代（汉后）不用的古义。“爱一牛”是“吝啬一头牛”,而非“喜欢一头牛”，无疑这才是讲解的重点。

（4）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左传·庄公十年》）

“牺”，本指古代做祭品用的毛色纯一的牲畜。《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7］2145“牺牛”即毛色纯一的做祭品用的牛。而“牺牲”的“牺”，已转化为“祭祀”；与“牲”结合，义为“祭祀用的祭品”，那就不仅指做祭品用的牛，而是包括做祭品用的羊猪之类所有的牲畜了。现代汉语“牺牲”的词义是“为了正义的目的舍弃自己的生命”，或“指放弃或损害一方的利益”，［8］1454古代汉语中无此含义。

（5）多行不义，必自毙。——（《左传·隐公元年》）

“必自毙”若理解为“共叔段必定自己找死”，就错了。因为“毙”在这里并无“死”义，而应作“倒下”“垮台”解。“倒下”是其本义，引申义为“死亡”；而现代汉语只作“死亡”讲，如“枪毙”“击毙”中的“毙”，均指敌人的死亡。

像这样的同形异义词，在古籍中比比皆是，稍不留意，就很容易以今义释古义，从而造成误解、误读。因此，抓关键词，注意区分其古今义的不同，就成了古文教学中一项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二）注意古今词义的变化

汉语的历史悠久，词汇、词义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既要受到语言自身要素的影响，又要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从而使得词义的变化呈现种种复杂的情形；或演变范围有所不同，或感情色彩发生改变，或词义轻重存在差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以下分述之：

1.就演变范围来看，有词义扩大、词义缩小、词义转移几种情况。

a.词义扩大型。此类甚多。如，“江”“河”“诗”“书”等，皆由专有名词变为普通名词了。又如，雄，《说文·隹部》：“鸟父也”；雌：“鸟母也”。“雄”“雌”本来只指鸟的公、母，后扩大为一切有性别的动物，当然也包括人。再如，皮，《说文·皮部》：“剥取兽革者谓之皮”。本义仅指兽皮。现代汉语的“皮”，谓一切表层组织——鸟有鸟皮，兽有兽皮，革有革皮，树有树皮，鱼有鱼皮；人的表层组织固然是皮，人的衣服既然覆盖于人体，因而也可以叫皮。此为古今词义由小而大的极典型一例。

b.词义缩小型。如“金”，《说文·金部》：“金，五色金也”；“银，白金也”，“铅，青金也”，“铜，赤金也”，“铁，黑金也”。就是说，古代汉语的“金”包括所有金属，而现代汉语的“金”只指“黄金”一种。如此看来，古书中经常出现的“百金”“千金”“万金”等，就不大可能全是黄金，而有可能是其它金属，也包括铁（俗称“恶金”）在内。

c.词义转移型。如“羹”，上古指带汁的肉。《尔雅·释器》：“肉谓之羹”。［9］184由于“羹”是肉里带汁，所以中古以后词义逐渐发生转移，转指汤义。王建《新嫁娘》：“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10］757“羹汤”同义连用。又如“劝”，《说文·力部》：“勉也”。即从积极角度进行鼓励、劝勉。如荀子《劝学》，即从积极角度鼓励人们学习，而非从消极角度进行劝说。现代汉语的“劝”，则为“拿道理说服人，使人听从”，［8］1133是从消极角度对人进行劝说。

2.就感情色彩来说，则有词义褒贬的更替。

有古代是褒义，现在是贬义的。如“爪牙”，《诗经·小雅·祈父》：“祈父，予王之爪牙”，《汉书·李广传》：“将军者，国之爪牙”。这里的“爪牙”是国之武将、猛士，得力帮手的意思，属于褒义。今义指帮凶、走狗，完全是贬义。

也有古代是贬义，现在变为褒义的。如“锻炼”，在古代有玩弄法律诬陷别人的意思。《汉书·路温舒传》：“则锻炼而周纳之”。而现代汉语的“锻炼”，则完全是褒义。

还有一些词，古代为中性词，无所谓褒贬，后来变成了贬义，如“卑鄙”。诸葛亮《出师表》：“先帝不以臣卑鄙”。其中“卑鄙”是个词组，指地位低、见识浅，没有贬义。与今义“品质恶劣，行为下流”差别甚大。

3.从词义轻重来看，古今也有变化。

a.古义轻，今义重。如“诛”，《说文·言部》：“讨也。从言，朱声”。其字从言，本义与言语有关，指从言词上加以责备之义。《论语·公冶长》：“于予与何诛”，即此义。今有成语“口诛笔伐”，也用的是本义。而从言词上的批评、声讨，后发展为肉体上的“杀戮”，意义明显加重。

b.古义重，今义轻。如“谢”，古代是谢罪、道歉的意思。《战国策·齐策》：“宣王谢曰：‘寡人有罪国家’”。而今义只是“感谢”的意思，意义有所减轻。

总之，阅读古书，一定要有古今词义或同或异的基本认识，切忌以今释古，对重要词汇下一番辨识功夫，做到准确把握词义。做不到这一点，是难以真正读懂古书的。所以，古汉语学习必须把重点放到词汇上去。

［1］王力.关于古代汉语的学习和教学［M］//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

［2］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M］//斯大林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王力.论古代汉语教学［M］//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

［4］南开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古代汉语读本［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