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玉梅

（宿州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安徽 宿州 234000）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所以，大学文化就是大学人在大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大学人的生存方式。因此，大学文化的构建就是大学人生存方式的构建。这就涉及到大学人的价值观问题，即文化认同问题。换言之，研究大学文化的构建问题离不开文化认同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已有的成果较少。黄勤锦认为，文化认同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目标。[1]笔者认为，文化认同更应是大学文化构建的根基与灵魂。本文以西南联大精神的形成为例，分析阐述这一观点，以期对当今价值多元的高校构建大学文化提供些许借鉴。

一、文化认同与大学文化的构建

（一）文化认同

认同一词译自英文“Identity”。从字面看，该词既可以翻译成“认同”，也可以翻译成“身份”。从内涵看，“认同”表达的是同一，“身份”传递的是差异。换言之，认同这一概念包含着双重内涵，它既突出了同一（“我们”），又彰显着差异（“我们”与“他们”）。这双重内涵，一方面让“我们”坚持着做自己(以便于区别于“他们”)，并在这种坚持中书写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将个体与群体联系起来，成为“我们”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和黏合剂，构成种族、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来源。

文化认同是诸多认同形式之一种，“是指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2]由于“共同文化的确认”依据（文化理念、思维模式、行为规范）都是一定价值观的体现，因此，文化认同的实质与核心应是价值观认同。

（二）大学文化

大学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意。“从广义上讲，大学文化是包括大学精神、大学环境、大学制度等方方面面的整个大学教育；从狭义上讲，大学文化主要是指大学精神。强调大学师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表现为一种共同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3]不难看出，在大学文化中，大学精神是核心。因为大学精神彰显大学的本质，是大学发展的灵魂。本文的大学文化是狭义之义，仅指大学精神。

马克思主义认为，精神形态的文化并不只是抽象的空洞的精神，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4]72因此，从文化哲学的视角看，文化其实就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劳动过程中自然生成的较为稳定的生存方式，只不过这种生存方式是用一种精神的样态呈现出来而已。所以，就此而言，文化就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换言之，人们在自己的劳动中创造着怎样的文化，他们就具有怎样的生存方式，他们也就过着怎样的生活。因此，大学文化就是大学人在大学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大学人的生存方式。

（三）文化认同与大学文化的构建

既然大学文化就是大学人在大学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大学人的生存方式，那么大学文化的构建就应该是大学人生存方式的构建。若要让同一大学的不同大学人构建相同的生存方式，毫无疑问就要构建他们相同的价值观。一旦相同的价值观生成，“Identity”（身份或认同）就随之而出现。所以，大学文化的构建问题说到底是大学人的价值观构建问题，即大学人的文化认同构建问题。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大学人会因为彼此相互认同而自然地形成“我们”，同时也将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其他大学人自动地生成为“他们”。

可见，研究大学文化的构建问题离不开文化认同。那么，文化认同在大学文化构建中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笔者认为，文化认同是大学文化构建的根基和灵魂。本文以西南联大精神的形成为例，分析阐述文化认同在大学文化构建中的这种作用。

二、文化认同与西南联大精神的形成

关于西南联大精神，很多学者探讨过。谢泳将其归纳为“自由、独立”[5]；江瑜认为是“精神独立、学术自由、以人为本、兼容并包”[6]37；储安平认为是“民主传统，宽容精神”[6]38；等等。不过，笔者在查阅相关史料后认为，联大精神应该概括为：自强不息、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这种精神是联大教授们共有的文化认同在遭遇特定战争历史条件后生成的结果。

（一）大致相同的教育背景，使西南联大教授具有基本相同的文化认同，从而在西南联大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大学精神

我们知道，抗战期间内迁学校联合办学的不是西南联大一所，但它却是唯一一所一联到底的战时高校。比如西北联大，其办学规模、组织机构、师资力量等方面和西南联大都大体相当，但是该校仅存在一年零四个月。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对此，梅贻琦校长这样解释道：“好多学校联而不和，只有联大是唯一的联合到底。这不是偶然的，原因在于抗战前，三校对事情的看法与做法，大同小异，人的方面多是熟人。”[7]512这里梅先生道说出来的是西南联大成功的根本原因，即三校的办学理念基本相同。那么，为什么三校的办学理念基本相同？笔者认为这是缘于三校教授们大致相同的文化认同。

1.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使三校教授形成的教育救国、学术救国之文化认同，在民族危难形势下催生出了自强不息的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的教授群体大都是在上世纪30年代前完成中西教育的知识分子。从教授们的教育经历看，他们的小学和中学是在本土接受的较为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教育，其骨子里流淌的是真正中国化的人伦道德价值观念。自然而然地，知识分子应有的文化使命与民族担当也就成为与他们生命同一的存在。因此，当日本的全面侵华引发了民族危机时，教育救国、学术救国之文化复兴民族的文化认同也自然就成为这些教授们的自觉意识和一致选择。比如陈寅恪认为：“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学）为根基。”[8]45梅贻琦指出，“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9]22

正因为如此，在当时教育界因为大批学校内迁而引发的关于战时教育方针的争论中，联大的教授全部主张平时教育，这与教育部后来给出的“战时须做平时看”的教育方针是一致的。正如任之恭所言：“战争时期为保存高等教育而奋斗的主要动机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对学识的尊重，在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中，中国学者被认为是社会中的道德领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精神领袖，那么，从这一观点出发，战时大学代表着保存知识，不仅是‘书本知识’，而且也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10]101基于这样的文化认同，三校教授们辗转万里，“南渡”教书。也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认同，远在国外求学、工作的学者、博士，比如华罗庚、黄子卿、陈省身、范绪筠、张青莲、王竹溪等，毅然决然地回国到西南联大任教。[6]187

可见，在国难当头时，是联大教授们共有的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的文化认同将三校师生的爱国情结凝聚在一起。正是基于这种爱国情结基础上的文化认同在战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转化成了严谨治学与潜心学术，从而升华成自强不息的大学精神，校训“刚毅坚卓”就是这种精神的最好表达。

2.留学欧美的教育经历使三校教授拥有的民主、自由之文化认同，在战时联合办学中相融相契，形成了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

西南联大之所以形成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是缘于联大教授们在留学欧美的教育历程中形成的基本相同的自由民主之西方现代大学教育的文化认同。

我们知道，联大的教授们是在中西合璧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除了接受中国基本完整的传统文化教育外，他们大都有留学欧美特别是留学美国的经历。在《联大八年》中有这样一个统计：“联大一百七十九位教授当中，九十七位留美，三十八位留欧陆，十八位留英，三位留日，廿三位未留学。三位常委，两位留美，一位未留学。五位院长，全为美国博士。廿六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三位留英外，皆为留美。”[11]193这样的留学欧美的教育背景说明了联大教授们接受的大学教育是现代西方特别是美国化的大学教育。此种教育经历决定了联大的教育理念主要倾向于西方自由民主教育的思想。就如时任美国外交官的费正清所言：“这些曾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直的方式与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利益。”[12]223因此，当北大、清华、南开联合办学时，民主、自由、独立就成为了三校教授们公认的基本文化认同。基于这样的文化认同，三校教授们在联合办学中相知相携，在求同存异中相融相契，形成了西南联大特有的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正因为如此，联大人才营造出了“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学术环境，以及“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的完美学术图景。也正因为如此，在联大校园中形成了大师云集、各党派以及学术派别教授兼容并包的壮观景象。

（二）云南省政府以及淳朴善良的云南人民的认同、接纳与支持使联大精神的生长有了适宜的存在之所

今天，当我们查阅了大量史料，反思西南联大为何能够成就“旷百世而遇难者哉”的“盛世”之业绩时，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校址在昆明的缘故，换言之，云南省政府和人民对联大师生的认同、接纳与支持是成就西南联大“一联到底”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1.云南省主席龙云对联大的认同、支持与保护

抗战时期，云南在龙云治下。龙云文武皆备，注重民间疾苦，重视发展经济文化。在其经营管理下，云南经济上有自己的滇币，军事上有自己的滇军。再加上位置偏远，国民政府对云南的政治管控相对宽松。同时龙云善于处理地方与中央、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所以，龙云治下的云南似乎成了“独立王国”。不仅如此，抗战之初，龙云一面发展经济，一面开始储备粮食。八年中，云南对外省人口的粮食供应从没有停止过。这样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氛围，给这一大批北来的师生们顺利在此安顿学业提供了首要的支持条件。

更重要的是，龙云毕业于昆明的云南讲武学堂，曾参加过护国起义，受到共和之风的洗礼，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富国强民的理想，还把支持教育事业当成了省主席的责任。这样的文化认同与当时联大的境遇较为吻合。所以，当西南联大落户昆明后，龙云给予联大足够的支持与庇护。就像一个曾对西南联大做过精深研究的美国学者所言：“单纯思想的力量是不够的，思想只有在强有力的防御体系庇护下才能生存。人所共见，在这些防御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军阀龙云。”[6]23对此，原国家测绘局局长、西南联大学生李曦沐在回忆中说：“龙云在昆明主政时，那几年没有人被捕……他起到很好的掩护作用。”所以，“如果西南联大不在昆明，而在四川，就不可能在学术上这么自由，就不可能民主运动这样高涨。”

2.淳朴善良的云南人民在与联大人的冲突融合中包容接纳了联大人，给联大师生提供了便利的读书条件

①参阅电视片《西南联大启示录》第四集“弹雨弦歌”。

抗战前，云南由于地处彩云之巅，生活相对封闭。抗战后，随着大量内地人涌入云南，因为地域不同，文化上的差异，开始时彼此并不认同，并且相互看不起和不信任。比如，沦陷区的人称云南人为“老滇票”，云南人叫沦陷区的人为“下家人”，因此冲突不可避免地时有发生。尽管如此，“老滇票”还是用他们的热情和朴实，给予帮助并接纳包容了“下家人”，这使“下家人”深受感动。不久校园与山野的气氛即已合一。[13]95,120

当淳朴的云南人在冲突融合中认同接纳了联大人后，随之他们便给联大人提供了便利的读书条件。联大八年，艰苦的生活条件始终是师生需要克服的一大困难。“由于通货膨胀恶化，教授的创造力常被转向维持生计。政府特许教育和公务员每月以固定的低价购买定量的大米。许多大学生处境更为艰难……补贴仅能使接受者勉强维持生存，整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更不用说书籍和其他必需品了。1941年初联大有一种说法，抵押冬衣买春季用书，然后在秋季抵押书本赎冬衣。”[14]411-412在如此艰难的窘迫生活中，淳朴善良的云南人民不仅没有哄抬物价，而且尽力为联大师生提供方便。昆明市民为联大师生准备的第二课堂——茶馆，就是最好的例证。茶馆在当时遍及昆明的大街小巷，它专门为流离失所的学生们而设。可见，是昆明淳厚的民风使西南联大获得了更广大的课堂，淳朴善良的昆明人民给联大师生提供了自由、宽厚、廉价、淳朴的读书空间。

结 语

从西南联大精神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到：是因为三校教授已经形成的教育救国、文化救国的文化认同，才会有三校教授的“南渡”教书，才会在民族危难的历史当口催生出自强不息的大学精神；是因为三校教授已经形成的现代大学教育的民主自由的文化认同，才会有西南联大管理中形成的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是因为云南省主席龙云以及云南人民对西南联大的认同、接纳与包容，才让战时的西南联大精神有了生存之所。因此，文化认同是西南联大精神形成的根基。

也是因为在这样牢固的文化认同根基上形成的自强不息、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联大人才能够在异常艰苦恶劣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弦歌不辍，用他们文化的理想和思想对抗身处地狱中的巨大苦难，也才能使他们的求知办学与学术研究在日本飞机的疯狂轰炸中奔跑着（联大人特有的“跑警报”）继续进行，“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11]4从而成就了“旷百世而遇难者哉”的“一代之盛世”的辉煌成就。也因此，文化认同是支撑西南联大精神的灵魂。

故而，在价值观多元以及高校行政化趋于严重的今天，当我们讨论大学文化的构建时，首先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大学人文化认同的构建问题。因为文化认同的黏合与凝聚作用可以让不同的大学人在求同存异中彼此相互认可与接纳而成为“我们”。只有认识到并抓住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大学文化，才能真正构建出适合并引领大学发展的大学文化。

[1]黄勤锦.大学文化建设的目标：文化认同[J].现代教育科学，2007（4）.

[2]崔建新.文化认同及其根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

[3]顾秉林，明确方向、共同研究、创新发展[EB/OL].(2003-10-30)[2015-02-18].http://news.xinhuanet.com/school/2003-10/30/content_1151579.htm/.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谢泳.西南联大的精神遗产[J].学习月刊，2006（3）（上）.

[6]江瑜.西南联大——特定历史时期的大学文化[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

[7]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茄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Z].云南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8]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9]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10]任之恭.一个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M].太原：山西高教联合出版社，1992.

[11]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Z].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12]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M].陈惠勤，等，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

[13]张曼菱.西南联大行思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14]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