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峰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革命军人出身的曲波创作的革命历史小说《林海雪原》已被列入“红色经典”，尽管学界对于“红色经典”各执己见，聚讼不已，难成定论，但都如约而同地认可甚至坚信这部小说在“红色经典”中的重要位置，这应该也算是一点难得的共识。究其原因，与其作为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历史小说曾经的广远影响有重要关系；而之所以能够产生这种广远影响，其中重要原因便是该小说实现了主导意识形态的期许，以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成功地建构了革命集体记忆，得到了国家权力的支持，进入了组织化接受的规程。该小说对革命集体记忆的建构留下了诸多值得探究之处，其附魅并刻意历史化的处理就发人深省。至于其在“后革命时代”为人诟病的现象，笔者将另文解析。

一

和那个时代（不止“十七年”，“文革”更是登峰造极）众多作品一样，小说《林海雪原》也积极响应主导意识形态的询唤，当仁不让地建构革命集体记忆，进行历史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厚描”，以期贡献于国族认同。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表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以暴力方式转移国家政权”的重大成功，这是人们通常对于革命的认知和理解，陈建华对革命的诠释也是照此路数而行[1]。刘小枫对陈建华曾表异见：革命不只是以暴力方式转移国家政权，而是“改变（革）统治者执政的正当性法理（命），改变国家社会的道德基础”[2]。从革命战场走来的新中国高层领导者深知革命的任重道远，建国后，依然以战争心理思考着这个战后的世界，依然用斗争的眼光打量着这个新兴社会，依据“继续革命”的理念经营着这个新生政权，试图通过对这个国族的不断革命，凝聚高度共识，极化国族认同。“改变（革）统治者执政的正当性法理（命），改变国家社会的道德基础”就意味着新的执政者要重构其执政的正当性法理，重构国家社会的道德基础。这是精神革命（改造），文化革命，甚至比“转移国家政权”都要繁重的革命，因为它要面对的是灵魂深处、知识谱系、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对照历史，可以见出刘小枫的论断是比较符合那段历史实际情况的。

基于这种情势，新中国以政治为本位，用国家意志和人民需求的巨大威力进行单一化政治意识形态建构，打造革命集体记忆，印证新政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强化国族认同。新中国规整严格的文化/文艺生产体制和机制卓有成效地对文化/文艺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流程都进行了细密的规约和操控，以确保其方向和效用。洪子诚曾就影响深远的“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作如是解析：

这些作品的主题，在于肯定通过革命手段以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意义及其合法性，并重申战争年代所确立的价值观……作为重整崩坏的社会秩序、重建民族自信心的精神支柱。［3］

黄子平对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也有相通的论述：

这些作品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革命历史”经典化的功能，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以此维系当代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和阅读实践，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4］

包括小说《林海雪原》在内的这些小说被期许和定制的功能与意义彰显着明确的政治指向和坚定的政治情结，始终应和着主导意识形态的询唤，以形象系统与历史科学提供的理性交互运作。洪子诚所说那些作品肯定“革命手段”的“历史意义及其合法性”和黄子平认为的那些作品将“‘革命历史’经典化”其实相通，都是印证和强调革命的正当性、合理性、合法性甚至神圣性，也水到渠成地“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而正是基于此，才能建构革命集体记忆并提供给国人一种“精神支柱”，提取革命时代的“价值观”以贡献于国族认同。

作为一种宏大而庞杂的群体认同的国族认同，将国家认同、族群认同和民族认同结合在一起，将政治、文化和地缘杂交在一起，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但究其实质，无非就是国民对于一个基于多族群而建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凝聚和归化的倾向；就我们来说，也就是对于建基于融合众多族群的中华民族之上的现代中国的认同。基于集体记忆与群体认同之间的密切关系，集体记忆已渐成研究群体认同的新路径。[5]国族认同的建构和强化离不开集体记忆的营造和生效。

二

上文之所以花了不少笔墨述说利用文化/文艺打造集体记忆的要义，除了必要的文化语境介评外，还想理所当然地引出那个时代文艺创作附魅现象的应然之势。作为文学作品的革命历史小说就其文学性而言，以虚构（想象）的方式建构形象系统提供一个虚拟世界，作为观照现实世界的镜像，这是其应然路数。小说《林海雪原》等革命历史小说对于红色革命历史的见证以感性（诗性）书写应和着“讲述话语的时代”(米歇尔·福柯语)的理性规约和期许，附魅必然成为必要而有效的方式和策略之一。小说《林海雪原》作为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历史小说，附魅尤为显明。

小说《林海雪原》讲述了我军的一群革命英雄组建成小分队，深入东北茫茫林海，历尽艰辛，以忠诚、义勇和智慧取得一次次剿匪斗争胜利的故事。同众多的革命书写一样，这部小说也在所难免地采取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切分的思维模式，人为地分割出两个迥然相异甚至截然相反的世界（也是无法通约的两个敌对阵营），基于政治立场的对立，两个世界必然两重天。我方阵营有英勇的剿匪小分队和苦大仇深的人民群众；穷凶极恶的匪徒、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及地主则属于敌方阵营。两个阵营的人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道德、情趣、生活状态、行为、价值观、话语体系、身体（包括相貌）等等以至于置身其中的空间即便不是完全相反也是迥然相异。这种思维方式和书写套路与当时已经深入骨髓的政治意识形态固然密不可分，也可以从我国传统的脸谱化的戏剧和神魔艺术作品中找到渊源。小说《林海雪原》的二元切分使得它分别从正向的神化（美化意义上）和负向的妖魔化（显然的丑化）进行附魅。这是附魅的两个向度，前者源自敬仰和膜拜，而后者则与憎恶和恐惧相关。

小说《林海雪原》对剿匪小分队进行了传奇性书写。在偏僻的林海雪原深处，他们俨然是一群代表正义、善良、力量、智慧的天外来客，能为苦难者带来希望和幸福的救星，往往具有超越常人之处。小分队总能以少胜多，以最少的损失（常常是零损失）夺取最大胜利，出动区区数人（小分队总数也就三十多人）便能毫发无损地完胜数倍于己且穷凶极恶的敌人。

尤其是对少剑波和杨子荣，小说进行了膜拜式的附魅，不加掩饰地将其神化，无限忠诚、胆识过人、料事如神、异常勇猛，还仪表堂堂，既潇洒俊逸，又稳健持重。小说不但不失时机地直接渲染二人，还通过他者进行附魅。在战士们眼里，少剑波是文武双全；在恋慕者白茹的眼中少剑波“那对明亮的眼睛”，“不单单是美丽，而且里面蕴藏着无限的智慧和永远放不尽的光芒”；连他的脚步声都不同凡响，“俏爽健壮”，“是踏着一支豪爽的青年英雄进行曲”的。[6]123-124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剑波和杨子荣真是神人”，能掐会算，料事如神，还会“勾魂定身法”，少剑波还有神话传说中的“掌心雷”，以致于男女老幼都争相目睹，顶礼膜拜；其中一八旬老翁看过少剑波手相后，连赞“神人”，叹为观止，认为多大道行的妖魔鬼怪也跑不出其手心。[6]375-376小说对当时颇为敏感的恋情书写也有超凡脱俗的附魅之笔。卫生员白茹不能是等闲之辈，否则配不上少剑波这种“神人”。于是小说安排白茹主动请缨，强烈要求加入小分队，并承诺“将成为小分队最有用的战士”，“从文本的表述看这种主动请战立功是出于革命激情，从而为白茹的行为在发生学的意义上赋予了革命神性”；小说还将二人之间恋情小心翼翼地处理成革命工作的自然深化，始终萦绕着革命价值和光辉，“这一革命逻辑的演绎自然使白茹和少剑波之间的私性情爱革命伦理化、公共化和神圣化。作者正是采用这种‘附魅’的方式努力使儿女情长小书写升华为神圣革命大叙事，完成了对凡俗情爱的意识形态改写”。[7]

小说《林海雪原》对少剑波人物塑造上过分的附魅在制造传奇性增强趣味性和吸引力的同时也遭遇了事与愿违的尴尬。小说中凝聚于少剑波身上的卡里斯马魅力，尤其过于集中的革命成就违反了主导意识形态对于集体主义和纪律性的期许，个人英雄主义取代了党和组织的领导，这是显然犯忌的，何家槐、何其芳、侯金镜、章仲锷等人对小说展现的少剑波的个人英雄主义都有不同程度的批评。[8]

小说《林海雪原》在建构革命集体记忆过程中的附魅还体现在对敌人尤其是反面人们的典型（反卡里斯马）的妖魔化处理上。基于我/敌、正/邪、善/恶、美/丑、神/魔的二元切分思维模式，小说将作为敌人的匪徒都进行了非人化书写，把他们处理成妖魔鬼怪，旨在丑化，以剥夺其存在于人世的合法性。他们凶残毒辣、荒淫无度、寡廉鲜耻、罪恶滔天，连身体都丑陋不堪。许多匪徒连正常名字都不配有，小说均以动物化的绰号指代。敌方典型“座山雕”可谓集邪恶于一身，女匪“蝴蝶迷”也完全脱离了漂亮的人物原型而被极尽丑化之能事地渲染[9]81注④。小说如此夸张书写，将敌人从人刻画成超常离奇的妖魔鬼怪，看似快意贬损，渗透出的实质上却是潜在的恐惧。这种廉价的庸俗化处理也招致了批评，冯仲云就曾指出：“小说里的敌人，也写得过分夸张，一个个古怪离奇，像神话里的妖魔。”[10]小说《林海雪原》如此附魅，试图在个人记忆的侧影里通过虚构(想象)的方式为战后的人们打造革命战争时代的集体记忆，并期望将其历史化。

三

如其他革命历史小说一样，小说《林海雪原》也在以形象系统对革命历史进行文学书写，即把历史文学化，那么它与历史事实的关系就不可能是实证性的，只能是想象性的，虚构是其要义。这种做法既是文学的根本属性所致，也符合当时主导意识形态对打造革命集体记忆的权力期许和规约。依据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过去是一种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11]。这正是当时主导意识形态亟需面对和完成的，尽管这是现在中心观的，但必须如此，因为如上文所述，革命集体记忆的建构是在革命完成政权转移之后继续前行的必要工程。对革命历史的文学化还只是革命历史小说的一个向度的使命，另一个向度的任务则是文学的历史化，这是就文学的接受而言的。

当然，依据新历史主义理论，历史是被话语建构的，因为历史文本同文学文本一样具有修辞性，虚构是应有之义，它能够提供的也只是历史的镜像而已。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海登·怀特在谈论历史叙述的“文学虚构性质”时指出，“我们对历史结构和程序的理解更多地由我们在表述时省略的东西来决定”，“而不是由我们放进历史结构和程序中的东西来决定”。[12]其实，这只是海登·怀特之类的历史学家作为知识精英对历史的主动觉解和认知，而普通受众对历史的理解和认知基本上是其被提供的有关历史的教化，就不是“省略的东西”了，恰是显在的东西，即由“放进历史结构和程序中的东西来决定”，显示出接受者（被教化者）的被动。这在以书写革命史、建构革命集体记忆的小说《林海雪原》中也有鲜明体现。原因之一：社会主义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公开坚持明确的党性原则，从不否认自己的立场，这也是当时的文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基本期许；原因之二：将“工农兵”设定为基本受众，必须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原则，而当时“工农兵”较低的文化水平和文学素养都决定了作为“红色经典”的小说《林海雪原》只有浅显明了、通俗易懂，较为直接地凸显“放进历史结构和程序中的东西来决定”，才能被接受并产生教化效应，期望让他们挖掘出“表述时省略的东西”怕是勉为其难了；原因之三：作为穿越革命战争硝烟而来的“农军作者”曲波，其文化水平和文学素养还不高，也很难或未必有能力刻意在表述时动辄留下空白以供挖掘。

小说《林海雪原》出版后被组织化阅读并不奇怪，在那个政治本位的时代，不少革命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都是照此套路传播和被接受的。从后来不断披露的信息和资料可知，这部小说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有的部分仅有一点历史的影子，而太多的内容纯属无中生有。其实，此种现象，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本该无可厚非，稍微有点文学理论常识的人都会理解和宽容，可作者却刻意张扬其历史真实性。小说出版前，部分章节在刊物上连载时，作者就曾公开表明小说是“根据自己过去的一段亲身经历”写成的[13]。在《中国青年》杂志“读者来信”专栏对青少年答疑时，曲波也强调小说的真实性。[14]小说《林海雪原》的编辑龙世辉也曾撰文强调该小说的传记性质，印证作者“写这部小说的唯一动机就是为了怀念自己的战友”[15]。宣传机构依照这般历史化的思路，也大打“真实”这张牌，以“真实”的形式进行宣传[9]16注④，以巩固这种革命集体记忆。如此看来，作者、编辑、宣传机构等诸多方面是铁了心要把这部主要以虚构(想象)来完成的文学作品往历史事实上靠，执意对其历史化。

如同当时小说《青春之歌》《红岩》等“红色经典”一样，小说《林海雪原》也同样影响广远，并被众多读者历史化阅读和接受。当然，也有不少读者曾质疑其“真实性”，例如何其芳、侯金镜等批评者就曾在上述他们的相关文章中提出质疑。但对于他们这些军队生活圈（尤其是东北剿匪战斗）之外的文人，曲波作为“剿匪战斗”的亲历者、英雄，在身份上明显具有优越性，其坚持认为小说当中的一切描写都是实有的（真事），圈外文人批评者便无以应对。因为无论如何，他们的非“在场性”决定了他们对此的记忆理应“归类于玛格丽特所指称的‘分享记忆’，或耐舍尔所浓涂重抹的‘语义记忆’，也就是徐贲所言称的‘后记忆’，其基本特征就是间接性”[16]。但是对于主导意识形态来说，“因为不在场的间接性，所以陌生和虚幻，而这恰恰成为可资利用以突显社会性和价值性的方便之门，认识论层面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被放逐也就不足为奇了”[16]。

受法国菲利普·勒热讷的“自传契约”说法启发，姚丹在分析曲波围绕小说《林海雪原》对真实与虚构的处理时使用了“真实契约”和“虚构契约”两个术语。[9]14-15多年以后的后革命时代，面对自己曾经的战友、领导连城的“发露”（1986年11月16日，自称是小说《林海雪原》中“203”首长原型的连城在回答媒体关于小说《林海雪原》的描写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的系列提问时，基本上都予以否认，颠覆了该小说一直以来以“传记”性质引导读者的姿态。），曲波情急之中又转而以文人身份（此时的曲波因为作品的影响已算得上文人圈内的名人了）用文学理论的常识（文学反映社会现实，但更综合、集中、概括，因而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来应对作为文人圈外人的战友和普通读者的质疑，以便维护其小说《林海雪原》已经获得的文学合法性和经典性。跨越近三十年，恍若隔世，曲波还是对同一现象进行了相互矛盾的辩解，前后对照，究竟是文学观念的转变还是慌不择路的应急处理抑或其他？看来交给时代最为明智。

作为革命历史题材文艺的小说《林海雪原》，其创作与接受涉及到对公共记忆的后设性处理问题。该小说在作者个人记忆的基础上，通过附魅的方式，在虚构（想象）中建构了顺应主导意识形态的期许和规约的革命集体记忆，进行历史的文学化生产；而又被推入当时政治化文本特定的传播和接受规程，进行文学的历史化传输。

[1]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9.

[2]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40.

[3]洪子诚.当代文学概说[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121.

[4]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J].当代作家评论,2001(2):98-102.

[5]艾娟,汪新建.集体记忆：研究群体认同的新路径[J].新疆社会科学,2011(2):121-126.

[6]曲波.林海雪原[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

[7]王宗峰.凡圣之维：中国当代“红色经典”的跨媒介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60.

[8]何家槐.略谈《林海雪原》[J].读书，1958(12):31-33.何其芳.我看到了我们的文艺水平的提高[J].文学研究,1958(2);侯金镜.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J].文艺报,1958(2);章仲锷.辞藻堆不成“英雄”[N].北京日报,1961-05-20.

[9]姚丹.“革命中国”的通俗表征与主体建构——《林海雪原》及其衍生文本考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0]冯仲云.评影片《林海雪原》和同名小说[N].北京日报,1961-05-09.

[11]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3.

[12]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G]//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70.

[13]奇袭虎狼窝·编者按[J].人民文学,1957(2)：1.

[14]曲波.机智和勇敢从何而来[J].中国青年,1958(10).

[15]龙世辉.《林海雪原》的人物刻划及其他[J].人民文学,1958(1):108-110.

[16]王宗峰.建构革命集体记忆——对小说《红岩》的泛文本研究[J].阴山学刊,2013(6):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