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修广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我一直关注着苗秀侠、许辉等安徽小说家的写作动向。通过持续追踪阅读，发觉他们近几年的小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写作视界有显著提升扩展，技艺趋向圆熟，题材也丰富多样化了。许辉、苗秀侠合著，2009年出版的《农民工》在当代小说界与学界引发热议与好评，并非偶然。基于书中所写1990年代以降农民工的佼佼者在都市建筑产业链上位阶不断跃迁，成功创业，迥异于一般“底层文学”中进城民工的苦难凄凉命运，有论者从文学史的角度肯定作者写出了“乡土中国的希望”，称赞小说使“乡土中国的价值与地位再次得到确认”[1]；另有人从农民工的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换的角度剖析这部小说的意蕴，认为它“提出了一向为人所忽略的农民工的文化资本问题，对于相对来说缺少知识和技术的农民工，作者认为他们的资本是在乡土社会所形成的伦理文化，这种文化资本为他们获取经济资源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促使他们创业成功。然而这种认识显然夸大了文化资本的作用，遮蔽了农民工面临的其他重要问题……”[2]。笔者基本认同上述两种观点，但又感到其论述语焉不详，亦有片面之处，而自己对《农民工》也有话说，在此忍不住一吐为快。同时，还想就此进一步说开去，不揣冒昧，探讨苗秀侠等人小说写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屋角的战争》等：民间苦难与情义的传奇书写

对《农民工》的评论此处且按下不表，先回顾一下它的作者之一苗秀侠之前的小说创作历程。如此，对她的写作伦理、艺术风格发展嬗变的认知与评骘或会更客观、全面，更具历史感。

安徽太和县才女苗秀侠是靠不懈的奋斗、自学成才，走出乡土的著名小说家。她深受中国古典小说的浪漫传奇一脉的浸染。譬如，早年作品《茨河调》里县文化局副局长郑义青年时代邂逅、热恋女艺人，对当地小戏的热爱由痴迷近于疯魔，人、戏合二为一，成为郑义的双重痴恋。女艺人远走高飞二十年，再见时已届中年。已有家室的郑义此时对她只能发乎情止于礼。在振兴小戏的共同志趣与热情驱动下，两人朝夕相处，切磋技艺，使戏社的出资人——郑义不惜以色讨好、收买的富婆老同学醋意大发，勃然大怒，将茶戏楼付之一炬。浪漫情节设计使得小说波澜迭起，悬念丛生，但也带来失之简单、讨巧，叙述者权力过大的弊端。《镢头的江湖生涯》的传奇色彩相对来说更浓。它写一个原本文弱甚至有点迂腐的乡村青年张镢头在凋敝的乡土环境里，从被骗婚到被动加入凭藉江湖马戏、行医、乞讨行骗的团伙。他曾付出被坑骗的惨痛代价，自己也曾用膏药治死过人，也曾助纣为虐伙同他人实施骗婚、骗财的勾当。他亲历这一连串离奇的事件，在城乡之间神出鬼没，活动于阴暗角落，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实则如随风飘荡的浮萍，因为靠诚实的劳动不能自立于世，像是被逼无奈，入了黑道。文中最令人震惊的或许还要数那些肢体不全的乡间残疾人，他们遭遇、品尝的是人世间最不堪的黑暗、无情与绝大悲凉。被行骗团伙利用，在通都大邑乞讨，所得不过维持自身生存而已，但这已是最好选择；一旦失去利用价值，迅疾被运送回家，成为贫苦家境的累赘，在冷漠、无爱的人间抑郁而终。作者摈弃所有廉价温情主义的无病呻吟，以非凡的道德勇气，直面穷乡僻壤间人生的惨淡艰辛、天地不仁的黑暗、人性的冷漠残忍。在看似怪诞的游弋于城乡间的流民人物奇特经历中揭示出我们这个时代令人触目惊心的病灶，她的审视、表达严峻而入木三分。小说有一个温情的结尾：政府取缔延续数千年的农业税，乡人逼仄、严酷的生存状况得以改观，镢头等人改邪归正，命运有了可喜转机。作者祝福桑梓父老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在《茨河调》《镢头的江湖生涯》中，乍看之下，作者似乎彻底看破红尘，将夫妻乃至亲子之间的基本人伦情感解构殆尽。其实不然。她对养育她的乡土始终怀有一腔深情，写市场经济环境中城乡二元社会处于弱势的乡土的窳败、贫困，背后潜藏有她亲历的辛酸、不忍、痛感。对乡间农人亘古绵延传续的基于血缘伦理亲情的无私大爱及其延伸、升华——儒家所谓仁义礼智信的表达、倡扬才是她写作的本意。《屋角的战争》是对乡间厚重的亲子之爱的深情礼赞，是苗秀侠最好的小说。她采用借种生子这一古老叙事模式原型，赋予其奇特、新颖的内涵，推陈出新，构建出令人难忘、余音绕梁的诗意华章。侏儒屋角与邻居粪箕因借种而结缘、结怨，两人之间旷日持久的明争暗斗甚至发展到不共戴天的程度。这主要应归咎于屋角对“夺妻”之恨的狭隘报复、发泄欲望以及卸磨杀驴、独占儿子的自私动机。小说写这个小矮人毒杀粪箕的狗，怂恿自家种猪强奸粪箕的母猪等阴损的泄恨招数，令人惊奇于他的心计、行动能量之巨大。他阴鸷、歹毒吗？好像有一点，但又可以理解，毕竟他并未逾越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而不可饶恕。在贫瘠苦焦的乡野，畸零者捍卫自身权益、谋取家族香火延续不得不走极端，情有可原。重要的是，两人共享对儿子的无条件、无保留的感人至深的爱。

看《屋角的战争》，令人不由得想起郑义1983年发表的的中篇小说《远村》。太行山深处极端贫困的小山村里，退伍的抗美援朝老军人杨万牛迫于无奈，为初恋情人叶叶及其丈夫四奎由换亲组成的家庭长达30年拉帮套。叶叶死于早产大出血，为万牛留下一对小儿女。《屋角的战争》同样写的是僻远农村艰辛生存中的拉帮套，时隔十年，此时它所呈现的叙事技艺与1980年代郑义的小说相较，已有长足进步，苗秀侠在前人精耕细作的现实主义土壤上，不着痕迹地融入现代主义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她沉稳圆熟地将复调叙述、重复叙事、嘉年华等现代小说叙述手法融入乡土故事建构，没有丝毫的水土不服、生硬牵强。不同于《远村》主人公的自惭形秽、原罪意识、委曲求全，《屋角的战争》里两个男主角的合作充满火药味、羡慕嫉妒恨，其中不乏一触即发的两败俱伤的“战争”风险，但又一次次化险为夷。剑拔弩张的冲突，增强了叙述张力，牵人心弦；风险消弭，使人如释重负。屋角的一次次报复泄恨，儿子归家后他赶集购物显摆、村长儿子婚礼上主动客串演出等高调亮相，无不令人会心一笑，啧啧称奇，尽显中国式狂欢节的魅力。借种生子及其后的拉帮套，写得波澜迭起，当事三人的性格心理穷形尽相，端在重复叙事的妙用。按照热拉尔·热奈特的划分，《屋角的战争》中对“借种生子”的多个人物视角的多维逐层回忆、呈现系“讲述n次发生过一次的事”。屋角、粪箕、毛凤每人讲述一遍使他（她）们刻骨铭心的有关性爱、亲子之爱的私密漫长较劲兼合作从而彻底改变人生的奇特故事。神奇的是，它并不使我感到重复、累赘、心生倦意。每次讲述，各采用三人各自的内聚焦视点，徐徐打开三个虽不同但均引人入胜的心灵宇宙，赋予每个身份微贱的角色令人心惊的人格尊严、深邃宏阔的心灵世界以及貌似惊悚实则自然的生命轨迹，人物因此获得充分的自主性，性格演变逻辑、文本情理脉络的建构浑然天成。

和《远村》精于人物外部动作神情描摹，疏于对内心深层意识的勘探不同，60后女作家苗秀侠1990年代开始写作，人物潜意识、性心理描写很放得开，笔触粗犷豪放从容坦然，很少忌惮，男性读者读之反倒会脸红。屋角的兽交、粪箕自诩风流、粪箕与毛凤情色意味颇浓的肌肤相亲，放恣叙写中有分寸，都不给人淫秽之感。显然，这要比《远村》的人物更有元气充沛的生命质感、动感，更有人性深广度和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远村》赋予复员军人杨万牛些许知识分子气派，其命运于乡土似有游离，却与极左路线、改革开放的政治风云变幻脱不了干系；屋角等三人则绝对属于乡土，他们的人生救赎、念想，一切只能靠自己，靠民间代代相传的血缘伦理亲情。只有家族、自己的骨血、子息、香火传递延续，此生方无愧无怍、不为虚度，生活也才有动力。粪箕甘心情愿为屋角拉帮套，迭遭暗算、坑害仍不改初衷，屋角对粪箕的毁约纠缠恨之入骨又只能无奈接受，都源于对共同儿子同样深的父爱。是爱的纽带维系着奇特、“丑陋”“荒谬”的拉帮套不伦关系。“小说令人称奇之处还有起到深化主题、画龙点睛般作用的屋角之妻毛凤的亡灵视角的穿插运用，别出心裁地发现、诠释了民间苦难中爱的朴素、宽广、深沉、力量。”[3]

屋角、毛凤、粪箕等多个声部的多音齐鸣，使得他（她）们各自的性情、人格、动感生命历程得到多维度、多层次的细腻深入呈现。这篇小说对当代乡土小说艺术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不同于郑义、李锐、韩少功这些50后知青作家以外来知识者的视角打量下乡地与现代文明的落差，她本是北方乡土的女儿，对乡土的观照、书写真正做到了洞悉无间。郑义、李锐、韩少功笔下的拉帮套、“换妻”（《眼石》）、侏儒丙崽是作者扼腕痛切、充满同情地对之审视进而思考民族文化心理、进行文学启蒙的产物。苗秀侠流连、打量淮北广袤平原，视角是本土的，人物塑造是她感同身受、自然移情的结果。对所谓借种、拉帮套等“陋俗”，毋宁说，她抱以体恤、认同的态度。屋角与粪箕间的恩怨、冲突中的合作，她写得津津有味，生趣盎然，毫无悲切、凄凉之感。她了解民俗中的文化意蕴。盲人毛凤平静地接受两个男人的“认命”；她的亡灵畏惧、止步于桃树、门神，她对儿子以及因儿子而爱屋及乌对两个“丈夫”的情感，贴心的叙写中流溢着底层苦难中难得的诗意情感。三个人的心灵潮汐、气息、互动，曲尽自然，毫不牵强。苗秀侠的笔法既雄健大气，又极富女性的温婉绵密，鲁迅对萧红的评价亦可移用于她：“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4]

二、《农民工》：乡土“文化资本”成功的神话

“文化资本”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进行扩展后提出的一个社会学概念。布迪厄将资本具体划分成三大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文化资本是一种表现行动者文化上有利或不利因素的资本形态。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它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而且转换过程是以教育资质的形式制度化的。布迪厄认为当代社会，文化已渗透到社会的所有领域，并取代政治和经济等传统因素跃居社会生活的首位。也就是说，现代政治已无法仅凭政治手段解决问题，而现代经济也无法只依靠自身的力量而活跃。假如没有文化的大规模介入，那么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是缺乏活力的。文化资本的第一大形态是身体形态。身体形态文化资本通常指通过家庭环境及学校教育获得并成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品位及感性等文化产物。身体形态文化资本的积累不仅十分漫长，极费时间和精力，而且它最终也只能体现于特定的个体身上。它“是无法通过馈赠、买卖和交换的方式进行当下传承的”。

显然，在《农民工》中，主人公张如意是乡村文化资本的最佳代表。如果把张如意置于当代文学人物画廊里来论说，应该说，他具备了不同以往的鲜明时代特色。吴义勤认为：“《农民工》对乡土中国和农民工的描写，摆脱了种种文学史规范和传统的制约，对农民工成长史的描述没有刻意地渲染苦难、暴露黑暗，而是以更加鲜明的人文情怀赋予农民工以高贵的姿态。农民工不再是受压迫的纯粹‘讨生活’的人，他们的选择和追求预示着乡土中国的希望。从叙事姿态上看，小说以乡村作为叙事的中心，乡土中国的价值和地位再次得到确认，这与以他者的眼光观照乡村的启蒙视角和意识形态视野不同，作家的笔墨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而是充满着对乡土中国情感的关切以及自身的痛苦和喜悦。某种意义上，《农民工》堪称是继赵树理、周立波、柳青书写‘土改’‘合作化’等‘新的时代’和‘农民新人形象’之后，‘农民’文学形象塑造的又一次革命。”[1]

按我的理解，《农民工》的题旨设想无非是要展现农业文明遭遇现代都市文明的情境中处于劣势一方的农民靠自立自强改变命运所形成的一系列人生的悲喜剧。小说弘扬主旋律，主题严肃，大体属正剧艺术风格。而实际的艺术支撑则是，主人公张如意从凋敝乡间的穷小子华丽转身为笑傲都市的建筑业大亨的人生传奇，及其彰显的淮北乡土文化中的侠义乐天精神，志向高远、坚韧不拔斗志，浓烈的故乡情。它的艺术效果被主流评论家认可，显然还证明了中国传奇小说模式的生命力。书中主要人物张如意、王四清、杨稳当、刘丽芳等人的奇遇、成功、起伏跌宕的经历，作为励志传奇，实属作者浪漫奇情异想的产物，与农民工的真实生存状态之间有很大落差。这并不奇怪。平庸人生需要梦想的烛照，只要梦不太离谱就行。回顾当代农村题材小说中的“新人”形象，刘雨生、梁生宝、萧长春都是有着坚定信仰及相应理论素养的党员。而《农民工》主人公张如意活动于20世纪末市场经济潮汐中，身上的意识形态色彩几近于无，是纯粹的民间人物。张如意的立身以诚、仁义勇敢、敢为人先、忠厚笃实品行，处处有传统文化的烙印。当1990年代资本逐利大行其道，原有的若干理论无法完整阐释历史进程时，回归传统不失为有效替代路径。文学虚构人物张如意可算是应运而生。但他奇迹般的成功经历没有多少代表性，他救赎众人的英勇壮举只是神话而已，道德的神话，“创世纪”的神话。

张如意始终恪守孝悌之道，急公好义，人格近乎完美，属于性格缺乏发展变化的“扁型人物”。因为实诚、木讷、寡言，近30岁的张如意在个人终身大事上一直不太顺。先是被未婚妻抛弃，辛苦劳作建造的婚房留给在情场打败自己的亲弟弟，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穷则思变，万般无奈之下，与村中一干兄弟出门打工，凭出众的个人建房技艺和组织、协调能力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小包工头，赢得一同外出打工的同乡美女刘丽芳的青睐。但刘丽芳同时与张如意和杨稳当等距离交往、往来，好似坐山观虎斗，不作取舍，实则心有旁顾，悄悄资助同乡原本的恋人读大学。刘、杨不辞而别到东北淘金。张如意心灰意冷，与刘丽芳同伴刘晓梅年假里苟合，但两人均未有藉此一定终身的打算。得知刘丽芳、杨稳当误入黑社会虎口，张如意只身赶去救火，以牺牲自己信用为代价预支建房工款代杨稳当补上金矿巨额窟窿，杨、刘得到救赎。为偿还工款，张如意一行折回东北伐木，换来建筑承包商戴海明的信任。之后转向东南海滨宁城建筑业发展，做得风生水起。与刘丽芳的爱情也逐渐成熟。这与传统的爱情模式渐渐拉开了距离。一是淡化了从一而终的伦理意识与约束，张如意和刘晓梅对苟合均未有罪感和忏悔。小说呈示出进入都市打工的乡村青年新的贞洁观、婚恋道德观。婚前性爱乃人欲的合理释放，不必然导向婚姻。然而稍微留意就会发现，女作者在此一不留神还是迎合了男性文化审美期待，男主角婚前可以试性，女主角则万万不可。刘丽芳面临男色诱惑如若把持不住将会带来灭顶之灾。而张如意与刘晓梅婚前、婚外的不伦之恋则另当别论。刘晓梅本是陪衬，禀赋、资质平平，作为民工潮巨大性需求的试验标本、牺牲品，没啥好惋惜的。她不仅不会抱怨张如意的薄情寡义，或许还要感激优质男的不弃与临幸呢。

二是谈情说爱中无处不在的竞争上岗意识。张如意在与亲弟弟、杨稳当求偶竞争的接连失利里引发了深重的焦灼与悲凉意识，却并无嫉妒、仇怨与失德之举，而是以大度包容化解嫌隙于无形。他在与情敌的对垒中占据了道德高地。情场失意无损于他的男人气。如此描写反而增大了情感叙述的张力，主角因而显得更有人情味和鲜活泥土气息。若有值得诟病之处，那该是他对刘晓梅的始乱终弃了。他没有真正尊重刘晓梅的人格尊严，只将其看作情欲宣泄的替代品，用过即扔。

相对乡村，都市是机会、财富、现代文明的聚集之所，这钢筋水泥的森林，对乡村他者而言又充满陷阱，是罪恶的渊薮。其实，传统乡土社会也远非田园牧歌般的地方。张如意一干人等从走出自己村庄之后，路途上屡被路霸、奸商等欺凌。上世纪90年代，前现代、现代化成分杂糅的混合社会结构，法治、契约精神极为稀缺的城乡二元社会，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背乡离井外出挣钱遭遇磨难实属平常事。张如意所秉持、践履的儒家伦理价值、理想信念的确给荒寒、冰冷的人际环境添加了暖意。他担负因工致残的铁孩的生活保障、婚丧嫁娶；他为朋友两肋插刀，义气当先，从来是宁可别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他善待、乐助来自五湖四海的工友，热衷公益，天灾危难时刻一马当先，以命相搏。不得不说 ，这样的侠肝义胆、英勇壮举确能给读者带来审美愉悦，只是这愉悦很有限。这种传奇叙述套路、创作思路显然落后于时代，不能准确、完整地反映时代精神风貌。老套的人物故事并非作者心灵触动的产物，因而不具备深沉的艺术感染力量。

三、余 论

《农民工》之后，许辉、苗秀侠、宁平合著的长篇小说《一去千万里》2013年出版，它叙述的是江淮省电力部门架设、养护输电线路进程中与把持一方、贪图钱财、利益的地方江湖势力斗智、斗勇，恪守职责，捍卫国家利益的英雄壮举。小说属急就章，一气呵成，非精致圆润之作。通读全篇，我在读《农民工》时就有的一丝隐忧此时愈加强烈：当一个谙熟乡土文化奥秘、洞悉乡人性情心灵的作者告别以往奋斗的辛苦挣扎，长居都市，跻身主流社会，难免不被现行文化生产体制所收编。她靠天赋、勤奋、颖悟，再加上厚土的滋养、馈赠而得来的艺术良知、才华、创作个性面临日渐消磨的危险。1949年新中国成立，赵树理进城后，也曾经历过写作危机。孙犁这样论述赵进京后的情况：“这里对他表示了极大的推崇和尊敬，他被展览在这新解放的急剧变化的，人物复杂的大城市里。不管赵树理如何恬淡超脱，在这个经常遭到毁誉交于前，荣辱战于心的新的环境里，他有些不适应。就如同从山地和旷野移到城市来的一些花树，它们当年开放的花朵，颜色就有些暗淡了下来。……他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因此，就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活泼的力量。”[5]今日作家遭遇的写作困境与1950、60年代赵树理所面对的显然有很大差异。从陕甘宁边区到全国政治文化中心，赵树理的写作经历了艰难转型，以因应政权更迭、新的文化体制的需求。可贵的是，虽然有许多的顾忌，放不开手脚去写，他却始终忠诚于艺术良知，基本保持了自己的本色、个性。今天的文坛，遭受市场、权力的双重压力，比1950、60年代局面复杂多了。作家要生存，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必须考虑市场、权力、人情、关系诸场域里自身的荣辱得失进退，这些或许无可厚非。但是，现今社会比起当年，毕竟在往民主、法治目标进发的路途上有了长足进步。如果说当年在严峻政治环境里为文不得不然，作家艺术良知、个性自由发挥空间很小，那么今日，考验的重心则在于作家个体抵御外界诱惑的抗压能力、定力、人格境界。志存高远的作家，应该把人文关怀、人格独立、艺术自律作为写作的永恒诉求，他必须超越世俗功利，以关注、平视底层社会的大情怀、大悲悯、大视界真实呈现社会转型中人的曲折生命轨迹，人性的复杂幽深，把捍卫弱势人群的福祉、尊严与权利作为行动的圭臬，时刻警惕迷失于庸俗名利陷阱之危险。

[1]吴义勤，王金球，吴秉杰,等.长篇小说《农民工》:讲出了打工者的辛酸[N]，光明日报,2012-06-12(14).

[2]毕新伟.文化资本的作用有多大：就《农民工》的资本问题与作者商榷[J].学术界,2010(9):87-94.

[3]赵修广.世纪之交安徽小说名家创作巡礼——《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小说系列)》评述[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5):118-120.

[4]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22.

[5]孙犁.谈赵树理[M]//孙犁文集:第8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