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俊平

西方管理之父德鲁克在给北京大学光华德鲁克研究会的开幕词中这样写道：“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即便是引进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也不能大批引进。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只有中国的人才能建设中国，因此快速培养并使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迅速成长起来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需求，也是中国的最大的机遇。”

的确，中国管理者是不能引进国外的，德鲁克认为中国不能从国外引进管理者的原因就是要想管理好中国企业必须了解中国文化，只有了解了中国文化才能读懂中国和中国人。西方重视企业制度的规范和建设，但中国文化实际是要在情的基础上才谈纪律，“人情练达即文章”，人情练达是中国人做好管理者的必要前提，在中国如果单纯讲制度是行不通的，必须还要讲驾驭“人情”的能力，只有建立在感情基础上，制度才能不被打折扣的执行下去。中国的管理模式是“情理法”的集合体，首先是在合情的前提下去追求合理，最后才依法办事，其中“理”是位于中间，是最重要的，但“情”是基础，是“理”的根基，最后才轮到“法”，而西方奉行的是“法理情”，把法放在第一位，情和理要服从法，所以西方崇尚刚性制度管理，这是中西方不同文化理念的产物。

谈到“情理法”的辩证关系，使我们想到了管理学，人们普遍认为管理学源于西方，管理学与中国人无关，我们不可否认，管理科学源于西方19世纪初，伴随着西方的工业革命的兴起，管理学的高地尽被西方人占领，但论管理的先驱，还应该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