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兵兵

2014年我国历史性地成为资本净输出国。开始拉开帷幕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贯穿了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处于中间广大腹地的发展中国家，多数资本短缺但发展潜力巨大。预计未来沿线国家投资需求，将会达到8万亿至10万亿美元。我国的对外投资发展的潜力巨大，如何管控对外投资风险，将会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开放型经济研究的重大课题。

可以预见的是我国资本双向流动形成的资本净输出，将成为未来引领“一带一路”战略的引擎；需要强调的是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投资风险既要注意国别风险与地缘政治风险，也要防范企业风险与金融风险。

国别、地缘政治风险 是防范重点

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虽然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丰厚红利，而且法律手续与程序完备齐全，获得了投资国家的政治与外交方面的支持。但是，在项目施工进程中，却出现过一些始料未及的重大变故。例如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在缅甸投资兴建的伊洛瓦底江上游密松水电站被叫停事件——2011年9月30日缅甸总统吴登盛以违背人民意愿为由，宣布在其任期内搁置水电项目。缅甸国内改革进入转型期，西方国家对于中资企业在缅甸开发水电项目的偏见，成为导致项目被迫搁置的主要原因。缅甸于今年11月8日举行了大选，搁置三年多的缅甸密松水电站项目，有望在缅甸本届政府任期结束时明朗前景。然而这一期间项目已经遭受了10亿美元的巨大损失。

今年3月初斯里兰卡新政府叫停了一系列涉外项目。其中包括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港口城与希尔顿酒店等标志性建筑咫尺相连，被誉为世界未来的城市，规划建筑规模超过530万平方米。科伦坡港口城由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总公司与斯里兰卡国家港务局共同投资开发。叫停的依据就是违反环保规定，建设程序不透明，工程“缺少审批手续”。该项目是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最大的项目，投资额为14亿美元。项目停工导致中方每天承受直接经济损失超过38万美元。虽然斯政府已经批准了被叫停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的防波堤建设。但是，由此引发的舆论仍在汹涌中。

中国云南澜沧江国际与柬埔寨合作桑河水电站项目，因当地村民拒绝因为项目而搬迁，并要求参与到项目决策的环节中。18家柬埔寨和湄公河流域的机构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表示，虽然从技术上桑河二级水电站是支流电站，但其对整个湄公河下游的鱼类和生物多样性所造成的影响非常严重。督促项目开发商及柬埔寨政府暂停项目建设，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国际NGO参与其中也是影响的因素。

被誉为中国高铁“出海”第一单的墨西哥项目，被墨政府宣告无效并无限期搁置，墨西哥总统宣布撤销中企财团墨西哥高铁的中标结果。议会反对党抨击高铁造价过高，指责墨西哥交通部故意向中方及关联本地企业提供信息助其中标，政府有关人员并因此受到腐败指控。反对党援引了西门子公司铁路业务负责人的有关疑问，为什么同样对项目感兴趣的加拿大庞巴迪公司、法国阿尔斯通公司，也曾经要求墨西哥政府给予竞标时间但却被拒绝？

上述事件的发生都归类于国别风险与地缘政治风险。中国资本“走出去”在传统上是走向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由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越来越多。造成了这里的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一带一路”涉及国家与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复杂、多变，历史上多为殖民地或附属国。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出现的非商业风险始料未及，背后重要的原因是企业的国际经验不足，对高冲突、高风险国家的非政府力量的风险重视不够，从全球视野看是东西、南北交汇，其内核根本还是大国争夺资源，争夺全球影响力而展开博弈造成的结果。

投资目的地国家非政府力量因素影响，有时也是突出的风险因子需要加以防范，非商业风险是国际投资风险常态。与政府之间建立良好关系，并不等于与项目所在地各种力量都处理好了关系，所有投资目的地都存在风险，投资出现波折及失败是正常现象，需要以平常之心加以对待。跨国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应习惯于“被风险盯上”。对可能遭遇的政治风险不回避，不推脱，把握政治、政策环境能力，是跨国企业竞争力的一部分。

“一带一路”涉及国别与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复杂、多变，国别与人口数量众多，传统上多为殖民地或附属国。从全球视野看是东西、南北交汇，也是大国争夺资源与全球影响力的博弈焦点。由此看来防范国别与地缘政治风险，关乎“一带一路”的可持续。

经营环境复杂 带来金融风险

在资本“走出去”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已经开疆辟土的包括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加上商业银行、投资公司、各类企业形成了多管齐下的投融资渠道。国内除了不少金融机构提前布局“一带一路”。因其承载国家使命的战略意义。很多沿线地方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投资寄予厚望，是希望通过“一带一路”拉动经济增长。都对银行经营带来了挑战，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银行要警惕地方“一哄而上”上项目，在大力支持的同时要谨慎挑选项目。

此外不论对中资企业还是中资银行而言，在“走出去”的同时，境外的法律风险、国别风险也如影随形。企业“走出去”需要的绝不仅仅是银行的融资和结算支付的服务。中资企业最大的问题是不熟悉国际项目运作模式、缺乏国际项目运营经验。由于不熟悉国外商业习惯和法律环境，中资企业容易面临“合同泡汤”。同时企业境外融资较多依托的是香港资本市场，使得企业面临高成本困扰，中资企业在境外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仍然面临政策限制。在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中亚、南亚、东南亚等“一带一路”经过的地区，不仅安全局势日趋严峻，一些国家的政治过渡和社会转型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这些将对企业和银行带来更大挑战和阻碍。

我国每年贸易项下出口额达到两万亿美元，保守估计约有1%左右应收账款收不回来。投资项下的风险更大。除了项目本身还有商业风险外的法律、政策风险。实际上在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中亚、南亚、东南亚等“一带一路”经过的地区，不仅安全局势严峻，国家的政治过渡和社会转型存在不确定性，将对企业和银行带来更大的挑战和阻碍。这些地区绝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地方国别风险较高，使得商业银行支持的“走出去”项目，存在着风险与收益难以匹配的问题。

切中要害多管齐下防风险

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金融体系已经不适应全球新的政治经济格局。“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切实实现互利共赢。需要促进构造新的国际政治与金融框架，保证债务可持续和投资可持续，从而保障发展可持续。应对“一带一路”战略面临风险。要安排全新的风险缓释措施，秉承合作共赢的基本理念，实现风险共担和收益共享。在现有的国际融资合作平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之上，加大64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发展援助（ODA），特别是争取发达的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提高援助的力度和优惠度，用ODA引领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借鉴当代全球风险治理理念，需要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采取以下措施：

1.实施多元共存共赢风险管控

从政府层面来讲要宣传引导走出以下误区。“一带一路”战略是为了推动过剩产能和过剩产品“走出去”、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走出去”、庞大的资本“走出去”。可持续的“一带一路”战略应该是产能产品的双向流动。除了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资本输出之外，还有多元共存共赢的国际新秩序、良好的政府治理、包容的价值、丰富的文化等多层面的“走出去”和“引进来”，通过产能产品及基础设施为载体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才能可持续推进。

加强高冲突国家的国别研究，整合资源，推动企业、非政府组织、媒体、智库全面“走出去”，研究外交政策与援外政策，与时俱进加强海外投资产业规划与引导，加强国际合作。在现有的合作平台基础上，完善我国的海外投资风险应对机制，对每个项目的国别风险、地缘政治风险进行仔细评估，用好包括金融在内的多种风险应对工具。

从企业层面来讲，应加强冲突敏感性的培训和认识，增加项目的亲民度，将企业社会责任落到实处、切实惠及民生，增加透明度，增加合规度，合法不等于合规，要更多考虑没有明文规定的社会标准，更多借鉴国际经验，开发更加具体的、可操作的冲突风险管理工具。

2.建立“一带一路”风险评估体系

未雨绸缪做好每一项目的商业、财务、法律风险之外的国别风险与地缘政治风险的战略评估。对应的风控体系至少包括政治风险评估（PIA）、环境风险评估（EIA）、社会风险评估（SIA）、冲突风险评估（CIA）。其中在基础设施项目上要给予环境与社会风险评估足够的认知和重视。而对于冲突风险，不但要分析既有的各利益攸关方冲突风险，还要预判某个大型建设项目的上马可能引起的潜在冲突风险。风险治理要实现关口前移，将前端定位在风险识别、风险登记、风险分析的基础上，掌握日常风险动态，定期对各类风险进行风险评估。在此基础上，建立风险登记册、绘制风险地图、制定风险指数、实施风险管控措施等，并定期出具风险评估报告，供相关投资决策方参考。

3.制定风险预案制度，提高应对能力

根据风险评估分析结果，针对不同地区的风险隐患点，设想极端情形，构建风险、危机模拟情境，并制定情境预案。按照预案要求，结合模拟场景，定期进行危机压力测试，找出项目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风险点。通过研讨会、会商会、网络协同等形式，邀请相关国家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企业、行业组织及人员参与危机处置室内推演，提高危机情境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训练。

4.开展风险治理研究

以支持“一带一路”地区高等院校、智库机构，开展公共风险的基础性研究为先导，为区域风险治理奠定基础。多渠道搜集风险信息，掌握一手资料作为支撑，建设综合性风险数据库；建设沿线国家的政府、民间机构和研究人员定期交流机制，了解掌握动态信息资源。其中，要重点开展社会安全类风险研究，兼顾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等多类型风险研究，着重分析风险类型、频率、危害程度、涉及人群、区域范围等关键风险要素。

5.寻求危机事件止损获利点

风险常常以危机事件形式爆发，但危机事件也标志事物发展进入拐点，对利益相关方也是机遇所在。如希腊的长期债务积累，导致巨额债务风险，但恰恰是最需要投资介入，最容易获得投资的社会认同时期。应按照风险治理原则，建立危机事件的研判、沟通、协调、推进机制，由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风险治理，分析、发现确定危机事件中的止损、获利点，推进风险收益的互利共赢。

6.运用风险保险和再保险平台

做好海外投资的保护与保险，关乎“一带一路”战略的可持续性。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运营的同时，尽快建立相应的全球政治风险保险和再保险平台，倡议成员国和非成员国共同参与风险分担和收益共享。完善全球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尽快在亚投行（AIIB）的运营同时，建立全球政治风险保险和再保险平台，邀请AIIB成员和非成员国家参加。做好具体项目商业、财务、法律风险等常规风险之外的国别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的战略性评估，至少应包括政治风险评估、环境风险评估、社会风险评估以及冲突风险评估。

7.利用风险“政策窗”，协同推进制度变迁。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由国际法、国际规则及机制的被动接受者，到主动创建者、倡导者的转变。风险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发现问题所在，暂时搁置争议，形成制度渐进变迁、形成起点，为我国国际地位转变提供了契机。每次风险“政策窗”开启后，往往会在时间内瞬间关闭，要充分利用“窗口期”，推进制度、规则形成，将其作为风险治理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