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异凡

苏共党内『告密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 郑异凡

告密合法化为“报告”

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直存在告密的问题。告密有两种。一种是十月革命前被招募潜伏党内的沙皇政府密探。另一种告密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出现的新现象，即向组织密告周围同事、同志的私下言行。在安全机关介入党内斗争，当权者用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方式解决党内意见分歧时，告密者往往成为安全机关的密探。这些人的动机不一，有的是出于爱国爱党，有的是为了邀功请赏向上爬，有的是为了打倒对手，有的是为自保。

在1925年年底召开的联共（布）第14次代表大会围绕告密问题展开了小小的争论，有人公开支持告密，有人提出异议。

针对这种告密行为，列宁格勒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巴卡耶夫在发言中指出，党内不允许告密行为，他说，“我对企图在我们党内扎根的那种不健康的道德作风不能泰然处之。我指的是告密行为”，这种告密行为会导致党员互不信任，相互间不能推心置腹地交流思想。

然而属斯大林多数派的许多大会代表都支持告密行为。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施基里亚托夫认为，就某个党员想成立什么集团向党的高级机关告密，这是“每一个党员的义务”。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完全支持这种说法。而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古谢夫走得更远，他声明：“每一位党员都应当告密。如果我们有什么毛病的话，那不是因为告密，而是因为不告密……可以是很好的朋友，但一旦出现政策分歧，我们不仅不得不中断我们的友谊，而且还要走得更远——去‘告密’。”

“告密”一词太露骨，实在不好听，它使人想起沙皇时期专事告密的奸细。聪明的中央监委主席古比雪夫建议把“告密”改为“报告”。这场争论的结果是通过“报告”的形式把“告密”行为合法化！国家安全部门被用于党内斗争，共产党员用来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斗争方式，变成了党员之间相互告密的行为。

主张告密的人，后来往往死于他人的告密

进入1930年代，斯大林大权在握，开始清洗先前的政敌或曾反对过自己的人，这就开始了“大清洗”，从党外到党内，从中央到基层，在国内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局面。国内出现所谓“耳语者”。耳语者有两个含义，一是有话不敢在大庭广众中说的人，他们只能在绝对可信的人们之间悄悄耳语。一种是指以耳语的形式，即悄悄打小报告的人：告密者。在告密成风的氛围下人们普遍存在朝不保夕的感觉，即便像赫鲁晓夫这样的高官，也不知道早上去上班，晚上是否回得了家。那时审讯判刑所需要的证据不是物证，而是口供。告密的材料可以作为判罪的法律根据。这样人们为了自保往往先下手为强，用密告他人来保自家的安全。斯大林大清洗的两千万人中，因被人告密而遭罪丧生者不在少数。有一种现象也属于告密范畴，这就是通过严刑逼供，迫使“犯人”捏造事实，揭发他人，然后据此给他人定罪。例如拉狄克在被捕前曾向布哈林求救，布哈林帮他说过好话。拉狄克最后还是被捕了，在刑讯逼供下他反过来咬布哈林，他提供的材料成为给布哈林定罪的证据之一。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治下屡见不鲜。在1920年代主张告密的人，在1930年代往往也死于他人的告密！

苏联大作家索尔仁尼琴是告密的受害者。苏德战争爆发后，1942年他以炮兵中尉的身份奔赴前线，战绩出色，荣获二级卫国战争勋章和红星勋章。1945年索尔仁尼琴在给朋友的私人信件中批评了斯大林和极权制度，被朋友告密，从前线押回后方，以“进行反苏宣传罪”被判处8年劳改，亲历了古拉格的苦难生活。

对告密文化的反思

告密的内容，一种是确有其事，但大都是私下的言谈、私人通信的内容——在那时期谁敢公开反对斯大林、苏维埃政权啊！第二种是捕风捉影、凭空捏造的，告密者意图借此整倒被告密对象，或者邀功请赏。第三种是在当局需要的情况下借助各种手段炮制出所需的告密内容，以实施镇压。

告密制度是独裁统治下的产物，一个政权不是靠人民基于信任给予的支持，而是靠告密来压制人们的不满和反抗，依靠恐怖手段维持统治，这样的政权不可能长治久安！

（摘自《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