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991( 2015) 03－0025－04

DOI:10.3969/j.issn.1672－7991.2015.03.005

收稿日期:2015－08－22;修回日期:2015－09－10

作者简介:吴　昊( 1990－)，女，山东省泰安市人，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

1989～1992: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nd the Fission of Youth Spirit——Gemai’s The Oath as a Study Case

Wu Hao ( School of Literature，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Abstract:As a young poet and the witness of the era，Gemai’s poem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records of fission in transition period.In this paper，Gemai’s The Oath is considered as a study case.From this case，and combining with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transition of China’s society and the fission in spirit of youth’s specific effects in the poetry creation in 1989～1992.The transition will be displayed in the language tension.What’s more，the tension of spirit of Gemai has been testified in the choose of word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words.

Key words:the transformation of poetry; the fission of youth spirit; Gemai; The Oath

在以往的研究中，1989年常被认为是中国当代诗歌发展中具有“断裂”意味的一年。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诗歌创作、90年代仍然坚持的诗人的作品来看，中国当代诗歌在90年代的转型并不是一瞬间完成的，而是经历了1989～1992这个过渡期，这一过渡与中国社会的转型有密切关系。并且在1989～1992年间，中国青年的心灵也经受着由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冲击，随之而来的是精神裂变的阵阵剧痛。

一

1989年在中国当代新诗史中的特殊位置已为许多诗人意识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欧阳江河在《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中提出的:“对我们这一代诗人的写作来说，1989年并非从头开始，但似乎比从头开始还要困难。一个主要的结果是，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就像手中的望远镜被颠倒过来，以往的写作一下子变得格外遥远，几乎成为隔世之作，任何试图重新确立它们的阅读和阐释努力都有可能被引导到一个不复存在的某时某地，成为对阅读和写作的双重消除。” ［1］欧阳江河的说法隐含了一个论断:1989年意味着一种诗歌写作的“断裂”，但这个具有影响力的判断能否在诗人们的写作中得到确切论证，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活跃于诗坛并在90年代继续写作的诗人作品来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诗歌写作的“转型”并不是在“一瞬间”完成的，诚如西川所说:“在黑与白之间存在着广大的灰色地带，这里集中了世界的全部复杂性。” ［2］陈东东也认为:“我并不赞同1989年报废了中国当代诗人之前的诗歌写作的说法——所有的努力都不白费，至少，在我这里，从开始至今的诗歌写作并没有白费。” ［3］虽然1989年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年份，但对90年代诗歌发展来说有意义的“转型”，在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在悄悄酝酿，“将知识分子精神上升为诗歌精神”可视为这种“转型”的一个向度，至少在以民刊《倾向》为代表的诗人群落中，能够看到这种向度的体现。

但这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诗歌写作氛围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据刘福春编《中国新诗编年史》所载史实来看，1989～1992年间的诗坛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这一段时间的全国性诗歌研讨会也不可避免地严格遵循“政策”举办，1991年的全国诗歌座谈会及第三届漓江诗会便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这种“冷清”的局面一直到1993年之后才逐渐被打破，诗坛呈现出“复苏”气象。其中《诗探索》的复刊对这种变化的推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前几年一度沉寂的年轻诗人又开始活跃起来，但此时他们的作品面貌却在无形中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意味着“转型”的进行，而“转型”的阶段则要到1995年后才逐步完成。

与1989～1992年间诗坛冷寂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民间”出现了“席慕蓉热”和“汪国真热”，据刘纳查证，汪国真的诗最初在中学生手抄本上流行，后被出版社发现而迅速印成书推向市场，在媒体炒作下，汪国真的诗开始在青年人群中走红，以至于引发了1991年风靡全国的“汪国真热”。刘纳认为，汪国真、席慕蓉的诗歌之所以能在那个时期流传甚广，是因为那些诗作中含有“生活的艺术”，能够“抚慰”青年的心灵，并能给青年提供“心灵鸡汤”。而这些特质正好符合了当时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和商业市场的口味 ［4］。因此，在官方和市场不自觉形成的合谋下，1989～1992年间国内的诗歌状况呈现出一幅诡异的画面:一边是诗坛的“沉寂”，一边是民间的“狂欢”。置身于这种场景中而坚持写作的青年诗人，尤其是那些刚刚走出“象牙塔”、进入社会的诗人，所承受的时代精神压力也许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1989年3月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身亡之后，有论者便宣称:“海子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海子之死虽然不能避免时代因素的影响，但与其个人因素(家庭背景、性格、诗学追求、爱情悲剧)有更大关联，并且从海子的诗歌与诗学观念来看，他对“时代”的敏感度似乎并不足以让他成为一位具有“时代悲剧感”的诗人。而另一位诗人骆一禾，却无疑更富有时代敏感度与悲剧意识。但这位胸怀诗歌“修远之志”的诗人，却于1989年5月因病逝世。诗坛还未从两位青年诗人相继逝世的震惊和悲痛中走出，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事件又给青年诗人们一次措手不及的精神打击。前文所说1989～1992年诗坛冷寂期的序幕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启。一些热爱诗歌、富有理想主义精神的诗人不得不经受理想的幻灭与现实的残酷，理想和现实的不平衡在他们心灵上印下的痕迹是阵阵剧痛，而这种精神痛苦在诗歌写作中则表现为富有张力的语言特质。从戈麦这位青年诗人的作品中，就能看出时代重压造就的精神痛苦在诗歌语言中留下的烙印。

二

戈麦，原名褚福军，1967年出生于黑龙江省萝北县宝泉岭农场，自幼聪慧，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但这个录取结果并不是他的初衷，他高中本欲学理科，认为发明创造更有利于社会，经兄长、老师劝说下改报文科。高考报志愿时又受当时“经世致用”影响，第一志愿为北大经济系，但被中文系录取，戈麦一度沮丧，甚至想复读报考辽宁财经学院(今东北财经大学)，在兄长劝说下才来北大报到。从戈麦早年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其兄褚福运对其成长道路的影响很大。戈麦早期诗作中便有一首题为《哥哥》( 1987)的作品:“等待我成年的人/在我成年之后/等待着我的衰老。”“衰老”一词足见戈麦对年龄的敏感，作此诗时戈麦才20岁，但却以青年人的现实身份书写中年人的心态，在诗歌中毫不避讳地想象自己的“衰老”，这意味着戈麦的心理与同龄人相比较为成熟。

戈麦的诗歌创作之路并不是必然的选择，他在自印诗集《核心》的序言中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诗应当和我发生联系，少年时代偶尔为之的短小句子，在自己满意的目光中早已化作风中的碎片了。”“直到1987年，应当是说生活自身的激流强大地把我推向了创作，当我已经具备权衡一些彼此并列的道路的能力的时候，我认识到:不去写诗可能是一种损失。” ［5］420戈麦对诗歌的这种选择特点被西渡评价为“过分谨慎”，这种“谨慎”的风格也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在一首名为《谨慎的人从来不去引诱命运》( 1990年4月10日)的诗中，戈麦写到:“今夜，我面对镜子中自身未来虚幻的景象/守在我所度过的岁月最危险的前沿/无需多问，我就像是一个谨慎的人。”可见“谨慎的人”既是朋友的评价，也是戈麦的自我定位。

1989年，戈麦从北大毕业，进入中国外文局《中国文学》杂志社做编辑工作。在此之前，戈麦与许多北京的青年一样，经历了那次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据作家陈建祖回忆:“在1990年左右，我们整天酗酒、唱歌，回避现实。……这样沮丧、颓废的状态，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时作家、艺术家都是这样的状态。” ［6］但较为诡异的是，很少有诗人或作家能够把这一时期他们的心理感受加工提炼成艺术作品，因此戈麦的作品可称得上当时青年精神状况为数不多的记录之一。

在戈麦1989下半年至1990年6月这段时间创作的诗歌中，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出戈麦当时的一些心理感受，如《生活》( 1989年9月25日)、《生活有时就会消失》( 1989年9～10月)、《誓言》( 1989年末)、《三劫连环》( 1990年4月14 日)、《我要顶住世人的咒骂》( 1990年4月28 日)、《厌世者》( 1990年5月1日)、《尝试生活》( 1990年5月25日)、《空望人间》( 1990年6月3 日)等。其中《誓言》这首诗在戈麦整个诗歌创作历程中具有阶段性意义，西渡在《死是不可能的》一文中认为，《誓言》标志着戈麦“向人性告别”，“此后，他过的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式的生活。” ［5］4其实，在戈麦的早期诗作( 1987～1989年上半年)中，就已经表现出一种明显的“严厉拒斥生活”的倾向。显然，这种“生活”指的是充斥着“机械秩序”和无聊庸俗的生活，是“人被迫充当一个角色”的生活，这种“生活”会对“生命的可能性”产生极大的威胁，对于戈麦敏感的心灵来说，“生活诡计”是一种可耻的、但又要被迫面对和承受的“罪过”。因此在《颜色》( 1987年8 月)、《秋天的呼唤》( 1988年3月6日)、《徊想》( 1988年末)、《杯子》( 1989年2月)等早期诗作中，戈麦就已经在书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给予他精神的负担:“唯有我愈发紧闭的唇/浓烈地攀在垛口/目光的沉重/拉长了许多”(《颜色》) ;“流弹击中牙齿/我用模糊的面部/向你呼喊”(《秋天的呼唤》)。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庸庸碌碌，平均状态，平整作用，都是常人的存在方式。” ［7］在“常人”中生活的戈麦，能够深刻感受到这种生活的无聊与庸俗，但他不能迅速逃脱这种生存状态，因为他已经进入了社会(在杂志社做编辑)，不得不与被“生活”碾平的“常人”一起共处。在这种状态下，诗歌可以被视为戈麦自我“内在超越”的一种方式，于是便有了《誓言》这首诗。

三

《誓言》这首诗从标题来看，就给读者一种“斩钉截铁”的印象。但这里的“誓言”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爱情誓言”、“就职誓言”、“结盟誓言”等，而是戈麦作为一个诗人与自己的对立面——“你”(在诗中指“渴望我完全垮掉的人”)所做出的“誓言”，但“誓言”也可以视为一种自我表白，即发誓与自己身上“最软弱的部分”告别，因为这种“软弱”的“人性”是诗人所不能接受的。戈麦在一封给哥哥的未发出的信中说:“做人要忍受一切，尤其是做理智、恻隐的圣者。要忍受无知的人在自己面前卖弄学识，忍受无耻的人在身后搬弄机关，忍受无智的人胡言乱语，忍受真理像娼妓的褥子一样乌黑，忍受爱情远远地躲在别人的襟怀。” ［8］

从《誓言》的词语选择中可以看到“誓言”的斩钉截铁与戈麦“不妥协”的人格追求。首先是限定词的用法。在第一节，“我”便声称要“接受全部的失败”，“仅仅一次，就可以干得异常完美”，“失败”是“全部的”，“完美”被形容为“异常”，凸显了语言的“绝对性意味” ［9］。诗中还有许多这样对限定词的“极端”用法:“我完全可以把它们全部煮进锅里/送给你，渴望我完全垮掉的人”，“瞄准我遗物中最软弱的部分”，在限定词与被限定的词语之间，无形的语言张力被彰显出来。

这首诗对于动词的选择也颇有意味。戈麦在《戈麦自述》中说:“戈麦是个文化人，又是一把刺伤文化的匕首。” ［5］423戈麦在诗歌中选择的动词就具有“匕首”般“刺伤”性的性质，呈现出的是一种锋利的美感。如:“我已经可以完成一次重要的分裂”，“渴望我完全垮掉的人”，“但我对于我肢解后的那些零件”，“用它们继续把我的零也给废除掉”，这些动词背后透露出来的也是对“绝对”的追求，对平庸与丑恶彻底毁坏的意图。这同样也是一种“张力”的体现，戈麦拒绝软绵绵的修辞，寻求的是语言的“力度”。在《誓言》之前的创作中，这种富有“力度”的用词倾向也常有出现:“一把柔软的水果刀/从梦的左侧切入”(《秋天的呼唤》) ;“那个美好的动机——毁了!”(《一九八五年》) ;“子宫中上升的形体/毒药一般，腐蚀着我”(《游泳》)。在《誓言》之后，这样的动词用法更为频繁地出现，这从很大程度上暗示了戈麦在一定时期中的精神紧张乃至痛苦的状况:“在每一个世纪/打入过时的行列”(《岁末十四行(一)》) ;“天空，我只看到你性感的脑勺/而你的脑子被烈火烧着/并插着一把刀柄撕裂的肉体”(《癫狂者言》) ;“一个男人旗杆一样的椎骨/狠狠地扎在一棵无比尖利的针上”(《没有人看见草生长》)。这样的用法使得动词与附近的词语形成紧张关系，但并不是喷发式的“暴力修辞”，更多的是通过语言形式来表现焦虑心情与决绝心态的交织与反复。

对于《誓言》中的词语选择问题，还可以探讨更多，比如表现日常事物的名词的运用。如“全部的空酒瓶子和漏着小眼儿的鸡蛋”;“对于我们身上的补品，抽干的校样/爱情，行为，唾液和远大理想”;“我送你一颗米粒，好似忠告”。“酒瓶子”、“鸡蛋”、“唾液”、“米粒”之类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俗词”被插入诗中，所起的作用要大于词本身蕴含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与周围词语的相互影响。“全部的空酒瓶子和漏着小眼儿的鸡蛋”是对“全部的失败”的生活化、具象化说明，而“身上的补品，抽干的校样”“爱情，行为，唾液和远大理想”则是“圣词”与“俗词”的异质混成，用来指代人性组成的复杂。最后一节中“死鸟留下的衣裳”是一个较为独特的用法，西渡把此理解为“生活的原则”，“这样的生活其实已与生命无关，它失去了与真实存在的联系，仅仅使人沦为物的奴隶。” ［5］454与这样的理解相联系的是，戈麦在《誓言》中彻底废除了生活中加减乘除的规则:“我不需要剩下的一切/哪怕第三、第四、加法和乘法”;“我同样不需要减法，以及除法”。戈麦在这里否定了人性的“异质混成”，希望以此“战胜不健全的人性”，成为一个如前文所说的“理智、恻隐的圣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语气助词的运用。语气助词在口语中是经常用到的，如“了”、“啦”、“吧”这些口语化的语气助词进入诗歌，造成了诗歌语言的口语与书面语的混杂状态，语境变得“不纯”，但却在无形中增强了诗歌语言的表现力，尤其是情感力度。宋琳在读戈麦诗歌时发现，戈麦诗歌也用口语，并且是一种“雅的、书面的口语” ［6］。《誓言》的开头便用了一个口语化的表述:“好了。我现在接受全部的失败。”第三句又重复了一个“好了”:“好了。我已经可以完成一次重要的分裂。”第一个“好了”体现的更多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语气，被迫“接受全部的失败”时所呈现的无奈感。在“我”说出“好了”之前，也许与“你”已经进行过一次激烈的斗争，但最终的结果是“我”的失败，因此第一个“好了”在表示“完成”的同时也蕴含着落寞感。但“我”显然并未妥协，“我”接受失败，但并不会就此臣服于“你”，于是又用一个“好了”，表达“完成一次重要的分裂”的决心，又具有“开端”的意味。因此，两个“好了”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与情感递进的进程。

戈麦在《誓言》中体现出的精神裂变的痛苦以及痛苦后的决绝(告别人性与“生活”)在最后一节得以升华。在“判决”以后，“我”所拥有的东西已所剩无几，但“我”仍嫌不够，甚至连“零”这个在表示“一无所有”的数字也要“抛弃”。因为在“我”看来“零”还表示一个“实数”，尽管它已经“空”了，但毕竟是实有的存在，他不能忍受哪怕是“零”的妥协。在1989年末那些充满时代重压的日子里，可以说有许多青年都在忍受心灵的痛苦与压抑。对于戈麦这样一批于1989年走出校园、走进社会的青年来说，恐怕承受的生活与时代压力更为沉重。在这样的语境中，“妥协”、“控诉”、“悲观”也许都是正常的青年心态。然而戈麦选择的却是“分裂”的誓言。他在“废除”一切庸俗人性之后所剩下的“虚无”，恰恰是他作为诗人的心灵。“此在在世总是沉沦”，海德格尔如是说:“世界之夜已近夜半。” ［10］但戈麦却在诗歌语言中发现存在之澄明:“诗歌应该是语言的利斧，它能够剖开心灵的冰河。在词与词的交汇、融合、分解、对抗的创造中，一定会显现出犀利夺目的语言之光照亮人的生存。诗歌直接从属于幻想，它能够拓展心灵与生存的空间，能够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 ［5］426在对富有张力的诗歌语言的运用中，戈麦巧妙地释放了时代施加给年轻心灵的精神压力。正如西渡所说:“戈麦在自己和语言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而亲密的关系，他从中找到了生命的拯救。” ［5］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