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接班人思想的发展与演化

2015-03-27李占才

河南社会科学 2015年2期

马鑫，李占才

（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092）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思想萌芽于共产主义同盟时期，明确提出于苏联斯大林时期，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革命实践而提出接班人思想，并在接班人培养使用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共产党接班人思想是其人才培养和干部选拔任用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组成部分。梳理共产党接班人思想的发展演化，深刻领会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对于新形势下人才培养和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酝酿阶段(1921年到20世纪50年代初)：使用“类接班人”概念，阐述接班人的重要性和条件要求

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接班人”一词之前，使用“先锋队”“领导骨干”“保卫者”“建设者”“继承人”“后备军”等“类接班人”概念来阐述“接班人”的重要性、对象和条件。

（一）接班人的重要性

共产党认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斯大林曾指出：在正确的路线提出以后，事情的成功就取决于组织工作，取决于正确地挑选人才［1］。中国共产党强调“人的因素第一”，认为没有一大批优秀分子领导革命，没有一大批人跟随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不可能成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还未明确提出“接班人”概念，但共产党已开始使用“类接班人”概念来阐述“接班人”的重要性。毛泽东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论述党的干部政策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2］毛泽东1939年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指出：“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2］刘少奇1945年在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的干部，就是党的领导骨干，中国革命的领导骨干。‘干部决定一切’，这是大家知道的。没有干部，我们党的纲领与政策，就不可能通过群众去执行，就不能完成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3］共产党领导人在不同场合下使用“领导骨干”“先锋队”“带头人”“保卫者”“建设者”“后备军”等“类接班人”概念，概指广大领导干部和青年，并对他们寄予厚望，认为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发挥着领导者和生力军作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承担着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

（二）接班人的条件要求

共产党对接班人的条件要求，主要体现在政治、思想、作风、能力等四个方面。毛泽东1937年在为延安公学成立题词时写道：“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惟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4］同年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5］对“先锋队员”“干部”“领袖”的要求，实际是指各类接班人必须具备的条件。其中最核心的条件就是具有坚定的阶级立场和革命精神。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段时期里，共产党将党政干部和青年喻为“先锋队”“带头人”“领导骨干”“保卫者”“建设者”“后备军”，努力吸收和扩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队伍，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导者、主力军和生力军。正是依靠培养造就出来的骨干力量，最大限度地将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起来，完成了推翻三座大山、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任务，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二、提出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60年代中叶）：明确使用接班人概念，提出接班人思想的基本框架

进入20世纪50年代中叶，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明确提出接班人概念，并提出了接班人的重要性、必要性、条件要求、培养方式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从而明晰了接班人思想的基本框架。

1955年，宋庆龄在《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提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对于培养儿童各种优秀品质和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正是我们所有做父母的，做教师的以及所有公民要求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所应具有的品德。”［6］宋庆龄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公开提出“接班人”概念的国家领导人。她自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来就担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连续几年在庆祝儿童节时明确指出“广大青少年是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这一概念，从而开启了共产党人使用“接班人”的话语时代。1959年中共中央《关于迅速恢复和进一步发展手工业生产的指示》中提出：“可以从工业部门去年吸收的徒工中动员一部分人到手工业中去，积极培养手工业和服务性行业的接班人。”［7］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到“接班人”。当然，这里的“接班人”更多是指传承技艺的“接班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接班人。但是，“接班人”一词作为书面用语正式进入了党的话语体系。

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抛出“秘密报告”，全面否定斯大林，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内部阵营的思想混乱，也给资本主义国家趁机攻击社会主义阵营提供了机会。1958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公然声称，中国可能在几十年内发生和平演变［8］。另一方面，由于一批领袖在战争年代操劳过度，一些将领因负伤健康受损，新中国成立后多人先后辞世，革命事业需要后继有人的问题凸显出来。此外，一些地方组织率先开启了培养接班人计划，有重点地培养年轻干部，对接班人培养起到了示范作用。基于以上国内外形势变化，中国共产党认为，为了防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为了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为了党的事业源源不断地有人来继承和发展，必须大力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指出：“要准备后事，即接班人问题。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从中央局、省、地、县到支部，都要搞几层接班人。”［9］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尤其是全面建设开展之后，摊子大了，事业大了，对各方面的人才需求更为迫切。因此，中国共产党提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思想，这一思想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接班人的定义

接班人，是指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广大党政干部和青年。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会见我国留学生时说道：“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0］1964年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社论指出：“党的接班人问题，实质上就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问题，即不断地造就和培养大批的、适应各条战线的青年干部的问题。”［11］共产党视域中的接班人就是广大的青年和党政干部。其中，青年是接班人队伍中的生力军，党政干部是接班人队伍中的主力军和领导者。

（二）关于接班人的内涵

接班人是事业接班人、政治接班人、岗位接班人。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以下简称《九评》）中写道：“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12］在这封公开信中，明确了接班人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忠于党的事业的政治接班人，是继承和发展革命前辈事业的岗位接班人。

（三）关于接班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九评》写道：“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12］当时，共产党提出要培养接班人，最主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在接班人培养、选拔、使用的实践过程中，更侧重于各项事业后继有人，靠千千万万接班人，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地向前发展。

（四）关于接班人的条件要求

根据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经验，共产党分别针对党政干部和青年成为接班人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针对党政干部提出“五个务必”要求，即务必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务必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务必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务必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务必富于自我批评精神［12］。同时又提出“又红又专”要求，即具备坚定的政治立场和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毛泽东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13］“又红又专”要求，是对接班人要求的生动概括，既是对青年人的要求，也是对党政干部的要求。在那个时代，“又红又专”的表述更加大众化，应用也更加广泛。这两个条件要求，构成了对接班人的具体要求。

（五）关于如何培养接班人

接班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通过培养造就出来的。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共产党认为接班人的培养主要通过思想教育和实践锻炼来完成。《九评》写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14］20世纪50年代确定的教育方针，明确了教育培养接班人的基本功能。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3］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5］教育为政治服务，即以培养接班人为根本目的。共产党培养接班人主要靠两种方法，一是教育，二是实践。通过教育，让广大青少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从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决听从党的指挥，在德、智、体各方面全面发展。这是培养接班人的基础和关键。对广大党政干部进行常规的和定期、不定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专题思想教育，以防止接班人蜕化、变质。同时，强调实践教育，注重教育与实践、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让广大青少年不仅学习书本知识，也能结合生产劳动培养阶级感情和吃苦耐劳精神。通过实践在阶级斗争、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的三大实践活动中接受锻炼，炼成“一颗红心”，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真功夫。让广大党政干部在大风大浪中、在人民群众中接受考验、增长才干。对于青少年，更多重视教育；对于党政干部，更多强调实践。但是，共产党领导人认为，无论是对于青少年还是对于党政干部，这两种方法必须同时兼顾，不可偏废。

与此同时，共产党启动接班人培养工作。1964年，中组部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干部普查，为接班人培养进行摸底。次年8月，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参加县、地、省领导工作的报告》，该报告详细分析了省级、地级、县级党政干部的分布和使用情况，并针对干部老化现象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若干具体措施。说明接班人培养工作，体现了毛泽东提出的“从中央局、省、地、县到支部，都要搞几层接班人”［16］的意图，也说明接班人培养走向正轨。

接班人思想的全面提出，是基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也是基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需要，这体现了共产党人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的领导艺术和开拓精神，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紧跟共产党步伐的“觉悟”和情怀。接班人思想的全面提出，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党建、人才、干部队伍建设思想。同时，党的各级组织把培养使用接班人提上常规日程，形成广大青少年争当合格接班人并为之努力奋斗的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

三、扭曲阶段（“文革”期间）：选拔方式和培养方式出现偏差，接班人思想出现扭曲

从1966年开始，中国进入“文革”时期。受极左思想的错误指导，接班人思想出现扭曲，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选拔个人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岗位的接班人。1969年中共九大党章规定：“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17］从此，林彪被以法定方式确定为党和国家最高岗位的接班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运行体现出民主协商、集体决策、分工负责、“群体”接班的特点，如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说：“中央准备设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请同志们酝酿酝酿，看这样是否妥当。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18］然而，九大确定林彪个人成为毛泽东接班人，“个人”接“个人”的班，否定“集体”接班人，这是政治文明的大倒退。

第二，重“阶级斗争”的培养方式，轻“理论学习”的培养方式。毛泽东曾经说过：“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验中来。”［19］但是，在“文革”期间，阶级斗争的作用被无限夸大，学生不上课，工人不生产，都去搞阶级斗争。破“四旧”、大批判、大串联、“文攻武卫”，成为接班人培养的主要方式。一味地强调阶级斗争，必然忽视理论学习这一接班人培养的传统模式。早在1964年，毛泽东与还在求学的侄子毛远新谈话时就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不搞五反就不了解工人。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16］阶级斗争成为那个年代接班人培养的主要途径，也是检验个人是否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主要衡量标准。

“文革”期间，共产党对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岗位接班人的定义和选拔方式出现重大失误，对广大党政干部和青年的培养方式出现重大偏差，接班人思想出现重大扭曲。思想上的扭曲，导致接班人培养工作也出现重大失误，对党的事业发展造成了重大创伤。

四、修正和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矫正接班人培养方式，提倡接班人梯队建设

“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此时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由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去逝，健在的大多也年事已高，党政干部队伍出现严重老化的局面。同时，由于“文革”十年造成一代知识青年没有被培养出来，导致接班人后备干部队伍出现青黄不接的断层现象。党政干部队伍和青年人才队伍出现断层，严重削弱了接班人队伍的领导力和战斗力，严重制约共产党执政能力和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邓小平1979年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20］此外，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工作战略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重心”上来，迫切需要一大批拥护改革开放政策的接班人来开拓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20］

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向西方“打开大门”，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必然扩大，对中国青年人的影响加剧。中国共产党加紧培养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事业接班人更加刻不容缓。邓小平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21］

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共产党逐步改变“文革”期间培养接班人的一些错误认识和错误做法，并根据时代发展的阶段特点，创造性地提出一些关于接班人的新思想。

第一，回归青少年学校教育。共产党认识到，对青少年的培养，不能再像“文革”期间那种培养方式，一味地搞阶级斗争、搞串联、“上山下乡”，而荒废了学业。应加强对青少年正确的思想教育，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他们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同时通过实践，培养德智体全体发展的接班人才。邓小平1978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0］。“中小学教育和幼儿教育工作者，负有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幼苗的重任。我们要大力在青少年中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优秀人才。”［20］回归青少年的学校教育，不是脱离实践，只是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没有正规的思想文化科学的学校教育，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盲目的实践不仅会事倍功半，还会对其世界观产生负面影响，无法达到培养合格接班人的目的。“文革”后回归学校教育，基础教育正常化，恢复高考，推动学校教育发展，就是让青少年接受正规的教育，提高科学文化素养，提高理论水平，从而更好地投身于实践。

第二，矫正个人选个人接班人，倡导集体选集体接班。历史证明，将党的事业放在一两个人身上是不可靠的，同时仅仅依靠领袖个人选拔接班人也是不可靠的。无论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各级党政干部，都必须依靠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集体选拔集体接班人，来继承和发展党的事业。改革开放以后，共产党反思历史教训，强调依靠集体来选拔接班人集体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我们强调集体领导，这次讲接班也是集体接班，这很好，很重要。”［20］叶剑英也指出：“毛主席他老人家对集体的交班、接班问题考虑得少，而是侧重于个人的交班、接班。”［22］彭真指出：“党的领导不是选个人接班人，而是要选集体的接班人。这个问题，历史上已经有痛苦的经验，历史证明单选个人作接班人靠不住……要集体选集体的接班人。集体交班，集体接班。”［23］这说明，共产党真正认识到了“事业”接班人的科学内涵。封建社会君主制世袭罔替，老君主选择王储，选择君位继承人。现代民主政治，主权在民，“民”选“官”，“民”将“治权”委托给自己选出来的“官”，民为主人，官为仆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的最根本利益，要保障党的先进性，更好地执政为民。这不是靠一两个人、一两个领导人就能完成的使命。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更不是一两代共产党人就能完成的使命。继承这伟大事业，推动这伟大事业，靠培养一代又一代接班人，这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和使命，绝对不可能靠个人选拔个人接班人所能完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历了“文革”个人选拔最高接班人的深刻教训之后，共产党将中央书记处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岗位接班人的后备人选。叶剑英指出：“中央书记处，我考虑就是准备接中央的班的。书记处的特点之一就是比较年轻。老年人的今天，就是中年人的明天，因此他们要准备培养精干正派的青年人接自己的班。”［22］

第三，重申台阶式选拔、兼顾梯子式选拔。一般而言，接班人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青年干部，再到更高级领导岗位，实现逐步、递进培养。这是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做法。然而，“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这一培养规律，一些青年、青年干部通过造反、投机等方式迅速进入接班人队伍，有的还被突击提拔到高级领导岗位上，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因此，针对“文革”中培养接班人的乱象，为了尽快清除“四人帮”残余势力，特别是清除那些靠造反、投机起家的党政干部，邓小平主张接班人必须依靠“台阶式”选拔。在清除这些不合格的接班人之后，基于党政干部队伍急需补充“新鲜血液”的局面，邓小平又及时提出要尽快培养符合改革开放需要的接班人才，对于特别优秀的青年、青年干部，要给予“梯子”，尽快提拔到更高级、更重要的领导岗位上，以发挥他们的年龄优势和专业优势。邓小平1980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有些同志说，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一九七五年，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做法，我说过这个话。用坐火箭、坐直升飞机的办法提拔干部，我们再也不能这么干了。干部要顺着台阶上。”“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的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才能大胆破格提拔……特别优秀的，要给他们搭个比较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20］。可见，共产党提出“台阶式”选拔与“梯子式”选拔接班人并不矛盾，各自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和使用意图。同时，两种选拔方式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对于一般人来言，需要一步一个台阶向上发展；对于优秀人才而言，可以给予越级提拔，真正实现“人尽其才”的目的。

第四，提倡接班人梯队建设。接班人包括党政干部和青年，而党政干部本身也分不同层级，因此，改革开放以后共产党开始注重接班人的梯队建设。即不仅注重一把手培养，也注重二、三把手培养；不仅注重当前接班人培养，也注重下一代、下下代接班人的培养。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求三几年内调整、安排好各级领导班子（包括党支部）的一、二、三把手。”［20］他还指出：“我们这些老同志是第一梯队。现在负责工作的是第二梯队。要真正解决好接班人问题，必须建设好第三梯队。这是我们最紧迫的事情。”［24］“我们不但要坚持队伍开放政策，还要从人事制度上搞年轻化，像建立第三梯队，以后还要建立第四、第五梯队，来保证我们改革开放的连续性。”［24］陈云也指出：“必须成千上万地培养、提拔三四十岁的真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干部，把他们提到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只要把党的第三梯队建立起来了，经过十年八载的锻炼，他们就可以成为党的事业的接班人。”［25］提倡接班人梯队建设，就是构建接班人后备队伍建设，使得接班人队伍源源不断地增长。这是出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需要，希望将各方面符合条件的后备干部尽快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加以培养，在培养的过程中实行“优胜劣汰”，优化接班人后备队伍。

第五，深化对接班人条件要求的认识。原有对接班人的“五个务必”要求和“又红又专”的要求，已经不能满足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局面。共产党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创造性提出接班人“三个面向”“四有”“四化”等新的要求。“三个面向”要求，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21］，主要是通过教育将广大青少年培养成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具体来说，就是要求教育发展纳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来，将现代化的要求作为教育培养人才的方向，同时敢于迎接世界发展潮流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培养一代又一代具有现代化意识和国际视野的优秀接班人才。“四有”要求，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21］，就是希望广大青年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现实理想相统一，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掌握现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增强公民意识和法纪观念，做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邓小平指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21］“四化”要求，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21］，就是希望广大党政干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此前提下，注重选拔年富力强、具有胜任繁重工作的健康体魄和充沛精力的年轻干部。此外，要求党政干部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从而更好地发挥接班人的领导作用。共产党提出以上接班人三个方面的要求，是培养青年和党政干部成为接班人的基本要求，希望广大青少年通过“三个面向”和“四有”要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力军；希望广大党政干部按照“四化”要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力军和领导者。

第六，强调充分发挥老干部的“传、帮、带”作用。改革开放初期，大批的老干部复出工作，培养接班人的历史重担自然落到这些人身上。然而，由于刚刚被解放出来加之封建官本位思想的影响，部分老干部成为阻碍接班人培养工作的干扰因素。因此，共产党领导人大力呼吁广大老干部应以党的事业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主动让贤，发挥老干部甘为人梯的精神，同时要求他们眼界和胸襟要宽广，放手大胆地使用年轻干部，从而担负起培养下一代接班人的历史重任。邓小平指出：“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20］一定要大胆地提拔使用年轻干部。邓小平还身体力行主动要求尽早退出领导岗位，以让位于年轻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培养选拔接班人，必须发挥老干部的传帮带作用，没有他们的理解支持、没有他们的主动让贤，接班人培养步伐不可能加快。

改革开放以后，共产党充分借鉴和吸纳毛泽东时代接班人思想成果和实践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发展了接班人思想。可以说，邓小平时代接班人思想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对接班人培养的方式方法，更加注重科学化、法治化的培养方式，特别注重对青少年进行理论教育和文化科学教育，从而夯实和扩大了接班人队伍基础。接班人选拔方式、培养方式的创新、对接班人的新要求，使得一大批年轻有为、专业突出的青年人充实到了党政队伍中，有力推动了改革开放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此外，充分发挥老干部的传帮带作用，使得一些年轻干部在短时期内被提拔到更重要的领导岗位上，从而促进了接班人领导队伍的新陈代谢。

五、完善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继续创新接班人条件要求和培养方式，大力推动接班人制度建设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外发展形势面临重大挑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退出领导岗位，一些领导人先后辞世，接班人培养的重任落到后继者身上。在新环境下，共产党根据自身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求，继续强调接班人培养的重要性，继续加强对青年干部的培养和选拔，从而发展和完善了接班人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接班人的条件要求概括为“德才兼备”，强调教育在接班人培养中的核心地位，大力推动接班人制度建设。

第一，对接班人的条件要求高度概括为“德才兼备”。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写道：“党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26］然而，由于一直把“五个务必”“又红又专”“三个面向”“四有”“四化”视为“德才兼备”的具体体现和“标准”，因此没有突出强调“德才兼备”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后，“德才兼备”被突出强调，逐渐成为接班人的最主要、最明确要求。江泽民1992年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指出：“选拔干部总的原则，还是德才兼备。对于党的干部来说，主要看两条：第一条是政治上的要求，就是要听党的话，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有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第二条是业务上的要求，就是要有知识、有才能。”［27］胡锦涛2011年在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指出：“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28］习近平2013年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好干部的标准，大的方面说，就是德才兼备。”“好干部的标准又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历史时期，对干部德才的具体要求有所不同。”“现在，我们提出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等具体要求，突出了好干部标准的时代内涵。”［29］可以看出，“德才兼备”中“德”包括政治上的“德”和道德上的“德”，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遵纪守法以及良好的个人素养。“才”包括具备一定的知识和专业能力，更包括组织、协调、管理、领导能力。共产党主张“德才兼备”，“德”是第一、是关键，“才”是第二，“德”高于“才”。接班人必须首先具备“德”，没有“德”的接班人，即使是全才，也不能用。正如习近平指出：“这样的干部能耐再大也不是我们党需要的好干部。”［29］“德才兼备”要求，适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对接班人的新需求。

第二，强调教育在接班人培养中的核心地位。20世纪80年代，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一些青少年的价值观发生变化，进而导致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受此事件的影响，共产党反思80年代“一手硬、一手软”的教训，重新强调教育在接班人培养中的核心地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着力教育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观念，自觉抵制错误思想的干扰，坚定地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此后，中共十五大报告到十八大报告，都在涉及教育的论述中，明确了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同时，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也不断重申教育的本质要求。如习近平在2011年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指出，“高校党的建设要紧紧围绕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个根本任务”，“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证”［29］。共产党强调教育在接班人培养中的核心地位，就是希望通过国民教育，使广大青少年从小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念，为成为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而努力奋斗。

第三，大力推进接班人制度建设。为了保证接班人培养的质量，防止人为因素对接班人培养的干扰，共产党提出要大力推进接班人制度建设。在邓小平时代，提倡接班人梯队建设就是构建接班人制度的措施之一，加之打破了党政干部终身制，从而为接班人制度构建奠定了基础。此后，共产党进一步构建和完善接班人各项制度，从而保证了接班人培养的制度化、规范化。这些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接班人后备干部储备制度。这是制定程序化、系统化的培养方案，从广大青年中选拔和培养优秀人才，进而为中央、省、市、县等各个层级提前储备后备干部的制度化措施。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共产党就制定了接班人后备干部储备的相关政策，但当时的政策仅针对省部级及以上后备干部，并没有扩大到整个接班人队伍。进入20世纪90年代，将省部级以下后备干部的储备纳入制度化进程中来，如制定《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工作规定》（2003）、《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2009），从原则上明确了各级接班人必须从后备干部储备中进行选拔。

其二，接班人培养锻炼制度。即有计划、有分类、有目的地培养锻炼接班人的制度。培养广大青年从小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同时组织他们参加各类实践活动，使之在实践中接受锻炼，从而培养他们各方面的能力。此外，加强党政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并通过岗位锻炼使其增长才干，培育领导能力。如《中共中央关于抓紧培养教育青年干部的决定》（1992）、《1996—200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1996）等，既注重思想的培养，也注重实践的培养；既明确了培养锻炼目标，也形成了培养锻炼的制度化措施。

其三，接班人选拔和选举制度。接班人选拔和选举制度是两个不同的组织制度。接班人选拔制度是通过自上而下的选拔，以特定的方式选择接班人的组织制度，一般包括动议、民主推荐、考察、讨论决定等过程。接班人选举制度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推选，以纳入群众参与进而选择接班人的组织制度，一般包括依法推荐、提名、民主协商、程序决定等过程。如2002年、2014年中共中央先后两次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对各层级接班人的选拔和选举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选拔和选举制度，从程序设置上完善了接班人的产生过程，既体现了执政党的培养意图，也尊重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

其四，接班人交流轮替制度。这是按照一定的模式有计划、有目的地对党政干部进行定期交流、使用的组织制度。《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对交流、轮替的对象、任期、级别、部门等各项条件进行了详细、明确的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说，交流轮替制度，是对接班人进一步深化培养锻炼的制度化体现。接班人只有在不同地域、不同岗位上增长才干，才能向更高一级的领导岗位发展，从而实现全国范围内接班人人力资源的优势互补，提升接班人后备干部队伍的质量。

其五，接班人考核评价机制。即通过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评定方式，对接班人工作的“德、能、勤、绩”各方面以及生活作风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考核和评价，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奖惩的管理制度。2004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各级党组织和干部都要自觉接受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建立健全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述职述廉制度、民主评议制度、谈话诫勉制度和经济责任审计制度，依法实行质询制、问责制、罢免制。”［30］《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对接班人的任职、免职、辞职、降职进行了详细、明确的规定。接班人考核评价机制，就是建立起对接班人各方面的监督，实现优胜劣汰、能上能下的流动机制，以使接班人的工作、生活完全纳入法治化轨道。

可以看出，共产党重视接班人的制度建设，提出从后备干部储备、培养锻炼、选拔选举、交流轮替、考核评价等各个方面建立体制机制，以使接班人培养规范化、制度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接班人思想的发展适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新要求。首先，培养选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党政干部和青年进入接班人队伍，推动了事业的发展，获得了人民的拥护。其次，更加注重教育的阶级属性，在各行各业培养拥护党的领导、拥护党的事业的接班人才。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接班人制度方面的纲领文件，使得接班人的培养得到刚性约束，从而保证了接班人的质量。当然，在接班人培养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不可忽视。如对接班人用词的淡化、党政干部腐败现象、青少年社会主义信仰的缺失、培养方式缺乏多元化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在实践中改进，更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探索。

综上，中国共产党接班人思想发展的五个阶段，展示了不同时期共产党接班人思想提出、发展的历史背景、思想内容、阶段特点和实践作用。中国共产党接班人思想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实践性，并将随着共产党执政环境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创新和完善。

[1]中共中央组织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党的组织工作[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刘少奇.论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4]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增订本）[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5]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宋庆龄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3.

[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M].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0]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革命领袖论青年和青年工作[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

[11]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N].人民日报，1964-08-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