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遵宪的亚洲观

翁敏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410081)

摘要：黄遵宪作为清政府向日本派出的第一批驻外使团的重要成员，对推动中日关系发展乃至维护东亚大局有着特殊贡献。在长期的驻外生涯中，黄遵宪始终关注世界局势发展，尤其重视亚洲问题。黄遵宪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逐渐站在亚洲全局的高度上，思索着亚洲的前途与命运，并提出了自己的亚洲观。

关键词：黄遵宪；驻日使臣；亚洲观

收稿日期：2015-08-16

作者简介：翁敏(1993-)，男，江西赣州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代史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和条约制度。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275(2015)04-0010-03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清嘉应州(今广东梅州)人，近代著名诗人、思想家和杰出的外交官。其外交踪迹所至，虽未历五大洲，然遍历亚、欧、美诸洲强大之国，尝窥其政教。期间，他也到访过亚洲不少国家与地区，对这些国家所处的现实遭遇感同身受。十余年的外交生涯，使黄遵宪渐渐改变早先用中国的眼光看待世界，而是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与亚洲。黄遵宪的亚洲观，概括起来,是他对亚洲共同面临的处境与危机的认识，及如何挣脱亚洲被殖民与奴役命运的思想与策略等。本文拟对黄遵宪亚洲观作一粗浅尝试,以冀有助于黄遵宪的思想研究。

一、亚洲观的萌发与形成

晚清以降，中西文明激烈碰撞与冲突，内忧外患接踵而至，黄遵宪正是在这风云激荡的岁月中诞生与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时代，经历过太平天国运动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洗礼，黄遵宪慢慢认识到清朝的腐朽不堪及其与中西方的巨大差距。这种早年的生活经历与认识，对他以后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青年时期的黄遵宪，积极投身于科举考试以求功名，但科场的频频失意，使他倾向于经世致用，研究时务。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他强烈感到“非留心外交，难以安内”，故全力以赴于外交，即以国民生计、挽救主权为安内之要旨。[1]8161876年，好不容易考上举人的黄遵宪，在父亲好友何如璋的引荐下，成为清朝首批驻日使团的成员。1877年，他以参赞身份随首任驻日大臣何如璋出使日本，从而开启了他的人生新征程。在驻日使馆工作期间，他积极协助何如璋公使处理琉球案、日本侵台与朝鲜问题等重大事件，提出许多富有价值的宝贵意见与建议。他利用使馆工作之余，广泛结交日本朝野人士，深入了解明治维新下的日本，以寻求国家富强之道。在驻日参赞官任内，黄遵宪逐渐认清世界局势，也开始从亚洲全局立场出发，谋求共御外悔。可以说，驻日期间是黄遵宪的亚洲观萌芽与形成的重要阶段。后经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官三年多、英国参赞两年多、新加坡总领事三年余的外交官生活，亲眼目睹西方国家的强大和亚洲的落后，这种鲜明对比使他的思想发生激烈的震动。上述经历，进一步丰富了黄遵宪亚洲观的内涵。甲午期间，黄遵宪离任回国，先后参与处理江南教案与苏州开埠事宜，极力争取挽回国家权益，但因他故未成。他痛感国事艰难，从而致力于维新变法活动，探索社会变革的道路。此后，他逐渐把变法图存与振兴中华、亚洲联合联系起来，他的亚洲观也得以成熟与定型。影响黄遵宪亚洲观形成的因素主要有二。

其一，是19世纪下半叶亚洲的局势，尤其是西方东侵下的中国局势，是黄遵宪亚洲观产生的客观条件。鸦片战争后，列强强加给清政府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攫取种种特权和利益，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黄遵宪所言，“余因思中国，瓜分豆剖，干戈云扰，莫甚于战国七雄。”[2]931外敌凭陵，加上内乱不休，国家陷入风雨飘摇的境地。他还看到，“方今大势，实为四千年来之所未有，尧舜禹汤之所未及料”[3]808，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来未有的“变局”。而何如璋也清晰地认识到这一“变局”，“欧罗巴诸国与我结约，皆威迫势劫而后成议，其取我财贿，伤我利权，有泰西所无者。日本与我本属同病，而我国鸦片烟一宗尤为漏卮，年来禁种，出款尤大。”[4]112利权日移，利源愈绌，中国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与此同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势进攻下，每况愈下的清朝，已无力保护自己的附属国。过去那些奉清朝为宗主的属国，也相继沦为列强的觊觎目标。曾经自诩为“天朝上国”的清朝，如今犹如落日的余辉。

此外，黄遵宪还认识到亚洲各国的命运也如同中国一般，“余观亚细亚诸国，印度覆矣，土耳其仆矣，安南、缅甸又倾踣矣”[2]1011，亚洲各国无一例外都遭受着列强的侵略与欺凌。当亚洲国家普遍遭到西方奴役和压迫时，而唯有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摆脱了外来侵略的局面，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却在羽翼未丰之际，迈出侵略亚洲邻国的步子，触角伸向琉球、台湾与朝鲜。这使包括黄遵宪在内的亚洲各国的忧时愤世之士，都思索着如何摆脱危机、实现富国强兵的策略。特别是19世纪末，列强掀起的再次瓜分亚洲狂潮，使亚洲各国志士更加懂得弱肉强食的道理，认为亟需变法革新以求自强，谋求亚洲联合以利复兴。而身为出使国外十余年的外交官黄遵宪，对此更是深有体会。

其二，是与师友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黄遵宪亚洲观的形成。前面提及，黄遵宪的亚洲观有个形成的过程，而与师友的交往，无疑促进了该过程。事实上，在随何如璋出使日本的四五年间，通过广泛接触日本各层人士和中朝两国友人，及对日本的一系列考察后，他的亚洲观也基本形成了。一批日本人士如宫岛诚一郎、大河内辉声、龟谷省轩、冈千仞和青山延寿等，对黄遵宪亚洲观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与促进。另外，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与王韬对他的影响也极大，二人与他亦师亦友，对其亚洲观萌发有很好的启迪作用。尤其是王韬，在推动黄遵宪思想变化发展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如黄遵宪自己所说：“亟欲得阁下共处朝夕，时教领益。”[1]430王韬利用游历欧洲的见识，深化了黄遵宪对世界变迁大势的了解，也使其更加注视亚洲问题。在王韬的影响下，黄遵宪矢志于全方位考察日本的明治维新，利用“使事之暇”，费八九年之功，于1887年写成《日本国志》一书，全面介绍了仿效西方后全新的日本。后来，黄遵宪的大多数变法革新思想可以溯源于此。

同时，受19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于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影响，使黄遵宪开始站在亚洲全局的角度，为亚洲利益着想。亚细亚主义发端于明治维新前的“日清提携论”，希望建立日清两国命运共同体，“合纵”抵御西方侵略。明治维新后发展为“亚细亚连带论”，以振兴亚洲相标榜。甲午战后则发展为“支那保全论”，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肢解中国。[5]54-56这套理论的提出，对饱尝西方恣意侵凌、时有亡国灭种之危的国人来说，像是找到了一剂良药。受这一理论的强烈感染，黄遵宪开始站在亚洲全局的高度，思考帮助亚洲人民摆脱西方殖民的对策。

二、亚洲观的主要内容

如前所述，黄遵宪出使日本期间，其亚洲观的雏形已初步显现。在其所著的《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中，比较早地阐述过他的亚洲观。后经不断充实与完善，到戊戌维新前后形成系统。他的亚洲观是基于亚洲的历史遭遇、相通的文化、现实命运、人种等诸种因素建构起来的。黄遵宪的亚洲观，概而言之，有如下要点：

第一，他对亚洲的复兴充满信心，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抱有很大期望。黄遵宪认为，亚洲拥有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尤其是中国“文物久冠亚细亚”。只是到了近代，“凡亚细亚洲古所称声明文物之邦，均为他族所逼处”[3]287，来自西方的外来侵略才导致亚洲的衰落。他指出，“欧罗巴富强之法近既及亚细亚，孔孟之说将来亦必遍及欧罗巴。”[3]717亚洲复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将来必定能够实现。与此同时，他认为复兴中国的前途一片光明， “国力之弱，至于此极，吾非不虑他人之搀而夺之也。吾有所恃，恃四千年之历史，恃四百兆人之语言风俗，恃一圣人及十数明达之学识也”[1]495，若能大力汲取西学，在此基础上建立顺应世界发展大势的中国文化，定能实现中华文明的再兴。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也为期不远。

第二，“消畛域，泯成见”，亚洲国家共同携手振兴亚洲。鸦片战后，“鄂罗英法联翩起，四邻逼处环相伺”。[3]123西方对中国的侵略程度日益加重。随着西力东侵范围的延伸，众多亚洲国家的领土与主权不断遭到侵犯。面对“泰西诸国日渐凌逼”的情形，黄遵宪认为亚洲各国应该益加亲密，共同抗衡西方侵略。

在黄遵宪看来，亚洲是黄种人的亚洲，亚洲人有责任共同复兴亚洲。他殷切希望亚洲各国能够同心协力，抗拒外敌，争得独立地位，进而争取复兴整个亚洲。近代以来西方势大，亚洲羸弱，单凭亚洲一国之力无法抵御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为此，他积极强调“均势之法”与“合群之道”。黄遵宪一直对强邻环伺的局势深感不安，始终警惕着列强在亚洲的活动，认为亚洲各国尤当互相维持。他指出：“今天下万国，纵横搏噬甚于战国，而列国星罗棋布，欲保无事，必期无甚弱、无甚强，互相维持而后可。”[3]254现在欧美列强对亚洲步步紧逼，如此危急情势，亚洲国家须携手合作，一致对外，共抗强敌。黄遵宪认为，“合群之道，始以独立，继以自治，又继以群治，其中有公德，有实力，有善法。”[1]506即前提是摆脱受制于列强的处境，从而争取国家的独立，使“人人能独立，能自治，能群治”，进而开民智、导民权，培养国民的公德、国家思想和权利义务观念。唯有如此办法，亚洲各国才能实现自立自强。

第三，主张联亚拒俄，特别强调建立“中、日、朝三国联盟”。19世纪中期左右，在英法抵制下，俄罗斯向西亚扩张受挫，进而把侵略矛头转向东方，首当其冲者则为中国。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始，中国陆续与俄罗斯签订一些不平等条约，丧失了大片领土与其它权益，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恨。加之，俄国又急剧向中国周边邻国进行扩张与侵略，更是引发亚洲人民的激烈反对与不满。许多有识之士疾呼当时亚洲国家之急务，首要防俄。如王韬认为，“方今宇内形势，以俄为急。时人比俄于战国之虎狼秦，而实为今日亚细亚洲之大患”。[6]201除此之外，当时清廷内部也有相当一部分官员认可这点。最具代表性的是，黄遵宪于1880年撰写的《朝鲜策略》一文，突出反映了联合日、朝以抗俄的倾向。文中写道，“然则策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防俄的策略则是，“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3]251此文表面看是，黄遵宪以个人名义劝说朝鲜政府联日抗俄，实质是他殷切希望中、日、朝三国乃至亚洲其它国家共同联合起来，抵制来自俄国及西方的侵略。所以，他的这一想法，是出于东亚地缘政治关系考量的，可以看作是当时清政府处理东亚问题的总方针。由于清政府外交政策的不连贯性，加上日、朝两国对这一方略不怎么积极，导致它更多地停留在主张上，最后流产。

第四，亚洲国家须师习西法，变法自强，以摆脱被殖民与奴役的地位，争取民族独立。十余年的驻外使馆工作经历，使黄遵宪对西方列强压迫、奴役亚洲人的状况，尤其是歧视华人，有着深切的感受与深刻的了解。在“弱肉供强食，人人虎口危”的时代背景下，黄遵宪认为若不变法自立自强，必然遭致亡国灭种之祸。他的变法求强以抵御外辱的救亡思想，以及师习西法、实行变革的内容上有一个前后变化的过程，由局限于器物层面，上升到制度层面，主张全面改革。

三、亚洲观的变化与发展

黄遵宪的亚洲观是不断发展丰富的，我们可以把甲午战争作为分界线，把他的亚洲观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进行探讨，从而深入考察其发展变化的轨迹。

在甲午战争前，黄遵宪受传统夷夏观念的束缚，强调西方对亚洲的侵略，是“以夷变夏”之举，妄图改变中国的“天下宗主”地位。他曾发出“欧西诸大日逞强，渐剪黑奴及黄种”[3]95的感叹，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日益强大，势必危及黄种人的生存。他着重强调黄白人种之间的斗争，从人种方面看待西方列强与亚洲国家的关系。近代西力东渐下的中国，“国势衰微人种贱”，黄遵宪非常担忧中国会遭遇如同印度、土耳其等亚洲国家的命运：“世人别颜色，或白亦或黄，黑奴汝所知，汝曾至南荒。”[7]223因此，他迫切希望中国进行改革，变法图强。针对日本的侵略及稍迟的列强瓜分浪潮，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黄遵宪强调“非大变无以救中国”和“非合民族之力无以图存”的思想。同时，他放弃了长期以来存在的种族偏见，进而大力倡导近代民族主义。他主张以民族之合力抵御列强，亚洲弱小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强权。

黄遵宪后期亚洲观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对日本认识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则是因甲午之役的惨痛历史引起的。甲午战前，黄遵宪存在联日和防日两种思想交叉并存的局面，这也是他对日本认识不成熟的表现。黄遵宪认为中日两国，“同在亚细亚，自昔邻封辑。譬若辅车衣，譬若犄角立。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悔日潜匿”。[3]95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有必要联合起来共御外悔，携手振兴亚洲。但黄遵宪也意识到，“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1]801可是受清政府联日制俄外交思想的左右，以及从维护中日友好大局出发，他对日本的防备心逐渐松懈，也着重强调中日友善。在俄国不断向东扩张的刺激下，中日两国无论从民间还是到政府层面，都更倾向于合作而不是对抗，作为时任驻日使馆参赞的黄遵宪，也不例外。

甲午之役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激起国人对日本的极大仇恨。黄遵宪也流露出对日本的不满与愤恨，“新约既定，天旋地转。东南诸省所恃以联络二百馀年所收为藩篱者，竟拱手而让之他人；而且敲骨吸髓，输此巨款，设机造货，夺我生业。”[3]350-351面对如此国势，他发出“惟自尽心力，以救时艰”的呼吁。中日两国的交恶，并未促使他走上抵制日本的道路，反而坚定了师日的信念。黄并不赞同李鸿章等人的联俄制日政策，以为这是引狼入室，百害而无一利。他认为挣脱当前悲惨处境，不是沿用传统的“以夷制夷”思维，而是虚心向日本学习，实行维新变法，以期自强，摆脱亡国灭种的危机。后来的历史也印证了此点，这不得不佩服黄遵宪的远见卓识。

总之，黄遵宪的亚洲观，不同于同时代的福泽谕吉“脱亚论”与冈仓天心“亚洲一体论”，鄙视亚洲邻国，或以日本为中心领导亚洲各国实现复兴。黄遵宪则是以国家间地位平等的理念来对待他国，虽尚存有些许传统的宗藩观念，但已经摒弃了传统的华夷国际观，渐渐接受了近代西方的国际关系规则。同时，他从亚洲大局出发，阐明亚洲国家联合起来以实现亚洲的振兴。当前，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亚洲一体化也逐渐提上议事日程。重温黄遵宪的亚洲观，对时下如何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黄遵宪.黄遵宪集:下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2]陈铮.黄遵宪全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陈铮.黄遵宪全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5.

[4]何如璋.何如璋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5]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王韬.漫游随录·扶桑游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7]黄遵宪.黄遵宪集:上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张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