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巧霞

（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看似寻常实奇崛，成文艰辛意显著
—— 评《张季鸾抗战言论研究》

柴巧霞

（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62）

内容提要：《张季鸾抗战言论研究》是一本具有新意的民营报人研究专著，该书以传播学的5W模式作为基本框架，系统考察了张季鸾先生的抗战言论，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同时，该书史论结合、资料翔实、体例新颖、见解独到，是一部学术意义显著的著作。

张季鸾 抗战言论 5W模式 传播效果

2015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笔者欣闻张继木博士的新著《张季鸾抗战言论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出版，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这本著作是作者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也是他博士在读期间心血的结晶。为了完成这本专著，他阅读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民国报刊、相关专著、译著及论文等，其间的艰辛不足为外人道。而且张季鸾先生又是中国新闻史上最闪耀的一颗明星，被誉为“报人中的报人”，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犊，如何另辟蹊径找到一个新的方向，也是作者面临的一个难题。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未遵循以往报人研究中惯常的静态思维，对张季鸾先生抗战言论做分门别类式的挖掘与剖析，而是从传播学的角度，去探索张季鸾先生抗战言论的形成、发展及传播流程这一动态的过程，并对张季鸾抗战言论进行了客观评价，系统性强，视角新颖。

一、聚焦得法，体例创新

钱穆先生认为，历史是关于人事的记录［1］。而在以往的新闻史研究中，对报人尤其是民营报人的关注不是太够。然而，民营报人作为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中的璀璨明星，他们秉笔直书、振臂高呼，为的不是攫取政治资本和权力，而是实现自身的新闻理想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理应受到关注。作为这些报业明星中的代表人物，张季鸾尤其值得关注。作为民国时期出类拔萃、众望所归的“报人模范”、“一代论宗”，张季鸾的抗战言论影响深远，成为抗战期间的一只号角，也为其赢得了声誉，对他的抗战言论展开研究十分必要。如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张季鸾就已察觉到日本的野心和威胁性，在著名的社论《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中，他感慨道：“日本一切能自造，而中国一切赖舶来；日本且叹‘不景气’，中日前途更是何等结果？此吾人所大感危惧者一也！”［2］1931年11月22日，他又发表了社论《国家真到严重关头》，对“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内外的形势做了全面的分析，并提醒政府和国人：“盖日阀行动，证明其志在灭中国，不止在并（东）三省，其行动之范围，常以国际形势所许之最大限度为限度，而求以最小牺牲，得最大效果……中国至此，已非国耻问题，而真为存亡问题。”［3］在综合考虑全国局势的情况下，他主张不能轻易应战，而应先致力于凝聚国力。1937年“七七”事变后，战局急速恶化，他遂主张全面抗战。他的抗战言论对全国舆论，甚至是国民政府的抗战决策都起了重要影响。张继木博士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在张季鸾先生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1年其逝世为止的十年间，所公开发表的和未发表的各类抗日言论，包括各类讲话、谈话、指示和书面文字等，并从中归纳总结出张季鸾先生抗战言论的演变与传播脉络，尤其是对张季鸾先生的“以当局为中心”、“能缓则缓”、“战即到底”等“自卫之策”进行了详细而客观的分析和解读，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当时时局和民营报人思想的理解，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而与以往报人研究将关注重点放在报人生涯的传记式回顾，或者做思想史式的梳理不同的是，张继木博士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于张季鸾的抗战言论本身，这种研究思路具有一定的新意，也有助于澄清一些争议。

另外，将史学研究与传播研究结合起来也是本书的一大创新。作者并没有局限于传统新闻史学研究注重对新闻媒体及其传播内容进行解析的研究模式，而是将传播学理论中的5W模式引入研究中，并以此作为基本框架，来考察张季鸾先生抗战言论的传播影响因素、传播内容、传播渠道及对象、传播效果等全过程。这种史论结合的研究模式有助于我们系统而深入地认识张季鸾先生抗战言论的传播轨迹。

二、资料翔实，动态考察

历史研究十分艰辛，研究者既需要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寻找到蛛丝马迹的难题，也需要面对缺少足够资料的研究困境，更需要面对研究成果难以发表的情境。但正所谓“百炼成钢”，正因为研究者需要面对诸多的困难，从而对研究者形成一种鞭策，每一份研究成果中凝结的都是研究者对相关问题的深刻思索，因此历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也十分厚重。张继木博士很早就对民营报业及报人十分关注，自从确立选题，他就积极利用各种渠道，获取相关文献资料，尤其是诸多一手资料，一手资料的获取也为作者厘清事实、澄清真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资料翔实也成为《张季鸾抗战言论研究》这本著作的一个突出特点。从资料的类型来看，该著作既涉及报刊文献和档案资料，也涉及相关人物的文集、文存、论丛、名人传记、回忆录、日记、年谱等，还涉及相关理论著作和论文，资料类型十分丰富。而从资料的覆盖面来看，该著作涵盖了《大公报》、《益世报》、《申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国闻周报》、《独立评论》等37份民国时期的报纸杂志，还涵盖了张季鸾自己撰写的文章（《民国丛书》第一卷第98册）以及其他相关文献，如朱传誉的《张季鸾传记资料》、徐铸成的《报人张季鸾先生传》和《报海旧闻》、陈纪滢的《报人张季鸾》、王润泽的《张季鸾与〈大公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榆林市委员会编撰的《张季鸾先生纪念文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撰的《张季鸾报告与山崎会谈中日关系致陈布雷函》等，此外，该著作的相关资料还包括《大公报》及其他相关人物的文集、档案、年谱等。从资料的类型和覆盖面来看，该著作基本覆盖了张季鸾抗战言论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资料较为翔实，而写作的艰辛也可见一斑。

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作者放弃了以往对人物言论做内容分析的静态思路，而是将张季鸾的抗战言论放置到相关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中，去动态地考察这些言论产生的时代语境，研究方法得当。知识社会学认为，必须把知识放置到它所产生的社会语境中，才能真正理解这一知识的内涵。对于历史研究而言，更是如此。只有回溯到当时的时空情境中，才能真正理解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研究张季鸾的抗战言论时，作者以言论所涉对象作为标准，从“以当局为中心”和“能缓则缓，当抗则抗”的“自卫之策”，对“东洋门罗主义”、“反日”、“反共”、“文化”与“人道”等敌论的驳斥，以及“求友于世”的外联思想三方面，详细分析了张季鸾的抗战言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聚焦了张季鸾最受人争议的“缓抗论”、“当局中心论”和“与日方人士的秘密接触”等言行，并将之放回到当时的时空情境中，详细解读了这类看似“反常”的言论的诞生缘由，以及这些思想的发展脉络，开拓了读者的视野，深化了读者对这些言论的认知。

三、见解独到，引人深思

作者在《张季鸾抗战言论研究》一书中还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有助于促发人们的思考，引导人们更深入地分析与探讨张季鸾抗战言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并对之做出客观评价。例如作者在分析张季鸾抗战言论形成的社会环境时，没有采用惯常的研究思路，即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或从国内、国际两方面来着眼展开研究，而是将直接关涉张季鸾抗战言论传播命运的环境因素，即当时的言论控制局面及国民接受状态两方面来展开分析。作者提出，张季鸾的抗战言论主要受国民党中央当局和地方当局、日本当局以及租界（殖民）当局等诸种势力的共同主宰，并以此为框架，展开讨论。这种研究路径与独到的见解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也有助于引发人们的思考。

《张季鸾抗战言论研究》一书中的独到见解非常多，其中有三点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作者通过对诸多第一手资料的发掘，发现“抛开一些情绪之见，张季鸾‘能缓则缓’的言论，实际是符合一般民众的根本愿望的，并且，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所推崇”［4］，包括一向积极主战的王造时等人。如王造时在《吊张季鸾先生》一文中承认：“季鸾先生那副冷静的头脑，时常给我们独到的见解。”而《申报》亦谓：“他的信念，他的判断，现在差不多一一实现了。”这些都说明随着战事的推进，人们已经看到了张季鸾“缓抗”言论的某种正确性［5］。这一见解解答了长期以来困扰学界的一个问题，即张季鸾的“缓抗”言论是否遭到举国一致的反对，并对之做出否定回答。

第二，作者对张季鸾在努力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作者通过对《大公报》社评的梳理，以及对张季鸾、陈布雷、王鹏、徐铸成等人的文集和回忆录的整理，发现张季鸾在西安事变中的说服策略可以概括为“两面说”，即一方面指出事变当局的错误，另一方面又表示其情有可原；一方面强调蒋介石的救国决心、领袖地位与领导才能不容置疑，另一方面又承认蒋在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好［6］。他还引用了陈纪滢在《胡政之与〈大公报〉》一书中的观点，“我们看了这篇社评，又感动，又泄气。那篇文章说得入情入理，特别把东北军的处境与其遭遇，说得透彻极了，所以我们都受了莫大感动。但大家又说：《大公报》不支持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们便拿着传单去见副司令（张学良），进了房间，见副司令正在阅读那上边的文章，他看完了之后，神色也变了，立刻召集会议，讨论一切”［7］。作者指出，张季鸾利用其特殊身份，通过对“当局中心论”的巧妙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西安事变的险局，有力捍卫了“中心”。这些观点突破了过去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发人深省，也有力地回答了人们的某些疑惑。

第三，作者深入发掘了1935年《大公报》停邮事件的始末，并详细分析了张季鸾所撰写的社评《勿自促国家之分裂》，对文中流露出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国家意识进行了肯定。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军队奉命采取不抵抗政策，撤出平津，而华北“自治”运动也甚嚣尘上，第二十九军军长、平津卫戍司令、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宋哲元的野心也逐渐显露。在此危急关头，12月3日，《大公报》发表了张季鸾撰写的社评《勿自促国家之分裂》，向宋哲元进言，敦促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其一：无论如何，要之不容自促国家之分裂……其二：当局者另有一种自信，以位别有维持地方之道（即‘自治’），即敢以最小限度之请求进。即当局者须以自身之名义，公开负责，万勿托词于民意是也。”［8］作者认为，该文所示恰是宋哲元当局所为或所欲为，而张季鸾对其（宋哲元）“分裂”企图的揭示，当然令其大为不快。于是，1935 年12月3日，平津当局下令自即日起禁止《大公报》向天津华界（即天津租界外）发售、自4日起禁止向天津埠外邮递。禁令一直持续到12月12日。对此，张季鸾并不后悔，甚至也不想为之疏通［9］。《大公报》遭遇停邮处分的事件引起了国民党中执委的注意，也得到了《中央日报》、《申报》等报纸的支持与声援。几天后，北平地区的青年学生发动了以“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口号的“一二·九”运动。因此，从客观上来看，张季鸾的社论起到了舆论先导的作用。而作者的分析，加深了我们对这一事件背后缘由的理解，也向我们展示了张季鸾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大无畏的报人形象。

此外，在这本著作中，作者还澄清了一些争议，积极回应了长期困扰学界的一些疑团。例如：张季鸾为何一方面支持抵抗，但另一方面却主张“缓抗”？他的“缓抗”主张究竟是出于本心，还是受制于当局？对于这些问题，作者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做出合理推理，认为张季鸾的“缓抗”主张是在对时局深思熟虑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出于自我意识的判断，既非操纵，又非盲从。而对于张季鸾是否放弃过“持久战”的主张，作者认为，从《这一战》这篇社论的写作背景来看，此文鼓励士气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他并无“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此前及后来的事实也都表明，张季鸾一直坚持“持久战”的观点［10］。作者的这些见解，极富新意，也有一定的说服力，表明作者是在对文献资料深度阅读的基础上，做出的深层分析，本书的价值和意义也进一步凸显。

最后，作者还提出“缓抗论”、“当局中心论”以及“与日方人士的秘密接触”，似不应成为评价张季鸾的负面材料，非但不应成为负面材料，很多甚至是正面材料，关键在于评价者的立场与视角。作者还进一步指出，“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说，张季鸾的不少抗战言论都是英雄的行为，这是人们长期忽略的一个事实”。这些观点都十分新颖，引人深思。当然文中的独到见解非常多，散落于各个章节，从而使得著作具有了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当然，这本著作也并非尽善尽美，还存在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也为作者的下一步研究预留了足够的空间。首先，虽然作者掌握了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并对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显然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资料被作者所忽视了，尤其是与当时的事件密切相关的各类档案资料。其次，虽然作者将传播学的5W模式引入新闻史研究，并将之作为基本研究框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但是这一模型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而导致作者的研究视野被局限在这个框架之内，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历史的连贯性，也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元素。当然，上述不足并不能掩盖《张季鸾抗战言论研究》一书的学术价值和意义，该书仍然是一本值得深度阅读的著作。

注释：

［1］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93页。

［2］张季鸾：《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大公报》1931年6月4日，第1版。

［3］张季鸾：《国家真到严重关头》，《大公报》1931年11月22日，第1版。

［4］张继木：《张季鸾抗战言论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4页。

［5］张继木：《张季鸾抗战言论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6页。

［6］张继木：《张季鸾抗战言论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6页。

［7］陈纪滢：《胡政之与〈大公报〉》，香港：掌故月刊社，1974年，第223页。

［8］张季鸾：《勿自促国家之分裂》，《季鸾文存（上）》（影印本），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175～176页。

［9］张继木：《张季鸾抗战言论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0～91页。

［10］张继木：《张季鸾抗战言论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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