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延玲，肖礼偆

(华中农业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0)

人口流动与流出地环境——基于外文文献回顾

张延玲，肖礼偆

(华中农业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指出了关于人口流动与流出地环境之间的关系，国外研究主要从人口流动所带来的人口数量的变化、汇款、农业生产、社区粘合力以及生育理念、性别结构六个方面着手深入探究中介变量与环境影响之间的关系。基于外文文献的回顾，提出了未来探究应过多地关注于人口流动对环境的直接影响，并且应该发展实证研究。

关键词：人口流动；环境；中介变量；影响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5)02-0227-03

Abstract: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the environment of immigratory place, the abroad researches mainly study the relation between mediating variables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 from six aspects, including the changing number of population brought by population mobility, remittance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ommunity adhesion force, conception of fertility and gender structure. Based on the above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future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the direct impact of population mobility on the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empirical researches.

1引言

在过去的50年，国外关于人口流动的研究非常活跃。世界人口数据表明，在过去几十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速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Lucas 2004)[1]。城市人口美国著名人口学家Massey(1990)认为这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碎片化的领域。他从时间、迁移行动的根本动因、合理的分析层次和分析单位、研究的重点这四个方面来总结当前移民研究领域最根本的分歧,他将人口迁移理论分为两类，一类是流动产生的原因；另一类是流动如何持续的[2]。

在原因方面，国外学者认为存在微观和宏观上的迁移决策模型。微观上提出了一个广泛的微观层面的迁移决策模型，该模型认为家庭规范、性别角色、行为约束、住宅满意度以及社会、经济大背景决定了迁移决策；在宏观层面上提出了一个二元经济模型，劳动力从一个较低保障的农村流向充满活力的城市。在返乡方面，国外学者提出了反向的“推”、“拉”因素，其中“推”的因素包括工作不安全、生存条件恶劣、社会歧视以及在城市居住的诸多法律限制；“拉”的因素是指，原住地不断膨胀的就业或者投资机会、拥有土地或获取财物的机会、低技术水平耕作方式对大量劳动力的需求，还有就是家庭和孩子。同样地，Li(2003)认为在中国的户籍制度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推”、“拉”因素失去了影响[3]。Massey(1990)基于多种移民文献合成研究的基础，提供了一个全面的移民研究框架，而不仅仅是建立一个特定的迁移模型[2]。因此，在迁移过程中，一个完整的迁移理论必须涉及到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分析，并且涵盖社会结构中的家庭和个人层面，连接时间和空间以及原因和后果。

2人口流动与流出地环境

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迁移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国内关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决策研究中往往忽略一些环境因素，并且这些因素与农村不利的环境有着直接或者间接地关系，比如说农村劳动力迁移直接或者间接地对农村环境造成不利的影响，包括人口耕地比例缺失造成的耕地沙漠化、农田转变为工业或者商业用地从而造成企业环境污染(Li，1996)[4]。虽然农村移民与农村永久性居民关于农业技术使用、资源开采行为以及消费模式上有着很大的差异，并且这些日常活动对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关于此类的研究并没有与农村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

在人类社会中，关于人口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争议有着悠久的历史，最近几十年来，这一领域迅速成长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焦点。一部分学者认为悲观马尔萨斯和新马尔萨斯理论认为人口增长与自然环境是简单的负相关关系，而另一部分认为两者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并且侧重于社会体制、经济、技术等更复杂的中介因素方法(Jolly，1994)[5]。在人口密集区，外出打工可以减少对食物和水等资源的需求，而在人口稀缺地区，劳动力的缺乏可能会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导致严重的环境退化。H.Ricardo Grau和T.Mitchell Aide(2007)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分析了农民外出务工对于自然生态平衡的影响，认为劳动力迁移对迁出地的生态环境发展具有较大的正面影响，特别是在一些以山地为主的农村地区，大批农民外出更是有利于当地农村生态环境的发展[6]。

2.1　人口流动对迁出地人口数量的影响

农民工流动可以造成迁出地劳动力的下降，从而对农业生产具有负作用，但可以通过汇款增加家庭收入来弥补这一不足。一些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流出导致当地劳动力短缺，反过来又破坏了传统的资源节约的方法(Garcia-Barrios and Garcia-Barrios ，1990)[7]。Black(1993)认为劳动力流动使得家庭无法满足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影响到了种植和农业生产[8]。有的学者认为农民工流动所造成的迁出地人口的减少可以减少迁出地资源的负荷力，并且可以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因此对环境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样地，由于农民工流动所造成的迁出地劳动力的下降使得一些土地被荒置，有些农业用地因此而转变成了林地，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是积极的影响。但Brad D. Jokisch(2002)认为当今的社会条件下，由于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因此个人或者家庭不能改变土地的用途，其往往倾向于将土地转包给他人，由此几乎对环境没有什么影响[9]。

2.2　人口流动对家庭汇款的影响

通常认为劳动力迁移有利于农村家庭收入的增加并且能够消除贫困，并且汇款已经成为农村移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根据资料显示汇款对于中国农村家庭收入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Davin (1999)[10]和Huang and Zhan(2005)[11]认为汇款大部分用于日常生活开支、子女教育、建房、结婚、融资以及生产经营活动。而汇款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汇款可以减轻当地自然资源的压力，进行替代性消费或者投资环保或资源保护项目；另一方面，汇款可能会改变传统的土著知识系统以及自然资源管理，通过投资对自然环境产生负面影响。但是这种观点是比较极端的，南美的“中间路径”表明小土地的农业系统并没有受到劳动力外流以及投资于农业种植和农村扩建汇款的影响。移民汇款对于当代中国的移民户来说成为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一些研究表明，移民家庭通过汇款在生产活动以及投资项目中的花费高于非移民家庭。家庭收入的提高和资产累积有利于当地生活资源中对替代品的使用，也就是用环保型新材料替代传统的木材。并且家庭也可以通过投资环境友好企业或者项目来保护环境。但与此同时，也可能用增加的收入来投资环境破坏性的活动，比如用化学肥料代替传统有机肥或者过渡捕捞等。同样地，Jason Davis and David Lopez-Carr(2010)认为汇款也可以增加日常的消费水平，对经济资源的频繁消费会产生白色垃圾，而当地却没有有效的垃圾处理设施，因此会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12]。在汇款对消费意识和行为的影响上，国外学者的认识也是不尽相同的：一方面，由于收入的提高，家庭的消费结构会发生变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但与此同时在缺乏有效的垃圾处理设施的前提下，也加剧了日常垃圾的堆积；另一方面，家庭的非劳动力移民往往是老人以及儿童，并且他们认为外出务工是一种临时性的活动，因此他们往往难以改变自身的消费结构，维持原有现状。

2.3　人口流动对社区粘合力的影响

劳动力迁移通过改变经济以及社会结构从而影响迁出地的社区粘合力，最终通过自然资源使用来影响环境健康。通过对人口分布范围以及社会交往类型的影响来制约社区的粘合力，从而对环保活动或者政策的实施产生影响，该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口数量减少使得社区的结构和组织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到社区间的有效互动，不利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对社区公民参与行动的社区意识的增强有积极的影响，能够导致较大的社区粘合力，从而发挥社区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自治优势。同样地，农民工流动使得迁出地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衡，而且由于妇女缺乏参与社区生活的经验，主要是依附于男性，因此，对社区的粘合力会造成不利的影响。研究发现，那些已经拥有大面积土地的较富裕家庭，最有能力运用汇款购买优质肥沃的耕种土地以巩固其经济实力，墨西哥调查案例显示，出外打工者回乡购买土地导致当地地价上涨，加剧了那些没有打工者的贫困家庭的贫困。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区的贫富两级分化以及社区居民间诸多的矛盾，不利于社区粘合力的提高，与此同时，在解决环境等重大问题上无法发挥群策群力，从而使得问题更加严峻。

2.4　人口流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基于农业活动所带来的重要的环境影响，迁出地移民对环境影响的研究与农村移民和农业发展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Brad D. Jokisch(2002)认为国外学者关于迁移对迁出地农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农业技术的使用、农业劳动力的改变以及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等几个方面[9]。但是，还有学者认为农民工外出对于家庭的农业生产的确有不利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也是有限的，不应该把这种影响夸大，因为根据以往的调查资料，土地转包和撂荒虽然有，但比例很低。同样地，孟德拉斯认为由于农村人口的减少导致了迁出地的衰落，而且一些高素质的人口外流，使得原来的迁出地的发展失去了一定的活力，农业技术因此也无法得到较好的推广，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发展速度减缓甚至倒退。

2.5　人口流动对生育理念及其性别比例的影响

Yogendra Bahadur Gurung(2008)认为农民工流动这一现象对传统的生育理念有着很大的冲击，从而可以降低人口数量，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13]。有的学者认为移民造成了性别比例失衡，而传统的性别歧视将妇女排除在决策权力之外，也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项目。这样使得问题处理起来更加复杂，因为妇女对直接的需求没有反应，她们通常指望男性决策者，在面对环境问题时，往往不能及时做出表态，影响了环境问题的解决效率。

3结论

外文文献关于人口流动与流出地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流动所带来的中介变量上的变化对流出地环境的影响，而缺乏人口流动自身特点对环境的影响。不仅如此，对于该问题的探究主要采用了定性研究的方法，对结论可能带来真实性上的偏差。在未来研究中，应该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1)探究人口流动对流出地环境造成的直接影响。可以从人口流动的特点出发，探究流动频率、流动层次以及流动方向等因素对环境的影响。

(2)定量测算环境影响指标。探究人口流动对环境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人文因素对于环境的影响，因此可以引入IMPACT模型。该模型理论源于I=PAT理论，用于分析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经典IPAT等式指定环境影响(I)为人口(P)、富裕(A，人均消费或生产)和技术(T，单位生产或消费的环境影响)的乘积，建立了人文因素与环境影响之间的账户恒等式。

(3)定量探究人口流动与流出地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相应的模型构建、数据分析等方式定量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真实性。

参考文献：

[1]Lucas, R. E., Jr. Life earning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4(1):29~59.

[2]Massey,D.Social structure, household strategies, and the cumulative causation of migration[J].Population Index,1990(1):3~26Ecol,2010(38):675~690.

[3]Li, Q. Analysis of push and pull factors in rural-to-urban migration of China[J].Chinese Social Sciences,2003(1):125~136.

[4]Li,C.Surplus rural laborers and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s[J].Asian Survey,1996(11):1122~1145.

[5]Jolly,C.L.Four theories of population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J].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1994(1):61~90.

[6]H Ricardo Grau,T Mitchell Aide.Are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patible in Mountain Systems[J].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2007.

[7]Garcia-Barrios,R.and Garcia-Barrios,L.Environmental and technological degradation in peasant agriculture: a consequence of development in Mexico[J].World Development,1990(11):1569~1585.

[8]Black, R. Migration, retur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the Serra Do Alvao, Northern Portugal[J].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Cultural Change.

[9]Brad D，Jokisch.Migration and Agricultural Change: The Caseof Smallholder Agriculture in Highland Ecuador[J].Human Ecology,2002(4):524~547.

[10]Davin,D.Internal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tony Rowe Ltd., Great Britain[J].1998.

[11]Huang, P. and Zhan, S.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linking it to development[J].Paper presented at the Regional Conference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sia, Lanzhou,China,2005:14~16.

[12]Jason Davis·David Lopez-Carr, The effects of migrant remittances on population-environment dynamics in migrant origin areas:international migration,fertility, and consumptionin highland Guatemala[J].Popul Environ,2010:216~237.

[13]Yogendra Bahadur Gurung, Migration from Rural Nepal.A Social Exclusion Framework[J].Central Department of Population Studies,2008(11):1~25.

Study on the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the Environment of Immigratory Place

——Based on review of foreign literatures

Zhang Yanling, Xiao Lichun

(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430070,China)

Key words: population mobility; environment; mediating variables; influ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