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竹茵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政治法律研究所，广东广州510040）

中国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及发展趋向

赵竹茵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政治法律研究所，广东广州510040）

马克思认为阶级意识的形成分为客观阶级、认识阶级及行动阶级三个阶段。中国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正处于从阶级认识向阶级意识转化的过程中。在大力发展协商民主的背景下，中国中产阶级及阶级意识将以渐进性、协商式的方式逐步发展。在行动阶级阶段，阶级斗争将可能体现为和平方式的文化渗透和融合。

中产阶级；阶级意识；阶级认识

近年来，在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研究中，始终存在着中国是否存在中产阶级，以及如何界定中国中产阶级的困惑和疑问。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十分复杂，但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研究者往往主要依据一些外在的形式特征，如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和职业类型等指标来界定中产阶级，以致据此确定的中产阶级时常是一种个体化的边界——人们可以判断自己及身边的某个人是否属于中产阶级，但是从宏观上却无法界定作为一个集合概念的中产阶级以及其本质特征。因此，在研究中国中产阶级时，超越个体性视角的局限，分析将零散的个人联结成一个共同的“阶级”的核心要素——阶级意识处于什么形态、发展到什么阶段及其发展趋向，就显得尤为重要。

阶级意识的形态可以作为界定集合性的中产阶级概念的主观指标，与收入、职业等客观指标结合在一起，使中产阶级的概念更加全面，使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更加周延；阶级意识发展阶段及其趋势可以作为判断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程度、发展规模的基础，为制定关于培育、发展中产阶级的政策提供参考，防止国家的政策、方针脱离中产阶级发展的实际。本文基于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形成的阶段划分，分析当前中国中产阶级及阶级意识发展的对应阶段，并据此分析未来中产阶级的发展趋向。

一、关于阶级及阶级意识的主要观点

当社会中的一部分群体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地位方面呈现一定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不仅使该群体从整体上与其他群体的差异化明显，而且给包括这部分群体自身在内的人们带来了一些心理变化，使其对于自身在整个社会格局内的地位产生相对明确的认识，对于与自己地位相同的人们产生一定程度的认同感并对于自身所属的社会群体具有一定的归属感，这就构成了阶级形成的心理原因。随着社会结构分化格局的日益明显，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逐步增强，最终将可能发展成阶级意识。

埃里克·欧林·赖特认为，阶级意识是人们对他们自身阶级利益以及实现这些阶级利益所需条件的主观感受。［1］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的解释，阶级意识是一种群体意识，人们的阶级地位决定阶级意识，但是个人意识并不等同于他所属阶级的意识。对个人意识的形成来说，阶级意识有巨大的影响，但同时家庭意识、民族意识、社会整体意识等群体意识也有作用；也与每个人独特的社会经历、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所受的教育有关。不能将阶级意识与个人意识相割裂，也不能简单地将两者相等同。［2］关于阶级意识的意义，卢卡奇认为，“阶级意识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人所思考或感觉的东西的总合，也不是其平均数。整个阶级在历史上有意义的活动，最终是由这种意识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个别人的思想所决定的，而且只有把握这种意识才能加以辨认。”［3］

由此可见，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其阶级形成过程密切相关。将社会中的各种利益与中产阶级的行动选择相联系，进而分析中产阶级的行动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有利于把握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二、关于中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发展阶段

对于阶级以及阶级意识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及其他思想家都有过较为系统的阐述，大体上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一）客观阶级阶段

马克思指出：“经济条件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4］按照马克思对于工人阶级发展阶段的描述，在此阶段的工人阶级属于客观阶级，即社会群体只产生了一定的外部相似性，在主观认同、归属感方面的共同认识尚未形成。

按照吉登斯对于阶级意识发展阶段的划分，在客观阶级阶段，社会群体只是形成了阶级认识，并未形成阶级意识。阶级认识并不表明阶级成员有能动的自我群体的认同以及排他的倾向，它是阶级成员间因共同生活背景而自然产生出的相似性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而阶级意识则有明确的共同体的心理边界，是必须区分“我们”和“他们”的。［5］基于此，在客观阶级阶段，阶级成员之间类似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并非阶级意识，而是阶级意识形成之前所产生的阶级认识。

（二）认同阶级阶段

马克思指出：“在斗争中，这批人逐渐团结起来，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利益。”［4］这里的自为阶级随着对于其所具有的共同利害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对于自身在整个社会格局内的地位的认识逐步明确，对于与自己地位相同的人的认同感及对于自身所属的社会群体的归属感不断增强。根据英国著名史学家E·P·汤普森的观点，“当具有共同经验（无论是继承的还是共事的）的人们，感受到并表达他们之间利益的认同，以及感受到并表达与那些和他们利益相异（通常是相对抗）的人们的差异，这时阶级就产生了。”［6］

根据杰克曼夫妇对阶级意识的发展步骤的判断，此阶段的阶级意识还包括：“首先，必须根据自身所具有的客观阶级属性来认识自己所处的阶级；其次，必须感到与有着相同客观阶级属性的人群之间有着紧密的心理联系，或者说，必须感到与有着相同客观阶级属性的人群之间共享类似的社会价值观；最后，与那些有着不同客观阶级属性的人群，必须有着一种强烈的差异感以及区别感。”［7］

（三）行动阶级阶段

在无产阶级成长的第三个阶段里，“无产阶级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8］可见，在此阶段阶级已经发展成为具有明确标识性的组织，以集体的力量采取政治行动，发展到“行动的阶级”阶段。

关于行动的阶级阶段的阶级意识，米尔斯认为应当包括对本阶级利益的理性认识，对其他阶级不合理性的认识及有意识的反对，对运用集体政治手段达到集体政治目的以实现自己利益的认识，及随时行动的准备。［9］麦克尔·曼认为成熟的阶级意识包含递进发展的四个要素：阶级认同—阶级对抗—阶级总体性（个人处于的整体社会环境）—替代社会（指人们伴随着对抗和斗争走向的目标）。而真正的革命意识是这四个要素的总和。［10］米尔斯所称“运用集体政治手段”、“随时行动”和曼所称的阶级对抗及之后的阶段，都是“行动阶级”阶段的阶级意识。

从整体上来看，在阶级发展的三个阶段内，阶级意识的内容不断丰富和深化。在客观阶级阶段，明确的阶级意识尚未形成，社会群体通过相似的行为，表明与他者的区别，表明自身的独立性；在认同阶级阶段，社会群体对于自身利益有了明确的认识，开始维护本阶级的共同利益，并与其他的阶级之间形成明确的差异感和区别感；而到了行动的阶级阶段，社会群体的阶级意识已经足够成熟，阶级意识可以指导本阶级进行共同行动、采取集体的力量参与政治活动。简言之，在三个阶段内，社会群体的心理因素主要沿着“区别他人→认识自身→指导行动”的脉络发展。

三、中国中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具体形态

基于对阶级及阶级意识发展阶段的划分，回溯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过程，可见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过程也基本是沿着区别他人→构建自身的路径发展，这与阶级阶段的理论划分基本吻合。但是整体而言，阶级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划分是理论性的划分，在阶级发展的高级阶段往往同时具备较低阶段的阶级意识表现和特征。目前，中国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整体上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具备了客观阶级阶段的“阶级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分化所形成的社会上层、中上层的部分人群已经初步具备了中产阶级的基本表象。从阶级发展阶段划分的视角来看，这些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属于客观中产阶级。他们呈现出了一定相似性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主要表现在公共参与及消费行为等方面。

第一，参与行为。在曾经风靡一时的电视节目“超女”比赛等活动中，在电视机前受到节目感染的中产阶级积极地利用移动电信提供的短信平台，参与全民范围内的民主“选举”活动，通过“拇指民主”实现了关于公民社会的想象。而在此后的华南虎、厦门PX项目事件中，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参与活动所体现的民意的力量日益发挥出积极作用。

中产阶级通过网络活动参与公共事务呈现出一定的规律。他们热衷于黑幕揭发、倡导社会服务、呼吁政府改革，其鲜明的中产阶级个性中蕴含着基于人道主义对弱者的关怀、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可见，在客观阶级阶段，中产阶级内部具有的相似性的价值体系已经出现。

第二，消费行为。萨特说过：“一个人出生于中产阶级是不够的，必须一生像中产阶级那样的生活。”在当下中国像中产阶级那样生活，最直接地体现在“像中产阶级那样消费”。中产阶级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形成了存在性的消费方式，即通过消费活动内在化的方式将蕴涵在商品中的符号转化为对消费主体的意义、将消费活动内化于自身，从而成为一种存在式的体验。［11］

在中产阶级的消费活动中，品牌消费是其存在性消费的集中体现。中产阶级往往会以住在什么样的社区、购买什么品牌的汽车来确立自我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此外，对于奢侈品的追捧也较为集中地反映出新富起来的中产阶级急于通过“符号价值”和“品牌价值”来强化内心中对自我的定位和认识。

整体上看，中产阶级在客观阶级阶段认识到自己在收入、职业上相对于过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迫切希望获得外界的认可，通过这种认可强化自身对于身份提高、社会地位上升的信心。因此，他们在行为上表现出明显的参与特征、消费特征，他们希望个人的意见能够发挥公共影响，希望自己的存在状态能够具有一定与社会大众区别开来的特性。这种心理活动，是中产阶级在“客观阶级”阶段的“阶级认识”。从当前社会发展来看，中产阶级已经具备了此阶段的阶级认识的特性，正在向阶级发展的更高阶段进一步发展。

（二）处于认同阶级阶段的构建之中

阶级发展到认同阶级阶段，成员之间已经具备类似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在此阶段的阶级意识体现为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即通过与他人的互相认同实现成员资格的知觉，以及在自身所属阶级队伍中找到归属感。客观上存在的中产阶级人群在心理上是否认同自己或他人属于中产阶级，对于所谓的中产阶级集群是否具有归属感，是中产阶级能够从客观阶级发展到认识阶级的关键。

中国中产阶级在近年来积极参与一些公共事件，用行为表达了他们对相同的利益认同，以及与那些和他们利益相异的人们的差异。除此之外，蓬勃兴起的各种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民间组织进一步强化了中产阶级的阶级认同，通过参与公共活动在社会中不断地凝聚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第一，公共事件。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中，出现在灾区的各种民间救助组织不仅体现了中产阶级的强烈的责任感和道德感，而且表明这些组织内部的成员具备一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在用自己的行为表达他们之间一致的价值观和利益取向。此后，各种中产阶级网站、刊物以及电影电视作品都不断地强化、建构中产阶级的主观认同感。

以中产阶级作为主体的公共参与活动，在此阶段表现出一定的阶级意识。从形式上来看，相对于在客观阶段各自独立采取的相似行为，此时中产阶级参与的公共活动超越了外部相似性，发展成为中产阶级群体的共同活动。从内容上来看，中产阶级对于具有同样背景和志向的他人具有认同感、对于所属的共同群体具有归属感，并且具有作为一个整体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感。

第二，民间组织。近年来，社会中不断涌现各种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民间团体，使中产阶级通过各种团体活动进一步深化了对彼此的成员资格认同。在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民间组织中，随着城市社区的业委会以及各种新型社会组织的兴起，中产阶级的团体性不断增强，对于共同利益的认识不断深化。

夏建中认为，目前我国城市商品房小区（或社区）中业主的组织——业主委员会已经具有了公民社会的基本特征。［12］马俊峰、袁祖社认为，城市中社区居民委员会、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各类现代学校、学术性社会团体、社会福利性和公益性团体或基金会等都属于公民社会的主体。［13］在这些组织中，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民间组织占据多数，这些中产阶级民间组织的参与者对于自身利益、自身所属群体的归属感具有一定认识，他们对于共同活动的参与热情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由此可见，其阶级意识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从阶级意识的发展来看，在认同阶级阶段，中产阶级对于自身的阶级利益具有明确的认识，可以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共同活动。尽管从中国中产阶级在社会中的具体行为表现来看，其已经发展到认同阶级阶段。但是，由于中产阶级的内部团结性不强，异质性比较明显，所以认同阶段的阶级意识仍处于不断的强化、建构之中。

（三）尚待发展到行动的阶级阶段

从阶级发展的路径来看，其最高形态是用阶级意识指导阶级进行集体行动，广泛地、自由地介入政治活动之中。由此来看，中国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尚未达到行动的阶级阶段。

第一，当前的社会变革没有以集体行动的阶级斗争的形式展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变革主要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国家自上而下的力量主导进行。在社会结构分化中出现的中产阶级既是社会变革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参与者。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老中产阶级，还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出现的外企白领、新兴产业的创业者等新中产阶级，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社会变革的受益者。这部分群体主要以个体的身份从事经济活动，没有以集体行动的形式参与政治活动，尚未通过集体的政治活动推进社会变革。

第二，在政治舞台上没有明确的以“中产阶级”为标签的组织。随着社会发展，公民之间的各种结社活动正在日益兴起，各种类型的民间组织正在蓬勃发展。但是，就目前数量较多且比较活跃的社会组织来看，主要集中在文化、生活领域的自由活动之中，公民通过这类社会组织参与监督公共行为、提供公共物品。但是，伴随着新型社会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新范式的倡导者们所期待的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并未出现。［14］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行政吸纳社会”状态，国家利用“限制”、“功能替代”、“优先满足强者利益”等方式对社会团体进行吸纳。［15］

可见，中产阶级在现阶段并没有发展成为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政治力量，社会中兴起的民间团体也并没有以有组织的形态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因此，中产阶级尚未发展到马克思所说的行动阶级阶段。

从整体来看，中国中产阶级已经实现了从客观阶级向认同阶级的阶段转化，目前处于认同阶级阶段，正在不断地认同和建构自身的阶级意识。

四、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趋向

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呈现出更加开放多元的姿态。［16］在这种背景下，基于思想家对于阶级意识发展的阶段划分以及中国中产阶级发展的历史路径，中产阶级将具有通过各种具体制度，深入参与协商民主政治实践的趋势；在中产阶级参与的政治行动中，所谓的阶级斗争将可能以一种文化渗透、融合的方式和平实现。

第一，从方向上来看，中产阶级将向行动的阶级发展。当前，中国中产阶级队伍正在逐步发展壮大，不仅在人数上急剧上升，而且对社会活动的参与日益积极。中产阶级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在国家与社会机构的管理者、大企业的管理层，还是在各类“维权”活动的组织者中，都活跃着中产阶级的身影。随着社会组织的日益繁荣、公民社会的不断发展，中产阶级的凝聚力和组织性将进一步增强，这一切为中产阶级集体行动能力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因此，从发展趋势来看，中产阶级的发展方向与马克思所主张的阶级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行动的阶级相一致。

第二，从方式上来看，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过程将是渐进性、协商式的。按照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分析脉络，阶级意识将最终发展成为指导“集体行动”的依据。但事实上，阶级成员是否具有“阶级意识”取决于特定的偶然因素，如一般的文化条件，特别是阶级处境的因果关系的透明性。因为与社会阶级成员关系相关的生活机会本身不会导致“阶级行动”的发生，这只有当“真正的条件和阶级处境的结果”被意识到之后才会发生。［17］而当前，中国中产阶级是以国家为主导的社会变革的获益者，与中产阶级相关的生活机会的顺畅性决定了相对于激进的社会变革，中产阶级更加倾向于温和形式的社会发展。同时，国家鼓励协商民主的大背景决定了采取协商方式参与政治活动是中产阶级最为便利的选择。整体来看，在认同阶级阶段，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发展变化将主要以渐进性变革的方式呈现。也正是因为如此，有研究者认为中国中产阶级具有“消费前卫、政治后卫”［18］的特征。

第三，从结果来看，未来的阶级斗争更可能以文化渗透、融合的方式实现。古德纳认为，中产阶级在行动阶段的意识形态，坚持对自身文化的关注高于对纯技术和官僚机构的关注，因而是一种世俗教士的、进化的、费边式的意识形态，它的基本目标是治疗性和道德复兴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19］从中产阶级的现状及发展历程来看，中产阶级具有较为丰厚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可以预期，到了所谓的行动阶级阶段，中产阶级的文化资本将进一步增强。因此，按照哈贝马斯的“非政治主义”的假设以及古德纳的观点，中产阶级的“集体的行动”更可能是一种文化上的渗透和融合。

整体来看，本文结合阶级发展阶段分析阶级意识的不同形态，认为我国当前中产阶级处于认同阶级阶段，属于认同阶级的初步阶段。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处在成员资格的认同和归属的确认阶段。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将渐进性、协商式地发展成为“集体的行动”的指引，但在“行动阶段”阶段的政治斗争更可能是以文化上的渗透、融合方式实现。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中产阶级在“行动阶段”的阶段意识将由具有文化特征的中产阶级当时的生活实践最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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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卢圣泉）

Class Consciousness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M idd le Class

ZHAO Zhu-yin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Guangzho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Guangzhou Guangdong 510410，China）

Marx thought that the formation of class consciousness might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the objective，cognitive and active class.Class consciousness is turning out based on class cognition in Chinese middle class.At the background of advocating deliberative democracy，Chinese middle class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will gradually headed in a deliberative way.At the stage of active class，the struggle between classes is likely to be reflected in the cultural infiltration and integration peacefully.

middle class；class consciousness；class cognition

C912.64

A

1672－626X（2015）06-0123-06

10.3969/j.issn.1672-626x.2015.06.020

2015-07-23

赵竹茵（1979-），女，黑龙江伊春人，广州市社会科学院政法所科研人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和行政立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