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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若干问题的范式诠释

2015-03-26储著源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15年6期
关键词:库恩顶层范式

储著源

(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合肥230032)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若干问题的范式诠释

储著源

(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合肥230032)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关键在于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内在包含既定的主体、路线、目标、模式、方法、价值标准和基本原理等。基于科学理论发展史视角,库恩范式理论对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队伍建设、意识培养、理论教育、价值取向、顶层设计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通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若干问题的范式诠释,弄清楚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范式的变迁逻辑和实践机制,可以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开拓新的境界提供科学范式指导和经验借鉴。

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范式

党的十八大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1]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必须走在时代前列,要切实起到引领和指导作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重中之重的战略方针。范式是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分析科技史的一种新视角,它必然包括分析科学理论发展史的意蕴。通常来说,范式是特定主体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特定主体的哲学思维模式、特定主体的理论成就、特定主体科学研究和发展方法、特定主体落实理论构想的实践模式。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必然内在包含党和人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实质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必然包含既定的实践主体、哲学思维、指导思想、价值标准以及总体目标。对此,借鉴库恩范式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队伍建设、意识培养、顶层设计等若干问题进行解读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一、关于理论创新主体建设问题

库恩范式主体特指拥有共同理想、信念、价值标准、技术方法的科学共同体,科学共同体是构成范式的必要因素,它是接受、认同和构建科学范式正确解答实践难题的积极主体。库恩指出,“一个科学共同体是解决它的范式所规定的问题或谜题的极为有效的工具”,“它能使通过范式变换得以解决的问题的数量和精确度达到最高限度”。[2](P139,141)库恩又认为,科学共同体具有层级性的逻辑结构:其一,“全体自然科学家可成为一个共同体”;其二,“低一级是各个主要科学专业群体这样重要的共同体,例如物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动物学家等的共同体”;其三,“一些重要的子群体:有机化学家或者其中的蛋白质化学家、固态物理学家和高能物理学家等等”;其四,“100人左右的典型的共同体,有时还可以少很多,个别科学家,特别是有才能的科学家,将同时或先后属于几个群体”。[2](P289)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首先在于培育具有科学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共同体,这既是一个主体划分问题,也是一个主体培养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主体因素具有多样性,既有党内主体也有党外主体,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非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历史、文化和实践多重因素交叉兼融的积极结果。显然,处于不同社会地位、拥有不同知识基础、履行不同理论职能的实践主体在理论创新实践活动中具有不同作用和意义。基于此理解,理论创新主体范式是指在理论创新实践中对拥有共同的理论素养、理想信念、创新方法、目标追求、价值取向的理论创新主体进行角色定位、动员部署、培养挖潜的逻辑范式。[3]弄清楚理论创新主体的层级性,有利于统一理论创新实践活动,达成共识,形成合力以及分层次、分领域、分步骤推进理论创新,合理有效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做到人尽其才、角色到位,真正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既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创建的理论体系,又始终代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

所谓专业队伍,仅仅是指那些拥有比较深的理论基础和功底的人,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科研院所高等学校的专职研究队伍等。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为划分视角,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专业队伍具有四个层级,即所有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组成的队伍、由各个学科专家组成的队伍、由学科研究方向的专家组成的队伍、由各个项目组专家组成的队伍。然而,在理论创新专业队伍之外存在着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创新主体,即广大人民群众。库恩范式理论中的主体构成几乎是清一色的科学家或专家,很少甚至没有分析人民群众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中的地位及其作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或许人民与前四个层次的理论创新专业队伍在研究方式、路径选择、理论功底、知识构成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中国共产党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一直高度重视人民的理论创造性,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论创新基本路线和实践方法。邓小平就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许多重要理论首先是人民群众提出来的,比如农村改革、乡镇企业等。邓小平曾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4]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实质上既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人民群众,也是要让人民群众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显然,“最广大人民群众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5]总之,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人民群众共命运,只有正确地解答他们关心、关注的突出问题和积极主动满足他们各层次的诉求,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6]

二、关于创新思维意识培养问题

观照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人对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思维状态经历了“简单照搬”和“独立探索”两种范式。[7]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成功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传统思维方式和塑造创新思维方式,坚定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有在革命实践中获得丰富和发展才能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核心在于构建创新思维范式和培育创新思维意识,让理论创新主体养成自觉的创新意识和自信的科学思维方法。从中国革命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直接指导,创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思维范式,即中共党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面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主动构建的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思维模式和方法。[8]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思维意识培养和范式构建问题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解答:其一,加强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教育,培养理论创新自觉意识和自信心,倡导理论创新主体面对新的问题和实践,通过现代科学思维方法加以识别和评估,以此创造出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库恩认为,“必须学会识别和评价尚未给出的明确解答的问题”,“必须获得一些技巧作为武器,以探讨这些未来的问题”,“必须学会判断这些技巧是否适当,估价它们所能提供的可能片面的解答”。[2](P223)因此,要分层次、分类型对理论创新主体进行对应的创新自觉意识培养,以不同的方式培育主体创新意识,多途径激发主体创新潜力。当然,这样的创新思维意识培养对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既要党、国家和社会共同努力,也需社会大众自我努力,最终形成社会广泛认可的主流思维话语模式。

其二,科学设定创新思维意识培养和范式构建的坐标,强有力控制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方向和目标追求,制定理论创新近期、中长期规划,确定现实难题和未来发展难题,树立理论创新的坚定信念。把握未来理论创新实践活动,这是人类有计划有目的活动的最明显特征。一般而言,成熟的科学范式既提高了科学共同体的认知能力,又规范了科学共同体的实践活动,并为科学共同体指明了未来实践方向。库恩指出,“通过把重点从范式的认知功能转移到其规范功能,上述实例扩展了我们对于范式为科学活动塑形的方式的了解。前面我们讨论的主要是范式作为科学理论的推进器的作用,此时其功能是告诉科学家哪些实体存在,哪些不存在,以及这些存在的实体如何活动。”[2](P93)因此,任何创新思维范式必须具有明确目标和科学规划,始终做到承继历史、立足现实、把握未来,增强创新理论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解释能力以及对当前实践和未来实践的指导能力,实现科学理论的可持续发展。

其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鼓励和支持理论创新主体准确掌握和接受正确的理论创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培养理论创新主体坚定而科学的创新思维立场、观点、方法。思维是理论创新的智力基础和智慧支持,能否正确解答问题、构建理论和指引实践,其关键在于主体的思维水平。正如习近平强调:“思路决定出路,思维水平决定工作水平。”[9]这其中的重点在于保证主体拥有正确的思维立场、科学的思维观点和思维方法。范式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世界观给予了主体推进理论创新的立场、观点,方法论给予了主体实现理论创新的方法体系,这两者整体性规定了理论创新主体应有的思维立场、思维观点和思维方法。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源泉,这是不争的事实。[10]

三、关于基本理论教育问题

库恩范式的基本指向是由特定共同体成员共享的科学成就蕴含的信念、价值、技术、方法、问题域、范例等构成的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横向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纵向涉及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对此,必须打造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理论教育范式。“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核心功能在于通过解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构建马克思主义观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观。[11]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内在地蕴含着理论创新范式。

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结合当前客观实际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经典文献,从中获得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范式和理论发展主题,并积累即将展开理论创新的基础理论知识,做到边学习理论边研究实际问题,进而解答实际问题、推动实践发展,最终以此实现理论创新沿着既定的轨迹展开和达到预期的理论效果。实际上,库恩对上述活动的描述是通过建构常规科学这个范畴来完成的。库恩认为,通过常规科学的解谜活动遇到难以解答的难题,即反常和危机,此时应创造新的范式解决新的问题,一旦新旧范式实现替代或转换,就标志着新的理论形成。库恩提出:“原则上,只有三类现象可以引发新理论。第一类是那些现存范式已妥为解释的现象,但它们很少成为科学创建新理论的动机或出发点……第二类现象是指那些其本质已为现有范式所表明,但其细节的理解却有待范式的完善的现象,它们是科学家常规研究的对象。……只有当这种完善工作失败后,科学家才会遭遇第三类现象,即公认的反常现象,其特征是无法被现有范式同化。只有这类现象才会促进新理论的发明。范式为除了反常之外的所有现象提供一个在科学家视野内的确定的理论位置。”[2](P8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基本前提是要吃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做到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习近平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观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之中,内容博大、思想精深,需要坚持不懈地刻苦学习、深入钻研,需要原原本本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才能领会得更加深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件大事,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必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12]总的来说,“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5]此外,理论学习目标是改变主体思维创新和推动主体思想解放,进而构建正确解答实践问题的理论思维和实践思维范式。自马克思主义传入近现代中国,首先影响到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改变了中国人民思考问题的立场和视野,催生了近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13]所以,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根和灵魂,理论创新必须坚持和融入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灵魂和规律性的理论。[14]

四、关于价值判断标准问题

哲学上的“价值”是揭示外部客观世界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具有客观性、主体性、社会历史性、多维性等基本特征。[15]以此理解,创新的理论必须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指导意义,即成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库恩认为,“一种好的科学理论”应该具有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富有成果性五个基本特征。①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既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性、一致性、体系性,又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性、正确解答问题的准确性,还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即中国特色性、语言形式简单性、内容体系大众性,这些根本要求最终是为了满足主体需求,即满足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需要,此亦可称为实践成效或实践标准。

那么,当前理论创新如何满足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呢?一要准确地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情况;二要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三要有国际视野,立足于全人类解放事业;四要实现大众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且通俗易懂的理论形式;五要实现创新的理论成果系统化、体系化和合法化,不断创新理论,总结经验。依据上述党和人民对理论创新的价值需求以及观照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价值判断标准主要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此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构成了理论创新价值的直接判断标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两者在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中呈现立场的根本一致性、观点的一脉相承性与继承创新性、方法的推陈出新性,两者具有严密的整体性历史逻辑关系。[16]所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根本价值导引和定位。

五、关于顶层设计问题

加拿大学者伊安·哈金认为,范式不仅仅是一项科学成就,它同时也是一种将未来的科学实践基于其上的特殊的模拟方式。[2](P17)模拟方式分为全真模拟和虚假模拟,全真模拟必须对整个模拟方式进行理论论证、顶层设计和实践经验。按照库恩提出范式的旨趣,范式实质是一种能够正确解答实践难题、构建创新的理论体系的模拟方式。很明显,顶层设计是一种典型的范式模型。

何谓“顶层设计”?目前有几种代表性的定义。比如,顶层设计是一个工程学概念,是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是一项工程“整体理念”的具体化,是指价值理念与操作实践之间的蓝图等,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顶层决定性;二是整体关联性;三是实际可操作性。[17]基于党的十八大对当前战略机遇期的定位和定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顶层设计”阶段。与客观实践相对应,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借鉴系统工程理论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将理论创新历史逻辑推进到更高级的顶层设计阶段。对此,基于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思维理念,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顶层设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顶层设计要实现辩证统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18]因此,“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顶层设计范式的建构理念和思维模式。

系统工程理论认为,“系统工程是从总体出发,合理规划、开发、运行、管理及保障一个大规模复杂系统所需思想、理论、方法与技术的总称”。[19]顶层设计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学概念被用来分析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问题,实质是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所需要的思想、理论、方法进行整体性思考和谋划,并形成明确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中长期规划、实施步骤、实践机制、评价机制等。简言之,顶层设计范式不仅宏观指导,还提供具体范式建构的思路和方法。库恩指出:“范式不仅给科学家以地图,也给了他们绘图指南。”[2](P93)因此,建构理论创新顶层设计范式,主要是阐明党和人民的理论创新战略意图,明确今后理论创新的战略重点,引领主体的理论创新方向,统一主体的行动步伐,最大限度地整合理论创新资源和发挥理论创新主体积极性,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步协调发展。

综上理解,所谓理论创新顶层设计范式,是指基于要素范式和单体范式,结合实践发展情况,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进行总体规划和长远考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制定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总体原则、实施细则、政策法规、组织保障、评价考核、实践机制等而构建的理论创新整体推进模式和宏观调控范式。若从建构逻辑和运行方式来看,其实质就是理论创新总范式。顶层设计范式建构的客观依据是理论创新取得的理论成就和实践成就。换言之,若没有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和建设实践仍然处在摸索阶段,还不能进入顶层设计阶段。当然,顶层设计不是抛弃过去的历史成就,更不是放弃探索阶段形成的科学精神和历史经验,而是要站在历史和经验的高度上,面对未知的未来发展难题和客观实践,继续沿着正确道路开拓创新。这就是顶层设计范式必须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建构理念的根本原因。

六、结语

基于库恩文本意蕴,范式是科学共同体解决问题和危机的模式和方法。[20]运用范式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问题,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加简单、合理、有效地总结和提炼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历史经验、模式方法和现实路径。与此同时,借鉴库恩范式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可以一方面通过范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展开言之有理的诠释,另一方面凸显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开创了许多行之有效、通俗易懂、极其正确的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范式和实践范式。当前,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之际,我们亟需构建经得起理论推敲和实践考验的科学范式,解答广大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突出问题,“啃掉难啃的硬骨头”,统一改革思维观念,凝聚社会共识,团结人民群众,全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注释:

①库恩将“好的科学理论”的五个特征称之为五种价值,具体参见《科学革命的结构》第325页。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20.

[2][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储著源.论理论创新主体范式的结构逻辑与历史变迁[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29-40.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

[5]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365.

[6]储著源.当前人民群众理论诉求问题及其解决[J].理论探讨,2014,(6):131-135.

[7]储著源,周小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范式历史形态及其当代实践[J].创新,2013,(2):33-38.

[8]储著源.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思维范式[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167-173.

[9]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77.

[10]储著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述析[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91-98.

[11]储著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首要问题”论析[J].榆林学院学报,2014,(1):7-10.

[12]习近平.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J].求是,2010,(7):17-24.

[13]储著源.论中国共产党思维变迁的战略意义[J].榆林学院学报,2015,(1):1-4.

[14]储著源.邓小平“南方谈话”理论创新规律内涵研究[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8-11.

[15]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81-82.

[16]储著源.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一致性[J].学术探索,2014,(3):1-4.

[17]于施洋,等.电子政务顶层设计:基本概念阐释[J].电子政务,2011,(8):2-7.

[1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党建研究,2013,(12):9-22.

[19]郁滨,等.系统工程理论[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9.1.

[20]储著源.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范式的历史逻辑与当代建构[D].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6.

(责任编辑:卢圣泉)

Paradigm Interpretation about Some Issues of Chinese M arxis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CHU Zhu-yuan
(Marxism College,Anhui Medical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032,China)

Adhere to the road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key lies in the plot with a global perspective and pushing forward the innovation of marx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and the body of the marxis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contains within established,route,target,pattern,method,value standard and basic principle,etc.Based on the theory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perspective,to the promotion of China's marxist theory of Kuhn paradigm theory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of team construction,training,education,value orientation,the respect such as the top-level design has certain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Based on some issues of Chinese marxis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paradigm,find out the changes of the Chinese marxis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paradigm logic and practice mechanism,explore the new realm for marxism of contemporary China provided the scientific paradigm of guidance and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China;Marxism;theory;innovation;paradigm

D641

A

1672-626X(2015)06-0099-06

10.3969/j.issn.1672-626x.2015.06.016

2015-10-29

安徽医科大学博士科研资助基金(XJ201424);安徽医科大学软科学项目(2015xkjr06);安徽医科大学校级教学研究项目(校教字[2015]58号)

储著源(1979-),男,安徽岳西人,安徽医科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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