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福振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江西南昌330003）

改良路向下的自由秩序在中国实施的困扰
——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周福振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江西南昌330003）

由于西方各国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不同，导致自由主义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理路，这使《新民丛报》学人在学习时显得有些手忙脚乱，因为他们必须从繁杂的自由主义中梳理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新民丛报》学人虽然努力从思想文化上着手，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国民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但是效果甚微，因而也就不能建立起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自由秩序。

改良派；《新民丛报》；自由主义；自由思想；自由秩序

20世纪初叶，以《新民丛极》学人梁启超、张君励等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追求自由、民主，积极向西方学习，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努力，但最终没能解决自由秩序在近代中国实现的困扰问题。自由主义最初产生于西方，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它在不同的国家有多种风格。英国思想家哈耶克认为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英美式自生自发的自由秩序，一种是欧陆式人为的自由秩序。在此基础上，阿米·斯特基斯把欧陆式自由主义分出两种，从而形成自由主义的三种风格，即讲求现实主义的法律传统的英美式、理性主义的人文主义传统的法国式以及有机的个人主义传统的德国式。格雷与之有相似的论点，其认为英国主要追求思想的独立性，法国主要追求自我的统治（Self-rule），德国主要追求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1］从这种自由主义的划分方式出发，可以衍生出三种不同的自由秩序。本文拟以《新民学报》学人梁启超、张君励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考察对象，从三种不同的自由秩序入手分析在近代中国实现的困扰问题。

一、英美式自生自发的自由秩序在中国实施的困扰

《新民丛报》学人有强烈效法英吉利的意识，主张学习英国的自由精神，在传统基础上进行渐进式改革。表面上看来，这种学习方式非常好，但从实际来看英国的自由秩序最难学习，即使学习西方经验成功的日本也不敢全力模仿英国。

按照哈耶克的理解，英国的自由秩序是一种自生自发式秩序。这并不是说它是自然而然生成的，而是说它与其他国家的革命与改革有所区别。英国虽然也发生过暴动或革命，但它只是在旧有机构上增加一种新的机构，在旧有特权上增加一种新的特权，从而达到一种新的平衡。英国的暴动或革命对上层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下层的影响。英国贵族经常假借民权与国王争自由，并能与资产阶级进行联合，国会则是他们的重要工具。这当然主要归结于他们自身的自由文化传统。康有为说英国人可以从别的国家中引入国王，他们关心的并不是谁来当国王，而是自由与幸福问题。英国人向世人表明了一个国家内部产生的自由因子可以通过改革突破专制主义的束缚，从而过渡到一种稳步发展的自由秩序。就连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也不得不感叹“17世纪的英国已经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在它内部仅仅保留着中世纪的某些遗迹，犹如供奉品”。［2］自生自发的自由秩序是一种最好的自由秩序，因为它引起的暴乱较少。这种秩序的宝贵之处在于它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能够很好地进行自我调解。

英国、日本、中国三国都有君主的存在，表面上具有相似性，实际上却相差悬殊。日本学者内山完造比较英国、日本、中国三种民族的特性，认为英国人是大洋特性，日本人是岛国特性，中国人则是大陆特性。他指出，英国的大洋特性导致了他们视野宽广、精神自由；日本人过的是大洋中的孤岛生活，不知不觉地养成了直线生活的习惯和异常的洁癖；而中国人过的是一种大陆生活，在茫茫大陆之上，任何事物不能明晰地加以区别划分，不能有绝对的安全，只能有相对的完整。因此，内山完造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的两种不同特性导致他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时的表现极为不同，即日本输入西方文化时全盘接收，如普拉东、康德、笛卡尔、叔本华、柏格森、孔德、托尔斯泰等人的著作的日译本，是自有名文开始，一直不停地翻译下来，到把其著作全部译完，流行才算告一段落，而中国却是部分地吸取，不论谁的著作，只作部分的翻译，而绝不译其全集。［3］内山完造之言很有道理，因为即使到现在，我们也见不到黑格尔全集、康德全集、孟德斯鸠全集等等。这解释了《新民丛报》学人学习英国自由秩序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风俗是共和国的基础。［4］英国自由秩序多由习惯、风俗而来，《新民丛报》学人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梁启超说，“天下称人之力，未有大于习惯者”。①蒋智由认为凡生于家族于社会，莫亟于养成一种好习惯于不言不语之中，而自能遵此轨辙而行。②张君劢从习惯上分析英美与法德意匈等国争自由有差距的原因，指出英美由于习惯、常识、历史、个人自由之发达，因此既反抗而能继之以自治，而其他国家则由于感情、鼓吹、外缘、专制之反动，因此既反抗而全赖大力者之统率。张君劢由此认定中国国民性质只能是第二种，③中国不宜学习英国式自由秩序，主张用法德式的方法实现英国式的君主立宪。

法国通过理性和革命建立起来的自由秩序，其结构性能上要比英美的自由秩序差得多。梁启超将此归于国民性问题显然有些简单化。在梁启超看来，法人之能力劣于英人之能力，因而不能成完全立宪政体。④梁启超还指出，拉丁人能建伟大的罗马帝国，能统一欧陆，能制完备的罗马民法，垂型千年，但是其思想太大而不能实施，欲统制宇内而地方自治之制被破坏，个人权利被蹂躏，及罗马之末叶，拉丁人腐败卑劣闻于天下；现在拉丁人沿袭旧质，好虚荣，少沉实，时则倾于保守，抱陈腐而不肯稍变，时则驰于急激，变之不以次第。在梁启超看来，法兰西人是拉丁人的代表，因而法国在百年内变政体者六，易宪法者十四，至今名为民主，而地方自治与个人权利，毫不能扩充。⑤

张君劢在介绍英国自由主义者穆勒的《代议制政府》时，引用利恺氏（Lecky）之语来说明盎格鲁人种与拉丁人种的不同特性导致两种不同结果。利恺氏认为，法国大革命时“国之大患莫如其人民取往昔亲密之关系一旦裁而断之”，而英国人取得成功在于“英人种政治之天才在善通旧制以适新需，故虽无赫赫之名而善举幸福之实”。⑥因此，当梁启超、张君劢等人认为中国国民性还不如法国时，他们把中国人的自由放到遥远的未来也就可以理解了。

《新民丛报》学人虽然认识到中国效法法英吉利难以发生自生自发式的自由秩序，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作为反对效法英国的原因，而是作为反对革命的借口。黄遵宪在劝说梁启超不要对宣传自由矫枉过正时，说“以中国麻木不仁、痛痒不知之世界，其风俗之敝，政体之坏，学说之陋，积渐之久，至于三四千年，绝不知民义民权之为何物，无论何事，皆低首下心忍受而不辞，虽十卢骚百卢骚千万卢骚，至口瘏手疲，亦断不能立之立导之行”。这并不是说黄遵宪否定自由民权，而是一种无奈。“吾辈何不幸居于专制之国，遭此革命之祸”。⑦

美国人很好地继承英国人的自由精神，并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建立了一个高度自由的国家。梁启超认为美国与英国一样，都是“世界中最重人权、尊自由之国”。⑧梁启超认为“美国人之自由，以独立后而始巩固则可，谓美国人之自由以独立后而始发生则不可”，因为美国“断不能以一次之革命战争而得此完全无上之自由”，然而他又指出“谁谓美国为全体人民自由建立之国，吾见其由数伟人强制而成耳，以久惯自治之美民犹且如是，其他亦可以戒矣”。［5］这表明梁启超在肯定美国式自由的传统时又认定美国式自由不是自发产生而是伟人强制而成的一种无奈。

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从内部产生自由的民族所遇阻力较少。在英国，新贵族与资产阶级联手向君主专制挑战，而美国一开始就没有君主，并且他们的领导者都具有一种古典自由主义的精神，还能够领导人民进行争取自由的独立战争。美国人向世人表明：一个国家自生自发的自由因子可以通过革命摆脱外来束缚，从而建立起一种自生自发式的自由秩序。然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与此完全不同，不仅要反对君主专制，而且连贵族阶层一并反对。中国争取自由亦是如此。英国式自由可以在中国找到根源，但只能是一种暗合。不管康有为、梁启超多么肯定地认为中国文化中有自由，中国文化中的自由因子在二千多年来不但没有自发成为一种自由秩序，反而越来越走向专制主义。自生自发的自由秩序在中国的环境中很难茁壮成长。

二、高呼理性的法国式人为自由秩序在中国实施的困扰

既然中国学习英美式自生自发的自由秩序很难成功，那么中国能否学习法国式人为的自由秩序呢？这并不是说英国的自由秩序就不是人为的，而是说法国的自由秩序很大程度上是法国通过理性改造的结果。法国民族本来有自由精神，但是它处在欧洲大陆，被专制国家包围着，为了自保或扩展实力，只好采取专制统治。长期的专制统治使法国人忘记自由，习惯了专制，他们的自由精神与自由能力不断下降，就像中国人在春秋战国时期非常自由却走向专制一样。法国只能走与英国不同的自由之路，其方式就是通过革命实现民主建立共和国。法国人向世人表明：一个曾经有过自由而后来缺乏强大自由因子的专制国家可以通过不断革命的方式完成民主对自由的保障，从而建立起一种与传统既相反又相连的自由秩序。

《新民丛报》学人看到英国社会进步的渐进性，逐渐认识到英国的成功难以学习，而法国自由秩序则有可能在中国实现。因为后进国家为了追赶先进国家，很难等待社会内部自发形成一种自由秩序，中国已经等待几千年都没有自发产生这种秩序。当时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后进国家都在努力学习法国式自由秩序，于是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自由学说成为《新民丛报》学人实践自由的重要方面。

萨孟武指出，“吾国宪政运动，与英法的革命不同，不是由内而发，而有似于普日的改革，是受了外部的刺激，而其目的则在于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免瓜分之祸”，“不是因为民权而作立宪运动，而是因为民族而作立宪运动”。［6］萨孟武的话只说对了一部分，即中国的宪政运动不是由内而发，但是他认为英法革命一致，便是犯了一个特大错误，虽然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思想正是从英国输入的，但是英国和法国不一样之处太多。萨托利指出，“英国的谱系不同于法国谱系”，“假如是前一种情况，那就是洛克式自由主义，它被传播到新世界并在那里产生了第一个近代民主制度”，“但是我们看看法国发生的事情（及其对邻国的影响），这个谱系就可能颠倒过来，因为那里的自由要素是外来的，而当地的要素却是卢梭式的民主理性主义”。［7］中国则与法国有一致之处。然而，这样做还必须有一个根本关键，即改革或革命的领导者必须能准确无误地把握自由精神，否则只能引导人们走向专制独裁。

革命党人沿着法国式自由秩序之路最终推翻了满清的专制统治，但是如法国一样并没有消除专制的影响，还必须进行再次革命，即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之意。这里的“革命”根据孙中山《国事遗嘱》的理解，是革专制之命，是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句话被引次数极高，但是往往被人简单地误读为暴力革命。当然，这也正如康有为所说的，建立共和后中国不能实现民权被“不幸而言中”。然而，列宁从另一个角度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认为“四万万落后的亚洲人得到自由了，对于政治生活已经有觉悟了”，“地球上全人口四分之一已经由沉睡转到光明、活动、奋斗的路上”。［8］这显然是列宁为了给中国人鼓舞追求自由的勇气和信心。

三、与国家主义紧密结合的德国式自由秩序在中国实施的困扰

西方除了个人主义的传统之外，还有一个传统，即从古希腊开始的“城邦正义大于个人正义”到近代培根直至社会主义者提倡的集体主义。［9］当自由主义的弊端日益明显时，西方的集体主义传统发展成为一种注重国家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及国家主义。这些思想在德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西方这种传统与中国儒家思想中注重个人行为到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有一致性，所以《新民丛报》学人从认为中国人可以实现自由到不能迅速实现自由的转向明显是受到西方与中国集体主义传统的影响。

《新民丛报》学人在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时经常处于矛盾之中。他们学习英美自由秩序时强调个人自由的重要性，但是当他们认为难以实现自由时又倾向于国家的作用，德国的自由主义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思想基础。德国自由主义者洪堡的《论国家的作用》一书被誉为德国自由主义的宪章。1356年黄金诏书的颁布确立了七大选帝侯制度，同时也确立了德意志各邦的分裂性。这使德国自由主义与英法明显不同，意大利人拉吉罗描述说，德意志民族是一个相对于国家民族的文化民族，他们的自由存在于思想之中，在有教养的圈子和学校里繁荣起来，逐渐偏离法国与英国更先进的国家民族。［10］德国自由主义一开始就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既争取个人自由，又争取国家统一。这与当时中国的社会情况颇有相似之处，按照梁启超的话说，就是中国既要争取公民参政，又要争取民族建国。因此，梁启超等人发现德国的迅速强大正是借助国家的力量时，很快接受了德国学者伯伦知理、波伦哈克等人的国家主义。随着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德国自由主义的光辉日渐暗淡。

马克思主义也是来源于西方的集体主义传统，虽然也承认“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人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不仅要“成为自然界的主人”，而且要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自身的主人”，但是他们强调“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1］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个人自由要借助集体、国家的力量去发展，他们的理论虽然是为了完成德国统一大业，与其他德国自由主义者洪堡、康德等人有一致性，却与强调集体利益的中国文化相暗合，因而《新民丛报》学人注意到“社会主义的自由”。《新民丛报》学人介绍社会主义并不是要在中国实现它，而是想通过社会主义迫使清政府尽快实施立宪。这是他们对中国社会不平等以及与西方社会实力悬殊的一种不满反映。

西方的集体主义传统，特别是德国思想家的观点，在《新民丛报》中后期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新民丛报》学人逐渐忽视了德国的个人主义传统，日益强调国家的利益，对伯伦知理关于自由宪政的论述视而不见，而把个人自由放于国家之中，甚至称20世纪是干涉主义的世纪，即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纪。⑨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理论上正确无误，但在实践行动中则是一句模棱两可之语，因为在区分精华与糟粕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作为中国人，必须要明辨西方各国的理论，从而建立一种适合自己国度的自由秩序，正如梁启超所说：“苟不审吾之历史若何？习惯若何？而曰是物者现时各国行之而最优者也，吾攫而取之，夫如是，则吾亦可以自厕于优胜之林，岂知一切事物，固有在彼为优，而在我反为劣者耶？乃知不健全之理想，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吾愿我政论家平心静气以一听前贤之遗训也。”⑩中国知识分子努力朝自由方向努力，却没有确立一种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之路。黄克武总结了中外学者研究的三个方面来说明其原因：一是以史华慈等人为代表，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一意追求国家的富强，在他们理解西方自由民主传统时，忽略了民主作为保障个人自由的终极目的；二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引介西方自由民主传统时，没有强调“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或“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观念；三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引介西方民主思想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自由民主传统中的一些适应与实际的倾向，即对政治经济方面的可行性的考虑。［12］实际上，中国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黄克武所说的问题，只是他们没有能力去实现，而不得不在一次次遭受挫败后进行一次次无奈的选择。当然，从世界各国实践来看，真正有能力实现西方式自由秩序的民族确实不多。

意大利人葛兰西认为，如果要重建一个崭新的政治社会秩序，必须从思想文化上着手，从根本上改变一般国民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倚仗民间社会的力量来建立一套新的“文化霸权”，而民间社会中传播新观念、新思想的则是“知识分子”。在葛兰西看来，这种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和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指那些不一定非由统治阶层的观点来看问题，但最后或基于现实经济利益的考量，或因制度的压力，往往有意或无意地传播统治者服膺的世界观及价值体系；后者则是随着世界的改变而产生出的新阶级，这个阶级不能独立于经济、政治结构而存在，而是随着这些结构的转变，如有机体般的依傍而生。［13］简言之，就是现在中国人所说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与体制外知识分子。《新民丛报》学人并没有在国家和政府中掌握权力，属于有机知识分子，但是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是具有传统性的知识分子。这使他们很难改造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很难实现自由。

注释：

①中国之新民：《新民说·论尚武》，《新民丛报》第29号，第2页。

②观云：《养心用心论》，《新民丛报》第72号，第28页。

③立斋：《论今后民党之进行》，《新民丛报》第95号，第16页。

④中国之新民：《新民说·论政治能力》，《新民丛报》第49号，第2页。

⑤中国之新民：《新民说·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新民丛报》第2号，第6页。

⑥立斋：《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新民丛报》第90号，第85页。

⑦《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新民丛报》第24号，第39、46页。

⑧中国之新民：《世界将来之大势》，《新民丛报》第63号，第12页。

⑨饮冰子：《干涉与放任》，《新民丛报》第17号，第64页。

⑩《饮冰室自由书·记斯宾塞论日本宪法语》，《新民丛报》第42、43号，第176、177页。

［1］［英］拉齐恩·萨丽.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M］.秋风，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21.

［2］［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59.

［3］［日］内山完造，渡边秀方，原惣兵卫.三只眼睛看中国:日本人的评说［M］.肖孟，林力，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19-20.

［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85.

［5］梁启超.新大陆游记［C］//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134-137.

［6］萨孟武.学生时代［M］.台北:三民书局印行，1976.45-46.

［7］［美］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389.

［8］甘乃光.孙中山与列宁［M］.广州:培英书局，1927.43.

［9］［英］迈克尔·奥克肖特.哈佛讲演录:近代欧洲的道德与政治［M］.顾玫，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104-107.

［10］［意］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M］.杨军，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200.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9.

［12］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15-18.

［13］李孝悌.清末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43-245.

（责任编辑：许桃芳）

Obsession of Free Order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Reform ists in China——Taking Miscellany for New Citizens as Object of Study

ZHOU Fu-zhen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Party History and Construction，Party School of Jiangx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Nanchang330003，China）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d various conditions and social customs，so freedom had the different roads in the different countries.When writers of Miscellany for New Citizens learned the western freedom，they were dazed，because they had to find a suitable road from the complicated freedom.Although writers of Miscellany for New Citizens strived to solve problem through thought and culture，and tried to change the Weltanschauung and the value system of Chinese people，but did not obtain very big achievement，and did not establish free order of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styles.

reformists；Miscellany for New Citizens；liberalism；free thought；free order

B26

A

1672－626X（2015）06-0088-05

10.3969/j.issn.1672-626x.2015.06.014

2015-09-23

周福振（1979-），男，山东潍坊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自由民主共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