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敏敏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 成都610066)

《国语》文本自成书以来多有人对之进行研究，汉唐清三代学者主要是对其作者、成书年代、与《左传》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民国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国语》研究集中在是否国别史、史料来源、与《左传》关系等方面。当代学者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从文学、历史学、哲学等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对《国语》进行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笔者此处指的近三十年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现在，之所以选择近三十年《国语》研究现状进行述评，是因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国语》研究逐渐出现热潮，出现了较多的论文和专著。概括起来，目前《国语》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国语》体例方面的研究

其一直接认定《国语》是史书

唐代刘知己认定《国语》是“国别体”［1］1，清代学者将《国语》归入杂史［2］461或史书。当代学者刘节认为“刘知己所谓六家中的《尚书》、《春秋》、《国语》、《左传》，都可以说是先秦的史籍。”［3］34此处刘节的观点是《国语》是史书，并将之认定为是与《左传》等先秦文献一样的史书。刘节是从《国语》承载史料方面与先秦其他文献有相通之处认识的。白寿彝认为“《国语》是打破春秋时期各国国史的限制，而把周王朝和诸侯各国的历史汇合在一起的。”［4］此处白寿彝的观点是《国语》是史料汇编性质的史书。傅庚生认为“《国语》原是各国的史料”。［5］45此处傅庚生的观点是《国语》是将各国的史料编纂后成书的。这几位学者均认为《国语》是史书或史料汇编性质的书，其实，史书都是史料汇集而成的，只是史料在被编纂成史书时有可能做了不同程度的增删润色罢了。

其二《国语》是“语”书

先秦时期存在“语”类文献的说法由来已久，“语”的本意是与人谈论之意。《说文解字》有“语，论也。”［6］89语作为一种文体样式，多针对具体的时事加以评论，即所谓治国的“嘉言善语”。王树民认为“《国语》是记载西周中期到春秋末年的一部重要史书……把当时流传的各国的‘语’集合起来，编成一书，便是《国语》，即列国之‘语’的意思。”［7］602此处王树民认为《国语》是记载西周中期到春秋末年各国“语”的史书，《国语》是用列国之“语”的形式记载历史。沈长云认为“《国语》的特点在于它是一部‘语’，是按国别汇集成的‘语’。”［8］134-140沈长云此处观点是《国语》是记载列国之“语”的文献，但未强调其是“语”类史书。俞志慧认为“《国语》当是其时各国瞽、史收集有关邦国成败的嘉言善语……并按国别汇集的一部特别的‘语’”。［9］107此处俞志慧认为《国语》是依照国别汇编的有关邦国成败的嘉言善语。可见:《国语》是“语”类文献已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其三《国语》是说理散文

陈桐生认为“《国语》本是记载君臣治国言论的文体，在后来发展演变过程中又增加了叙事成分，所以《国语》在记言记事两个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从现有文献看，先秦说理散文的写作可以上诉到《尚书》和《国语》中的记言文，只是这些文章有一个交代言论前因后果的叙事框架，而这个叙事框架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导致人们一直将这些记言文当作叙事文来解读。其实，如果将这个叙事框架去掉，那么剩下的记言部分就是早期的政论散文或说理散文。《国语》记言文上承《尚书》下启孔门弟子说理散文，它代表了西周春秋时期说理散文所达到的水平。”［10］128-137陈桐生将《国语》认定是说理散文，并肯定其在西周春秋时期说理散文方面所达到的水平。

当代学者认定《国语》的体例有以上三种观点，各有合理之处。那么《国语》的体例到底应该如何认定呢?李坤认为划分体例的标准是其内在的记言方法，《国语》应是一部以国别形式编撰的“语体”史书。［11］49-56笔者赞同李坤的观点，即认为《国语》是先秦时期按国别汇编成的“语”书。笔者同时又认为《国语》各“语”记录详略，记录重点，记载方式，起讫时间，主导思想，所占篇幅等不相同，正说明《国语》是史料汇编性质的文献。

(二)关于《国语》史料来源方面的研究

张君认为《国语》是《左传》成编后余下的残篇剩简。［12］77-82此处张君的观点是左丘明编《左传》时收集的史料，在完成《左传》的编撰后将剩余史料编成《国语》。张居三认为《国语》除了《春秋》一类的史料外，还有瞽矇口述历史等多种文献为其成书提供史料。［13］89-94此处张居三以为先秦文献和口述历史都是《国语》的史料来源。此二人关于《国语》史料来源的见解有合理之处，但对《国语》的史料来源论述不全面。针对目前对《国语》史料来源的研究，学者们的观点可分两种:第一，《左传》成书后剩余史料的编纂;第二，先秦文本文献及口述历史等多种文献。《国语》的史料来源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目前仍有学者在进行探究，尚无定论。

(三)关于《国语》编纂意图方面的研究

张居三认为《国语》的编纂意图在于“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14］107-111此处张居三以为“明德”是《国语》的编纂意图。仇利萍认为《国语》的编纂理念是“依经立说，礼定是非”［15］35-38。此处仇利萍以为《国语》是为解经编纂的，并且在宣扬“礼”，以之为标准衡量是非。我们认为《国语》的编纂意图不仅是“明德”、“依经”、“定是非”这么简单，《国语》还有“语”书共同的编纂目的:第一，做为教材教育后学;第二，对先哲人生经验进行总结;第三，作为评判人们行为的准则。

(四)关于《国语》文学方面的研究

其一关于《国语》语言总体特征的研究

硕士论文有师璐露《＜国语＞语言艺术研究》，主要探究了《国语》的叙事语言、人物语言以及《国语》语言特色各语不同的原因是区域文化所致。［16］王晗《论＜国语＞的语言》，主要分析了《国语》的语言特色和说理艺术，理清了《国语》对后世史传文学和说理散文的影响。［17］王红冉《＜国语＞诸“语”研究》主要对诸“语”的性质进行了定位，并考察了《国语》诸国之“语”区域文化特征和诸国之“语”行文特征。［18］三篇硕士论文均对《国语》的语言特色有一定的研究，值得肯定的是师璐露和王红冉都从区域文化的角度研究各“语”不同特色的原因，有开创性意义;王晗对《国语》的语言对后世史传文学和说理散文的影响谈得较为透彻。但是三篇论文均未从横向对《国语》的语言特色与其他文献作比较，也未从其成书时代官方和私家著述所使用的语言特色是什么等角度去思考。

其二关于《国语》论谏辞令方面的研究

硕士论文有张金玲《＜国语＞谏辞研究》，从谏辞整体分析、谏辞语言艺术、谏者群像三个方面对《国语》的谏辞进行研究。［19］罗艳梅《春秋论谏辞令及作者群体研究》从《国语》《左传》两书中的论谏辞令的内容、文学性、论谏辞令作者群体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最后得出春秋论谏辞令是春秋议论文体的代表。［20］此两篇论文从《国语》论谏辞令的内容，语言艺术，谏者群像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但目前对《国语》论谏辞令的形成原因，《国语》与其他载有论谏辞令的文献相比所呈现出的异同等方面的研究稍显薄弱。

其三关于《国语》人物方面的研究

王文才对《国语》中女性特点进行了分类评价。［21］52-71刘丽平认为公父文伯之母是“善的化身”。［22］54-56徐君辉认为《国语》评判历史人物的标准是“知”“仁”兼顾，并以“知”为依归。［23］17-19还有《国语》谏者群体研究在前面的关于《国语》论谏辞令研究中已提及，此不赘述。关于《国语》人物研究，目前学界研究呈现出群体研究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趋势，研究不足之处在于未与其他文献中的同类人物做横向比较，研究视野稍显狭窄。

（五）关于《国语》思想方面的研究

来可泓认为以礼治国、以礼修身的礼学思想是贯穿《国语》全书的思想。［24］钱国旗认为《国语》中由“德”“礼”“忠”等一系列范畴所构建的伦理世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春秋及其前后历史时期新旧交织、错综复杂的道德现象，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人道传统和伦理精神。［25］50-56伍星明，黄生文认为《左传》《国语》中存在一股“重民”思潮。［26］22-25石会鹏的硕士论文认为《国语》有“重民敬神”思想。［27］殷孟伦认为民本思想、道德伦理思想、唯物主义成分是《国语》的主要哲学思想。［28］31-35林徐典认为《国语》中有政治思想、宗教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四方面的倾向。［29］112-122燕国材认为《国语》有缺陷心理思想。［30］193-197这些学者对《国语》思想研究集中在“重礼”“重民”两个方面。其实《国语》思想很驳杂，不仅包括以上谈到的几方面，先秦诸多学派的思想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均在其文本中有所体现。目前学界这方面的研究，仅做到了管中窥豹，对《国语》文本中所包含的思想缺乏系统全面研究。

（六）关于《国语》历史学方面的研究

关于《国语》历史学方面的研究，雷戈认为《国语》对历史的反思比《左传》更系统全面，历史兴亡感也更为强烈［31］103-106;张居三认为《国语》西周部分史料，为研究西周的灭亡提供了证据，交待了“礼乐崩坏”的根源［32］5-7;俞志慧通过对《国语》中《吴语》《越语》两部分文献研究，纠正了《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记载中的若干错误。［33］1-7这三位学者中，雷戈强调对《国语》从历史反思的角度进行研究，张居三和俞志慧对《国语》研究集中在史料学和史实的勘误方面。与先秦其他文献的历史学方面的研究相比，《国语》历史学研究稍显薄弱。

（七）关于《国语》注解方面的研究

《国语》注解方面的研究多以补注或纠正前人注解不足为主。补注刊误和版本对比研究方面有:俞志慧《徐元诰＜国语集解＞刊误》，［34］39-42《＜国语＞分章商兑》［35］1-3《＜国语＞韦昭注辨证》［36］《韦昭注＜国语＞公序本二子本之对比》。［37］70-73纠正前人注解不足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张以仁在音韵、校勘和训诂方面的研究。［38］163，183樊善标的五篇文章对韦昭《国语解》成书年代、［39］3-20韦昭对《国语》底本整理，［40］1-12韦昭《国语解》使用《左传》和礼书的特点，［41］209-249韦昭《国语解》用礼书情况，［42］587-638韦昭《国语解》与孔晁《国语注》的异同进行了探讨。［43］97-104注解方面的研究，俞志慧和张以仁所作工作是具有代表性的，其他学者的研究，仅是字词或注解纠音纠误工作，此处未提及。

（八）关于《国语》叙事方面的研究

昝风华认为《国语》观人记述描写手法，主要表现为借一人之口刻画人物、直指人物内心的白描手法、赋予人物形象以深厚精警的意蕴等。［44］63-68赵玉敏认为《国语》所秉承的就是“褒贬善恶”的“春秋笔法”式书写方式。［45］89-91李佳认为《国语》通过三段式来叙事。［46］513硕士论文有张帆《＜国语＞叙事研究》从叙事话语、叙事声音和叙事视角、叙事时间三个方面对《国语》的叙事进行研究。［47］关于《国语》叙事研究，以上诸家的研究成果可概括为:一，与其他史书史料对比后研究《国语》叙事特点;二，就《国语》某些史实总结概括其叙事特点。目前，学术界此方面的研究不足主要是:对各“语”的叙事方式缺乏系统认识。

（九）从《国语》文本出发兼及《左传》文本进行的研究

此方面的研究集中在从《国语》《左传》两部文献对《诗经》《尚书》《周礼》等文献、先秦谣谚和筮例的引用、两书体现的道德伦理等几个方面。张中宇从《国语》《左传》的引诗看《诗》的编订。［48］29-36徐少锦认为《国语》《左传》记述的家庭道德教育是对周公以来家训思想的继承与发展。［49］13-16硕士论文有谢小刚《＜左传＞＜国语＞所引谣谚研究》，从二书中谣谚的内容形式、称引功能、传播研究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究。［50］李付保《＜左传＞＜国语＞易例研究》从二书中的易例概况、春秋时期筮的地位、易例在易学史上的地位等几个方面进行探究。［51］这些学者的研究，是将《国语》和《左传》看做载体，针对这两部文献中共有的材料研究其异同。此研究方法拓宽了《国语》研究的视野，但不足之处在于易忽略这些材料在《国语》文本中原有的价值。

（十）关于《国语》文本与《左传》文本的关系方面进行的研究

《国语》与《左传》关系，有关古人论述，本文前面已有综述，此不重复。当代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是在前人论述基础上，通过其他方式再次论证。例如，王靖宇批驳二书由一书分化和二书由一人所作，并用张以仁的话解释二书记载相同的地方是因为两书史料来源相同或相近［52］151，此处王靖宇认为《左传》与《国语》虽然有诸多的联系，但却是两部完全不同的文献。目前，此观点得到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认同。

（十一）关于《国语》文本对后世文献影响方面进行的研究

胡燕认为《国语》全知叙事对后世史书采用客观型全知叙事，秉笔直书，提供了榜样。［53］49-51王寒冬认为，《国语》在编纂时已在不经意间比较完备地创造和运用了后世纪事本末体的叙事方法。［54］186-187陈桐生认为《国语》是先秦说理散文的一个开端，七十子后学的散文对之有继承和发展。［55］128-137硕士论文有李丹《柳文与＜国语＞》，认为柳宗元在说理和叙事方面都对《国语》有学习和借鉴。［56］王晗《论＜国语＞的语言》，认为《国语》的语言上承《尚书》下启《左传》《史记》，对说理散文有一定的启迪。［57］李书安《＜国语·晋语＞文学成就研究》，认为《史记》“晋世家”对《国语》“晋语”内容有所继承;《史记》纪传体在艺术上对《晋语》有发展和超越。［58］这几位学者分别从叙事学、编纂体例、说理散文、纪传体史书四个方面论述了《国语》对后世文献的影响。

从上面对《国语》近三十年研究成果的综述中，我们可得到以下认识:一，近三十年的研究主要从《国语》文本出发提出新的研究角度;二，《国语》和《左传》的关系，从《国语》《左传》文本出发进行研究仍是两个重点。目前研究不足之处在于:一，视野不够开阔，未能对《国语》进行横纵两方面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二，对一些长久以来就存在的问题，虽有讨论，仍无定论。如《国语》体例最终应如何认定，《国语》与史官传统的关系，《国语》在先秦文学中的地位等问题;三，研究队伍薄弱，缺乏专门的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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