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强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淮阴223300）

从平王东迁到秦灭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社会运动经历了“王室衰微、诸侯坐大”再到统一的过程。从表面上看，这一时期的社会运动呈现出头绪繁多和无序的状态，但依旧有规律可寻。一方面各种政治势力将社会运动引向不同的方向，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合力决定了社会运动必然由分裂走向统一。针对这一情况，司马迁以独到的眼光关注秦并六国和建立大一统帝国的历史，试图通过抓住社会大变革中的关键人物来关注社会运动中的合力，揭示社会运动的规律。在这中间，吕不韦成了司马迁重点关注的历史人物和描述的艺术形象。需要指出的是，司马迁作《吕不韦列传》时发表了三种意见。鉴于前人对此多有忽略，本文打算就这一问题谈一点看法，并求教于方家学者。

一、司马迁评价吕不韦时发表的三种意见

为全面叙述吕不韦（？—前235）与秦国政治的关系，考察吕不韦在社会巨变中的作用，在《史记》中，司马迁发表了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司马迁以传记为载体叙述了吕不韦的生平事迹。在这一过程中，为强调阅读重点，司马迁写道：“结子楚亲，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作《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1］3315《吕不韦列传》内容丰富，为了防止误读，司马迁强调了吕不韦生平中的两件事。第一件事以“结子楚亲”为关键词，叙述了吕不韦弃商从政的事迹，重点突出了吕不韦凭借商人特有的精明进行政治投资，进而走上秦国政坛并叱咤风云的过程；第二件事以“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为关键词，运用“互见法”突出了吕不韦吸引六国人才入秦的作为。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蒙骜、王齮、麃公等为将军。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樗里子甘茂列传》云：“甘罗者，甘茂孙也。茂既死后，甘罗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吕不韦。”总之，司马迁选择典型事件从社会运动大势的角度肯定吕不韦在秦国政治中的特殊作用。

第二种意见是，司马迁针对吕不韦淫乱秦宫闱一事，表达了道德批判的立场。如在本传的结尾处，司马迁议论道：“不韦及嫪毐贵，封号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闻之。秦王验左右，未发。上之雍郊，毐恐祸起，乃与党谋，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蕲年宫。发吏攻毐，毐败亡走，追斩之好畤，遂灭其宗。而吕不韦由此绌矣。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2］2513-2514这里的“闻”取自《论语·颜渊》，是司马迁以道德尺度为武器批判吕不韦的关键词。裴骃《集解》云：“《论语》曰：‘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马融曰：‘此言佞人也。’”［2］2514孔子为了准确地揭示“闻”的内涵，提出了与之相对的“达”。孔子说：“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论语·颜渊》）马融注“在邦必达，在家必达”语云：“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3］2504马融注“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语：“此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则违，安居其伪而不自疑。”马融注“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语：“佞人党多。”“闻”与“达”是语义相近的词汇，然而，经孔子区分后成为表达不同意义的词汇。《正义》云：“此章论士行。‘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者，士，有德之称。问士行何如可谓通达也。‘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者，夫子复问子张，何者是汝意所谓达者。欲使试言之也。‘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者，闻谓有名誉，使人闻之也。言士有德行，在邦臣于诸侯，必有名闻；在家臣于卿大夫，亦必有名闻。言士之所在，皆有名誉，意谓此为达也。’子曰：‘是闻也，非达也’者，言汝所陈，正是名闻之士，非是通达之士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者，此孔子又说达士之行也，为性正直，所好义事，察人言语，观人颜色，知其所欲，其念虑常欲以下人。言常有谦退之志也。‘在邦必达，在家必达’者，以其谦退，故所在通达也。‘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者，此言佞人色则假取仁者之色，而行则违之，安居其伪而不自疑也。‘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者，言佞人党多，妄相称誉，故所在皆有名闻也。”［3］2504《正义》又云：“此《周易·谦卦·彖辞》也。言尊者有谦而更光明盛大，卑者有谦而不可逾越。引证士有谦德则所在必达也。”“闻”是贬词，“达”是褒词。司马迁使用“闻”而不是“达”是有深意的，从“贵”到“吕不韦由此绌矣”，针对吕不韦淫乱秦国宫闱的劣迹，司马迁以道德为评判尺度表达了批判吕不韦的态度。

第三种意见是，司马迁在以生动的文学语言塑造吕不韦形象的过程中，在肯定《吕氏春秋》（又称《吕览》）的基础上，以价值评判为尺度表达了赞赏吕不韦的态度。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几乎完全相同的话又见于《报任少卿书》①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引自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从强调“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一语中，可知司马迁肯定吕不韦与吕不韦著《吕氏春秋》有直接的关系。周文王、孔子、屈原等是司马迁推崇的对象。如司马迁称周文王是“受命之君”，称“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周本纪》）；又称孔子是“高山仰止”的“至圣”（《孔子世家》）。又如司马迁作《屈原贾生列传》时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谪）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为此，司马迁得出了吕不韦著《吕氏春秋》完全可以与周文王著《周易》、孔子著《春秋》、屈原著《离骚》等相媲美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又提出了“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论断。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叙述历史人物发愤著书的事迹时采用了并列结构，透过其语意，可知在司马迁的深层意识中是将吕不韦与周文王、孔子、屈原等划等号的。《史记》是司马迁身受腐刑后的“发愤”之作。由于吕不韦在逆境中撰写《吕氏春秋》为司马迁树立起一座丰碑，又由于吕不韦是可以与周文王、孔子、屈原等相比肩的“贤圣”，因而吕不韦著《吕览》成为司马迁关注的大事。从叙述层面上看，司马迁放弃道德批判的立场，将吕不韦塑造为“发愤”著书的典型，进而明确地表示撰写《史记》的动力与吕不韦著《吕览》有直接的关系，从中可知司马迁是从大节上肯定吕不韦的。

这三种意见看似矛盾，实际上又是统一的。这种统一就是司马迁以生动形象的语言，站在历史的高度用“通变”的观点来评价吕不韦的功过是非和艺术形象的。所谓“通变”，是指将人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从主体活动的偶然性中发现必然性，在运动的诸多形式中找出社会运动的大趋势即运动规律。尽管发表三种意见时司马迁运用了不同的尺度，但基本原则是通过叙述吕不韦的事迹来揭示社会运动的大趋势，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如第一种意见在叙写吕不韦生平事迹的基础上选择典型事件肯定了吕不韦在秦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遗憾的是，中国古代一向有重士轻商的传统，受思维定势的支配，人们往往会下意识地将轻商意识掺杂到司马迁的史述中，由此认为吕不韦弃商从政是一种政治投机的行为。如果撇开这种先入为主的价值取向，应该说，司马迁是从总体上肯定吕不韦在秦并六国中的历史作用的。

第二种意见是从道德层面揭露吕不韦的劣迹。从表面上看，这一揭露与第一种意见相冲突。然而，历史赋予史学家的使命是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去书写，如果考虑到人自身的复杂性和多面性，那么，这种揭露和批判只是从新的角度叙述人物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司马迁需要尊重历史，在紧扣社会运动大势的前提下考察主体活动的价值；另一方面记载人物活动的历史时，司马迁需要提出自己的看法。进而言之，任何历史叙述都是有限的，都是在选择或裁剪中进行的，史学家要想在有限的篇幅内展示人物的本来面貌，必须通过选择典型事例来承担丰富的社会内容。在这一过程中，选择甲而不是乙，是受司马迁的“通变”观支配的。

第三种意见是通过肯定《吕氏春秋》，运用价值尺度表达了赞扬吕不韦的态度。从表面上看，这一观点只涉及如何认识《吕氏春秋》的问题，其实不然，《吕氏春秋》是一部为秦并六国大造舆论和寻找理论依据的著作，司马迁两次强调《吕氏春秋》是“发愤”之作，主要是为了强调《吕氏春秋》在秦并六国进程中的理论价值（详后），是站在“通变”的立场上关心吕不韦在社会巨变中的作用。

运用不同的尺度考察吕不韦的社会活动的功过是非自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然而，这些意见是受司马迁的“通变”观支配的。在这一过程中，尽管司马迁是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尺度评价吕不韦，但万变不离其中，司马迁重点关心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吕不韦与秦并六国的关系上。从这一意义上讲，司马迁为吕不韦作传，主要是为了关注吕不韦在社会巨变过程中的存在意义。

二、司马迁论吕不韦与《吕氏春秋》

在秦国政治中，吕不韦及门客编撰的《吕氏春秋》有特殊的意义。这一事件引起司马迁的高度关注，乃至于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两个写作时间，一是认为《吕氏春秋》完稿于吕不韦执掌秦国朝政期间；一是认为《吕氏春秋》完成于吕不韦流放蜀地期间。针对同一著作提出两个写作时间，是《史记》中的特例。司马迁是严谨的史学家，那么，这是疏忽？还是另有原因？需要作进一步的辨析。

司马迁在《吕不韦列传》中写道：“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私通吕不韦。不韦家僮万人。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秦庄襄王三年即公元前247年。按照这一说法，吕不韦及门客完成《吕氏春秋》的时间应发生在秦王嬴政流放吕不韦之前。

秦庄襄王去世后，年仅13岁的秦王嬴政继承了王位。《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蒙骜、王齮、麃公等为将军。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结合《吕不韦列传》所述，吕不韦召集门客编撰《吕氏春秋》应发生在吕不韦执掌秦国大政期间，即在秦王嬴政亲政之前。否则，《吕氏春秋》将无法“布咸阳市门”之上。《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又云：“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从这一记载亦可证，吕不韦及门客编撰《吕氏春秋》发生在吕不韦执掌秦国大政时期。

除了提出这一写作时间外，司马迁又提出了第二个写作时间。如在《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两次说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在这里，司马迁以十分肯定的语气明确地说，《吕氏春秋》的写作时间是在吕不韦被流放以后。

那么，究竟哪个时间更为准确？根据内证，《吕氏春秋》完稿于吕不韦流放之前应不成问题。《吕氏春秋·季冬纪·序意》云：

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

从本传中可知，“十二纪”是指《吕氏春秋》。“维秦八年”，指秦王嬴政继承王位的第八个年头，时间为公元前239年，即秦王嬴政亲政的前一年。《序意》相当于《吕氏春秋》的总序。据此可知，在秦王嬴政亲政的前一年即吕不韦流放蜀地之前，《吕氏春秋》已经完稿并问世，可以与“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数语相互印证。此外，《吕氏春秋》有大量的为秦兼并六国制造政治舆论的文字，表达了为秦建立大一统帝国寻找理论依据的思想。这些为秦国政治作长远打算的文字语气舒缓、从容不迫，没有任何的愤激之辞，很显然与“贤圣发愤”没有关系。据此，也可间接地证明在吕不韦流放之前，《吕氏春秋》已经完稿。也就是说，司马迁提出《吕氏春秋》的第一个写作时间是正确的。既然如此，司马迁为什么还要强调“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这一时间断限呢？换一个角度看，同时提出两个写作时间并不矛盾，《序意》虽明确地交待《吕氏春秋》于公元前239年已完成，但本传又说《吕氏春秋》完成后曾有“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之举，这里透露的信息是，完稿后的《吕氏春秋》依旧处于修改阶段，还没有最后定稿。“迁蜀”以后，闲居蜀地的吕不韦有充分的时间，对《吕氏春秋》作进一步的修订。

在《史记》中，司马迁肯定《吕氏春秋》的价值，是因为《吕氏春秋》研究社会时强调了“变”的观点。《吕氏春秋》通过介绍战国后期齐人邹衍的五德终始理论，为秦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寻找理论依据。众所周知，司马迁历史“通变”观的基础是五德终始循环说（详后），两者间的契合，遂为司马迁关注《吕氏春秋》的文化价值，进而肯定吕不韦奠定了思想基础。

吕不韦集门客撰写的《吕氏春秋》，兼顾了儒、道、墨、法、农等诸家学说。班固称其为“杂家”［4］1741著作。其实，《吕氏春秋》在吸收诸家观点的基础上，重点关注的对象是治乱之理。《吕氏春秋·序意》云：“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5］654《序意》具有总序的性质，明确地表示了关心治乱之理的态度。《吕氏春秋·审公览·不二》云：“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有金鼓，所以一耳也；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无术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强速贯习，不足以成也。”《不二》评论老子、孔子及诸子之说，亦表达了关心兴废治乱的思想。像这样的例子在《吕氏春秋》中比比皆是，不再一一赘举。从大的方面讲，《吕氏春秋》的写作时间应发生在秦并六国之前，其写作应与为秦兼并六国大造政治舆论相关。或许是看到了这点，司马迁认为《吕氏春秋》是一部“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著作。

所谓“备天地万物”，是指《吕氏春秋》在汇集和吸纳诸家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为秦所用的观点。仅以农家学说为例，如《吕氏春秋》阐释农家学说时将关心重点放到了以农业强国的大问题上。《吕氏春秋·士容论》云：“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6］1718-1719在吕不韦阐释下，农业遂有了使“边境安，主位尊”的作用。事实上，在吕不韦的主持下，秦国亦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来保证农业的优先发展（详后）。

再谈谈“古今之事”。从《吕氏春秋》涉及的内容看，“古今之事”重点考察了古今社会的变化。《吕氏春秋·仲冬纪·长见》云：“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故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也。”［7］611所谓“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是指社会运动是有规律可寻的，是可以通过考察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吕氏春秋·慎大览·察今》又云：“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故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若此论则无过务矣。”这一观点与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两者均强调了关注社会变化之理的内容。

前人论述《吕氏春秋》时，纷纷注意到《吕氏春秋·应同》的文献价值，认为这篇文献保存了阴阳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8］649。五德终始说是邹衍在损益周代德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宗教改革理论。邹衍的主张是，社会运动按五行（土、木、金、火、水）相克的规律进行，五行各据一德，终始循环。这一理论提出后，引起吕不韦的重视。当时，秦在兼并战争中连连告捷，在以宗教神学为信仰的历史关头，秦人亟需为统一六国找到承天受命的理论依据。此前，周夺取殷商政权是从宗教改革入手的。为了宣示新王当立的正当性，周人打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①古文《尚书·蔡仲之命》，《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见阮元《十三经注疏·左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95页。的宗教改革旗号，试图从根本上动摇殷商神学政治的基础。时间进入到秦兼并六国的历史紧要关头，秦人既然不能重复周人的宗教改革理论，就必须为自己寻找承天受命的理论依据。这时，邹衍的五德终始理论问世了，吕不韦立即发现了这一宗教改革理论的价值，开始以极大的兴趣评介这一理论，经过他的改造，五德终始循环理论遂成为秦承天受命的理论依据，换言之，五德终始说经过吕不韦的阐释遂成为秦取代周，建立新朝的理论依据。在阐释邹衍学说的过程中，吕不韦及门客除了在《吕氏春秋·应同》中直接引称五德终始说之外，还以五行配四季来联系社会政治，即以“十二纪”谋篇布局来洞察社会运行之理，所谓“十二纪”，是指吕不韦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分别划分为孟、仲、季三个时序段。在此基础上，按照“法天地”的宗教神学原理，构造出要求君主言行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完全相符的自然图景。《史记·封禅书》云：“自齐威、宣之时，驺（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其实，率先认识到五德终始说价值的人是吕不韦，是吕不韦使五德终始说在秦国获得新生［9］。在这中间，吕不韦用五德终始说为秦人找到立命的依据，其意义在于，从根本上为后世解决了新王当立的大问题。或许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司马迁特别看重《吕氏春秋》的文化价值。

司马迁是汉武帝推行“改制”主张的坚定支持者［10］。“改制”是指以五德终始说为理论依据，向上天宣示新王当立的真理性。《吕氏春秋》言“古今之事”的重点是关注社会运动中的变化之理，司马迁探究社会运动规律的思想虽有多种来源，但五德终始说是其主要的思想武器。这两者间的契合，为司马迁肯定吕不韦定下了基本的调子。从这一意义上讲，司马迁肯定吕不韦主要是从认识《吕氏春秋》的文化价值入手的。

三、《史记》叙述和评价吕不韦的侧重点

司马迁赋予《史记》的文化使命是，“罔（网）罗天下放失（佚）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与此同时，《史记》又是“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思想载体。因为这样的缘故，司马迁格外关注那些社会转折关口的人物，进而用“通变”的观点关心人在历史中的活动和地位。

吕不韦是秦灭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的重要人物。司马迁作《史记》采用了“略古详今与详变略渐这两个原则”［11］26。前一个原则表达了《史记》记叙当代人物超过古代即记叙汉代或楚汉之争的人物超过了秦汉以前的人物的思想②参见张强《汉兴百年与司马迁当代史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张强《司马迁与古代史研究》，《江海学刊》2004年第5期。；后一个原则是指《史记》特别关注社会发生剧烈变革期的人物，即凡是处于社会变革期的人物都是司马迁重点关注的对象。这两个原则相互为用，为司马迁以《史记》为载体探索社会运动规律、关注影响社会进程的人物铺平了道路。因吕不韦是秦并六国进程中的关键人物，因此，吕不韦成为司马迁重点追踪的对象是必然的。

秦并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如何以人物传记为载体，承担这一社会巨变的内容，是司马迁关心的重点。环顾历史，为秦并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出了大力的自然是吕不韦、李斯。《史记》五体一百三十篇，其中，提到吕不韦的篇目有九篇，提到李斯的篇目有十一篇。这一数字表明，《史记》记吕不韦、李斯的篇目远远地超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人物，同时也超过楚汉时期的人物。如张良为刘邦建汉立下大功，但《史记》提到张良的篇目只有《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齐悼惠王世家》、《留侯世家》、《淮阴侯列传》、《韩信卢绾列传》、《樊郦滕灌列传》等七篇。从这组数据中可知，秦并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是司马迁言“变”时重点关注的事件。

历史叙述的主体是人，通过叙述人的活动旨在展现复杂多变的历史。当司马迁以《史记》为载体叙述历史和现实时，揭示社会运动的规律势必要落实到人的方面，势必要将其历史观寓于以人物为主体的叙述中。从诸侯称霸争雄到天下一统，奠定秦灭六国坚实基础的是吕不韦，为秦大一统帝国作出贡献的是李斯。从表面上看，《史记》提到吕不韦的篇目低于李斯，似表明李斯的重要性超过了吕不韦。其实，吕不韦的特殊地位是李斯等人无法替代的。假定吕不韦没有为秦灭六国奠定坚实的基础，没有提拔李斯，李斯怎能成为秦国政治上的风云人物呢？《史记·李斯列传》有一段话值得玩味：“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李斯因以得说，说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几也。成大功者，在因瑕衅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后。秦王拜斯为客卿。”在吕不韦的举荐下，李斯走上了秦国的政治舞台。《史记》是一部“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12］1884的著作，即是寓论断于叙述之中的著作，在《史记》中，司马迁采用微言大义的方式，批判李斯的程度远远地超过批判吕不韦的程度。考虑到这些因素，应该说，司马迁对吕不韦的关注超过了李斯。此外，正当李斯像一颗新星冉冉升起在秦国政坛时，水利专家郑国奉韩王之命入秦，企图通过修渠来达到消耗秦国国力的目的。这一阴谋败露后，秦国立即出现了一场驱逐客卿的运动。为了继续留在秦国，李斯写下了《谏逐客书》提醒秦王政关注客卿在秦富国强兵中的贡献。此书一出，坚定了秦王继续任用客卿的决心。这虽然是个小插曲，然而，如果没有吕不韦实施招揽人才的计划并举荐李斯，李斯又怎能有机会将《谏逐客书》献给秦王，扭转秦国驱逐客卿的做法呢？在《李斯列传》中，司马迁补足吕不韦举荐李斯一事是有深意的，这一内容的楔入固然有尊重历史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强调了吕不韦在秦建立大一统帝国中的作用。从这样的角度看，《史记》提到李斯的篇目虽高于吕不韦，但吕不韦的重要性是李斯无法替代的。

为全面叙述吕不韦在秦兼并六国中的作用。司马迁采用“互见法”叙述了吕不韦一生中的两件事。一是采取措施，优先发展农业、奖励耕战。《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年十三岁，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四年，……百姓内（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公元前247年，秦王政继承王位，公元前238年亲政。其间，秦政由吕不韦主持。因此，秦王政四年（前243），“百姓内（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实际上是吕不韦奖励耕战的重要举措。这一时期，吕不韦有“修利堤防，导达沟渎”［13］124之举。在他的主持下通过兴修郑国渠为“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史记·河渠书》）奠定了物质基础。二是选拔和重用贤才。《史记·秦始皇本纪》云：“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蒙骜、王齮、麃公等为将军。”这些人才经吕不韦的选拔成为秦国不可或缺的人才。如蒙骜在秦兼并六国战争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又如李斯为秦建立大一统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吕不韦还带兵亲征。《史记·秦本纪》：“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庄襄王元年即公元前249年，吕不韦率秦军出征，既消灭了理论上的共主东周君主，同时又削弱了诸侯的力量。

在本传中，司马迁重点叙述了吕不韦进行政治投资的过程。在叙述吕不韦事迹时，先写吕不韦以商人特有的精明转移经营的范围，进行政治投资的活动。起初，吕不韦是“阳翟大贾”，靠“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吕不韦列传》），这为他稍后进行政治投资奠定了物质基础。在一个十分偶然的情况下，吕不韦发现了进行政治投资的途径。当时，吕不韦经商到赵，无意中在邯郸看到了入质于赵的秦“诸庶孽孙”子楚。于是，突然萌发了“此奇货可居”的念头。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念头，是因为长期奔走于各地的吕不韦非常了解秦国的国情。吕不韦深知，子楚虽“质于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吕不韦列传》），但只要通过运作完全有希望成为秦国的君主。当时，秦昭王已年过六十，太子安国君随时可能接替王位。很有意思的是，安国君宠幸的华阳夫人没有自己的儿子，那么，谁能在安国君以后继承王位呢？吕不韦认为，只要通过运作，子楚完全可以成为未来的秦国国君。在这一念头的驱使下，吕不韦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一是取得子楚的信任；二是用金钱包装子楚，为子楚搭建结交达官贵人的平台；三是为子楚制造“贤智”“绝贤”的美名；四是入秦采用种种手段接近华阳夫人，为子楚“拔以为適（嫡）”寻找机会。经过吕不韦的不懈努力，终于为子楚成为秦国国君奠定了基础。孝文王（子楚父安国君）去世后，公元前249年，子楚顺利地登上王座，是为秦庄襄王。为了报答吕不韦，秦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吕不韦列传》），从此，吕不韦成为秦国第一权臣。在这里，司马迁一笔并写两面，一是用略带讥讽的语调叙述了吕不韦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用“此奇货可居”、“念业已破家为了楚，欲以钓奇”诸语写吕不韦的投机行为；二是在平实的叙述中隐含了吕不韦之举虽有谋求个人利益的性质，但其举措却稳定了秦国的政治。如“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如不及早立嗣的话，非常容易发生内乱。可以说，吕不韦为化解秦政治危机、稳定秦国政治、谋取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叙述吕不韦事迹时，还将自己对商人的看法寓于其中。从思想倾向看，司马迁不但没有表达否定商人的态度，相反，字里行间还借助于吕不韦特殊的经商行为，表达了赞赏商人的态度。关于这点，有必要结合《史记·平准书》及其他篇目谈一谈司马迁对商人的看法。

春秋以降，最活跃的阶层是士和商。为富国强兵，免遭侵略，人才成为各个诸侯国争夺的对象。士风尘仆仆地游走各国的脚印，既道出了诸侯渴望人才的实情，也改变了贵族政治的格局。这一时期，土地赋税制度层面上的改革与私学的兴起，为士走上政治舞台奠定了物质基础。改革土地赋税制度率先发生在鲁国。公元前594年，面对“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的政治秩序，鲁国通过实行“初税亩”，即承认土地私有，提出按照拥有的田亩数进行抽收赋税的方法，为人身自由和解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人身自由是孔子兴办私学的重要基础。在生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年代，要真正地从人身自由走向身心自由的理想境界，必须用知识武装头脑。在这一背景下，孔子兴办私学一方面给平民提供了进入士行列的机会；另一方面平民成为士的一员亦扩大了士阶层的基础。士成为政治舞台上的新星，是在获取知识的前提下表达其政治诉求的。与平民相比，贵族有“学在官府”这一接受教育的途径。据此，孔子兴办私学，接受教育的主要对象只能是贵族以外的平民。孔子传授的学生有冉耕、司马耕、冉雍、樊迟、颜回等，这些人大都出生于社会下层。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名与字互为表里，耕与牛互相阐发，似表明冉耕、司马耕的身份是农民。冉雍字仲弓，《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仲弓父，贱人”，可知冉雍出身寒微。樊迟字须，有“请学稼”、“请学圃”之举，表明樊迟出生于农家。为此，孔子批判道：“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孔子从士负有的历史使命来批评樊迟，透露了春秋时期有人身自由的人皆可进入士的行列的信息。不过，这里的前提是，仅仅有人身自由还不够，还必须接受教育，要有知识文化。孔子最得意的弟子是颜回。孔子称赞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颜回》）据此可知，颜回家境贫寒。

当士成为政治舞台耀眼的明星时，不甘寂寞的商人亦已走上了政治舞台。具体地讲，在齐桓公称霸之前，管仲与鲍叔牙弃商从政实际上已经开创了商人谋取政治暴利的先河。鲍叔牙与管仲一同经商，管仲总要多占一些。有人说，管仲太贪了，鲍叔牙总是找出理由为他辩解。不久，齐国发生大乱。两人决定，由管仲佐公子纠、鲍叔牙佐公子小白逃往异国。在他们看来，公子纠与小白贤能，都是结束齐内乱后继任国君的最佳人选。后来，公子小白（即后来的齐桓公）抢在公子纠的前面回国登上君位。在鲍叔牙的力荐下，管仲成为齐相。从此辅佐齐桓公开创了齐国的霸业。这一事实表明，早在士活跃在政治舞台的初期，商人已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了。

管仲与鲍叔牙属于商而仕的典型，如果考究他们的身份，起码说他们是有人身自由、有文化知识的商人。从这样的角度看，他们又与士有着天然的联系。除管仲、鲍叔牙之外，还有一些仕而商和亦仕亦商的典型。其中，可以范蠡、端木赐为代表。范蠡帮助越王句践灭吴以后，深知句践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于是弃官浮海来到齐国。不久，来到陶，范蠡“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史记·越王句践世家》），遂“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同上）。千百年来，范蠡成为士人津津乐道的对象，是因为实现政治理想包含了仕途经济与急流勇退两个方面的内容。解构这一文化心理的深层机制，应该说，士人除了有实现大济苍生的雄心外，还有追求财富的梦想。从这一意义上讲，经商致富与入世进取相辅相成，在一定的程度上补偿了士人追求人生价值过程中的某些缺憾。

端木赐字子贡，是孔子的学生，“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在追随孔子的年月中，子贡以士人的智慧和商人的精明同时游走在仕与商的两条道路上。据《论语》等文献，子贡曾入齐游说田常，又游说吴王夫差、越王句践，此后又游说晋君，故有“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之称。子贡亦仕亦商的行为创造了人生自我的辉煌，乃至于司马迁赞扬道：“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迁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史学家，他认为，子贡为“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沿着这一思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不难发现，士人追求政治理想时同样有财富上的追求和企盼。换言之，追求政治理想与聚敛财富、实现财富的增殖是一对孪生兄弟，有了钱，可以更好地为政治活动铺平道路。

或许是过去商而仕、仕而商、亦仕亦商的故事太生动了。许多年后，在赵都邯郸做生意的吕不韦，无意中看到人质秦公子子楚，竟灵机一动，产生了“此奇货可居”的奇想。说干就干，吕不韦散尽千金，入秦四处游说，终于为子楚谋得了太子的地位。子楚登基成为秦王后，吕不韦当上丞相，得到十万户的封邑，子楚去世后，太子嬴政即位，吕不韦在秦国的权势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得到了一个商人永远无法得到的政治地位和财富及荣耀。在这一故事的叙述中，司马迁并写两面，一是用平实的语言书写了商人特有的精明，一是以吕不韦为个案叙述天下大乱时商人希望通过投资政治，通过商业运作谋求更大的利益。或许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司马迁专列《货殖列传》时，不是简单地叙述货物增殖的过程，而是在解构政治与经商关系的基础上来关注货物增殖的过程。

此外，司马迁在叙述吕不韦发迹变泰的同时，还有意识地揭露了统一六国前后秦宫闱内部的肮脏、阴谋和罪恶。如在叙述宫闱之乱时，司马迁通过客观的陈述揭露了淫乱给秦国政治带来的动荡不安。进而言之，读《吕不韦列传》需要把握两个要点：一是吕不韦运用商业手段进行政治投机，获取了难以想象的利益；一是司马迁记录吕不韦的事迹暴露了秦统一六国前宫闱内部的罪恶，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春秋以降道德沦丧的历史。总之，《吕不韦列传》书写的内容和承担的社会批判远不止这些。贾谊探究秦失天下的原因时写道：“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14］21一方面，吕不韦是推动秦统一六国的关键人物，如果没有他，秦始皇将无法建立起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另一方面，吕不韦是个商人，当他以商人特有的精明从事政治投资并取得成功时，他的存在不但向世人展示了君主与丞相之间的矛盾，而且其活动还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秦宫闱内部混乱和道德沦丧的历史。

［1］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阮元.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班固.汉书·艺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

［5］吕不韦.吕氏春秋·季冬纪·序意［M］／／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吕不韦.吕氏春秋·士容论·上农［M］／／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吕不韦.吕氏春秋·仲冬纪·长见［M］／／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9］张强.道德伦理的政治化与秦汉统治术［J］.北京大学学报，2003（2）.

［10］张强.司马迁与汉代改制之关系考论［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6（1）.

［11］张大可.史记研究·司马迁评传［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

［12］顾炎武.日知录［M］／／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3］吕不韦.吕氏春秋·季春纪·季春［M］／／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4］贾谊.过秦论［M］／／王洲明，徐超.贾谊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