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桐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中文学院，广东 广州510420）

商周铭文是中国上古时代最古老的文体之一，它起源于殷商中后期，在西周时期臻于鼎盛，进入东周以后迅速由盛转衰，在战国末期走向没落。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中，将商周青铜器铸造划分为滥觞期（殷商前期）、勃古期（殷商后期至西周成、康、昭、穆之世）、开放期（西周恭、懿至春秋中叶）、新式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四个时期。①后来郭沫若在《青铜器时代》一文中，根据铜器的花纹、形制、文体、字体，对先秦青铜器发展又有新的划分：一是鼎盛期，为殷代及周室文、武、成、康、昭、穆诸世，铭文文体字体端严而不苟且；二是颓败期，为西周恭、懿至春秋中叶，铭文文体字体异常草率，字数较前期为多；三是中兴期，为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铭文文体多韵文；四是衰落期，为战国末叶以后，文体字体简陋不堪。比较郭氏前后两种说法，可以发现前者更合适一些。商周铭文与青铜器的发展轨迹大势相同，但两者并不完全是重合的关系，例如，殷商最早的青铜器上并无铭文；在青铜器考古上，西周穆、恭之世是一个分界点，而穆、恭前后的铭文并未产生划时代的巨变。本文根据商周铭文发展的实际情况，将铭文语言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从武丁晚期到文丁为铭文语言滥觞期；从殷末帝乙、帝辛到西周为兴盛期；春秋为蜕变期，战国为衰落期。

因其铸于青铜彝器之上，商周铭文不像先秦简帛文献那样受到后世传播因素的诸多影响，它们没有历代传抄所造成的文字讹误，也没有经学今古文之争所造成的不同版本的文字差异，除了少数文字因为青铜器锈蚀、磨损而模糊不清之外，它们基本上保持了原始的商周文字风貌，堪称是原汁原味的商周文学文献。铭文语言是商周文学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察商周铭文语言的发展演变，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现商周文学语言的演进轨迹。

一、滥觞期：殷商中后期铭文语言

商周铭文始于何时？这要根据考古文献来断定。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青铜器尚无铭文，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青铜器铭文是武丁晚期作品。从武丁晚期到文丁，是殷商铭文的滥觞期。此时铭文比较简单，少则一两个字，多则三五个字。有些铭文记载族名，如“亚舟”（《殷周金文集成》2.380）、“亚弜”（《殷 周 金 文 集 成》2.383）、“夫 册”（《殷 周 金 文 集 成》2.392）、“尹 舟”（《殷 周 金 文 集 成》3.1458）、“告宁”（《殷周金文集成》3.1368）、“戈宁”（《殷周金文集成》3.1448）、“乡宁”（《殷周金文集成》3.1362）、龙（《殷周金文集成》13.7534）、鸢（《殷周金文集成》2.359）、专（《殷周金文集成》2.365）、象（《殷周金文集成》13.7509）、好（《殷周金文集成》3.761）、戈（《殷周金文集成》3.766）、匿（《殷周金文集成》2.365）、史（《殷周金文集成》3.448）、貯（《殷周金文集成》2.375）等等。有些铭文记载器主之名，如“山妇”（《殷周金文集成》11.6144）、“子妥”（《殷周金文集成》3.1301）、“守妇”（《殷周金文集成》6.3082）、“妇好”（《殷周金文集成》3.1337）、“子卫”（《殷周金文集成》3.1307）、“妇旋”（《殷周金文集成》3.1340）、“子戊”（《殷周金文集成》3.1316）等等。有些铭文记载被祭者之名，如“祖丁”（《殷周金文集成》3.798）、“父己”（《殷周金文集成》3.801）、“母乙”（《殷周金文集成》3.1281）、“戈祖辛”（《殷周金文集成》3.1511）、“史母癸”（《殷周金文集成》6.3225）、“司（一说“司”当为“后”）母戊”（《殷周金文集成》1706）等等。其中“戈祖辛”、“史母癸”中的“戈”、“史”是作器者之名，“祖辛”、“母癸”是所祭对象之名。有些铭文标记铜器所放位置，如侯家庄西北冈1001号商代墓葬出土的三件盉，铭文分别为“左”（《殷周金文集成》15.9315）、“中”（《殷周金文集成》15.9316）、“又（右）”（《殷周金文集成》15.9317），这三条铭文就是标明三件盉在墓室摆放的位置。有些铭文记载作器名称，如“寝小室盂”（《殷周金文集成》16.10302）。有些铭文记载职官，如“祝册”（《近出殷周金文集录》3929.J849）。早期铭文中有一些通假字，如“帚”通“婦”，“又”通“右”等。从文学语言角度来看，这些早期铭文大都是单词或词组，它们只是青铜器上的标记，还不能算是一种独立文体，更谈不上有什么文学性。不过它们为日后铭文的发展作了必要的准备，后来的铭文就是在这些只言片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兴盛期：殷末西周的铭文语言

从殷末帝乙、帝辛到西周时期是铭文的黄金时代，铭文结束了只有廖廖数字的格局，形成一种独立文体，进入蓬勃发展的兴盛阶段，至此铭文语言才有文学性可言。此期铭文在篇幅、内容、形式各方面都有较大的拓展。从篇幅来看，帝乙、帝辛时期开始出现三四十个字的记事铭文，如《我方鼎铭》41字，《四祀邲其壶铭》42字，不过最长仍不超出50字。进入西周以后，铭文的篇幅继续扩展，如成王时期的《何尊铭》119字，康王时期的《沈子也簋盖铭》149字，同期的《麦方尊铭》167字，《大盂鼎铭》291字，《小盂鼎铭》可辨识的字有290左右，昭王时期的《作册令方彝铭》187字。到了西周中晚期，长篇铭文相继涌现，如《曶鼎铭》380个字，《毛公鼎铭》有497个字。篇幅长短虽然不是衡量铭文语言艺术的唯一尺度，但铭文太短，内容就不可能厚重，语言艺术也缺少创造空间。此期铭文一般都具备作器时间、作器缘由、作器纪念对象、作器目的等基本要素。有些铭文记事非常详细，如武王时期的《天亡簋铭》详细地记载了周武王举行大礼、泛舟大池、祀于天室、大宴宾客等一系列活动，记述的重点是名叫天亡的器主辅助武王祭祀文王和上帝。康王时期的《麦方尊铭》先记载麦国君主被改封于邢以及邢侯辅助周王祭祀、乘舟行礼、入寝等行程，然后记载邢侯赐金于作册麦，最后以麦祝颂作结。绝大多数铭文都是一铭记一事，但亦有少数铭文记载两件事，如《曶鼎铭》前半篇载周王册命曶继承祖考卜事，后半篇记载曶为五名奴隶诉讼之事。《大克鼎铭》前半段赞美其祖师华父服事周恭王的功德，后半段记载周孝王对克的册命。此期铭文记载内容非常广泛，包括赏赐、训诰、册命、祭祀、燕飨、田猎、征伐、记功、出使乃至奴隶买卖、土地转让、刑事诉讼、盟誓契约等方面，而记载功勋荣宠、颂扬先祖美德，则是此期铭文中最常见的内容。训诰和册命本是《尚书》所载内容，铭文将训诰、册命铸于彝器，使铭文内容与《尚书》产生交叉现象，某些记载训诰、册命的铭文可以称之为“纸上的尚书”，如成康时期的《何尊铭》、《大盂鼎铭》、《邢侯簋铭》等，内容都与《尚书》文献相近。西周中后期，记载训诰、册命的铭文大量涌现，如《师酉簋铭》、《师虎簋铭》、《颂鼎铭》、《班簋铭》、《师克盨铭》、《膳夫山鼎铭》、《师虎簋铭》、《即簋铭》、《曶鼎铭》、《卯簋盖铭》、《师询簋铭》、《吴方彝盖铭》、《王臣簋铭》、《免尊铭》、《免簋铭》、《扬簋铭》、《牧簋铭》、《弭伯师耤簋铭》、《元年师兑簋铭》、《三年师兑簋铭》、《师晨鼎铭》、《谏簋铭》、《颂鼎铭》等都是记载周王训诰和册命。铭文属于上古应用文体，其形式的最大特点是程式化。帝乙、帝辛时期的铭文出现“用乍（作）某尊彝”的格式套语，记载日期也形成了“才（在）某月隹王某祀”的固定格式。西周成康以后，铭文出现“某拜稽首，对扬王休，用乍某尊彝，其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类的程式化套语。

要研究商周铭文语言，首先必须了解商周文学语言的大环境。商周时期有两套文学语言：一是在殷商形成并为西周所继承的殷商古语，特点是语汇艰深晦涩，远离当时口语，程式化特色明显，这种语言多用于王朝重大典礼和严肃场合，代表作是《尚书》、《诗经》雅颂和甲骨卜辞；二是相对自由的早期文言，这种语言出现于西周早期，在西周中期得到较大发展，它接近当时民众生活口语，多用于相对次要的燕飨礼仪和普通文化场合，《周易》、《诗经》风诗、《国语·周语》都采用这种语言。殷周青铜礼器的器主都是上层贵族，他们爱好高贵、典雅、艰深、严肃的文风，以此展示他们的雍容华贵和高深的文化素养，而他们铸器目的是为了子孙万代永久宝用，因此殷周器主们几乎是不假思索地采用殷商古语。不过在语言运用方面，铭文似乎较《尚书》、《诗经》雅颂、甲骨卜辞要滞后一些。以殷商中后期为例，当时《商书》、《商颂》的语言运用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殷商中晚期的铭文尚处于稚嫩的起步阶段。即使是在进入西周以后，铭文语言进展也略后于《尚书》、《诗经》，不少语汇都是先用于《尚书》、《诗经》，其后才铸于铜器铭文。

此期铭文中有不少难字，这些难字多集中在人名、地名、官名、祭名、物名之中，有些难字至今未被认出。如果将经过后人传抄整理的简帛文献与青铜器铭文作一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在文字使用上明显不同。简帛文献的文字经过历代后人整理，不少通假字、假借字可能在传抄过程中被后人改为本字，特别是在秦始皇推行书同文政策之后，简帛上的文字多被改为规范的本字。商周时期由于文字数量比后世少，文字使用又没有统一规定，因此铭文中尤多通假字或假借字。①本有其字而借用他字为通假字，本无其字而借用音同音近字为假借字。但在实践上，商周铭文中的通假字、假借字颇不易分。有人认为商周时期都是假借字，战国以后才有通假字。商周铭文通假字中存在各种情形。有的通假字是以偏旁代替合体，此类通假字在铭文中最多，例如，“隹”通“唯”，“正”通“征”，“彡”通“肜”，“乍”通“作”“诈”“祚”，“各”通“格”，“兄”通“贶”，“豊”通“禮”，“每”通“敏”，“白”通“伯”，“專”通“薄”，“古”通“姑”，“苟”通“敬”，“谷”通“裕”，“或”通“国”，“土”通“社”，“立”通“位”，“生”通“姓”，“工”通“功”“厤”通“曆”，“女”通“汝”，“古”通“故”，“田”通“甸”，“酉”通“酒”，“匿”通“慝”，“辰”通“晨”，“孚”通“俘”，“登”通“鄧”，“冬”通“终”，“禽”通“擒”，“义”通“仪”，“两”通“辆”，“褱”通“懐”，“妥”通“绥”，“乞”通“讫”，“者”通“诸”，“中”通“仲”，“耤”通“藉”，“史”通“使”，“且”通“祖”，“匕”通“妣”，“帝”通“禘”，“司”通“祠”，“名”通“铭”，“录”通“禄”，“申”通“神”，“石”通“祏”，“北”通“邶”，“氏”通“祇”，“益”通“谥”，“朝”通“廟”，“卑”通“俾”，“共”通“恭”，“屯”通“纯”，“寿”通“俦”，“正”通“整”，“雁”通“膺”，“见”通“觐”，“麃”通“镳”，“曾”通“增”，“昜”通“陽”“場”，“雚”通“觀”，“巩”通“恐”，“右”通“佑”，“疋”通“胥”，“啚”通“鄙”，“内”通“纳”，“乎”通“呼”，“吴”通“虞”等。有些通假字是采用与本字音同、音近或声母、韵母相近的字，如“子”通“巳”，“商”通“赏”，“才”通“在”，“友”通“有”“佑”，“衣”通“殷”，“又”通“有”“右”，“匍”通“溥”，“逌”通“攸”，“噩”通“鄂”，“哀”通“爱”，“邵”通“昭”，“義”通“宜”，“寮”通“僚”，“獣”通“狩”，“事”通“使”，“柞”通“作”，“竟”通“競”，“望”通“忘”，“客”通“格”，“宝”通“保”，“首”通“手”，“静”通“靖”，“凡”通“泛”，“妹”通“昧”，“灋”通“废”，“匽”通“燕”，“倗”通“朋”，“眚”通“省”“生”，“玟”通“文”，“珷”通“武”，“郷”通“向”，“爵”通“恪”，“異”通“翼”，“考”通“孝”，“亡”通“无”，“啻”通“敵”，“井”通“型”“邢”，“剌”通“烈”，“昏”通“闻”等。有些通假字则是采用与本字形近的字，如“母”通“毋”，“肄”通“肆”，“不”通“丕”，“也”通“它”等。有些是上古因音近或形近而形成的通假字，如“尸”通“夷”，“述”通“坠”，“弔”通“叔”，“某”通“诲”，“兄”通“荒”，等等。

在词汇方面，殷末帝乙、帝辛和西周武、成时期铭文用词比较简单朴素，以单音节词汇为主。从西周康王时期开始，铭文中的双音节语汇渐渐增多，词汇呈现出逐步丰富的趋势。以《大盂鼎铭》为例，文中就有“不（丕）显”、“四方”、“妹（昧）晨”、“朝夕”、“奔走”、“召夹”、“罚讼”、“人鬲”等双音节词。铭文作者注意选用不同词语表达同一意思，例如，仅表示赏赐、给予意思的动词，铭文就有“畀”、“兄（贶）、“赍”、“商（赏）”、“易（锡）”、“益”、“厘”、“馈”、“贿”、“赠”、“授”、“禀”、“遗”、“绥”、“惠”、“匄”等词语。其他如“对扬”和“答扬”、“敏扬”，“皇休”与“鲁休”，都是用不同词语来表达相同意思。由于西周铭文多为纪赏、颂德之作，因此多用颂扬性词语。如颂扬王侯时多用“不（丕）显”、“異（翼）”、“休善”、“穆穆”、“懿釐”，称颂天命时用“冬（终）命”，赞美祖考时称“文人”、“文祖”、“文考”、“文母”，赞美先祖美德时用“渊克”、“竞敏”、“休宕”、“恭纯”，祝福尊者长寿用“万年寿考”、“黄耇”、“黄发台背”等语。恭王时期的《史墙盘铭》历颂文、武、成、康、昭、穆等先王功绩，作者在每一位周王前都用了一个修饰语，如用“强圉”修饰武王，用“宪圣”修饰成王，用“睿哲”修饰康王，用“宏鲁”修饰昭王，等等。孝王时期的《克钟铭》歌颂其祖师华父：“冲襄厥心，宁静于猷，淑哲其德。”意谓其祖师华父心地虚空而谦逊，宁静于心，具备美善明智之德。有些铭文运用叠字，诸如“冬冬（终终）”、“晏晏”、“穆穆”、“丰丰”、“异异（翼翼）”、“鎗鎗”、“徵徵”、“鏓鏓”、“雝雝”、“桓桓”等等，给铭文带来一定的音乐效果。铭文中出现的一些语气词，如“已”、“呜呼”、“繇”、“叡”、“遹（聿）”、“率”、“不（丕）”等，它们与《尚书》中语气词有交集关系。铭文语法结构与后世大体相同，但也有少数特殊语法现象。有些铭文用补语承担定语功能，如《御正卫簋铭》：“懋父赏御正卫马匹自王。”［1］84此句意思是说，伯懋父将王赏赐的马转赐给御正卫。铭文中的补语“自王”放在双宾语“御正卫”、“马匹”之后，而按照后世汉语语法，“自王”应该是“马匹”的定语。铭文中被动句的结构也与后世不尽相同，如《臣卿鼎铭》：“臣卿易（锡）金。”［1］88此句意为公赐臣卿金。臣卿是此句的受赐者，此句可以视为意念被动句。再如《应侯见工钟铭》：“应侯见工遗王于周。”［1］163此句意谓应侯见工在宗周受到周王馈赠。应侯见工的“遗”实际上是被遗。与此类似的还有《井鼎铭》：“攸易鱼。”［1］231这是说周王将所打的鱼分赐给井，“攸易”实际上是“攸被易”。《麦方尊铭》：“乍（作）册麦易（锡）金于辟侯。”［1］46此句中赐予者为“辟侯”，作册麦是受赐者。铭文还有倒文现象，如《王臣簋铭》：“不敢显天子对扬休。”［1］177正常的语序是“敢对扬天子不显休”。《克盨铭》：“敢对天子不显鲁休扬。”［1］221这句话本应写为“敢对扬天子不显鲁休”，作者将“扬”字置于句后。

由于商周铭文与《尚书》、《诗经》雅颂语境相近，因此铭文中不少语汇见于《尚书》、《诗经》雅颂。例如，《周公簋铭》、《大盂鼎铭》、《邢侯簋铭》、《效尊铭》中的“奔走”一语，见于《周颂·清庙》。铭文中经常使用的“对扬”，即《周颂·清庙》中的“对越”。《繁卣铭》、《静簋铭》中的“无斁”，即《周颂·清庙》中的“无射”。《大盂鼎铭》中的“作邦”，见于《大雅·皇矣》，意为“建国”。《大盂鼎铭》中的“妹辰（昧晨）”和《小盂鼎铭》中的“昧丧（昧爽）”，见于《周书·牧誓》，意指天快亮之时。《作册令方彝铭》中的“左右”，见于《商颂·长发》，意为辅助。《史墙盘铭》“周邦”一词，见于《大雅·崧高》和《江汉》。《剌鼎铭》中“天子万年”之语，见于《大雅·江汉》。《班簋铭》“乍（作）四方亟（极）”之语，近于《商颂·殷武》“四方之极”。《班簋铭》“否（不）畀屯（纯）陟”，语近《周书·多方》“惟天不畀纯”。《静簋铭》“小子”之称，又见于《周书·酒诰》和《大雅·思齐》，意指贵族子弟。《史墙盘铭》“上下”一词，见于《周书·召诰》。《史墙盘铭》“远猷”一词，见于《大雅·抑》。《昊生鼎铭》“文人”一语，见于《大雅·江汉》、《周书·文侯之命》等文献，意为文德之人。《尨姞敦铭》、《齐子仲姜镈铭》中的“弥生”，即《大雅·卷阿》“弥性”，意为“永命”。《毛公鼎铭》的“不庭方”，见于《大雅·韩奕》，意为“不朝之国”。《虢季子白盘铭》中的“戎工”，即《大雅·江汉》之“戎公”，指的是兵事。《盠驹尊铭》中的“不其”，就是《周书·大诰》、《立政》中的“丕丕基”，意为“伟大的基业”。其他如“拜手稽首”、“万寿无疆”等等，都是铭文、《尚书》、《诗经》共同使用的语言。

大约从西周恭王时代起，有些铭文学习《诗三百》，在散文中杂用四言句，并在句末用韵。如恭王时期的《史墙盘铭》，就是一篇杂用四言句的铭文，文中“王”、“邦”、“方”、“疆”、“行”诸字押韵。又如：《史免簋铭》：“史免乍（作）旅簠，从王征行，用盛稻粱。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行”、“粱”、“享”三字押韵。《白公父簠铭》：“亦玄亦黄，用成（盛）焦稻需（糯）粱，我用召卿事（士）辟王，用召者（诸）考者（诸）兄，用祈眉寿多福无疆，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黄”、“粱”、“王”、“疆”、“享”押韵。再如《虢季子白盘铭》：“不（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工（功），经维四方，搏伐玁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献馘于王。王孔加（嘉）子白义。王各（格）周庙宣榭，爰卿（飨）。王曰：‘白父孔又（有）光。’王赐乘马，是用左（佐）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戉（钺），用政（征）蛮方。子子孙孙万年无疆。”“方”、“阳”、“行”、“王”、“飨”、“光”、“央”、“方”、“疆”诸字押韵。［1］181，219，308西周铭文用韵以幽、东、阳、真几部为主，这与《周颂》的用韵情況大致相符。［2］铭文中出现四言韵文，显示出铭文与诗歌趋同的用语倾向。不要轻视这些用韵的四言铭文，中国汉代以后的四言押韵铭文就是从这里发端的。

兴盛期的商周铭文语言，从片言只语起步，迅速发展成一种独立文体语言，遣词造句日趋丰富，逐步凝炼成博约温润的语言风格。它以简炼的语言形式来记事表情，古奥典雅，内涵厚重，在语言风格上略近《尚书》而又自成一体，代表了商周铭文语言的最高成就。

三、蜕变期：春秋铭文语言

青铜器铭文在经历了几百年西周兴盛期之后，伴随着西周礼乐制度的崩坏，在春秋进入蜕变期。其蜕变体现在：形制以中短铭为主，铭文语言文化内蕴缩减，语言艺术表现力衰退。

由于王权衰微，昔日那种对扬王休、歌颂王室恩宠的历史文化氛围不再，因此记载周王训诰、册命、赏赐的铭文大为减少。铭文的伦理色彩较西周也有所消褪，有些铭文说作器目的是为了娱乐，如《子璋钟铭》：“用匽（宴）以喜，用乐父兄者（诸）士，其眉寿无基（期）。”［3］406《王孙遗者钟铭》：“用乐嘉宾父兄，及我倗（朋）友。”［3］427《邾公牼钟铭》：“台（以）乐其身，以宴大夫，以喜者（诸）士。”［3］524《邾公华钟铭》：“台（以）乐大夫，台（以）宴士庶子。”［3］525这些表述在西周是很少见的。春秋青铜器主多为各诸侯国君臣。现存的春秋青铜器，所属的诸侯国有吴、越、徐、陈、蔡、邳、胡、许、番、息、江、黄、邛、鄀、楚、曾、邓、郐、戴、宋、杞、滕、鲁、费、薛、邾、郳、铸、邿、齐、纪、燕、中山等国。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物产条件不尽相同，因此各国铭文呈现出不同特色。例如，东南吴、越以善铸青铜钩剑闻名于世，他们多勒铭于戈、矛、剑、戟之上，这些兵器本身面积就小，铭文字数自然就少。楚为南方新崛起的泱泱大国，刻意学习北方文化，因此春秋楚铭形式多样，不拘一格，既有像《王子午鼎铭》那样以崇孝祈寿为宗旨的铭文，也有像《卲王簋铭》那样标记性的短铭。齐国自西周以来为东方大国，一些世卿家族有一定的文化积累，为后人留下了较有内涵的铭文，如《叔夷鎛铭》、《叔夷钟铭》是春秋罕见的长铭，铭文记载齐灵公对正卿叔夷的三次训诰，颇有西周训诰铭文遗风，只不过此类铭文在春秋时期数量太少。

春秋铭文语言的发展大趋势是由繁趋简，内涵平淡。现存春秋铭文以中短篇居多，例如，《邗王是埜戈铭》：“邗王是埜（野）乍（作）为元用。”［3］364《大王光戈铭》：“大 王光爰自 乍（作）用戈。”［3］366《越王勾践剑铭》：“越王勾践自乍（作）用剑。”［3］372《江小中母生鼎铭》：“江小中母生自乍（作）甬（用）鬲。”［3］413《宋公戌钟铭》：“宋公戌之謌（歌）钟。”［3］505《滕侯吴戟铭》：“滕侯吴之……。”［3］515此类铭文仅标明器主，谈不上有什么历史文化内涵。有些铭文简单地表达了器主愿望，如《郑伯盘铭》：“奠（鄭）白（伯）乍（作）盘也（匜），其子子孙孙永宝用。”［3］498《鲁大左司徒元鼎铭》：“鲁大左司徒元乍善（膳）鼎，其万年眉寿，永宝用之。”［3］520这些铭文由某人作某器以及祝福套语组成，质木无文。其他如《王子于戈铭》、《吴王孙无壬鼎铭》、《陈侯鼎铭》、《陈侯壶铭》、《蔡侯方壶铭》、《蔡侯朱之缶铭》、《蔡公子果戈铭》、《蔡公子加戈铭》、《王子婴次鑪铭》、《楚王孙渔戈铭》、《楚子鼎铭》、《邓子午鼎铭》等都只有廖廖数字，似乎又回到殷末铭文状态。

有些春秋铭文沿袭西周中后期以来四言押韵传统，将铭文往四言韵文方向推进一步。兹举数例：《吴王光鑑铭》：“用享用孝，眉寿无疆。往己叔姬，虔敬乃后，孙孙勿忘。”［3］365《陈公子甗铭》：“用征用行，用蒸稻梁，用祈眉寿，万年无疆，子孙是尚。”［3］390《蔡侯尊铭》：“威义（仪）遊遊，霝颂讬商（彰）。康娱龢好，敬配吴王。不讳考寿，子孙蕃昌。永保用之，冬（终）岁无疆。”［3］394这些语句基本上都是四言，句句押韵。《蔡侯钟铭》铭文凡20句，只有2句是五言，其余18句全为四言。《王孙遗者钟铭》共26句，除4句之外，其余22句全为四言。可以明显看出春秋铭文有意学习《诗经》语言形式。

四、衰落期：战国铭文语言

青铜器铭文在战国时期继续凌迟颓势，至战国末叶宣告衰亡。

战国前中期有几篇大型铭文。《曾侯乙编钟铭》共64篇，凡2828字。各件编钟铭文标明此钟的音阶名称，详细记载该钟所置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铭文中多音乐术语，这是战国时期弥足珍贵的音乐文献。《鄂君启节铭》分为车节铭和舟节铭，车节铭147字，舟节铭164字。这是楚怀王颁发给鄂君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凭证，属于典型的应用文字。这些铭文经济、音乐文献价值虽高，但谈不上有多少语言艺术成就。语言艺术价值较高的是《中山王鼎铭》，这篇铭文469字，赞美中山国相赒（即司马憙）辅佐幼主、伐燕得地的功绩。铭文中有一些名言警句，如“与其汋（溺）于人施（也），宁汋（溺）于渊”，“事少女（如）长，事愚女（如）智，此易言而难行施（也）”。铭文用充满情感气势的语句赞美国相赒开拓疆宇的功绩：“含（今）吾老赒亲帅参（三）军之众，以征不宜（义）之邦，奋桴振铎，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剌（列）城数十，克敌大邦。”［3］567-569这些语言显然打上了战国铺张扬厉、辩丽恣肆的时代印记。《中山王方壶铭》是《中山王鼎铭》的姊妹篇，全文450字，铭文赞美司马憙的功绩，但采用了四言押韵的形式，例如：“节于禋齐，可法可尚；以卿（飨）上帝，以祀先王。穆穆济济，严敬不敢怠荒。因载所美，邵（昭）察皇工（功），诋郾（燕）之讹，以儆嗣王。”“隹（惟）逆生祸，隹（惟）顺生福，载之简策，以戒嗣王。惟德附民，惟宜（义）可长。子之子，孙之孙，其永保用亡（无）疆。”［3］574，575结合当时情势推测，这两篇铭文虽然系于中山王名下，实则可能是出于权臣司马憙的精心运作，司马憙希望将他的功业勒于金石，以流芳千古，因此才组织文士写下如此精彩的铭文。

像《中山王鼎铭》、《中山王方壶铭》这样有文采的长铭在战国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战国铭文语言持续走向萎缩。主要表现是：勒铭变铸为刻，不少铭文字迹粗劣草率，简陋随意，形式简短，质木无文，有的铭文仅记载铜器斤两容量，或者记载铸器工人之名，似乎又重新回到殷商标记式铭文的原始状态。少数铭文简单地说明铸器宗旨，如《曾姬无卹壶铭》说作壶是“望安兹漾陵”，《邳伯罍铭》说铸器目的是“用祈眉寿无疆”，《陈逆簋铭》说簋是为“皇祖大宗”所作，“台（以）匄羕（永）令（命）眉寿”，《十四年陈侯午敦铭》说为皇妣孝大妃作器是“台（以）烝台（以）尝，保又（有）齐邦”，这些铭文虽然不能说意蕴深厚，但语言文字之后多少寄寓有一些思想。更多的战国铭文没有思想文化底蕴，缺少宗教、政治、伦理、历史、文化内涵。如《大后廚官鼎铭》：“铸客为大后脰官为之。”《王后六室豆铭》：“铸客为王后六室为之。”《集廚鼎铭》：“铸客为集脰为之。”［3］440，441，443这些铭文仅简单地标明铸客为器主制作。有些铭文更为简单，如战国早期《越王者旨於睗剑铭》：“越王者旨於睗。”［3］375“越王者旨於睗”就是越王与夷。《越王剑铭》在剑柄正反方向铸了四个“戉王”，未铸越王之名，这样的铭文只是标记器主，连一个完整的句子都算不上。有些铭文标明铜器之所属，例如，《曾侯乙戈铭》：“曾侯乙之寝戈。”［3］455《哀成叔豆铭》：“哀成叔乍豆。”［3］501《宋公得戈铭》：“宋公得之造戈。”［3］508《陈侯因咨戟铭》：“陈侯因咨造。”［3］560《商鞅戟铭》：“十三年，大良造鞅之造戟。”［3］611这些铭文仅具标识意义。有些铭文连器物名称也予以省略，如《郾侯载矛铭》：“郾（燕）侯载乍（作）左军。”［3］565铭文意思是说燕侯载所作器为左军用矛，省去关键性词语“矛”字。与此类似的还有《郾王职戈铭》：“郾（燕）王职乍（作）御司马。”［3］565有些铭文仅记载铜器的斤两容量，如《廿八年平安君鼎铭》、《卅二年平安君鼎铭》、《梁上官鼎铭》等。有些铭文虽然略长一点，但也只是简单地记事，如战国晚期《楚王盦章鎛铭》：“隹（惟）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陽，楚王盦章乍（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陽，其永寺用享。”［3］430铭文简要叙述了楚王盦章行动踪迹、为曾侯乙铸作宗彝以及安放彝器的经过几件事，如同记流水账，从内容到形式都无足观瞻。既无社会内涵，又不具艺术审美价值，青铜器铭文至此走向衰亡。进入汉代以后，铭文还是一直有人在做，不过历史文化背景变了，铭文的内容和语言形式变了，铭文载体也变了——它们不是铸刻在青铜器之上，而是载于简帛或纸上，这些铭文已经不是本文所讨论的青铜器铭文了。

［1］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三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2］陈致.从周颂与金文中成语的运用来看古歌诗之用韵及四言诗体的形成［C］／／“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诠释——纪念譚朴森先生逝世两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9.

［3］马承源.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四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