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桥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宁波，315211）

“斯芬克斯之死”
——论《动物园的故事》中的身份危机与人际隔离

张连桥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宁波，315211）

美国当代戏剧家爱德华·阿尔比的早期作品《动物园的故事》是一部描述因身份危机而导致人际隔离的伦理悲剧。剧本围绕着杰瑞渴望心灵表达、寻求伦理存在而展开，讲述了现代社会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隔阂并由此造成了彼此交流的障碍和人际关系的危机。本文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方法，紧扣主人公杰瑞所遭遇的家庭伦理变故，探究杰瑞伦理身份改变的原因及其伦理选择的过程，试图揭示作品所展示的特定伦理环境下的伦理悖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人为设置了“精神栅栏”而彼此隔离，如要拆除这种栅栏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文学伦理学批评 《动物园的故事》 身份危机 人际隔离

《动物园的故事》（TheZooStory，1958年）是阿尔比的早期独幕剧，此剧是阿尔比作为献给自己30岁的生日礼物而创作，首次于1959年9月28日在德国柏林的“席勒剧场工作访”（Schiller Theatre Werkstatt）演出。由于阿尔比拥有特殊的人生经历，尤其是他作为被遗弃的婴儿和被收养的身世，是他戏剧创作的源泉，他的戏剧创作有着明显的自传色彩，正如梅尔·古索（Mel Gussow）所指出的那样：“通过阿尔比的戏剧，人们能看到他是如何塑造戏剧人物的、能理解为什么他就是阿尔比和他为何成为一个剧作家的原因。”[1]针对该剧作过于简略的人物与情节，史蒂芬·博顿斯（Stephen Bottoms）指出，剧作“以引人注目和富有争议的对话（controversial dialogue），和以‘两个男人和普通公园长椅’、能负担得起的低预算的‘极简主义’（minimalism）风格，作为代表新剧作家声音的发射场，来吸引批评家、舞台制片人和公众对外百老汇戏剧的再生潜力的关注”[2]。对于《动物园的故事》的创作手法而言，罗斯·津巴多（Rose A.Zimbardo）认为：“《动物园的故事》之所以成为我们戏剧的新发展的标志，在于阿尔比通过混合象征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方式来凸显它的主题。”[3]有关《动物园的故事》的创作旨趣，学者们还分别从荒诞派、存在主义、虚无主义等理论视角对之进行阐释，这些研究成果无疑为我们理解《动物园的故事》提供了多维的视角。

然而，归根到底，《动物园的故事》讲述的是一部因身份危机而导致人际隔离的伦理悲剧。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人同兽区别开来以及在人与兽之间做出身份选择”[4]。《动物园的故事》围绕着主人公杰瑞遭受了一系列家庭伦理变故而展开，讲述杰瑞沦落为一个被社会所抛弃的流浪汉孤儿的故事。本文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方法，紧扣主人公杰瑞遭遇身份危机与人际隔离的伦理主线，逐一分析杰瑞遭受家庭伦理变故因而陷入伦理困境的诸多伦理结，探究杰瑞身份危机背后的根源及其伦理选择的过程，进而挖掘作品的伦理内涵。

一、家庭伦理变故与身份认同危机

《动物园的故事》以阿尔比一贯的“极简主义”风格演绎了一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离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杰瑞在公园里游荡，之后与正在享受午后休闲阳光的彼得搭话，彼得出于礼貌简单回应杰瑞的询问与对话。期间，杰瑞向彼得描述了他租住的公寓、公寓里的陌生人和他所有“财产”。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以一种“局外人”的口吻，讲述着他自己的身世和遭遇：

杰瑞 ……当我十岁半的时候，亲爱的老妈抛下亲爱的老爸离家出走；她参与我们南方城市的通奸巡回活动……一个持续一年的旅途……和她交往最密切的一个男人……在那些人中，在她交往的很多人中……是一个叫巴雷库恩先生。至少，亲爱的老爸是这么告诉我的……在他倒下之前……他去把她的尸体带回北方。我们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接到的噩耗，你知道，即亲爱的老妈在阿拉巴马州的某个垃圾场里与死神一起离开人世。而且，要是没有死神的话，她就不会那么受欢迎。我的意思是，她是谁？死尸……一条北方的死尸。不管怎样，亲爱的老爸庆祝新年超过两个星期，之后倒在一辆运行中的市公共汽车前轮底下一命呜呼，这彻底解决了家庭纠纷。哦不；还有我妈妈的妹妹，她既不犯罪，也不沾酒。我搬过去和她同住，她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了，只记得她做任何事情都哭丧着脸，哪怕睡觉、吃饭、工作和祈祷。在我高中毕业那天下午，她上楼回到她的房间，也是我的房间，失足倒在楼梯上死了。一个恐怖的中欧笑话，如果你问我的话。[5]

从杰瑞这段自白中可知，杰瑞先后遭受了三次家庭伦理变故：其一，杰瑞的母亲参加巡回通奸活动，导致过度纵欲而死。其二，在杰瑞的母亲死后，杰瑞的父亲前往阿拉巴马州认领杰瑞母亲的尸体并带回安葬。之后，杰瑞的父亲倒在了公共汽车的前轮而自杀身亡。其三，双亲去世后的杰瑞寄养在其姨妈家里，他的姨妈是其最后唯一的亲人，她终生未嫁，终日沉默寡言，最后猝死在楼梯上。

显然，杰瑞从一个有父母疼爱的幸福孩子变为一个孤儿，直至沦落为没有任何亲人照顾、乃至最终被社会所抛弃的流浪汉。杰瑞因为自己父母的双亡，幼小的心灵遭受了重大的创伤，尽管杰瑞对自己的遭遇报以无所谓的态度，甚至他对于自己父母和亲人的离世早已麻木不仁，但是可以想象，年仅十岁的杰瑞在其父母去世以后，在他的寄居生活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慰藉和关怀，相反，他的姨妈与他之间就像陌生人一样，从不交流，这对杰瑞幼小的心灵创伤无疑是雪上加霜。

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与身份有着紧密的关系。“在众多文学文本里，伦理线、伦理结、伦理禁忌等都同伦理身份联系在一起……伦理身份是构成文学文本最基本的伦理因素……伦理身份的变化往往直接导致伦理混乱。”[6]杰瑞所遭遇的系列家庭伦理变故是杰瑞生活中遇到的系列伦理结，这些伦理结的形成改变了他的伦理身份，也改变了他的生活。因此，杰瑞伦理身份的改变是其身份危机的根源，而且这种认同危机伴随着他的一生，影响着他的价值判断与伦理选择。

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力求还原伦理现场，探寻伦理身份、伦理选择与伦理环境之间的必然关系。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人的伦理选择有时是主动的，有时却是被动的，人从出生开始，直至生命结束都在经历着种种伦理选择。杰瑞沦落为孤儿是被动的选择，但是杰瑞沦落为流浪汉却是杰瑞主动选择的结果。杰瑞在主观上放任自己，与世隔绝，最终被社会所抛弃。因此，伦理身份是伦理选择的前提，同时伦理身份的改变也是伦理选择的结果。杰瑞被迫接受伦理身份的改变，成为一个没有亲人的孤儿，这个被动接受的伦理身份影响了杰瑞之后的伦理选择。世界上的孤儿有很多，有的孤儿在社会的关照下融入社会，积极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有的孤儿却因为其自身遭受的创伤，以至于始终无法融入社会。杰瑞便是后一种类型的孤儿，他成为流浪汉这一结果既是由其伦理身份的改变所带来的，同时又是其伦理选择的结果。

值得说明的是，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身份往往与伦理责任和伦理义务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动物园的故事》中，杰瑞沦为流浪汉孤儿，与其说是杰瑞遭遇的一种伦理变故，还不如说杰瑞的遭遇是其父母的伦理选择的结果。从杰瑞简单的回顾中，我们不难发现，杰瑞母亲离家出走参加巡回通奸活动，并因此纵欲暴毙。我们不禁追问，杰瑞母亲为何要离家出走？是主动离家出走还是被动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之后为何情愿做一个妓女也不愿意归家？她为何宁可死在垃圾堆里也不愿意与自己的丈夫和儿子生活在一起？这些疑问在剧本中无从查询，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杰瑞母亲背离了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伦理责任与伦理义务。“伦理选择是从伦理上解决人的身份问题，不仅要从本质上把人同兽区别开来，而且还需要从责任、义务和道德等价值方面对人的身份进行确认。”[7]显然，杰瑞母亲的伦理选择与其伦理身份不相符合，离家出走等同于放弃了她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参与通奸活动又违背了其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

在杰瑞的母亲死后，杰瑞父子在新年与圣诞之间接到了这个噩耗。杰瑞的父亲在“庆祝”新年长达两个星期之后自杀。同理，杰瑞的父亲为何要“庆祝”？为何要自杀？杰瑞的父亲刻意“庆祝”新年是因为窃喜他的母亲“死的活该”而再不“丢人现眼”？抑或是杰瑞的父亲过于悲伤、难过以致精神失常？而杰瑞父亲的自杀又是因为杰瑞母亲行为而含恨自杀？还是因为杰瑞母亲的去世而悲痛自杀？可以说，杰瑞父亲同样遭遇了其妻子非正常死亡的伦理变故，他选择自杀身亡是同样放弃了其作为人父的伦理责任与伦理义务，把这一切悲伤和痛苦留给年仅十岁的杰瑞，并由此给杰瑞带来一系列的伦理变故和身份危机。实际上，无论杰瑞的母亲还是杰瑞的父亲，他们在对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也同样遭受到自我认同的危机，最终他们放弃了属于自己的伦理身份，也就等同于放弃了自己应该履行的责任与义务。

二、渴望情感表达与寻求伦理存在

根据文学伦理学批评，“由于人的斯芬克斯因子的特性，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在伦理选择中形成的不同组合导致人的情感的复杂性，即导致自然情感向理性情感的转化或理性情感向自然情感的转化。文学作品就是描写人在伦理选择过程中的情感是如何转换的以及不同情感所导致的不同结果”[8]。所谓的理性情感便是道德情感，非理性情感是自然情感，两者之间可以实现转化，转化的可能则取决于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之间较量与博弈的结果：如果人性因子有效地控制和约束了兽性因子，则人的伦理意识发挥作用，道德情感得以形成；反之，兽性因子主导了人性因子，则人受到本能的驱动，道德情感则转化为自然情感。

从杰瑞的自我追溯中，他的道德情感被他自己刻意淡化或隐藏，比如杰瑞自始至终没有描述他父母之间的感情、他与他父母之间的感情，甚至我们也感受不到他对他已故父母的思念。杰瑞坦露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而且我承认我早已无动于衷”[9]，可见杰瑞对其父母的感情十分淡薄，相反杰瑞把他父母的非正常死亡看成是一个“中欧笑话”。此外，从杰瑞的追溯中，他坦露对其姨妈也没有好感，甚至他对其姨妈猝死在楼梯上的原因也毫不关心。按理，杰瑞的姨妈作为他最后的亲人，如果对杰瑞精心呵护，严格管教，也许杰瑞高中毕业之后会选择进入社会，谋求一份职业，不至于沦落为一个流浪汉。然而，在杰瑞的寄养生活里，其身份认同的危机感并没有消减，相反日益加强；杰瑞渴望心灵表达、渴望情感呵护，然而他所处的现实环境满足不了这种需要。

杰瑞身上道德情感的缺失与他自己没有获得这种道德感情的体验有关，然而，杰瑞却对自己的自然情感津津乐道。杰瑞坦露，由于其父母的离世，心灵上有着难以愈合的创伤，加之从他姨妈那里得不到任何情感温暖与道德指引，在其孤独无助和缺乏交流的青春期，陷入了一段与公园管理员之子的同性恋情。同性恋经历让处于青春期的杰瑞对性行为产生了厌恶，使他在心里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古怪的人。之后，成年的杰瑞虽然摆脱了同性恋对他的折磨，但却无法和女人正常交往，一度沉迷于风尘女子。在杰瑞仅有的“财产”中，保留着一副春宫画纸牌，说明杰瑞成年后依旧有着对异性的渴望。杰瑞对异性、爱情和婚姻是充满渴望的，而他之所以无法正常与异性交往，一方面他的伦理遭遇让他对这一切产生了恐惧，另一方面他的伦理身份在客观上没有为他的需求提供一个有利的条件。此外，杰瑞渴望情感表达与寻求伦理存在的过程中，其日常人际交往也经历了失败：一方面，他不知道如何定位自己在社会中的关系和角色；另一方面，杰瑞生活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自从他沦落为流浪汉之后，社会各类人群也逐渐抛弃了他。杰瑞虽然居住在曼哈顿西区，却对自己的邻居一无所知，更谈不上相互串门、互为朋友。正如杰瑞自己说的那样：“我是一个永远的过客，我的家在纽约市曼哈顿西区一个令人恶心的寄宿公寓里，而纽约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阿门。”[10]

作为一个伦理存在的人，自然渴望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渴望着情感表达，实现人在社会中的存在价值。杰瑞自然情感的坦露，充分说明了他身上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对其发挥的不同作用，及其伦理选择的过程和结果的不同。在与人交往失败之后，杰瑞把目光转向了动物，在公寓里与一只黑狗建立起短暂的关系，但很快这种关系便破裂。作为《动物园的故事》的“戏中戏”， 杰瑞向彼得分享的“杰瑞和狗的故事”，占据着大量的篇幅。杰瑞和狗的纠缠，对彼得来说不过是一个笑话。“对杰瑞来说，这却是极为重要的关系；他不仅能通过这个关系看到自己的悲剧，而且也能看到整个人类的悲剧。”[11]

根据杰瑞的叙述，剧中的黑狗对杰瑞汪汪直叫并咬破他的裤子，这被杰瑞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待遇”和“殊荣”：这只狗对他十分友好。之后杰瑞与黑狗纠缠不清：先是杰瑞对狗百般溺爱，就像宠爱亲人、朋友一样，以期与狗成为朋友，然而，由于杰瑞“讨好”黑狗只能换取短暂“友情”，这让杰瑞非常生气，几乎失去理智。在非理性意志的推动下，杰瑞决心要毒死这只狗，以此报复它对他的“背叛与欺骗”。 有趣的是，杰瑞企图杀狗，却又对自己的行为十分后悔，万般担心狗的生命安危，虔诚地为狗的生命所祈祷，甚至愿意与狗一起死去。所幸经过抢救，黑狗“大难不死”，杰瑞经历了与狗“感同身受”之后与狗达成谅解。正如杰瑞所说：“我们怀着既悲伤又猜疑的复杂心情相互凝视着，然后我们假装漠不关心。我们安全地从对方身旁走过；我们之间达成了谅解。”[12]

由此可知，杰瑞与狗之间“爱恨情仇”暴露着杰瑞渴望交流、渴望表达的内心需求。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是依靠理性去约束自己的言行，而动物则依靠本能行事。杰瑞为何会把这只黑狗当作“人类”来对待呢？杰瑞为何会做出如此错误的判断呢？实际上，杰瑞与狗之间建立起的“短暂情缘”是杰瑞一厢情愿的结果，是其道德情感得不到有效释放而任由自然情感泛滥的结果。杰瑞的行为与动物无异就体现了杰瑞身上兽性因子发挥作用，控制着他身上的人性因子。正是杰瑞身上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的不同组合与变化体现了他做出的种种伦理选择的不同。

三、“斯芬克斯之死”：人际藩篱的拆除

在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斯芬克斯在俄狄浦斯王回答了问题之后，明白了人与兽之间的本质区别，也明白了它自己作为具有理性的“兽”在外形上无法与人类相同，从而选择了跳下悬崖自杀身亡。“斯芬克斯关于人的谜语实际上是一个怎样将人和兽的区别开来的问题。”[13]斯芬克斯的自杀也证明了人是一个有理性意识的人，而动物则纯粹凭借动物本能生存。“人同兽的区别，就在于人具有分辨善恶的能力，因为人身上的人性因子能够控制兽性因子，从而使人成为有理性的人。人同兽相比最为本质的特征是具有伦理意识，只有当人的伦理意识出现之后，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一种伦理的存在。”[14]因此，人具有人的外形之后，仍需经过伦理选择把自己从动物中区分开来，构成人的本质特征在于人是否具有理性意识，是否像人一样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亲善的人际关系。

《动物园的故事》中，杰瑞作为故事讲述者，多次向彼得重复自己去了动物园，要告诉彼得一个有关“动物园的故事”。在他们并不积极的互动交谈中，彼得表面上彬彬有礼、无动于衷，却忍不住多次追问、催促杰瑞讲述“动物园的故事”。 阿尔比充分运用这种语言重复的策略，并且将这种策略贯穿全剧。实际上这种会话策略正是构成杰瑞和彼得之间继续交谈下去的驱动力，唯其如此，杰瑞才能有机会向彼得展示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直到最后，杰瑞告诉了彼得有关“动物园的故事”：

杰瑞 现在我来告诉你动物园里发生了什么；但是首先，我应该告诉你我为什么去动物园。我去动物园是为了探寻更多人与动物存在的方式，动物与动物共同存在的方式，动物和人共同存在的方式。也许这不是一个公正的结论：每个人都被栅栏彼此隔离，动物之间绝大多数也是被栅栏隔离的，人与动物也总是被栅栏所隔离。但是，如果是一个动物园，就是这样的存在方式。[15]

由此可见，在杰瑞所讲述的“动物园的故事”里，杰瑞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动物”：住着动物园一样的楼阁，与邻居之间像动物一样彼此互不了解，互不往来。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动物与动物之间都被无形或有形的栅栏相互隔离（separated），这种隔离是造成彼此之间无法真正了解与交流的根本原因。因此，《动物园的故事》中杰瑞所讲述的“杰瑞和狗的故事”，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杰瑞作为“流浪汉孤儿”长期所遭受的“非人”般的待遇，最后只得与狗交流、与狗建立起一种社交关系，由此窥见这一切背后的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另一方面杰瑞对彼得讲述的有关“动物园的故事”就是暗指杰瑞所租住的公寓就是一个“动物园”，甚至整个人类包括杰瑞和彼得在内的故事都是“动物园的故事”:“杰瑞与狗的故事成为阿尔比关于人类关系的看法的相似物。”[16]

为激起彼得的愤怒，让彼得真正表达出自己的情绪而不是无动于衷地回应，杰瑞对彼得挠痒痒，还试图把彼得从凳子上挤下去。为了进一步地刺激彼得，杰瑞拿出自己的小刀威胁彼得。显然，杰瑞的目的不是为了刺杀彼得，而是为了激怒彼得，让彼得能真正产生情绪反应，能真正意义上实现有效的交流，就像杰瑞并非真心想毒死那只黑狗只是为了与黑狗达成某种谅解一样。正当彼得紧握着短刀企图自卫的时候，杰瑞却扑上去自杀身亡。杰瑞的自杀构成了戏剧冲突的核心，使剧情实现了“突转”。由于杰瑞长期忍受着被当作动物而被人为地隔离开来，在内心里渴望打破这种僵局，希望拆除掉人与人之间的栅栏的。“他苦于人际关系的冷酷，人与人之间的不能沟通，于是以死完成了与他人真正的沟通：人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17]杰瑞催促彼得尽快离开现场而免遭别人看见或被警察抓住，同时杰瑞还做了两件事以确保彼得的人身安全：用手帕擦掉小刀上的指纹，提醒被吓蒙了的彼得把落下的书带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杰瑞用自己的死亡提醒彼得以后不再麻木不仁和无动于衷：“阿尔比试图让我们明白，杰瑞的死亡与像基督的牺牲是一致的。”[18]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杰瑞的自杀早有预谋：从杰瑞遇到彼得开始，杰瑞就告诉彼得他去过动物园，并要告诉彼得有关动物园的故事。在与彼得谈话开始不久杰瑞便说：“如果今晚你在电视上看不到有关动物园的消息，你明天会在报纸上读到。”[19]杰瑞为何要这么预测彼得一定会在电视上或者报纸上阅读到这个消息？显然，杰瑞渴望被关注、被重视，而他得到人们的关注就是他最后死在动物园的消息：“一个流浪汉在公园里自杀身亡。”而这个有关流浪汉自杀身亡的故事就是一个“动物园的故事”。因此，杰瑞用自己的生命打破了他和彼得之间的僵局，拆除了他们之间的藩篱，实现了真正有效地沟通。“《动物园的故事》的启示纯粹体现在濒临自杀的异乎寻常往往比普通的恐吓和危害市民更有趣。”[20]由此可见，杰瑞遭受身份认同危机之后，在渴望情感表达与寻求伦理存在的过程中，面临着斯芬克斯之谜的问题，即做人还是做兽的问题。仅有人的外形却没有人的灵魂、没有人的情感，成为一个被关在动物园里的动物无异的人，这不是杰瑞继续活下去的理由，这种蓄谋已久的自杀行为正好说明杰瑞伦理意识在发挥作用。

四、结语

在古希腊神话中，尽管斯芬克斯有着人的头型，却没有人的理性与情感，选择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暴行，实际上，这一举动恰恰证明了她最终做出了人的行为，即通过死亡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有理性的人，用死亡的方式完成了她的伦理选择。在《动物园的故事》中，无论是杰瑞的父亲因为母亲的背叛和遗弃而绝望自杀，抑或是杰瑞自己因为长期遭受到人际隔离而绝望自杀，都是在情感驱动的作用下，受到非理性意志的驱动从而选择了终结自己的生命并结束这种生活。通过分析《动物园的故事》中的伦理冲突，我们发现作品展现出的特定伦理环境下的伦理悖论：杰瑞居住的公寓乃至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巨大的“动物园”——人与人之间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甚至相互仇视，没有心灵沟通，没有平等对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动物园一样，人为地设置了“精神栅栏”而彼此隔离，而一旦一方试图要拆除他们之间的栅栏，则会引起彼此之间的斗争或者矛盾，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实际上，阿尔比戏剧中所表现的这种特定伦理环境下的伦理悖论并非仅仅存在于阿尔比戏剧作品之中，当代美国戏剧作品中也普遍地表现了反映这种悖论的伦理命题，这恰恰是当代社会伦理危机的寓言：传统的伦理关系与伦理准则遭遇破坏，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和不同于以往的道德尺度。毫无疑问，这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有着一定的警示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13&ZD128】、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爱德华·阿尔比戏剧研究”【13YJC752035】、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当代美国戏剧的舞台导演与表演艺术研究”【12QN02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Mel Gussow，EdwardAlbee:ASingularJourney，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99.p.17.

[2] Stephen Bottoms,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EdwardAlbe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3.

[3] Rose A.Zimbardo，“Symbolism and naturalism in Edward Albee’s The Zoo Story”.Qtd.in C.W.E.Bigsby,ed.,EdwardAlbee:ACollectionofCriticalEssays.Englewood Cliffs,N.J.: Prentice-Hall,1975,p.45.

[4]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2页。

[5] Edward Albee,TheCollectedPlaysofEdwardAlbee（Volume 1），New York: Overlook Press,2005,p.23.

[6]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2010年第1期，第12～22页。

[7]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3页。

[8]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0页。

[9] Edward Albee,TheCollectedPlaysofEdwardAlbee（Volume 1），New York: Overlook Press,2005,p.23.

[10] Edward Albee,TheCollectedPlaysofEdwardAlbee（Volume 1），New York: Overlook Press,2005,p.32.

[11] [美]凯瑟琳·休斯：《当代美国剧作家》，谢榕津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第79页。

[12] Edward Albee,TheCollectedPlaysofEdwardAlbee（Volume 1），New York: Overlook Press,2005,p.31.

[13]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14]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外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6期，第9～21页。

[15] Edward Albee,TheCollectedPlaysofEdwardAlbee（Volume 1），New York: Overlook Press,2005,p.34.

[16] Ronald Hayman，ContemporaryPlaywrights:EdwardAlbee，London: Heinemann,1971,pp.6～7.

[17] 张鸿声：《满纸荒唐言——荒诞派戏剧》，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83页。

[18] Dorothy Parker,ed，EssaysonModernAmericanDrama:Williams,Miller,Albee,andShepard，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7,p.109.

[19] Edward Albee,TheCollectedPlaysofEdwardAlbee（Volume 1），New York: Overlook Press,2005,p.17.

[20] Wendell V.Harris，“Morality,Absurdity,and Albee”,Southwest Review 49（summer,1964）,pp.249～256.Qtd.in Philip C.Kolin and James M.Davis,CriticalEssaysonEdwardAlbee，Boston: G.K.Hall,1986,p.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