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洪卫，王东强

（重庆文理学院，重庆 永川 402160）

中国哲学作为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课程之一，不仅具有向学生传授哲学知识和训练其哲学思维的功能，而且具有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它可以使学生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自觉坚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和历史的选择

中国传统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稳居正统地位，鲜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这种状况，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才发生根本改变。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遭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封建经济和政治之反映并反过来为之服务的传统文化，已经不能有效地回答和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至此，先进的中国人便开始了通过学习西方文化来变革传统文化，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历程。其间大体上经历了从物质层面变革的洋务运动，到制度层面变革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再到观念层面变革的新文化运动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变革虽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而言，并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未能使中国人民摆脱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这一状况直到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并建立中国共产党，才开始发生根本转变。

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所以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就在于它最适应中国社会变革、救亡图存的需要。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旨契合了新文化运动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的需要。新文化运动推崇的德赛精神，凝聚着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核心理念。马克思主义作为德国乃至整个西欧思想和学术的高度结晶，则天然蕴含科学与民主两大主旨。其次，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同于一般西方近现代文化的显著特点，属于“西方的反西方主义”。[1](p285)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大工业的基础之上，但又不是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永恒性作辩护的理论，而是揭示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和昭示社会主义前途的理论，它理应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从而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的历史性选择。最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十月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此时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而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和运动的主力军，对运动的胜利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在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从而使他们坚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信念，使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武器。

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所以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还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诸多内在的契合性。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p2)中国传统文化虽未达到现代唯物主义的高度，但也蕴含着许多精辟的唯物主义思想。如管仲提出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的论断，已比较接近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其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它是辩证法思想发展的高级形态，是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中国传统文化也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如《易经》提出的“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的思想，认为世界万物无不处在运动变化之中，变化的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这些思想虽未达到唯物辩证法的高度，但在表现形式上，却与其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再次，二者都具有实践性特征。“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p139)中国传统文化亦有自成体系的实践传统。如孔子提倡：“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等。中国传统文化讲的“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之间，确实含有实践目标的一致性。最后，二者都追求公有制的社会目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有制。中国传统文化的远大理想则是原始公有制时期的“大同社会”。二者也有着理论描述上的相似性和价值观念上的相近性。

中国的先进分子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并使其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才焕然一新。至此，马克思主义便开始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国哲学在其教学中若能阐明这一点，便可使学生树立起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便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包括与中国传统文化实际相结合，从而使其中国化，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先后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说明，两大理论成果都源自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下面仅举几例加以说明。

首先，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学风提升为党的思想路线。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实事求是”这一概念的，是东汉时期的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称赞河间献王刘德的治学态度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不过这时的“实事求是”还主要是汉代古文经学派提出的一个考据学命题，而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命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实际相结合，从而使其中国化的过程中，通过赋予“实事求是”以崭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涵，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4](p801)才形成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其次，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践理性发展为“不搞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三个有利于”等实践观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具有实践理性的特征。其表现，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说，就是不拘泥于事物“是什么”，而主要关注事物“怎么样”，即关注事物的现实功用、实际效果，以有利于人们实践目标的实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作深入探讨的过程中，正是通过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实践理性，提出了“不搞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猫论”、“三个有利于”等实践观点，使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中搁置了一些关于事物“是什么”，即事物概念定义、本质属性的争论，集中精力进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坚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用实践的功用效果和“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标准，从而真正摆脱了姓“社”姓“资”思维方式的束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再次，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社会”目标改造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中国传统文化很早就有了小康概念。其含义主要是指达到“大同社会”远大理想的现实目标——“小康社会”。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小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提出了以1980年为基数，到20世纪末，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人均一千美元，进入小康社会。然后在21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为我国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又次，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提升为党的群众路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孔子提出的“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的主张；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著名论断；荀子提出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的形象比喻等。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的党的群众路线，正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使其中国化的过程中，通过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而创立的。其内容包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5](p209)坚持它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最后，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在西周末年就已经产生。当时的史伯已认识到，由不同元素相配合才能达到矛盾的均衡和统一，使事物形成和谐稳定的状态。如史伯所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孔子继承了史伯“去同而取和”的思想，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主张。孟子也很重视社会的和谐状态，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的著名论断。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正是通过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和谐思想，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正因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因此，中国哲学在其教学中若能阐明这一点，便可使学生自觉坚持这两大理论成果，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每一位中国哲学教师，都应为此作出自己的努力。

[1]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下）[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