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哲学世界二重化的历史嬗变一直伴随着哲学自身的阶段性发展，这一古老的理论设计和概念内涵不断地被激活、充实和转型，并隐含在哲学不同样式的自身之变化中。希腊哲学在面对变换不居的感性世界时，借助于早期形而上学对本体的追问，凸显了理念世界的价值重要性，理念世界的永恒性保障了知识与价值绝对性，所有感性世界与理念世界两个领域的划分是形而上学的必然选择。究其根本，世界二重化理论就其实质上是思维自身在对本体探究过程中的二重本性的展现。随着世界二重化理论的确立，对二者紧张关系的消解也随之展开，黑格尔、尼采和海德格尔都试图突破这一两难境遇，尝试通过思维自身来调适二者之关系，但均没有达到最初的理论预期。从现实的历史维度观察会看到，真正完成这一任务的是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只有马克思真正消解了世界二重化的抽象的思维本性，从实践层面重新理解世界二重化的本质规定，在突破西方哲学的抽象性的世界二重化的同时，彰显出自身哲学的现实路径。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15）06-0093-07

作者简介：陆杰荣（1957—），男，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浦家滢（1987—），女，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博士生。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现代形而上学思想研究”（14BZX114）、2012年度辽宁省教育厅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价值观建构”（ZW2012010）。

西方哲学奠基的一个理论原则就是西方哲学的二重化理论的建构。也可以说，这一原则确立并奠定了西方哲学的理论框架和对形而上学的把握方式，而这一理论模式的开启与哲学的发端之同步进程，开启于形而上学对本体论主要走向的探究。从形而上学的逻辑推移分析，立足于对哲学思维的二重化本性的分析，可以说，希腊哲学的一个基本的思维指向就是对世界二重化的建构模式的创立，并在希腊哲学中得以养成，且一直引导着西方传统哲学的演进方向。对哲学二重化理论的理解似乎贯穿于哲学的整个过程。马克思哲学以自身的独特的方式破解了西方哲学之传统建构。

一、西方哲学二重化理论的思维建构

“惊异”激发了形而上学的思考，希腊哲学对世界本原的探询为形而上学奠基，此时的形而上学家们借助经验观察和理性思维来作为观察世界的特别方式，将万物的基始归结为自然本体。泰勒斯认为万物是生于水而又复归于水的，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万物的本质应是阿派朗的，阿那克西美尼认为事物的原始基质是气的，赫拉克利特则对永恒的活火进行论述，这些都是他们运用自身理性对自然世界进行经验观察后进行思考的结论。据此，经验所带来的直观经验就在思维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以经验为判断依据，在思维中对具象事物作出最直接的反应，这种直觉式、体验式的思维方式天然地蕴含在思维本性之中。但无论哪一种思考均是从本体角度来探究世界本源，致力于为现实世界寻找到一个具有统一性的可靠基础，理性所具有的本体论思维方式成为形而上学的必然思维方式。因此，虽然形而上学家们用自然概念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些自然观念并非仅仅表达纯粹经验，而是对抽象、永恒观念的记挂，埃利亚派关于“理神”和“是者”的论述正是其表征。毕竟仅仅将本体解释为自然之具象并不能满足形而上学的抱负，从具象之实指到抽象之泛指是形而上学必然的进阶之路，因此巴门尼德“存在”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哲学思维纯粹性的新时代的到来，他真正地创造了“基于逻辑的形而上学”。 [1](p78)形而上学对本体追寻的本性致使其思维方式不能框制于繁复的经验表象，要求其超越经验的直观进入到抽象思维模式之中，以逻辑思维来思考形而上学问题，以概念的方式来把握世界，这就造成了哲学有了抽离现实世界而以纯粹的逻辑思维为路径对形上世界进行把握的要求。

哲学一方面有着致思的形上的必然要求，但另一方面其对本原问题的出发点却是从现实的自然世界起步的，于是具有具象之自然属性的经验式思维和内涵抽象之本体属性的理性式思维便双重地蕴含在思维之中。这种具有属性本原的思维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在了这一时期的形而上学家们的论述中，毕达哥拉斯派的“数”、元素派“四根”与“种子”和原子论的“原子”都蕴含着自然与本原的双重性。一方面自然是我们真切感受的存在；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运用抽象概念来对世界进行把握，那么我们面对的世界到底是感性的事物还是超感性的本体，形而上学对世界的理解开始面临两难选择。形而上学思维的两难境遇使形而上学家们对世界的思考方式有了不同的理解和视域，世界二重化的萌芽不经意间被种植在形而上学的发端。古希腊的形而上学家们所面对自然和概念两种思维对象的两难选择，归根结底还是在思维自身的双重性造就了对形上问题思考的双重特质。因此，自然之具象和本体之抽象都是在人的意识中发生关系与冲突的。阿那克萨戈拉选择用人心灵之间的“努斯”来解释自然变化，“心灵是安排一切的原因”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层思考。苏格拉底也是继承了在心灵世界中寻找规定外部世界的原则，以人的基准来思考哲学。但这种心灵转向并非是将哲学拉回纯粹的事实中，而仍然是以概念的方式来把握问题，使得概念不仅能够把握“天上”的问题，还能把握“地上”的问题，扩大了哲学的思维畛域，使哲学在思维中既能够认识自然又能够把握概念。当然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世界二重化是思维内部对世界的划分方式，是思维对世界的把握所必然出现的两种样态。

早期形而上学家思维内在的两难处境本身就是世界二重化的隐约显现，我们面对流转变化的感性事物探讨知识，但真知却需要永恒和必然的理念来保障，而不同的认知能力一定有不同的认知对象，因此理念必须独立于感性世界。也因此使得柏拉图在其中看到了理念与事物的区别，将世界划分为两个部分：理念领域和物理领域，从此我们对世界的描绘有了两种方式：可知的世界和可感的世界。从本体论角度，柏拉图从巴门尼德的“存在”出发，将世界划分为能够述说永恒本体的本体界和承载流变现象的现象界。从知识论角度，作为可感的物理世界，是由我们感官所承接的世界，而感官为我们所能呈现的只能是变换不居的世界和充满不确定性的丰富经验，因此它显露是现象而非真相，注定其研究路径是意见之路。理念世界是感官不能捕捉、仅思想可知的世界。理念世界的真理之路是通向“存在物存在”的光明之路，唯“存在”方能不生不灭、永恒唯一，保证普遍必然知识的存在，这个世界更为真实。在这样一种思维的建构方式下，世界在思维中便被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领域，形而上学中的二重世界分立结构获得其完成的可能性，确定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未来展现方向。但世界二重化构造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柏拉图哲学的完成，而这仅仅是其哲学发展的发轫。从古希腊哲学开启一直到柏拉图对世界二重化的思考本身也是人类抽象思维不断提升的过程，以概念把握抽象的能力不断被训练出来。经验事物由于其流变特性被视为现象，而永恒不变的存在才是形而上学之思的终极对象，世界二重化的确立同时意味着理念世界真实性的确立，形而上学从对自然世界的考察导向对于终极实在的探询，而这才是柏拉图世界二重化之建构目的。所以柏拉图对世界二重化划分的主要意义在于将存在者的绝对价值和永恒意义赋予到超感性的理念世界之中，理念世界的预在性成为形而上学的基础，这才能使人的存在超越表象之流变进入永恒境域。

既然形而上学被确定为对殊相的本质与实在性的研究，是对永恒境域的探索，那么形而上学便具有了本体之本质、概念之特性。因此亚里士多德便在其基础上将形而上学阐述为是“是其所是（being qua being）之科学”，据此来探究存在之本质，并以范畴学的方法构建概念性的本体论来表征形而上学。但在亚里士多德开显存在之本质的同时，必须解决两个世界的分离所带来的困难，解脱理念论的“分有”之结，因此必须厘清两个世界的内在关联。唯有消除二者分离对立、互不交通的状态，才能抵制存在的真实状态，其形式质料说似乎是这一努力之结果。亚里士多德指出：“本体是形式所寄，形式与物质两者就结合为综合实体。” [2](p148)我们既不能单独考虑具体事物对实体的意义，因性质不能脱开对象存在；又不能忽视实体之内在形式，质料唯依赖形式而渗透其在场性，且形式与质料的结合乃产生事物的运动与变化，实体沿形式的增添而上升，直至纯形式的神圣实体。因此所谓本体即是分离出的形式和不用表述其他东西的终极基质。“形式”成为形而上学的逻辑起点，形式与质料、经验与理念之内在关系成为形而上学发展的贯穿脉络，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的二分化状态的呈现愈加清晰。理念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的逻辑基础，理念世界在现实世界中展现其权力，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通过对世界二重化的构建保证了理念世界存在之合法性，强调了理念世界的至高地位，以此达到了世界二重化建构的根本目的，在思维认识中确立理念世界并赋予其真实性。

这种二重化构建方式奠定了西方哲学的传统思维方式，即便到了近代哲学也无法逃脱思维二重化的理论架构，并且直接导致了近代哲学两种认识指向的紧张关系。古希腊哲学是以径直的方式走向对世界起源的探讨，这必然引起对直觉可靠性的思考，近代哲学即在此背景下试图以经验和理性的关系在认识论中表达对二重世界的看法。唯理主义以天赋观念为理论基点，以自身的理性能力来认识对象，确证经验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分离及理念世界的真实存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意味着“自我”是自明的真观念，而“我”的全部本质在于“思”，即一切知识由观念所构成。斯宾诺莎进一步强调对真观念确认的重要性，真观念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我们对于事物的概念和正确观念是从真观念推论出来的。莱布尼茨则认为普遍必然的观念本来就潜藏在主体中，经验只是起到了刺激的作用。因此，普遍必然观念不可能来源于杂多偶然的经验，因此所谓知识的获得不过是理性自身的发掘与实现，知识属于理念世界，与经验世界无关。经验主义则批判唯理主义的天赋观念，认为经验是观念的唯一来源，以此强调经验世界对思维认识的重要性。培根提倡运用科学实验的方法来认识世界，霍布斯认为物体不依赖于我们的思想而存在，洛克则通过白板说来证明我们获得认识的方法，因此观念是对具体经验的归纳与概括，哲学只有将自己作为经验科学来看待，方能从人类知识体系中获得合法地位。虽然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对于认识来源看法不同，但都是在同样的理性与经验对立的思维模式下来阐述哪一个世界更具有根本性质，仍然局限在思维自身的框架之中，不过是将本体论的经验世界之个别与理念世界之一般的关系问题转化为在认识论中的主客观之间的理性和经验的第一性之争，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面对近代哲学知识论无休止的争论，休谟以怀疑论打破僵局，对传统知识的基础产生怀疑，觉察出知识论对其关联性本身探讨的虚假性，以“是”与“应当”的关联困难来阐释有限经验无法达到普遍理性的最终论断，以此来发掘经验世界和理性世界的各自界限。据此在思维的认识系统中，经验世界和理念世界彻底成为两个互不干涉、完全独立的世界，互不交通。近代哲学对本体的思维方式与古希腊哲学不同，在古希腊哲学中对本体与现象的思考依然建立在思维内部，是概念的对象，但是在近代哲学中，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所论述的本体已经不仅仅局限在思维内部的本体，而转变成为思维的外在对象，据此，思维内部的抽象与具象的双重属性变成了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对峙关系，因此，其实在近代哲学中世界二重化关系已经不再仅在思维内部表现自身的紧张关系，而是以思维与思维之对象的关系方式来展现矛盾，这本身就是思维对其自身双重本性矛盾的扩大化，使二重世界的关系进入更严重的僵持阶段。

二、思维对世界二重化紧张关系的自我调节尝试

为了摆脱唯理主义的独断和经验主义的被动，调和有限经验和普遍理性之间的鸿沟，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做出了诸多尝试，试图为经验世界和理念世界找到关联路径，二重世界范围的划定及其内在关联的厘定成为形而上学新的问题。对此，康德认为理性自身在未被批判之前，不能独断地割裂本体和现象的关系，并试图通过对理性自身的批判从思维内部调节二者的关系。他秉承经验主义原则，加入具有唯理主义因素的“先天综合判断”来对理性进行批判，梳理认识过程。首先从纯粹理性批判入手，认为感性受到物自体的刺激得到感性直观，使经验事物得以进入到理性认识范围，理性有消解经验杂多性的能力，使现象统一于形式本身，知识获得普遍必然。虽然先天综合判断解决了有限经验到达普遍理性的方式，但是却由此派生了“物自体”和“现象界”，即“理念世界”和“感性世界”的二元区分，“现象界”归属于纯粹理性的认识范围，“物自体”则划分到实践理性。根据这一批判结果，康德对二者的解决方式是为二者划定自身的界限，在有限性中展开其形而上学的面貌。但康德不满足于此，试图通过实践理性使自由意志内含着与无限勾连，隐含着对形而上学无限性的向往，“这种使命不受此生的条件和界限的局限，而是进向无限。” [3](p221)但毕竟康德哲学的整体框架还是建制于有限框架基础之上的，“在康德那里世界仍然是一种二重化的世界，也表明了其在解决二元论时仍然拘泥于二元论的窠臼。” [4](p302)

分离的世界盼望寻找到自身的统一，打破康德哲学带来的形而上学板结化结果，弥合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裂痕成为后来哲学家的任务。黑格尔运用辩证法，试图在更高层次上寻找统一的方法，他将自然历史和精神世界描述为不断运动、上升的过程，以“绝对精神”为统摄，在过程中揭示二者的内在联系，这仍然是思维内部的一次自我调节尝试。“辩证法是现实世界中一切运动、一切生命、一切事业的推动原则。同样，辩证法又是知识范围内一切真正科学认识的灵魂。” [5](p177)思维经过抽象的知性、否定的理性和可能的理性三个辩证阶段，使最初的“无”经复杂的外化再回到自身而变成“具体概念”。世界历史的发展所遵循的理性来源于精神的理性，精神首先背弃其自身，外化为自然界，自然界赋予了精神的多样性，“自然界是自我异化的精神”。 [6](p21)之后再通过对外化的自然形式的扬弃回归自身，经历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达到绝对精神，当精神达到绝对精神意味着它穷尽了自身的所有可能，自然界和精神世界达到统一。自然、社会和人的精神都是绝对精神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形态，而绝对精神才是世界的本质，绝对价值根植于永恒世界的合理性就在于此。据此，自然界和精神世界在黑格尔哲学内部被完整地关联起来，并且自然界和精神世界在绝对精神之中不是无差别的静止的两个世界，而是在不断运动中以矛盾、冲突的方式展现自身的动态过程。

显然，德国古典哲学为了解决柏拉图主义二重世界划分所带来的认识论中的巨大矛盾，试图重新对思维自身进行批判，通过理性自身的能动性来达到二者的统一，恢复二者之勾连关系，但这种努力仍然遭受思维自身条件的制约，因此德国古典哲学的这种形而上学方式遭到了随后哲学家们的强烈质疑，尼采就是其中最显著的一个代表。他认为形而上学家们对超感性世界的论断完全是自我欺骗的假设，形而上学对起源的赞美，无非是“形而上学的事后冲动”，是对历史一厢情愿的重建，形而上学将自身价值归属于超感性，而完全忽略感性世界的人的存在，人自身的重要性意味着他不可能失去在世界中的位置，所以我们对世界的考察必须首先考虑人的先在性。“对身体的信仰比对心灵的信仰更为基本：后者乃起源于那种对身体的非科学考察的窘迫疑难。” [7](p133)从这一层面来看，黑格尔只在思辨内达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却并没有影响到现实的世界。尼采认为对传统形而上学价值的肯定本身就是对生命的否定，形而上学的繁盛象征着生命力的颓废，只有对超感性世界进行废除，才能使凸显人的生命存在，使“最充沛的生命的理想”成为可能。据此，尼采实现了对柏拉图主义的价值的翻转，在感性的基础上通过权力意志来阐述形而上学的本质，以此瓦解二重世界的建构，把哲学从彼岸的理念世界带回现实世界。但在其破除超感性世界的崇高价值的同时，也将虚无主义弥漫至他的哲学之中，虚无主义成为人类不可摆脱的命运。究其原因，尼采对柏拉图的反对在本质上还是建立在柏拉图两个世界的划分的基础之上，不过是对理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位置进行了颠倒，不再强调理性世界的真实性，转而述说感性世界的实在，而并非真正消解了柏拉图二重世界的本质。形而上学家为探究存在之本质确立世界二重化的同时打开了虚无主义的大门，要超越虚无主义就必然展开对世界二重化的消解。

消解世界二重化及其带来的虚无主义成为新的时代课题。虚无主义的产生在于对存在的遗忘，“从存在之命运来思考，‘虚无主义’的虚无(nihil)意味着：根本就没有存在。存在没有达到其本己的本质的光亮那里。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显现中，存在本身是缺席的。存在之真理失落了。它被遗忘了”。 [8](p816)因此，要克服虚无主义就要从对存在本身的探讨开始，海德格尔对其做出尝试，把物质与精神的对立、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全部都拉回到存在中，踏上寻找超越虚无主义之路。之前的形而上学对本原、本质的勘探是对存在者的思考，而不是存在本身，存在本身被存在者所遮蔽。存在从来不是存在者，它不具有对象性，只是通过存在着来渗透、开显自身的存在着状态。当海德格尔试图厘清“存在”之时，他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存在者——“此在”作为自己思考的出发点。因为只有“此在”是能够追问哲学问题的存在。因为存在唯有通过与人自身之“此在”才得以呈现。此在的“我”不是实体，而是生命的展开，是在自然、文化和历史中的展开，是有能力的主体。且这种主体与笛卡尔所构建的主体不同，不是以客体世界为对象的主体，而是存在于世界中的主体。此在的在场使通达到存在本身成为可能，人的生命的有限性构建了存在的整体性，人在世界的短暂停留的过程中守护存在，以“解蔽”的方式让存在者“敞开”，到达自由的“澄明之境”，从而展现存在之本真，超越虚无，理念世界和经验世界全部消解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之中。固然海德格尔所描绘人的此在方式要求与现实世界有关，但他不断地述说“诗意的栖居”终究还是停留在模糊的描绘，他的暗示与暧昧却很难从单纯的概念变成切实的行动。哲学的概念并不愿意仅仅停留在超验性，它要寻找他的现实性，“哲学所研究的对象是理念，而理念并不会软弱到永远只是应当如此的地步，而不是真实如此的程度。所以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现实性”。 [5](p45)同时我们也会发现，随着哲学史对世界二重化问题的推进，世界二重化问题已经不再只是单纯的思维领域内部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思维的外化问题，而是与“存在”相关，对于世界二重化的理解也随着传统哲学探究的深入逐渐现实化。而在真正意义上将世界二重化消解在现实层面的是马克思的哲学，真正使哲学从“终极关怀”转变为“现实关怀”。

三、马克思对世界二重化消解的历史进路

虽然现代哲学试图以不同的方式破解形而上学的“轴心框架”，但“任何理论的破解方式都有着路径依赖的问题，其依赖的路径从总体而言似乎都与对现实的改造毫不相关。” [4](p304)这种仅停留在意识内部的破解方式，终究跳不出柏拉图主义二重世界的根本思维方式。毕竟世界二重化的建立是由思维自身保有的二重本性所决定的，如果我们还囿于思维自身便无法摆脱思维之双重本性。而马克思不同，他看到了理论与现实对立的本质，将二重世界的思考建立在现实层面之上，认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 [9](p127)于是，要化解理念世界和经验世界的对峙关系必须从现实出发，打破理论僵局，以实践的方式开解，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不是思辨中概念的堆叠和演化，而是人在世界中的现实生活的过程的展现。

传统形而上学是对超验形上世界的勾画，对精神本体的追求，隐含着对现实世界的否定，并将这种致思取向通过理性思维对二重世界的建构与描绘而徐徐展开。但当我们再进一步，就会发现造成思维具有双重属性的原因在于形而上学对于外部世界追寻的内在原则来源于人之主体，“哲学在本质上是以哲学的方式对人的本性的理论把握”， [10](p103)人虽然在现实世界中生存，以感性直观来感受世界，但却是运用具有主观性的意识来进行思维活动，在意识内构建对世界的认识，所以形而上学其发展状况实际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人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时代的形而上学都超脱不出相应时代的精神状况。如要彻底解决世界二重化所带来的思维上的紧张关系，必须消解形而上学的根本品性，而近代哲学开启的对知识的探讨，对人主体性的确立，并没有在根本上转变形而上学的本体依赖本性，目的论的形而上学探讨方式一直预设着超验世界的存在。因此要彻底转变形而上学的本性必须超越抽象精神的探讨方式，从根本上批判一直存在于形而上学之中的彼岸化抽象的本体。于是，马克思首先对世界的现实性进行了强调，批判西方哲学自古以来的抽象思维路径。传统西方哲学以纯粹抽象的无限的实体来取代人之主体地位，而人的缺席使得传统哲学不能摆脱二重世界的思维方式，割裂感性世界与理念世界的联系，感性世界反而成为彻底的抽象，呈现出虚无之状态，当然，与人无关的理念世界亦无法证明其存在价值。因此，哲学必须以其理性对人的现实生存状态进行把握，“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现实生活的过程。” [11](p72)经验的观察应依据经验而不是思辨，世界的架构产生于现实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人，思维的二重本性仍是现实的人的二重本性的体现。实践之于理论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在马克思看来，理论所带来的所有的神秘主义都可以在感性的实践中得到理解，是人的实践打通经验世界与理念世界的隔阂，二者在实践上才真正达到了统一。

在这一思想的奠基之上，马克思又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人出发，人的内容和性质不是依靠本体世界而获得，它是有生命的、现实的，不能归结为单一的抽象的定义，它的生存性在不同的语境与环境中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着，充满着异质性的结构。因此，马克思认为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的二重化实质上是人的生存方式的二重性的、异质性的表征。首先，“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对待”， [11](p45)人不仅是“自然的存在物”，也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所有人天生就内涵着两种矛盾的状态。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孕育了人并提供人生存所需的一切条件，直接规定人的生命属性，使人的生命得以存续。因此自然对人有先在性和决定性。当我们转换视角，从自身出发，也可以认为自然就是人的“无机身体”，是人置于现实世界生存本身所必需的一部分。在另一方面，人还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所以人面对自然有其主观能动性，他能依靠自己的感性实践活动来影响世界，使自然界按照人的意愿来发展，在这一意义上，自然界随着人类对其的影响扩展，就不再仅是“自在自然”，而是“人化自然”，人的意愿不断在自然界中变成现实。所以，人在实践过程中不断生成充满人类创造意识的充满理想性的世界图景。但是现实的实践活动又让人不停留于单纯的理想之中，人的超越性不能摆脱生活世界的经验限制，以否定现实的理想性再展开理想的现实性的方式显现自身，在理想性和现实性碰撞中往返，所以人还是历史的动态的存在。于是，在实践活动中，人面对真实的自我又不断创造新的自我，以此完成“个人的全面发展”，在现实与理想中动态地为人类的自由展开了自身全部的本质和无限可能，而其可能性有着现实的实践基础。

拥有双重属性的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开放自己的实践状态，在属于人的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中不断切换，实践构成了理解人性的现实基础。马克思哲学对实践的理解与传统西方哲学不同，不是单纯将实践作为认识的一个环节的精神过程，而且还要体现实践的现实能动过程。实践超越了思维领域的挟持，与人的现实的生产生活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从此它不仅仅涉及理念世界，也与经验世界相关。于是，在马克思的哲学中，世界的二重化不再是思维中的拥有紧张关系的二重化，而是人之现实与理想在世界中不断展现，是人通过实践不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为现实的过程。当然实践只能改变自然存在物的具体存在形态，不能改变其自然客观属性，现实世界以其对人实践的限制来影响人对自然界的判断，制约人的实践能力，以此不断加深人对自然以及人自身的认识，不仅“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 [9](p96)而且通过对理想愿景的修正来提高其实现的可能性程度。马克思通过诉诸感性活动的物质生产的二重性克服了西方传统哲学伴生的虚无主义，将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统一于人的实践活动中，打破了传统西方哲学的二重化框架对世界的诠释方式，将哲学的注意力从对本质与理念的苦苦追寻转引到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关注人真正的生存境遇。也因此，马克思改变了哲学一直以来的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11](p57)解释世界不意味着不会改变世界，改造世界不意味着不需要解释世界，但是对世界的“解释”与“改造”的观念转变却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对改造世界的强调意味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是现实屈从于理性原则，而是人从现实出发来与世界打交道，以此来申述人对世界的建设力量。不再关注思维层面的对世界的解释方法与过程，而是以现实的态度来面对世界，以现实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来考虑世界，世界对于人来说不再是客体的直观的纯对象化的世界，而是人参与其中通过感性活动的实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它表现着现实的人的活生生的生活过程，以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对人的终极关怀。

历史的真正动力在于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了历史进程，因此人的发展就是他对世界的改造过程，人类的选择给予了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当世界可被改造，预示着世界的未来发展拥有着无限可能之展现，世界的历史境遇被马克思彻底敞开。面对被敞开的新世界，哲学对世界的思考也就不能只是一种特殊的知识，或者只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而应该是一种具有批判性的人的活动，是一种人在现实和理想的互相影响下以现实的思想力量不断从对旧世界的批判中发现新世界的过程。马克思不仅要面对人的现实存在状态，还要反思人的现实生存的发展趋势，达成对世界的改善和对自身的全面发展，回归到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性。马克思的实践路径彻底转变了传统西方哲学对世界的思维方式，传统西方哲学曾经以对本质世界、理念世界的追求遮蔽了人的本真存在，而马克思对人的强调是将人从被理性遮蔽的状态下凸显出来，人在人的现实的实践过程中创造自己的本质，进而指出哲学的力量不在于理论而在于现实，在于“改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