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玉波

爱国科学家的旗帜侯祥麟

侯祥麟，化学工程学家，燃料化工专家。

担任过石油部部长的王涛曾深情地评价侯祥麟是“中国爱国科学家的一面旗帜”。

侯祥麟的爱国精神贯穿着他生命的始终。在他刚刚考入北平燕京大学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作为入学才几天的新生，侯祥麟满腔热血地投入到抗日爱国运动之中，在街头散发抗日传单，到前线慰问将士，参加请愿团赴南京要求政府出兵抗日，还和同学们一起募集资金，为前线战士买了一万顶钢盔……和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信念，已经成为他生命中最坚实的支柱。

侯祥麟将要毕业时，日军在各处频繁使用毒气炸弹，防毒面具的研制成为重要课题。侯祥麟经过试验，发现橄榄核做出的活性炭吸附能力不错，可以代替紧缺的椰子壳，于是就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写成了毕业论文。

1935年，侯祥麟考入上海化学研究所后，开始接触马列主义著作，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的肩负民族危难、抗日救国的政党。1938年，他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他想到延安去工作，但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他便接受组织安排，到国民党部队当了一名化学兵部队干部培训班教官。在这期间，家人屡屡催其结婚成家，他总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回答，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结婚，那一年，他已经43岁。

1939年，干部培训班被迫转移到重庆。在“汽油贵如血”的年代，为了支持前线抗日将士，侯祥麟和两位燕大同学一起，以桐油和菜籽油为原料，每天为前线的战车炼出一、两千公斤宝贵的汽油、柴油。他还尝试过用煤低温炼油、把酒精掺入汽油作燃料，都取得了成功。

抗战即将结束时，中国共产党深知战后的中国需要一批专业知识更丰富、政治觉悟更高的石油专家，就派侯祥麟等人赴美国深造。1950年学成后他回到了新中国，从此，侯祥麟的名字就和航空炼油、五朵金花、两弹一星联系一起，写在了中国石油化工发展的史册上。

潜心学术研究的黄汲清

黄汲清，石油地质学家。曾领导松辽平原、华北平原等地的石油勘探工作，是发现大庆油田的功臣之一。

1937年10月，日寇进逼南京。时任中央地质调查所的黄汲清组织领导了本所的两度大搬迁，保护了各种器具和专业人才，为日后西北能源勘探开发工作奠定了基础，这是黄汲清在抗战中的第一个贡献。

到达重庆后，面对缺油少气的危局，他更加忘我地投入到了能源开发事业中。1938年，黄汲清带领所里的青年地质学家陈秉范在四川隆昌圣灯山，发现了我国的第一个工业气田——圣灯山天然气田。这些胜利鼓舞了黄汲清，1941年他辞掉行政职务，专心地投身到西北石油考察中。重实业不恋官，在勘探开发方面取得巨大成绩，是黄汲清在抗战中的第二个贡献。

不管是为官还是在山野中勘探，黄汲清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学者。抗战期间，黄汲清第三个贡献就是致力于学术研究，留下了丰富的著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石油勘探开发理论，《钻探四川油田之我见》《新疆乌苏独山子石油及煤气矿床说明书》《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元》（英文版）《三十年来中国地质学》等，都是抗战期间完成的。其中，1943年完成的《新疆油田地质调查报告》，提出了“多期多层生储油”的陆相沉积生油学说，从理论上突破了“中国贫油”论的束缚。

新中国成立后，黄汲清参加了大庆等油田的勘探工作，为中国石油勘探事业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痴迷于矿产勘查的谢家荣

谢家荣， 地质学家。

日军在“七七事变”后攻入北平，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系主任、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所长的谢家荣并没有走。翁文灏指令他多滞留一段时间，妥善处理北大撤离后地质系遗留的财产。这期间，日伪政权教育局想让他回北京大学任教并担任校领导，被谢家荣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当时，北大地质系还留有铂金坩锅等贵重物品，为了不让这些东西落入日军之手，谢家荣冒着生命危险将其拿回自己家中，交给夫人吴镜侬保管。后来，吴镜侬将这些贵重物品随身携带到了越南海防，完好地交给了中国政府驻海防领事手中。后来，翁文灏通知谢家荣可以离开了，他才冒充日本商人费尽周折离开了北平。

此后，谢家荣担任了江华矿务局总经理和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等职。抗战期间，谢家荣致力于矿产勘查，达到近乎痴迷的程度，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在西南地区调查了煤矿60余处，探明铁矿16处、铜矿20余处、银铅锌矿25处，汞矿10处、金矿3处、钨矿1处、锡砒矿5处、锑矿7处、铝矿27处、石油矿3处，还有盐、瓷土、磷灰石、硝石、硫磺、石棉、云母、刚玉矿等多处。这些重大矿藏，都是在谢家荣的直接参与或指导下发现的，极大地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日热情，为前线提供了一定的资源。

抗战期间，谢家荣没有放弃科学研究和著述，先后完成和发表了《广西西湾煤田地质》等60余篇科学论文， 创刊出版了《矿测近讯》等4种出版物。

抗战胜利后，谢家荣曾去台湾等地进行石油地质调查。新中国成立后，谢家荣与黄汲清等人一起编制了《中国含油远景图》，组织了包括24个地质队、18个物探队、20个地形测量队的石油勘探队伍，在全国各地展开工作，为日后大庆、胜利等油田的发现奠定了基础。

少有炼油志的赵宗燠

赵宗燠，人造石油专家。

赵宗懊读小学时，听老师讲“汽车、轮船、飞机是用现代工业炼制的汽油、柴油作动力燃料驱动的”，使他心驰神往.当父亲问他长大以后想干什么时，他脱口而出：“炼油”。

1917年爆发了“五四”运动。年仅15岁的赵宗懊正在南京读中学，多次带领同学参加示威游行、抵制日货等行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为了圆少年时代的炼油梦，1924年，赵宗燠考入南京大学化学系。中日爆发“一·二八”松沪之战，淞沪之战被留校任教赵宗懊不顾当局和学校的重重阻挡，毅然参加了学生抗日义勇军小分队,奔赴上海，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为前线将士运送弹药、食品，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不久，赵宗燠因母病返回家乡四川，一边在重庆川东师范和四川中心试验所等处工作,一边照料母亲。此时，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侵略行为愈演愈烈，民族命运危在旦夕。一直怀着“科学救国”、“工业救贫”信念的赵宗懊深感自己所学有限，难以帮助自己的国家。于是，l935年，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赴德国柏林工科大学化工学院，攻读石油加工和石油代用品转换工程技术（煤化学工程）专业。

留学期间，他一面刻苦学习研究，一面组织成立了中国留德学生燃料读书会，冒着危险 、千方百计地收集技术资料，间接调查实习有关工程建设，积累知识和技能，以备日后为国家所用。

1939年毕业回国时，日军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已经燃至我国大半疆土，国家正在生死存亡之际。为了支援抗战和实现“科学救国”抱负，他放弃了几所大学和军政部的高薪聘请，选择了待遇菲薄，资金、物资、技术和人才都很匮乏的合成油试验厂。他要为浴血奋战的前线将士输送贵如血液的能源。

赵宗燠提交了人造石油厂的建厂报告。报告经蒋介石、翁文颧等人审阅批准，不久，在重庆北猪宝源煤矿坑口附近正式建成合成油厂。此后，赵宗懊组织几位留德同学等数十人，进行了合成油工程及其他代用品的研究试验及生产准备，研究试验取得很大成果，有的还达到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

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在上有敌机轰炸骚扰、下缺有效支持的情况下完成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正在要进一步做工业化试验和生产时，由于资金等多种原因，没有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支持。

抗战胜利后，赵宗燠满怀希望地提出了新的合成石油生产计划，但建议没有被当局采纳。不久，他花了很大心血办起的合成油厂被迫关闭。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参加、指导锦州合成油厂的重建和二期建设工程，毕生所学的科技救国之术才算有了用武之地。

“中国石油钻井第一人”严爽

严爽，石油工程专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了东三省，正在吉林省穆稜煤矿任职的严爽离开东北，参加陕北油矿的开发建设工作。从延长到玉门，严爽一直是冲在石油开发最前线的专家与领导者。

经历了东三省的沦陷，对山河破碎有着切肤之痛的严爽，决心全力以赴将陕北石油采出来，为打击侵略者出力。1934年5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任命严爽为陕北石油勘探处矿技术员兼任延长区主任延长，开采陕北石油。当年9月，在陕北延长打出了第一口出油井，日产1.5吨，严爽也成为中国石油钻井第一人。

7个月后，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攻占延长。中央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任命严爽为中央石油厂厂长，主管技术，高登榜任行政厂长兼党支部书记。石油厂生产进入正轨，先后为红军和边区政府生产出煤油、蜡烛、油墨及油印纸。严爽还研制出防护油膏，供红军防治冻伤使用。1936年初，严爽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在毛泽民的关怀下，严爽与边区女子冯玉兰结合。

1936年6月，东北军攻占延安，将严爽等原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的职员带回西安。1937年，严爽赴美国等地考察石油工业。1938年6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调用严爽为筹备处主任兼矿务工程师，开发玉门石油。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不仅支援了两部冲击式钻机，还选送了一批熟练的石油工人赴玉门参加开发工作。

1939年5月6日，他主持开钻玉门第一口井自喷出油。1941年4月21日，4号井发生强烈井喷，从而发现了玉门油田的主力油层。这个好消息让老君庙几乎在一夜之间闻名于世，也令大后方的人民激动不已，极大地振奋了中国军民的抗日精神。1939年到1945年间，共钻井61口，产原油7866万加仑，为抗战前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抗战线束后，严爽曾任中国石油有限公司（驻上海）协理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严爽曾担任石油管理总局副局长等职。

“中国输油第一人”翁心源

翁心源，石油储运工程专家。

翁心源为翁文灏长子。1934年7月从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铁路建设工作。日军大举入侵中国后，铁路建设被迫中断，而石油成为最重要的抗战物资。翁心源听从时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的父亲翁文灏的建议，于1941年来到了刚刚成立的甘肃油矿局工作，改行从事石油事业。第二年3月，前往美国学习石油管道运输。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能够出国学习，翁心源十分重视这样的机会，他一面认真考察美国油管工程实际状况，一面进行从玉门到兰州输油管道的设计和研究，并于1943年10月写成专著《油管工程》，系统而简明地论述了油管工程理论与应用，堪称是中国油管工程的开山之作。

1944年12月翁心源学成归国后，便携夫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长途跋涉到玉门油矿，立即开始进行输油管道的设计。他经常顶风冒雪带领技术人员一起到现场测量、监督施工，当年就建成投入使用。这条抗战期间修建的从八井区输油总站到四台炼厂、全长4.5公里的管道，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条输油管道，被人们誉为“地下油龙”。为此，他被称作“中国输油第一人”。

新中国成立后任石油管理总局计划处处长等职，先后组织了多项油气长输管道储运工程以及新建炼油厂等国家重点工程的设计审查、施工质量和验收投产等工作。

“埋头苦干”的陈振夏

陈振夏，石油钻井专家。

1925年参加著名的“五卅”大罢工，被推选为上海中华电气制作所罢工委员会委员长。“七七”事变爆发后，陈振夏投身于抗日救亡斗争，参加了江阴沉船封港行动；上海沦陷后，来到了延安。

延安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斗争的大本营，各种油料当时十分奇缺。1938年春，中央军委军工局决定进一步开发延长石油。在内无石油专家、外无人员可调的情况下，军工局将希望寄托在搞机械出身的陈振夏身上。

因长年战乱，油厂的设备大部分散落在附近方圆百里山林中，部分设备还被山民、村民占为己有。陈振夏效仿党员干部做群众工作的方法，苦口婆心地劝说，才将散失的机器设备送回了油矿。

陈振夏是搞机械设备出身，对打井采油并不熟悉。他只好盯在现场看、听、问、记，了解采油炼油技术，边学边用。在他的努力下，不仅几口废井出了油，还相续打出了“起家井”延长十九井和在七里村的七-1等5口井。短短几年，经厂长陈振夏和工人们的艰苦奋战，延长石油厂年原油产量由红军接收前的44吨，增长到1943年的1279吨，相当于1935年前14年的总和。

延长石油厂赢得了“功臣油矿”的美称。厂长陈振夏的名字也传遍了边区，不仅多次受到表彰，毛泽东还于1944年5月亲笔为陈振夏题词：“埋头苦干”。

带着三个女儿去玉门的靳锡庚

靳锡庚，石油钻井工程专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居住在河南省杞县的靳锡庚领着三个女儿逃难来到陕西省建设厅，经人介绍认识了正准备去玉门老君庙进行石油勘查的孙健初。此时孙健初急需一名测绘人员，便说大敌当前，男儿应为国出力，动员他去玉门开油矿。靳锡庚欣然应允。

1938年10月15日，他带上三个女儿和孙健初乘车从西安出发。越往西走天气越冷，孩子们冻得发抖，他也发了高烧。一周后到达兰州，孙健初、严爽、靳锡庚三个玉门油矿开发的主要执行者第一次在兰州见面。自此，靳锡庚走上了玉门油矿开发的道路，在抗战中为自己的人生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靳锡庚把三个女儿寄养在当地的农民家里。由17岁的大女儿照看两个小妹妹的生活，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油矿建设中来。

在玉门油田创业初期，靳锡庚分管钻井兼采油工作。他试用顿钻钻了6口浅井。1941年，他负责在玉门首次使用800米旋转钻机，钻探8号井时，出现强烈井喷。身为队长的靳锡庚，在危急关头沉着应战，带领钻机班长陶复兴冒着生命危险，顶着气浪，冲上去装上了防喷器，制止了井喷。

1942年冬，靳锡庚作为中国方面的钻井技术人员参加了新疆独山子油矿接收工作，撰写了《独山子油矿钻采概况》，对独山子油矿进行了详细介绍和特点分析。回到玉门老君庙对井场布置和重泥浆的储备，采取新的措施，并自制了泥浆搅拌机和油层射孔枪等，代替了人工劳动，提高了工作效率。从1943年以后所钻的井再没有发生井喷事故。

1945年5月，抗战即将走向胜利，他到美国学习钻采技术。第二年回国后仍然回到玉门油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靳锡庚先后被担任石油部勘探司钻井处副处长等职。靳锡庚一生追求进步，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在84岁高龄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