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聪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23）

学术界在研究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模式时，大多认为中国古代国家势力并未真正控制基层社会，基层社会是由地方组织（或者乡绅）管理下的自治社会。马克斯·韦伯指出传统中国的治理模式是“有限官僚制”，“正式的皇权统辖只实施于都市地区和次都市地区……出了城墙之外，统辖权威的有效性便大大地减弱，乃至消失。”［1］（p99）明代王守仁及其弟子构建的涵盖乡约、族规、讲学等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就是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模式的直接体现。今天我们在探索和总结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智慧的宏观背景下，有必要细致梳理王守仁心学中的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与实践方式。

一、乡约：基层社会的自我治理

作为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乡约起源于北宋蓝田吕氏兄弟制定的《吕氏乡约》。然而在明朝中期之前乡约并不盛行，直至正德年间王守仁推行《南赣乡约》之后，明朝才出现制定和实施乡约的热潮。关于《南赣乡约》的制定过程、具体内容等，学术界已有较为详细的研究，兹不赘述。在此仅分析《南赣乡约》中体现出的心学治理观以及王守仁在推广乡约中的作用。

1.心学化

在制定《南赣乡约》时，王守仁注重公约的心学化，主动将心学思想融汇其中，实现以心学治理社会的目的。《南赣乡约》开篇有“谕民文告”：“尔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旧恶而不与其善，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为良民而不修其身，尔一念而恶，即恶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