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士忠

尽管已经过去了整整17个年头，我也不愿意相信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我觉得，他只是暂时去出一趟远门，如同他平常总是出差在外那样，过一阵子，就会风尘仆仆地回来。然而，这一次，他走得实在是太远了，丢下眷恋他的亲人、朋友和同事，撒手自己钟爱并苦心经营一生的事业不管，独自去了那个遥远的地方。

贾庆礼同志的离世，对于中国石油和化工事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大的损失，对于我个人来说则近乎失去了一片晴朗而温暖的天空。多年以来，他不仅仅是我的领导，更是我的一位良师诤友。毫不夸张地说，在他身边工作的几年，是我汲取营养最丰富的几年，也是我才干增长最快速的几年。他就像一口深深的老井，清冽的甘泉汩汩流淌，浇灌我，滋养我，荡涤我。他的言传身教，他的批评教诲时时激励我努力工作，像他那样，不知疲倦，不厌其烦。他的领导才能，他的实干精神，他的工作作风，他的群众观点……无一不深深地影响着我，使我受益匪浅。

最近，我正在整理编写一本书稿。在查阅文稿、报刊和有关资料时，看到了许多与他相关的文章，倍感亲切也十分激动。我时时掩卷遐思，过去的点点滴滴如在眼前，仿佛回到那些激情火热的日子，似乎又听到他那洪钟般的期许之音。

算起来，今年的7月24日是他诞辰95周年的纪念日，今年的9月3日是他远行而去17周年的忌日。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我特地将自己在他身边工作时的所见所闻及亲身经历的一些事写成本文，以表达对他的深切怀念。

一

回想起来，是那样的遥远了……

1920年7月24日，贾庆礼同志降生在甘肃省庆阳县。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抗日救亡和地方党的工作，曾任庆阳县青年救国会主任、统战部部长。解放初期，先后担任中共隆德、西吉两县县委书记。不久，调入工业战线，先后担任兰州炼油厂副厂长、厂长，燃化部、石化部基建组副组长，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党委书记、经理。1979年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学工业部副部长。1984年离职休养后，继续担任化工部管理咨询委员会主任，直到1998年9月3日溘然长逝。

是啊，是那么的遥远呢。仿佛从他加入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那一刻起，有一粒种子，就悄悄地落进泥土里了。这粒种子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不断结出新的子粒。对石油和化学工业的情有独钟是他不渝的情怀。把中国建设成为石油和化学工业强国是他的梦想，也是他大半生的追求。在实现梦想的路途上，他勤奋务实、埋头苦干，为我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也许，可以这样理解：贾庆礼同志的整个人生，他的生活、工作、友谊……都是对“革命”的冥悟的过程。正是知道了自己选择的是为人民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千万人的幸福，他对所从事的事业才有如此强大的自信。

他来到世上，就是要完成生命的一场搏击。他的生命为党而生，为国而生，为革命而生，为事业而生。因此，他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实干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令人敬仰和爱戴的一生。

二

历经战火硝烟，开国大典的礼炮奏响大建设的序曲，烈士鲜血浇灌的丰腴大地上开始了恢弘壮阔的大布局。如同一次播种，布局过后是如火如荼的耕耘。

翻开贾庆礼同志的履历，我发现，进入新中国建设时期后，他的人生轨迹变得简单起来：兰州炼油厂——燃化部——石化部——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化工部，近似一条直线，从未离开石油化工战线。但在这简单的足迹里却潜藏着一部把梦想变为现实的传奇。

在巍峨的皋兰山下，黄河滩上，耸立着一座大型炼油厂。这就是我国第一个规模最大，装置最全，工艺最新的现代化炼油厂——兰州炼油厂。因其重要，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称它为国家的“命根子”。

但这项工程建设之初并不顺利。1956年4月29日破土动工后，由于地质条件太差，施工困难重重，在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总是建一建停一停，进度十分缓慢，大大落后于全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工农业和国防建设急需大量油品，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着急。1957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后来担任化工部代部长的徐今强同志被派往兰州组织建设这个年加工原油量100万吨的炼油厂。

到任后，徐今强大胆起用贾庆礼同志担任生产副厂长，做他的助手。他们就像两颗星星，各自凭着各自的热量发出光芒，当两束光交汇在一起时，便显得更加光彩夺目。此后10个月，黄河的咆哮里，皋兰山的松涛里，哨声、夯声、金属的碰撞声此起彼伏再也不曾间断。7000多名建设者在他们的领导和指挥下起动土方200万立方米，铺设各类管道860多公里，用简陋的施工机具吊装大小炼塔60座，这其中有重达170多吨的单体设备。

这是怎样的一种伟力啊！今天的我们实在难以想象。

历史总是公正地把成功交给那些不屈不挠的奋进者。1958年9月，兰州炼油厂一期工程比原计划提前1年零3个月胜利建成，点火试运转一次成功。喜讯传到北京，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等先后题词祝贺和来厂视察。

在兰州炼油厂的17年里，贾庆礼同志从副厂长到厂长，始终坚持不懈抓管理，硬是把厂子建成了全国勤俭办企业的一面红旗。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亲切接见了他。

历史也总是把重任交给那些能堪重负者。

1977年，历经“文革”十年动乱，吉化已是一盘散沙。谁能收拾这个乱摊子？谁能让十几万吉化人信心重拾？石化部党组想到了贾庆礼同志。二话没说，已经从兰州炼油厂调到石化部担任基建组副组长的他奉命赴吉化工作。

这不是一次赴汤蹈火，脚下却遍布“雷区”。

跑、冒、滴、漏、脏、乱、差、软、懒、散，千疮百孔处该如何重整旗鼓？长期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的贾庆礼同志有着丰富的企业工作经验和才能。他从看似平常简单处向“十害”宣战，没日没夜地组织10万大军打扫卫生。

清除了地面上的垃圾，擦净了机器上的灰尘，仿佛揭开了笼罩10年的阴霾，吉化人看到了希望，10多万颗曾经火热的心又渐渐向一起靠拢。

人心齐，泰山移。仅仅10个月，车间里沟见底，轴见光，设备见本色；厂区内一平，二净，三规整。设备不再跑、冒、滴、漏，厂子处处清洁文明。在这300个日子里，他每天起早睡晚，人送雅号“贾贪黑”。

一干5年，这个“贾贪黑”全身心地狠抓以现场管理为重点的各项工作，高标准严要求，创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典范，也创造了300天让一个乱境中的全国最大的化工原料生产基地起死回生的奇迹。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副总理康世恩曾给予吉化和他本人以高度评价。他和“吉化人”共同造就的极具特色又普遍适用的吉化基础管理经验，为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积累了宝贵的管理财富，吉林省各行各业和全国化工行业掀起了一股“学吉化”的热潮。

三

1979年，当浴火重生的吉化以崭新的面貌再次展现出共和国“化工长子”的神采雄风时，贾庆礼同志被共和国任命为化工部副部长。但因为工作需要，他继续兼任吉化党委书记、经理，依然留在那里主持工作，直到1982年调回化工部。

回到化工部后，贾庆礼同志分管全国化工生产工作。当时，我是生产综合司综合调度处副处长，因而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经常跟随他下基层走厂矿。

当时，化工部机关生产综合司及五个专业司局均设有生产调度处和设备管理处。生产综合司对口各省市区化工厅局，各专业司对口重点化工企业。职能相同，各管一摊，都不掌握全局情况。要了解全行业整体生产情况和设备管理问题，得分别找综合司和各专业司的这两个处。

贾庆礼感到了一种不顺畅。这种不畅主要来自机构设置的重复，管理的分散。导致了人力财力的浪费，更缺乏整体概念，整个生产管理体系显得松散而臃肿，繁复而滞阻。

于是，他向部里提出一个大胆建议：将专业司的生产调度处和设备管理处合并到生产综合司，统管全国化工生产调度和设备管理工作。

他的建议立即得到秦仲达部长的同意和支持。

经部党组研究决定，贾庆礼同志受命对部生产管理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改革。除主管国防军工的二局继续保留原机构不变外，化肥、化工、炼化和橡胶四个专业司的生产调度处和设备管理处全部撤销，整建制合并到生产综合司，统管全国化工生产调度和设备管理。

此次调整，理顺了关系，不仅组织机构较为完善合理了，整个工作也变得通畅有效起来。但贾庆礼同志并没有就此止步。当新的机构运行一段时间后，他感到生产综合处与生产调度处工作分工不清，即将其合并到生产调度处，实现了他在吉化时以生产调度为龙头的生产管理体系，简化了工作程序，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人力财力。

四

凡是人类各项活动都离不开管理，大到国家、各行各业，小至家庭，乃至个人。管理是人类活动永恒的主题。

身为工业建设的一名组织者、领导者，贾庆礼同志对企业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更有过于常人。在大半生的时间里，他狠狠抓住这个牛鼻子从不放松，持之以恒，实干苦干拼命干，直至老迈，老亦不改。他不遗余力地下基层走企业，调查研究，检查指导工作，从中发现了不少问题，也进行了很多思考。

1983年秋天的一个上午，他的秘书陶亮同志突然通知我说，贾部长有急事找我。我立即走进他的办公室。他非常谦和而又严肃地让我坐下，说：“企业管理十分重要，企业只有把管理搞好，才能保证生产顺利进行，才能保证国家财产和职工的生命安全，从而促进企业发展。”

此时，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接着说：“要把企业管理搞好，关键在人，要认识清楚‘管理的人’与‘人的管理’的辩证关系。为此，我向部里建议召开一次全国化工系统企业管理大会，动员广大职工人人重视企业管理，人人狠抓企业管理。特别是各级领导，更要高度重视企业管理工作，亲自带头干，做到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秦部长和部党组决定尽快召开这次会议。我已经让办公厅发出通知，并告诉北京燕山石化公司，会在他们那里开。会上，我将做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就由你执笔来写。”

说着，他顺手递给我一叠稿纸。我翻看了一下，是他亲自用毛笔写的报告提纲。他告诉我说：“你就按这个提纲去写吧。注意，就是立观点讲事实举实例，千万不要讲大道理。大道理再讲也讲不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提纲都这么厚，又涉及企业管理多个方面的内容，而且时间很紧，我心里有些打鼓，担心自己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便请求说：“时间太紧了，而且要查阅很多资料，还得向有关同志了解情况，能不能再找一个同志我们俩一起写？”贾部长面带微笑地说：“不用再找别人了，你最了解情况，就你写。”信任和肯定就是无形的力量。虽然感到压力很大，我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回到办公室，我马上仔细翻看报告提纲。提纲共分四个部分，长达15页之多，不仅详细地列出了大小标题，甚至点出了部分要列举的实例，就连开场白和结束语讲什么都写得清清楚楚。这样认真的部长实在少有，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其实也难怪。贾庆礼曾经与徐今强部长共事多年，是徐部长最得力的助手和干将。徐部长就是一位这样的好部长，44年前他抓化肥工作的那段往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粮食还不富裕的年代。保证粮食增收，最急需的就是化肥。纯朴的农民和广阔的土地都在共同呼唤着化肥。

1971年8月，燃化部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燃化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余秋里两位国务院领导亲临大会，要求燃化部当年必须完成1500万吨化肥（标肥）生产任务。

无疑，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甚至说这是一场保住全国亿万人饭碗的战斗也应该不为过，只是不见刀光剑影，只是没有战火硝烟。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从周一到周六，每天晚上，徐部长都要来到化工生产组（相当于司）的生产调度室亲自进行调度，周日他更是上午下午各来一次，与各省市区化工厅局和大中型化肥企业的有关领导直接对话，亲自指挥这场夺肥攻坚战。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几个月，直到任务超额完成。

一位共和国的部长作一名普通的“调度员”，这恐怕也是少有的。时至今日，徐部长在调度电话里讲的那句“你们领导要带领群众大胆干,你们敢上山，群众就敢打虎”的话还不时回响在我耳边，声音还是那样浑厚有力，也还是那样极富感召力。

1972年春。一天，由我起草的一份给国务院的关于化肥生产的报告送到徐部长的手里。他亲自作了较大删减和修改后，又亲自拿着这份报告从部办公大楼二层中间他的办公室上到四层西端侧楼的化工生产调度室交给我。当时的部办公楼是没有电梯的，爬上两层楼，走进我的办公室的时候，还能听到他微微的喘息。他谦和地对我说：“这个报告我作了删减和改动，无非是简明扼要些。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时间非常宝贵，要让领导尽量省点时间。你看看，再斟酌一下，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就尽快送出去。”说完，他转身慢慢走下楼梯。我久久地凝视着他的背影感慨不已。心想，哪里去找这样认真负责、谦和实干、总为他人着想的好部长啊！

而我，偏偏是幸运的。从1964年到1998年，在长达34年的漫长岁月里，遇到了一位又一位的好部长，贾部长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写好这个主报告，我是费了一番心血的。当时，我家住在京郊农村，条件较差，没有办公桌，只能坐个小板凳趴在土炕边上写，整整熬了两个夜晚一个半白天。只可惜，贾部长写的报告提纲和我起草的报告全文在几次搬家和调整办公室后不知遗落何方，至今深感遗憾。

这次全国化工系统加强企业管理大会是化工部建部以来第一次召开这一内容的大会，开得很成功，反响也非常强烈。

五

执着是一种信念，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精神。

贾庆礼是执着的，执着于他所热爱的事业。他工作的最大特点就是从不间断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实地考察，以深邃的洞察力和思辨能力总结经验，查找问题，指导工作，做出决策。

全国化工系统加强企业管理大会召开后，为了检验实际效果，贾部长再次带着我去基层考察调研。当看到各地虽然取得了不小成效，但离高标准、严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不少企业还存在管理滑坡现象，设备仍有跑冒滴漏，现场脏乱，有的企业前院花园化，中间一般化，后院不像话。他十分着急，又一个重大决策开始在心头酝酿。

一次，我和几位同志随他赴吉林、黑龙江两省企业考察后返京。一路上，只见他若有所思，少有言语。在接我们的面包车上，他对我们说：看了这么多的企业，虽然各个企业的管理工作比过去有所好转，但距要求还相差很远。现在，国家要求争创“六好”企业，可我们现在的管理水平怎么创？不解决好跑冒滴漏问题，做到清洁文明生产，创“六好”企业就无异于空谈。我想，首先要在全国化工系统搞一个创“无泄漏工厂”、创“清洁文明工厂”、创“六好”企业的“三创”活动，声势要大，活动要广泛，要持久坚持务求实效。

这一想法是贾庆礼根据化工企业当时的实际情况、化工行业生产的突出特点，以及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提出的。当时，我和朱永涛、于清溪、田进槐等同志纷纷表示赞成。不久，秦仲达部长和部党组即研究决定，在全国化工系统大力开展“三创”活动，并明确由生产综合司负责。

一个群众性的“三创”活动在全国化工系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之前，我们根据部党组的决定，制定了“三创”的具体标准，申请、检查以及复查的各项程序。特别规定，企业提出申请经检查合格后颁发牌匾，三年后复查时如果不合格，将收回牌匾。这些规定很快下发到各省市区化工厅局和大中型化工企业遵照执行。在秦部长的领导下，贾部长亲自出马具体负责主抓这项活动。活动一直持续到1998年化工部撤销。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末，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化工部坚持不懈将“三创”活动打造成为一个“品牌”，持续不断地促进化工系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使全国化工企业的管理水平、精神面貌整体有了较大的改观。

即使今天看来，这项活动的开展其意义和影响也是重大而深远的。无泄露工厂的提出与当前所倡导的节能减排如出一辙，对创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保障职工的身体健康发挥了积极作用。创建清洁文明工厂与当前所倡导的环境友好以及正在大力开展的加强环境治理工作紧密相关。“六好”企业要求在生产任务完成好的同时必须要思想政治工作好。可见，30多年前那场“三创”活动的大力开展具有前瞻性。它的提出者和决策者具有独具慧眼的预见性思考。

在此之前，贾部长还曾提议搞一个学先进、赶先进，树立吉化为先进标杆的活动，以进一步促进全国的化工企业管理迈上一个新台阶。经部党组研究，《全国化工系统开展学习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的决定》下发全国化工系统，“学吉化”活动迅速展开。

当一个个建议被提出时，我们看到的是他思想的踪迹。

1984年4月，贾部长到了离开工作岗位贻养天年的时候。我们都劝他，你也是60多岁的人了，又患有多种疾病，就好好养养身体吧！他却笑呵呵地说：“入党宣誓时说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60多岁就休息那还叫奋斗终生啊？”他担起化工部管理咨询委员会主任的担子，成了生产综合司，特别是企业管理处的常客。了解情况，出主意，提建议，指导我们如何抓好企业的管理工作，特别是现场管理工作，如何真正做到像吉化那样“沟见底，轴见光，设备见本色”，焦炉见不到火，看不见烟，炉底所有管道一尘不染，染料生产车间窗明墙净不见色斑。

贾庆礼依然深入基层帮助企业解决生产中的难题。这时，他经常风趣地说：“我早已离岗了，现在是真正的‘假部长’，不会再给我升官了。我来的目的就是希望你们把企业搞好，把我国的化学工业搞上去！”肺腑之言平实却感人至深。1988年，山西潞城市大型复肥厂的引进设备开车后一直问题比较多，不能正常投入生产。贾部长带领工作组去蹲点，一到厂就立即穿上工作服深入现场摸情况，抓住锅炉、气化、复肥三个关键环节，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20多个日日夜夜，复肥厂终于实现了连续运转。

1989年8月，顾秀莲到化工部任部长不久，提出要把“学吉化”活动作为化工部重点抓的三件大事之一进一步开展下去，并派我带领工作小组立即去吉化总结经验。贾庆礼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介绍吉化的情况和先进典型事例。当我们带着提炼出的吉化“五条基本经验”、“四种革命精神”回到北京，他再次来到生产综合司企业管理处办公室，同我和朱永涛等同志一起逐字逐句地推敲。他很认真地提出“五条基本经验”的第二条“坚持从严治厂，不断强化管理”和“四种革命精神”的第二条“一丝不苟，坚持不懈的从严治厂精神”有点重复的感觉，是否再研究一下。我们一起讨论了好久，也没有讨论出个结果。后来，我跟他说：“吉化经验是全面的，但一丝不苟，坚持不懈严格管理是它的特点。这既是吉化的精神，也是吉化的经验。”贾庆礼点点头说：“那就这么定吧。”此后，他多次就如何进一步开展“学吉化”活动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这一切，对我们组织好这项活动帮助很大。

1989年9月16日，经顾秀莲部长和部党组同意，化工部做出《关于进一步开展学习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的决定》。已近古稀之年的贾部长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他受命组织“吉化人”事迹报告团，并自告奋勇担任团长，先后到26个省市区，130多个地市县，作报告370多场，咨询诊断企业160多个，行程10多万公里，听众达40多万人次。他们是吉化经验的推广队；他们是吉化经验的宣传队；他们是吉化经验的播种队。他们日夜兼程把吉化经验播撒到全国各化工企业。时至今日，许多老化工企业还念念不忘他们，时时提及“学吉化”活动对我国化学工业发展的卓越贡献。

六

严、细、准、狠的工作作风和苦干实干拼命干的革命精神在贾部长的一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贾庆礼注重以建立在调查考察基石上的理性来发现问题，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细小入微，对任何人任何事都高标准严要求，对任何事任何人，特别是领导同志做得不合适或错误的地方，毫不留情地严厉批评，提出整改措施。工作中的他也因此有时会显得“固执”甚至是“执拗”。

到企业检查工作时，他去的最多的地方是生产一线，那里似乎永远有一股魔力在召唤他，吸引他。在那里，他总是俯身慢行的。不但留意明处，眼睛更多的是紧紧盯着暗处。大型设备楼下的底座和机泵的周围都是他重点查看的部位，是不是有灰尘，有没有油渍，油渍是泄漏的还是洒落的，他都要弄个一清二楚。他还会时不时地翻开地沟盖，看看里面有没有垃圾，是否被堵塞。一旦发现有垃圾，他就伸手掏出来。他也从来不放过生产车间的“四室两箱”（注：“四室两箱”是指更衣室、休息室、会议室、化验室和衣服箱、工具箱），看它们是否清洁整齐，看它们摆放规整不规整，查操作记录是不是用仿宋体书写，写得是不是工整等等。

因为长期跟随他走基层，他的言传身教，他的身体力行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在潜移默化中为我树立了以身作则的榜样。后来，不管我是在化工部，还是做国务院稽察特派员以及全国政协委员，直到退休后，凡是走进化工厂，我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贾部长的做法，习惯性地躬下身子细心查看，只要发现问题，就立即要求整改。许多熟悉贾部长和我的人会半开玩笑地说：“您真是贾部长的徒弟。”我也会笑着纠正：“我可不是贾部长一般的徒弟，而是他的亲传弟子。”

是的，贾部长一向细心、务实、周到。说老实话，倘若不细心，想得不周到，写不出那样详细的报告提纲。倘若不细心周到，每次召开生产调度会、专题座谈会前，不会找我们商量确定会议怎么开，哪些单位参加，要做什么准备，解决什么问题，甚至如何通知会议。开始我并不明白通知会议有什么奥妙。一次，他非让我去通知会议。当时我就向他提出“抗议”：“您有秘书，还有部值班室，怎么不让他们通知却让我通知？”他很认真地说：“刚才咱们研究的会议内容他们说不清楚，弄不好会误事，还是你辛苦一下吧。”他就是这么细心地把问题考虑到每个环节。

那时，他有个习惯，总是会在傍晚下班后带上我到京城的各化工企业搞夜访，直到很晚才回家。有一次，下班后我陪他来到北京化工二厂。从厂前到厂后，再到各个车间各个主要岗位，一圈巡查下来已经是深夜12点钟。末班车都早已收班，我只好走着回家。好在当时我家恰好住在离北京化工二厂西大门约5里地的大柳树村。那时，那里还是农村，四周是一片连着一片的农田，路的两旁都是深深的青纱帐。说真的，深更半夜的，走在漆黑漆黑的路上真是胆战心惊。不知情的家人更是提心吊胆。隔日，我就向贾部长再次提出“抗议”：“贾部长，以后可再不能搞那么晚了，必须10点钟以前结束，我好乘10半钟的末班车回家。”他一听，马上自责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一看起来就不知道时间了。这是我想得不周到。这样吧，以后下厂时，什么时间结束由你掌握。你说什么时间结束就什么时间结束。万一时间晚了，我和司机送你回家。”他的致歉仿佛一股暖流拂过。还真的有一次，我们从通州东方化工厂很晚返回，他让司机绕了个大弯子亲自把我送回家。

七

贾庆礼是一位严肃认真、要求严格的领导，更是一位和蔼可亲、关心人爱护人的师长。对于身边的同志，他总是怀着一颗善良而隐秘的爱兰惜兰之心。

在他回化工部工作以前，我们并不相识，只是听说他是个很严厉的领导。刚开始在他身边工作，我还真有点怕他。接触一段时间后，深感他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又很民主的领导，便和他无话不说，无事不谈了，有时甚至敢说不同意见。如果我说得对，他就接受，我说得不对，他总是乐呵呵地跟我解释清楚。有些事他还征求我的意见。

是的，世上真有这样的部长，身居高位不自负，亲和谦恭不自傲。

对待工人他总是关心爱护有加，表扬外加鼓励，让人如沐春风。往往，看到操作岗位清洁整齐，操作工的操作正确规范，操作记录书写工工整整没有涂改，他就会大笔一挥，写下“这个岗位搞得好”，“这个岗位很规范”，“这个岗位清洁文明”等评语。当看到操作岗位不太好时，他就言传身教，耐心地告诉操作工怎么操作才正确，怎么把操作岗位打扫干净，怎么用仿宋体把操作记录写好，鼓励他们认真改进。

不少企业把他写的那些鼓励的话放大后贴在这些岗位上，鼓励操作工人继续坚持下去。许多年以后，当我走进一些化工企业时，还经常看到他给操作岗位的那些亲笔题辞。

据生产综合司企业管理处处长朱永涛同志跟我讲，有一次，他偶感风寒，没去上班，贾部长听说后，立即到他家里去看望，还深表歉意地说：“都是我把你累病了。你要好好休息，不要着急上班。”此时的朱永涛同志心里同样是热乎乎的。一个在职的部领导，工作十分繁忙，但百忙之中也不忘记关心下属，居然抽时间到家里来探望，真是十分难得。

贾部长对我也是如此。1994年元旦的钟声刚刚敲过，我因腹部严重积水住进了中日医院，长达三个多月。这时，贾部长已是74岁高龄。虽然离休10年，老人仍然关心着我，先后两次到医院看望。我住进医院不久，他就来到医院，心疼地说：“我知道，去年机关机构改革大大缩小了编制，大批人员需要分流，各个司处级干部要尽快配备。你的担子太重了，压力太大了。听说你连续半个月发高烧也不去医院检查。这样玩命地干，你可真是个‘拼命三郎’。”我笑着说：“您都拼着命干了一辈子，我这算什么呀。我是向您学习呀！”

大约两个月后，他再次来医院看我。听说我的腹内积水已经基本消失，病情正在好转，他很高兴，一再叮嘱我，不要着急，一定要等病完全治好后再出院。要好好注意身体，不能过度劳累，有了病要尽快到医院检查，不要酿成大病。

谁能想到，1998年9月3日，刚刚年满78岁的他便驾鹤而去。当时，我到湖南执行公务才第五天。消息传来，悲伤不已，却因重任在肩无法抽身回京，只能发个唁电致哀，而没能亲自送他老人家一程。这也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记得马克思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担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私利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撒下热泪。”贾庆礼同志何尝不是一位“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的人呢，我们的热泪正为他潸然而下。

时间是多么的无情啊！一晃，贾庆礼同志已经离开我们17个年头了。故人坟树立秋风，世间何物是江南！尽管他的离去无情而决绝，但他留给我们的怀念是深切不尽的。我想，他的灵魂在遥远的星空正安宁地歇息，因为他实在是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