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佳俞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刘半农后期杂文创作及其心态研究

惠佳俞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97）

刘半农的创作一直被定义为从“才子”到“战士”再到“隐士”。纵观其一生，这个概括并不是全面的。在刘半农后期杂文创作中，他的心态并不仅仅消极落寞的，他也表现出爱国者、先驱者的一面。他的心态与那个动荡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人生道路选择中的心态有一定的类似性，但值得注意的就是刘半农后期创作心态复杂性与同时期作家相比又具有一定的特殊的地方。而这现象的背后原因，除了个人性格、自身责任的内部因素，也体现出社会、时代等一系列外部环境对其所施加的影响。

刘半农杂文心态

在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中，刘半农是不可不提的一位作家。在刘半农先生逝世后，一些思想倒退的文人将他定义为“复古的先贤”，否认其生前所作的贡献。八十年代初，徐瑞岳先生的《刘半农研究》及《刘半农文选》将其诗歌杂文进行了整理和研究，不过后期则很多篇目都未曾留存，评价上也选择含糊隐去，一笔带过。可以说由于时代的局限，对刘半农的研究并不是很全面，常常有忽视现象存在。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刘半农的研究依旧没能够达到足够重视。对于刘半农自身创作及创作心态这个心灵层面很少涉及。

半农先生的文章以“真”和“诚”著称，尤其是他的杂文。杂文，是不拘泥于咬文嚼字的一种形式，通篇可以夹议带叙，体现的是世态人情，作者的观点也就能在字里行间中品味出来。刘半农曾经在《〈半农杂文〉自序》中强调过①文章是包含有情感并且借助语言来表达思想感情。他用泼辣肆意的语言，将当时所感所想宣泄于纸上，是最具有半农感情色彩的文体，通过对其具有个性的语言文本的细读，把握刘半农杂文的创作及心态显露，本文的讨论试图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分析其复杂心理的各个侧面，以及由此决定他的心理状态。通过将其放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讨论产生这种心态原因和影响。其目的是理解与把握刘半农在此段时期与同类作家相比所特有的心态，对社会的影响性，以客观公正的眼光，站在现代视角重新评价其价值。

在分时期方面，依据刘半农生平经历及发文刊物选择，将其简分为两个阶段：刘半农开始创作杂文并在《新青年》上发表杂文为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他将《新青年》作为自己的文学阵地，试图消除封建思想对民众的毒害。1921年是刘半农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他做了两件大事：远赴法国留学并加入文学研究会。1921年到1925年刘半农专注学业和进行语言研究，很少进行文学创作。1925之后，刘半农离开了《新青年》，改变了文学创作阵地。在此之后的杂文我将其归为后期的创作。

一、刘半农后期杂文透射的几种心态表现

在刘半农杂文集子中后期的创作还是比较侧重于议论的，这些文字在其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与《新青年》时期的杂文相比，既有一脉相承的思想精神，又增添了另外的思想倾向。

刘半农饱含着对于新文化的希冀和改造社会的强烈志愿，有心与封建文化的决裂，显出凌厉风行的战斗征象。五四时期的周作人文风“浮躁凌厉”也与之成为战友，他们共同提倡白话文，对于五四新文学都有自己的独特贡献。在1926年的《我眼里所见的孔德学校》中，刘半农赞美那些在社会上完完全全能站起来的青年，同时深刻揭示了科举嫡派子孙的弊端，强调发展教育。在给北平市长周大文的信中说到青年应当力学救国，要防止他们堕入奢靡淫污之窟，饮了蜜酖。②他诚挚希望他们能走上健康成长之路。而周作人再后来的散文小品创作中，将多灾多难、穷困潦倒的的中国乡村描绘成恬静舒适、令人神往的乐园，在阅读中一点点消磨着青年人的战斗锐气，用这种幻想中的虚景麻痹着青年，让消极的思想腐蚀着他们的灵魂。

刘半农坚定反对传统迷信活动，从《辟〈灵学丛志〉》开始，对于设坛扶乩、组织“灵学会”的种种行为做了揭露与批判。《徐志摩先生的耳朵》中的“看香头的乡下婆婆”以及刘半农病逝前所写的《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对国民党元老戴传贤宣扬迷信，只念佛不做事的丑恶行为，毫不留情面地痛加批评，嘲笑其愚昧与无知。周作人在改革与保守之间徘徊、对于传统文化难以割舍，多的是文化文艺理论的兴趣，对于封建落后文化无法真正摆脱还有牵连，他的创作中虽隐隐约约有着反封建的倾向，但他倾慕的是封建文明，也写到过街头听谈鬼、种胡麻之事，这点与刘半农完全不同。

在后期杂文中，刘半农心中的爱国精神高扬向上。杂文的文体是最易招惹是非和被人移花接木的，面对北伐军统治下的黑暗腐朽的社会环境，他犀利的笔锋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后路。他深切同情着那些普通民众和有志青年，《悼“快绝一世の徐树铮将军”》中极尽讽刺，抨击着这个人人唾弃的北洋军阀，在《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中无情怒骂冥顽不灵的陈西滢。他将矛头指向了与人民为敌的人，不顾个人安危，他在坚持战斗，表现出了大无畏精神。

刘半农后期的杂文中相比前期，多了一些学者色彩。在出国留学这段时间内，他从国外抄写了敦煌史料，并且做了《敦煌掇琐》序目。其中，刘半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于早期“五四”时期的全盘否定也做了一些反思和纠正，希望能把有些好的地方保存起来，把原来的缺陷弥补起来。刘半农禁止女生说“密斯”认为他一味追求雅致，走上复古老路，但刘半农之后在《跳舞与密斯》对于密斯有自己的主张，首先为了保持国语的纯洁性，其次是英语中的密斯并没有可贵之处，并非光荣之称，还有打倒帝国主义阶段不适宜用帝国语言。刘半农对于传统语言和国外语言主张理性全面看待，有一种辩证的观念在其中，实质是一种不易觉察的深刻的思考。但对于未来没有提出的想法，陷入到一种茫然的境界。在经历了一系列事件之后，周作人和刘半农一样对于未来存在着迷茫，他们的创作相似之处总趋势是只专注学术，不问政治，这种想法都被人定义为“复古”学者。但不难看出，在刘半农的杂文中依然有对于社会现实与理想之间，英雄主义下的重新思索，在严重危机下的迷茫与探寻，一直是作为完全独立的自由文化人。而周作人转向创作充满恬淡闲寂意味的文章，他也以此发表了“闭门读书论”，他没有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他感到孤独，感到苦闷后就用读书来排解他的忧虑，他的苟全观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了他的软弱动摇的本性。

不得不说，后期的杂文中参夹着一些剖析自我，感到孤独寂寞的心态在里面。在杂文中，其总是有意无意地提及自己万事都不愿多管。比如在《五年以来》中最后一段话是这样的：“……但我觉得在这种情形下，已大可以自认失败，大可以休息休息了，所以不久，就投笔下野了。现在青年界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我不知道。”这并非是他的主流思想。《双凤凰砖斋小品文》写他把玩砖块而遭人诟病，但是如果将其放入特定的环境中看待，那么揣摩出来的就是历经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之后的心灵缩影了。这段时间的纠葛是相当多的，对于未来如何前进也是充满疑虑，在陷入这种不知所措的彷徨境地，刘半农选择了逃避，将自己远离这种困惑。他的困惑使他做不到托起天下的责任，他的想法也没有很多人的理解，呼告而不得响应，于是他怀着深深的悲哀与无奈寄寓于闲趣中。

如果将其与同时期的周作人相比，那么刘半农与其有以下三点不同。其一是对于今后道路选择问题上得出的结论不同。刘半农最后选择的是归隐后的回归，并努力探求新方向。这以至于在逝世之前还能写出辛辣讽刺之文。至于所谓的“落后”，这并非是刻意而为之，在长期没有接触到时事之后而显出的一种不适应与脱节而已。在他的杂文《海上花列传》中有关于陶渊明的评价体现出其价值观点，他说陶渊明是“白璧微瑕，只在《闲情》一赋”。刘半农对于闲情的否认，也是凸显了其斗争依旧是他的主流思想。作为《语丝》文人的林语堂和周作人在这个问题上回答是较为一致的，他们信奉“逃于禅”的宗教信仰，几乎是彻底回复到传统士大夫心理；其二是对于国难的态度上所表现的不同。刘半农对于国难始终存在的勇于于直面斗争的傲然骨气。周作人则明显偏向于折中主义，作为寻路者的周作人在自己的一方土地中继续书写着惬意的草木鱼虫；其三是对于未来的期望，刘半农是失望中孕育的希望的，企图通过自己给别人带来影响。对于未来，周作人抱着的是悲观主义哲学，他觉得唯一能做的就是独善其身，他的平静是真正的平静，他从此选择躲入书斋，寄寓闲趣。

这些心态的夹杂交织，构成了刘半农后期心态的复杂性，他的内心是慷慨激昂的，也是前进的，发展的。虽然之后有遇到了一些矛盾心态，但总体是积极的。可以说，刘半农的创作和他的心态是一种独特的现象，而关于刘半农心态的形成做了一些分析。

二、刘半农杂文表现其心态特点的原因

心态是人们窥探其全人的一扇重要窗口。纵观刘半农的后半部分创作，积极心态是主要的，但其中也有一些低沉的心态，理解和把握创作中心态出现原因，是各种因素综合而产生的，我从自身性格、身份责任和所受教育、大环境的冲突和经济交友几个方面入手来探究：

刘半农在杂文自叙中写到自己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很多作品都是一时有了些感慨而作的文章，或许在做过之后将气发泄出来回过头想想又觉得自己有些地方说的不好。《甘苦之言》、《再写几句》就是这样的。他最爱用谈天方式向你倾诉，语言鲜亮可爱又有生气，文章写成，写过的东西就忘了，就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虽然他的文章也是有一些矛盾杂乱之处，但是对于写出来的东西必定是心中那是所想的，这种天性耿直，不隐实的性格也就表现出来了。他的杂文将他倜傥无拘的性情表露无遗，他喜欢将读者置于一个朋友的位置，待之真诚，将所有的话都告诉你，这样也许会表现的太过于直接，但就是这样的性格，将其内心关于斗争与躲避、自信与担忧的矛盾冲突表现出来。他的率直是很多作家给予的评价，这与他在杂文中犀利的文风是相互映衬的。他立场极其明确，相比周作人的中庸思想，一直坚持自己的创作，刘半农率直的个性让他的怀疑和怯懦持续时间并不长，最终也没有在纷繁的政治斗争中完全迷失方向。

刘半农作为知识分子能够投身于激烈的社会变革，但对于某种理论和改革的期望过于高，并难免会有一些虚幻的想法。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和他身份发生转化有关。在留学法国后，他将重心放在了学术研究方面。自然，身份的改变也是半农先生少了很多创作文学，融入关注社会言论的时间，当他渐渐脱离思潮再次回归时，不免就给人留下落后的印象。半农先生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校长，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他特殊的立场使他对于国外引进和流行改良的东西都要进行比较多考虑，比如他担心学生误入歧途，并在家长的请求下禁止女生入公共跳舞场。

刘半农先生自己说过：“一个人的思想情感，是随着时代变迁的……但所谓变迁，是说一个人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所发生的自然的变化，并不是说抹煞了自己，专门去追逐时代。”③如果俯观刘半农消极心态产生时的文坛，我们不难发现在这动荡时局中，苟全性命是有些作家所共同的选择，而此时他们作品创作氛围是消极的，这反观出他们当时选择逃避现实，这不是刘半农一个人的现象，而是在一个人们抗争后困于现状而产生的多重忧伤，是大背景下的时代抑郁表征。据刘半农弟弟刘北茂回忆，刘半农晚年受到白色恐怖的威胁，稿子常常被退回来或者是被改的面目全非。在没有能力没有伙伴支持下，他自然也是有软弱的一面，他也害怕惹上麻烦，也会因此而不知所措。④在这种情况下，失去了言说的权利，多次碰壁后的绝望。

刘半农在《半农杂文自序》中也坦言，有时会由于出版人的逼索，或者急于要钱而创作。刘半农留学回国以后，受到生活困苦的影响，对准人们偏于安宁的心理创作而获得稿酬，写出那些闲适之文凑凑也是有可能的。生活的窘迫有些时候会引起刘半农对于残酷现实的深入思考，对于世界的取舍会有矛盾，从而会存在违背本意的消极态度。

刘半农一生好友很多，大家都愿意与之亲近，而刘半农杂文中提及的书信来看，他也是颇重友谊的。之后他转战语丝，与交友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答案在写给周启明的信中，他对于收到《语丝》的信而开心，将他们当做自己或认识或即将认识的好友。他对于《语丝》及语丝中的作家是热切而熟悉的，在《语丝》中他的文体风格也会因为所交友的人不同而发生微妙的改变。而关于《新青年》，他用“变了相”来描述，与林语堂、胡适等都有联系，刘半农和周作人常有书信来往，在江阴博物馆存有一封周作人与刘半农的往来书信，在信中我们不难看出周作人与刘半农在平日交往中也是比较密切的。通览周作人的日记和传记，发现其酷爱把玩古董，尤其喜欢收集砖砚这类的文物，而刘半农在创刊号上发表的《双凤凰砖斋小品文》一组也正是提到了砚斋之类，与周作人相唱和，不难看出刘半农也会受其影响而兴趣爱好创作风格的靠近。在这些潜移默化的引导之下，他从《新青年》到《语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心态也会伴随所见所感不同而转变。

三、结语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刘半农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的作家，从后期杂文创作中我们可以审视出当时的心态，看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处境。他的心态也是一种复杂而矛盾的独特心态，是积极抗争与迟疑彷徨心态的统一体。在社会大潮流之下，有过迷茫与纠结，但从他的杂文中看到的是爽朗与真诚，他坚持着对传统的封建文化的批判，他的前进有其特殊性，但总趋势是前进与发展的。在他的创作后半期，他意识到在家庭、社会环境影响下不可避免滋生出犹豫痛苦的一面，但是他的积极蓬勃精神仍然占据主导位置，而内在发展的动力也就是他自身性格、所担的责任。通过刘半农的作品，联系创作背景，深人其内心，真实接触刘半农，在矛盾复杂心理中，认识并理解深刻性，对于我们也有很大的启发性。

注释：

①刘半农.半农杂文.《半农杂文》自序.北平新云堂书店出版，1934：8.

②刘半农.半农杂文二集.致北平市长周大文.上海书店出版，1935：274.

③刘半农.半农杂文.《半农杂文》自序.北平新云堂书店出版，1934：9.

④刘北茂.纪念长兄半农先生.刘半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