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枫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文体·抽象·焦虑
——沈从文《烛虚》与朱光潜《谈修养》比较

徐枫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97）

本文从形式和内容分析比较了《烛虚》和《谈修养》的异与同，最后将重点落在沈从文作出的关于“生命”的抽象思索，这一抽象思索不同于当时主流国家—民族政治话语。

沈从文烛虚朱光潜谈修养审美焦虑事功焦虑存在焦虑

一

1938年，沈从文南下云南昆明，同年，朱光潜来到四川乐山，两人分别在西南联大、国立武汉大学任教直至抗战胜利；沈从文《烛虚》第一辑中的四篇文章始作于1939年，1941年8月初版，朱光潜《谈修养》收录了22篇文章，于1940年至1942年间陆续写成，1943年5月初版。

沈从文、朱光潜同为京派重镇，战时境遇也大致相似，创作《烛虚》与《谈修养》的时间相近，两者均有志于进行社会批判，思考有关国家—民族政治的若干问题，其中关于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发见和根源的探寻都十分一致。教育问题在两个文本中均有涉及，两者都谈及社会腐败以及人的堕落，并且都寻出了一个根源——“懒惰”；同时都重视观念的作用，沈从文笔下所谓的“观念的凝固”［1］即可与朱光潜所说的“世间事之难就难在人们不知道或是不能够转一个念头，或是转了念头而没有力量坚持到底”［2］呼应；关于理想与事实冲突的问题两者都有论述；还有关于“生命”、“美”、“意志”、“理性”、“消遣”等等关键词，以及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在两个文本中都存在重合，可以说沈从文同朱光潜两人，以相近的内容（可能源于上述相近的境遇）为出发点，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文本风貌，随着个人思索的推进，最后的思维落脚点也截然不同，或者说沈从文个人做出了较为特异的思索。

《烛虚》中部分摘自日记；而《谈修养》诸文则因十年前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旧话虽不必重提，漏洞却须填补”［3］才得以成篇，两个文本具有不同创作目的以及预设读者，由此也呈现出不同的文体特色。《烛虚》或从个人化体验推演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或从具体的社会现象引向抽象的感性体验，具体或抽象，现实或梦境，“外物”或“自己”［4］……沈从文在看似矛盾的不同思考内容中来回穿梭，使得整个文本呈现出驳杂、混乱、分裂的特点，并且总体上依赖“向内”的抽象化思考路径。反观朱光潜的《谈修养》，始终立足于现实情境，循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考虑社会诸现象，关于文章的中心思想，朱光潜是这样说的：“我大体上欢喜冷静、沉着、稳重、刚毅，一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尊崇理性和意志，却也不菲薄情感和想象。我的思想就抱着这个中心旋转，我不另找玄学或形而上学的基础。我信赖我的四十余年的积蓄，不向主义铸造者举债。”［5］由此形成清晰、简明的文体特色。

沈文同朱文，一混乱一清晰，一抽象一具体，辨析两者形式上的巨大差异有助于进一步探讨沈从文独异的精神结构。本文的重点将放在沈从文战时的精神焦虑上。

二

朱光潜将人之理想同现实面对时的情形归纳为 “悲惨的三部曲”：“追求”、“彷徨”和“堕落”。而“我当穷究目前中国社会腐败的根源，以为一切都由于懒。”人之为人须有理性，“目前只有一桩大事——觉悟——彻底地觉悟！你们正在做梦，需要一个晴天霹雳把你们震醒，把‘觉悟’两字震到你们的耳里去”“我们必须有这些认识，再加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循序实行，到死不懈，我们个人，我们国家民族，才能踏上光明的大道。最后，我还须着重地说，我们需要彻底的觉悟。”朱光潜希望青年人为国家—民族建设而压制人的动物性，运用人的意志，当务之急即是“觉悟”；对于“用种种不正当的手段去求个人安富尊荣，攒营。欺诈、贪污”，“我们必须痛改前非，把一切自私的动机痛痛快快地斩除干净”，“惰性是我们的仇敌，要克服惰性，我们必须动员坚强的意志力，不怕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6］朱光潜多次说：“生命是一种奋斗”［7］，“生命是一种无底止的奋斗”。［8］但是我不禁要问：若承认人之动物性，那人又该如何觉悟？靠什么觉悟？如何将自私斩除干净？如何不怕朝抵抗力最大路径走？如何改正一般人的价值意识？这一切到底受何指引？如果不做形而上的思考，如果不找到终极的价值追求，这些是否只能沦为口号同标语？关于“奋斗之后”的拷问要如何解答？观念的凝固转而被观念的虚空所取代，所谓的意志和理性只能是无的放矢。而沈从文在《烛虚》中，恰恰是在做关于这样一个终极价值的思考。

《烛虚》也从社会批判开始，沈从文首先谈到的是五四以来的女子教育问题，从国家当局对女子教育的无计划，继而反思 “五四”运动对解放人的思想观念上是很值得怀疑的，知识阶级“大部分是因缘时会，或袭先人之余荫，虽在国内国外，读书一堆，知识上已成‘专家’后，在做人意识上，其实还只是一个单位，一种‘生物’。只要能吃，能睡，且能生育，既已满足。并无何等幻想或理想上推之向上或向前，尤其是不大愿因幻想理想而受苦，影响到已成习惯的日常生活太多。平时如此，即在战时，自然还是如此。生活下来俨然随时随地随处都可望安全而自足，为的是生存目的只是目下安全自足。”［9］

沈从文将这一系列社会问题归结到人的两种本能：好斗和懒惰。好斗往往与愚蠢相合，原因是好斗本能催促“工具”的发展，而“工具”同“思想”却往往不能同时并进。即使将一切现象解释为本能，“还是不免痛苦。正因为我们还知道这个民族目前或将来，想要与其他民族竞争生存，不管战时或承平，总之懒惰不得的。不特有许多是要人去做，其实还有许多事要人去想。而且事情居多是先要人想出一个条理头绪，方能叫人去做。”［10］以上以国家—民族建设为动力的社会批判过程与朱光潜的基本吻合，也同战时整个国家—民族主流话语步调一致。而后，在《烛虚》中，沈从文开始了不同于当时主流话语的抽象探索——寻找一种与宗教、金钱无涉，能够指引人向前或向上的价值。

沈从文察见这样一个“琐碎，懒惰，敷衍，虚伪的衣冠社会”［11］要改变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就要建立崭新观点，“把生命的使用，在这个新观点上变成有计划而能具连续性”，也就是说，朱光潜所说的“生命是一种无底止的奋斗”需要一种全新的观念来作为驱动。

沈从文认为人之堕落而社会的腐败源于人对于生命意义的无知，所以他要找寻“生命”以及可以充溢“生命”的“美”。而这种“美”又是极为抽象的，“为阳光下生长一种造物（精巧而完美，秀与状并之造物），并非阳光本身。或非造物，仅仅造物所遗留之一种光与影。”［12］“那本身形与线即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控制，受它的处治。人的智慧无不由此影响而来。”“能令人神智清明，灵魂放光，恢复情感中也已失去甚久之哀乐弹性。”［13］而这种抽象的“美”又来源于“自然”、“人”以及“自己”。

首先是“自然”。《烛虚》各篇都包涵很大篇幅的自然景物描写，这一系列自然景物往往成为“媒触剂”，引起沈从文对于抽象的思索。比如在《烛虚二》中所写：“上星期下午，我过呈贡去看孩子，下车时将近黄昏，骑上了一匹栗色瘦马，向西南田埂走去。见西部天边，日头落处，天云明黄媚人，山色凝翠堆蓝。东部长山尚反照夕阳余光，剩下一片深紫。豆田中微风过处，绿浪翻银，萝卜花和油菜花黄白相间，一切景象庄严而兼华丽，实在令人感动。正在马上凝思时空，生命与自然，历史与文化，种种意义，俨然用当前一片光色作媒触剂，引起了许多奇异感想。”

其次是“人”。通过识人来探索生命也是沈从文提及的一种方式。“耳目口鼻虽同具一种外形，一种同样能感受吸收外务外事本性，可是生命的深度，人与人实在相去悬远。”“识万种人，明白万种人事，从其中求同识差，有此一分知识，似乎也不是坏事。知人方足以论世。”“给‘人’好好做一度诠释，超越世俗爱憎哀乐的方式，探索‘人’的灵魂深处或意识边际，发现人。”［14］

最后是“自己”。本文上一部分有提到“向内”的抽象化思考路径，即此处通过发见“自己”来理解、消化生命。但是这里的自我也是“人”的一部分，“扩大自我，不过更明白‘人’而已”。但是这一个“自己”又是需要沈从文去重新接近的，“生命或灵魂，都已破破碎碎，得重新用一种带胶性观念把它粘合起来，或用别一种人格的光和热照耀烘炙，方能有一个新生的我”。［15］从这句话中，可以见出沈从文深重的精神焦虑，他一再强调需要一个崭新的观念，但是依照现实——抽象的思索路径下来，却又回到了开头：“一种带胶性观念”。对于这种观念的抽象探索，至少在《烛虚》诸篇中来看，确实如沈从文自己所说：“犹如长箭，向云空射去，去即不返。”这便是当时沈从文的思索困境。

三

以上从形式和内容分析比较了《烛虚》和《谈修养》的异与同，最后将重点落在沈从文作出的关于“生命”的抽象思索，这一抽象思索不同于当时主流国家—民族政治话语。从这一思索过程中，可以感受到当时沈从文所面临的精神困境以及创作困境，此困境可以概括为三种焦虑，即审美焦虑、事功焦虑以及存在焦虑。

彼时国家内外交困，对国事的关心以及对社会中坚堕落的痛心疾首，使得有志于进行抽象思索的沈从文无法真正做到心无旁骛，专心致志，这种审美的精神探索在当时显得不合时宜，彻底地隔离现实又是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国民无法做到的。沈从文认为审美探索对于连续而持久的国家—民族政治具有关键作用，而现实又使他感受力受挫，无法完成这种抽象的思索，于是被审美焦虑所困。“我目前俨然因一切官能都十分疲惫，心智神经失去灵明与弹性，只想休息。或如有所规避，即逃脱彼噬心嚼知之‘抽象’。由无数造物空间时间综合而成之一种美的抽象。然生命与抽象固不可分，真欲逃避，唯有死亡。是的，我的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16］审美焦虑同时又源自从抽象思索到文字表达的难度，由抽象构成的境界“用文字颜色以及一切坚硬的物质材器通通不易保存”，“凡能著于文字的事事物物，不过一个人的幻想糟粕而已”，“目前我书中所有，不过一枝破笔，一堆附有各种历史上的霉斑与俗气意义文字而已。用这种文字写出来时，自然好像不免十分陈腐，相当颓废，有些不可解”［17］这种表达上的断裂也是致命的，无法著于具象便无法运用，那么荡涤人心以及介入国家—民族政治的目的也就无法达到。

沈从文作为作家，希望用文学来介入国家—民族政治，而这文学并不是由凝固的观念作指导的宣传或是口号，而必是在对生命，对美的特殊理解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文学，但是这在战时以及战后的中国政治生态中，又是极其困难以及不合时宜的。在《潜渊》中，沈从文写到：“小楼上阳光甚美，心中茫然，如一战败武士，受伤后独卧荒草间，武器与武力已全失。午后秋阳照铜甲上炙热。手边有小小甲虫爬行，耳畔闻远处尚有落荒战马狂奔，不觉眼湿。心中实充满作战雄心，又似觉一切已成过去，生命中仅残余一种幻念，一种陈迹的温习。”［18］我将这种抽象的情感总结为当时沈从文的事功焦虑。对五四运动，沈从文反思到：“修正这个运动的弱点，发展这个运动长处，再来个二十年努力，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权利……生命的‘意义’，若同样是与愚迷战争，它使用的工具仍离不了文字，这工具的使用方法，值得我们好好的来思索思索。”［19］前文中已提及，沈从文的一系列抽象思索都是由立足于国家—民族政治的社会批判开始的，并且强调用文字作为工具去摧毁重建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要鼓励、培养作家，重造经典。这种对现实的强烈的介入精神加深了沈从文的精神焦虑。

而存在焦虑就是因审美焦虑和事功焦虑而产生的更深层的精神焦虑。一面是关于国家—民族建构的现实世界，一面是由抽象构成的理想中的审美世界，沈从文想将两个世界勾连起来，但是事实上却形成了难以弥合的断裂，并且在之后不断扩大直至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如果不倒向任何一方，那么沈从文该如何存在？这一存在焦虑贯穿于《烛虚》始终，“有些人因此得承认，事实上我们如今还俨然生存在萝卜田地中，附近到处是‘生命’，是另外一种也贴近泥土，也吸收雨露阳光，可不大会思索更不容许思索生命。”［20］“任何时代一个人脑子若从人事上作较深思索，理想同事实面对，神经张力逾限，稳不住自己，当然会发疯，会自杀！再不然，他这种思索的方式，也会被人当做疯子，或被杀头。”“由于外来现象的困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推挽撑拒，总不休息。”［21］沈从文在这种现实同理想的拉剧中徘徊，《生命》中最终将稿件焚毁，或者已是1949年之后沈从文之“存在”的写照，他说：“我并不畏惧社会，我厌恶社会，厌恶伪君子，不想将这个完美诗篇，被伪君子与无性感的女子眼目所污渎。”［22］

沈从文在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生命，是抽象的“美”，并且“爱”、“死”、“道德”等等都建立在这个“美”的基础之上。对于这种的美的探索似乎是无止境的，而这种探索需要敏感的官能以及充溢的情感，这些恰恰是思想、组织一元化的社会所不需要的，甚至是需要彻底革除的。奥威尔说：“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完成这样的转变并非难事；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不那么简单了。作家要想在恰当的时机实现立场的转变，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就自己的主观感受说谎，要么完全摒弃自己的主观感受。”［23］如果作家身处渐趋一元化的社会，想要保持诚实，又不愿摒弃自己的观念，他又能有什么选择呢？

［1］［19］［21］沈从文.长庚.沈从文选集（第五卷）.四川文学出版社，1983.6：93，92，94，90-92.

［2］［6］朱光潜.一番语重心长的话——给现代中国青年.朱光潜（第四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6：9，9-21.

［3］［5］朱光潜.谈修养（自序）.朱光潜（第四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6：4，4-5.

［4］［9］［10］［11］［13］［14］［15］［17］［20］沈从文.烛虚.沈从文选集 （第五卷）.四川文学出版社，1983，6：76，77，75-79，65，60，72-73，72，74.

［7］朱光潜.超抵抗力的最大路径走.朱光潜（第四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6：24.

［8］朱光潜.谈体育.朱光潜（第四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6：132.

［12］［16］［18］沈从文.潜渊.沈从文选集（第五卷）.四川文学出版社，1983.6：84，87，83-84.

［22］沈从文.生命.沈从文选集（第五卷）.四川文学出版社，1983.6：96，97.

［23］乔治·奥威尔.李存捧，译.对文学的阻碍.政治与文学.译林出版社，2011，5：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