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川英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从“诗者，持也”论刘勰的诗学观

胡川英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97）

“诗者，持也”，即诗具有扶持人心、扶持家邦的作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进一步发挥“持”在于“持人性情”。首先，诗歌要表现“顺美匡恶”的思想内容。其次，论诗时强调“比兴”艺术手法和“典雅”的艺术风格。最后，为了保证诗歌具有“持人性情”的作用，刘勰在传统“言志”说的基础上，吸收情感理论，从而形成“情志统一”说。

诗者持也刘勰诗学观

《文心雕龙·明诗》篇在总结诗的文体特质和特征时，采用了诗纬《含神雾》中的“诗者持也”说。其曰：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性情；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对于篇中的“诗者持也”说，黄侃、范文澜等很多研究者都指出其语出诗纬《含神雾》。在本篇开头，刘勰先对诗进行了“释名以章义”，即解释文体名称，并说明其含义。这里可以分为两层，一是对“诗言志”的阐述，二是以诗纬和孔子论诗的“无邪”，指出诗的“持人性情”的作用，即诗能扶持，持守和把握人的情性而不使有失，也就是“持之使正”之意。并以孔子评论《诗经》的“思无邪”来概括《诗经》三百篇的要义在于“无邪”，所谓“无邪”，就是说《诗经》中都是“持人性情”，而无“淫邪”之失、归于正道的诗歌。刘勰将孔子评《诗经》的“无邪”作为把“诗”训为“持”的最有力的证据。从“诗者，持也，持人性情”的目的出发，可以得出关于刘勰诗学观的一些内容。

纬书形成于西汉的哀帝、平帝时期，到东汉则基本完备。“纬”是相对于“经”而言的，儒家的“六经”，加上《孝经》都是有纬书的，总称“七纬”，除了“七纬”外，纬书中还有河图、洛书和《论语谶》等。纬书除了与经书相关以外，它还与谶，或称图谶、符谶相联系。谶是一种诡秘的隐语，用以预决吉凶，我国自古有之，先秦典籍中就有所记载，民间也流传一种谣谶。纬书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为主导，书中大量的宣扬了阴阳五行、祥瑞灾异等，将谶与六经的经义穿凿附会起来，从而又形成了谶纬之说。所以，纬书中大量的内容是与经书经义毫无关系的，作者记叙的祥瑞灾异等，是为了宣扬神学迷信思想，以此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发生作用。

诗纬作为纬书的一种，像其他纬书一样，也具有内容庞杂的特点。诗纬是作为与《诗经》相配的纬书出现的，汉代流传下来的纬书有《推度灾》《汜历枢》和《含神雾》三种。诗纬的主要内容有三：一是对诗的本体性质的概括，如“诗者持也”说；二是对《诗经》具体篇章字句的解释，如“《关雎》知原，冀得贤妃、正八嫔”；三是宣扬“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之说。诗纬中的这一部分内容，有的是与《诗经》的诗篇结合起来的，而大量的则与《诗经》是毫不相干的。而诗纬中最具理论意义、且对后世的文学理论影响较大的是“诗者持也”说。

诗纬《含神雾》中有两处提到“诗者持也”：一为“诗者，持也，以手维持，则承负之义，谓以手承下而抱负之。”另一为“诗者持也，在于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讽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诗纬训“诗”为“持”，将“诗”与“持”联系起来，是因为这两个字在声训上都从“寺”声。“持”的本义是“握”或“执”，诗纬《含神雾》第一条中的“以手承下”基本上是“握”或“执”的意思，而“抱负”一词，则由“以手承下”的“握”之意而发展为手抱肩负，进一步引申为“扶持”，这里虽然解释了“诗者持也”，但没有说明所“持”的内容。而第二条中的“自持其心”、“扶持邦家”，就明确的指出了诗所“持”的是个体思想情感和家国的安定稳固，这样就使诗具有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涵和作用。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诗纬《含神雾》对“诗者持也”的解释，基本来自于先秦儒家的 “兴观群怨”、“温柔敦厚”、和“讽谕美刺”，但又不同于毛诗等其他三家说诗的诗论观点。《毛诗序》的诗论虽然被称之为情志统一说，但从“发乎情，止乎礼义”这一点仍可看出“情”还是归属于“志”的。而“诗者持也”用“诗”的假借义和引申义来解释诗，认为诗具有扶持人心、扶持家邦的作用。显然，诗纬并不拘泥与经义，而作顺应、自由、创造性的发挥。正是这一观点深刻影响了刘勰《文心雕龙》的诗论。刘勰引用、吸收这一观点，并将其作为其诗论的一个核心观点。从刘勰对诗的具体论述中，又能看出对诗纬关于诗的“持”的具体内涵及其意义的深刻阐释。

一、表现“顺美匡恶”的思想内容

在吟咏诗纬的内容后，刘勰进一步发挥诗的“持”在于“持人性情”的功能和作用。

首先，诗歌要表现“顺美匡恶”的思想内容。在阐述诗歌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认为大禹治水成功，太康荒淫无道，这个时期便产生了“九序惟歌”和“五子咸怨”的诗作，因而“顺美匡恶，其来久矣”，歌颂美德，匡正过失，是诗歌所应该表现的思想内容。因此，《诗经》“四始彪炳，六艺环深”；屈原的楚辞则有“讽怨”、“为刺”的内容；汉代韦孟的《讽谏诗》“匡谏之义，继轨周人”等都强调了诗的讽喻美刺作用。同样，在《乐府》篇中，谈到乐府诗的性质时，刘勰指出“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音乐是表达人的心情的，它可以渗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因而先代帝王对此十分重视，一定要防止邪乱、失当之乐，以使乐能感天动地，教化民众。

刘勰对乐府性质的论述与“诗者，持也，持人性情”的理论是一致的。在刘勰看来，诗的“持人性情”的作用，是通过诗的“顺美匡恶”的思想内容来体现的，因而他强调诗的“顺美匡恶”，并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反之，则予以否定。如对玄言诗，《明诗》篇评曰：“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时序》篇论曰：“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由于玄言诗脱离了当时的现实生活，而沉湎于空谈玄理之中，丧失了我国诗歌“顺美匡恶”的优良传统，刘勰因此而否定玄言诗。

二、“比兴”、“典雅”

其次，刘勰在论诗时，强调“比兴”艺术手法和“典雅”的艺术风格。“比兴”是我国古代批评家从《诗经》的创作中总结归纳出来的两种基本的表现手法，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虽然也把它作为诗的表现手法来研究，但却将它与讽喻美刺的内容相结合，强调诗的“持人性情”的教化作用。刘勰论“比兴”曰：“‘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比兴》）。对我国历来诗歌运用的比兴手法的总结，更说明了他对诗歌运用“比兴”而发挥讽谏作用的重视。如《诗经》楚辞是“讽兼比兴”；汉魏的辞赋“《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而六朝的诗作描摹山水景物，只用比而弃乎兴，“日用乎 ‘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所以文谢于周人也”（《比兴》）。刘勰重视“比兴”，实际上就是重视运用“比兴”的手法，而使诗具有讽喻美刺的内容，从而发挥“持人性情”的作用。

在刘勰看来，诗歌要具有“持人性情”的作用，在艺术风格上必须具备典雅正宗的特点。《体性》篇刘勰概括“八体”，即八种风格类型。其中，“一曰典雅”，所谓“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典雅的风格来自取法儒家经典的风范，遵循儒家思想的轨迹。刘勰将“典雅”置于“八体”的第一体，说明其对“典雅”风格的推崇和提倡。因此，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对具有典雅风格的诗人予以高度评价。如《明诗》篇：“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乐府》篇：“逮于晋世，则傅玄晓音，创定雅歌，以咏祖宗”；《才略》篇：“刘琨雅壮而多风”等等。与“典雅”风格相反的则是“新奇”、“轻靡”，也就是漠视传统，追求新奇，文辞浮华，内容浅薄。这样的风格不仅与典雅风格不相符合，更为重要的是，奇诡、轻靡的诗歌风格不益于发挥诗的“持人性情”的作用。

三、情志统一

为了保证诗歌具有“持人性情”的作用，刘勰还在传统“言志”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情感理论，从而形成“情志统一”说。如“人禀七情，应物感斯；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明诗》）；“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征圣》）等，情与志相提并论。传统儒家的“诗言志”说，并不排斥人的情感因素，但它主要侧重于人的意志、思想、抱负、理想等，表现的是较严肃、重大的内容和题材。“言志”属于人的理性认识的范畴。而西晋陆机的“诗缘情”说，则加强了诗歌创作中的情感因素，突破封建礼义对人的情感的束缚和桎梏。从“言志”到“缘情”这在我国诗论史上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转变，抒情成为诗歌创作的艺术生命。虽然如此，《文心雕龙》中的诗论还是将“言志”与“缘情”结合起来，“情志统一”说对诗歌创作中的人的情感予以了定性和规范。因为在刘勰看来，如果不把情与志结合起来，诗歌创作中的“情”很有可能会成为一种情欲，甚至堕落为淫荡和邪恶，所谓“任情失正，文其殆哉”（《史传》）因此，《文心雕龙》在强调“言以足志”（《征圣》）；“志以定言”（《体性》）；“志合文则”（《通变》）；“述志为本”（《情采》）的同时，还对诗歌抒发的情感做了要求和规定。比如，诗歌创作源于人的情感抒发，因而要“为情造文”；为情而作的诗歌，其内容要符合《诗经》讽喻美刺的传统；情感也要真挚真诚，即“情信而辞巧”（《征圣》）；“情深而不诡”（《宗经》），情感要真挚深厚，不应有任何的虚情假意。同时“为情者要约而写真”（《情采》），即简约真实。

由上可见，《文心雕龙》中关于诗歌“顺美匡恶”的思想内容，“比兴”艺术手法和“典雅”的诗歌风格，以及诗歌创作中的“情志统一”说，这些诗论都是对“诗者，持也，持人性情”说的具体阐述和发挥。

但是，从总体上看，刘勰对纬书及谶纬之说是持否定态度的，文之枢纽中特设《正纬》一篇，对纬书加以辨正和批判，而在《明诗》篇中，又采用诗纬的“诗者持也”说来论诗，并作为其核心观点，其原因在于，“诗者，持也”说是对“诗言志”的补充和发展。“诗言志”说是就创作主体的诗人而言，强调的是诗所要表现的内容，而“诗者持也，持人性情”之说，则提出了诗对接受者的情性的影响，突出了诗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将两者结合起来，抒发诗人志向、理想的诗歌能够具有扶持和端正人的情感、性情的作用，这就是刘勰对诗体名称的解释和对诗体意义的认识。所以，在《文心雕龙》的诗论中，刘勰将“诗言志”、“诗缘情”与“诗者持也”说综合起来，从而形成自己的诗歌理论。可以看出，刘勰真正做到了兼收并蓄，“弥纶群言”，从而使《文心雕龙》成为一部“体大思精”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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