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咏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禹别九州，任土制贡”初探

刘晓咏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97）

禹治水十三年，走遍全国，划分九州区域，并根据九州地势出产，规定各州贡赋，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赋税制度雏形。关于大禹治洪水、别九州、定贡赋，各家观点不一。结合《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中相关的记载，大禹制定赋税应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考虑了九州土壤的肥沃情况，贡品、赋税运输的便利程度，以及距离王城的远近等种种因素。

《尚书》《史记》九州赋税制度

《尚书·禹贡》记载帝尧之时，洪水泛滥，人民生活艰难。尧听取四岳群臣意见，任命鲧去治水。鲧治水九年，毫无成效，舜将之击杀在羽山，并任命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禹听从舜的命令，和益、后稷一起，发动诸侯百姓动土治水。他治水十三年，跋山涉水，标记山川，疏通河道，考察实地情况。

平定一方水土之后，禹命益将可以在低湿地方种植的种稻发给百姓，并在荒年时，命后稷暂发给百姓应急的粮食。在一些缺少粮食的地方，禹从其他粮食较多的地方调取，统一分配，使各地区达到均衡。禹遍行全国，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并考察各州地形、特产，根据各州事宜，决定缴纳的贡赋，不仅如此，他还率领众人开凿山川、疏通河道，以便于物品运输，实现贡赋产品的缴纳。

一、大禹治水行遍全国，划分九州

顾颉刚先生较早论及“九州”问题：“战国时，因吞并的结果，小国之数日减，仅存几个强国（如秦、楚）或古国（如周、卫），约略与九州相当，遂使九州之说益臻具体化，而有《禹贡》等分州之书出现。”［1］但“九州”之说，顾先生并未做深入探讨。

而关于“九州”的说法，向来争议颇多。《尚书·禹贡》与《史记·夏本纪》记载，九州分别指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2］P24-30。而《周礼·职方氏》中记载职方氏“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九州划分为是扬州（东南）、荆州（正南）、豫州（河南）、青州（正东）、兖州（河东）、雍州（正西）、幽州（东北）、冀州（河内）、并州（正北）［3］P480—484。《尔雅·释地》文中九州则是：冀州（两河之间）、豫州（河南）、雍州（河西）、荆州（汉南）、扬州（江南）、兖州（济、河之间）、徐州（济东）、幽州（燕）、营州（齐）。以上几者记载中，九州区域略有差别，名称大致相似，其中冀州、兖州、扬州、荆州、豫州、雍州六州皆具，其他三州名称、地域有差异。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有《容成氏》篇，其中记载了大禹治水、分九州，经过整理，可以得出《容成氏》另有一套九州系统，分别为徐州、荆州、扬州、豫州、夹州、竞州、莒州、蓏州、且州［4］P249。李零先生经过研究探索，怀疑其中竞州相当于《禹贡》中的青州，莒州为“即莒国一带”，蓏州为《周礼·职方氏》中的并州，且州为《禹贡》中雍州［4］P269—271。虽有一定道理，但是，州名或许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变化，不必过于强求，附会到文献中去。

郑州大学教授李民结合考古学研究成果，认为从龙山文化晚期地区分布来看，与《禹贡》描述的地域范围基本合拍，应是夏王朝及较远的一些部落联盟格局的写照［5］。

综合各家观点，大部分学者认为九州的划分与《尚书·禹贡》基本一致。《尚书·禹贡》为第一部记载九州的文献，其中关于九州的划分边界、区域都比较完善且清晰明了，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因此，对《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进行结合研究，可以得出较为清楚的九州区域：

冀州：壶口附近，太原、覃怀一带，东、南、西以黄河为界；

兖州：济河、黄河一带；

青州：渤海东至泰山地区；

徐州：东起大海，北至泰山，南及淮河地区；

扬州：北至淮河，南至大海；

荆州：北到荆山，南到衡山之南；

豫州：南至荆山，北至黄河，西至华阳一带；

梁州：华阳（华山之南），至于黑水一带；

雍州：黑水以东，黄河以西一带。

二、大禹“任土制贡”

大禹划分九州后，根据各州山形地势划分土地等级，制定各州上缴贡物。关于“贡”，字书中有两种解释：一是进献物品。《广雅·释言》：“贡，献也。”二是征收赋税。《广雅·释诂二》：“贡，税也。”可以看出，大禹当时“任土制贡”是同时制定了上交给中央的方物特产，以及需要上交的赋税。

（一）根据九州出产不同，确定各州缴纳贡品。

结合《史记·夏本纪》与《尚书·禹贡》，可以大致看出禹实行的“任田纳贡”的制度。根据各地不同的地形出产，缴纳当地的农副产品等各种物品，各地贡赋的物品不同，而国家可以获得各种不同的物品，以满足国家需求。例如兖州，大禹疏通了国内的九条河流，雷夏蓄积成湖泊，雍水、沮水顺流入湖。兖州地区黑壤丰沃，湖泊水草茂盛，土地种植桑树，遍养桑蚕，林木高大。于是，兖州地区进贡的物品就是漆、蚕丝、锦绣，而贡品正好可以顺济水、洛水而经由黄河运送。而对于处于大海和泰山之间的青州地区，由于近海，土壤虽然肥沃，但盐碱地较多，则进贡物品除了细葛布、丝麻、铅、松之外，还有各种海产品以及盐等。徐州地处大海、泰山与淮水间，贡品则是当地特有的五色土，可以拿来建造社坛，羽山中的野雉，其羽毛可以做旌旄，峄山南面的桐木，可以拿来制造琴瑟，其他贡品还有淮夷的珠蚌和鱼类等。

为方便读者一目了然地了解九州赋税情况，笔者按照州名、土壤类别、田地等级、赋税等级、进贡物品的顺序，将大禹制定贡赋的具体情况列出（如下）：

冀州：白壤，中中（五等），上上错（一、二等杂），皮服。

兖州：黑坟，中下（六等），贞（九等），漆，丝（纤文）。

青州：白坟，盐卤地，上下（三等），中上（四等），盐，絺，海物，畎，丝，枲，铅，松，怪石，酓丝。

徐州：赤埴坟，上中（二等），中中（五等），五色土，羽畎夏狄，峄阳孤铜，磬石，蠙珠臮鱼，玄纤缟。

扬州：涂泥，下下（九等），下上上杂（六、七等杂），金三品，瑶，琨，竹箭，象牙，犀皮，鸟羽，旄牛尾，弁服，纤贝，橘、柚锡贡。

荆州：涂泥，下中（八等），上下（三等），鸟羽，旄牛尾，象牙，革，金三品，杶，榦，栝，柏，砺，砥，砮，丹，箘簬、楛，包茅，玄纁玑组，大龟。

豫州：壤土，下等坟垆，中上（四等），杂上中（一、二等杂），漆，丝，絺，紵，纤絮，磬。

梁州：青骊，下上（七等），下中三错（七至九等杂），璆，铁，银，镂，砮，磬，熊皮，罴皮，狐皮，貍皮，织皮。

雍州：黄壤，上上（一等），中下（六等），璆，琳，琅玕。

由此可见，对于各地区上贡物品的确定，其实十分简单，基本上都是当地的特产物质。对此，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资料得印证。《左传·僖公四年》齐桓公为称霸天下而伐楚，理由就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公，无以缩酒……”楚属于荆州，而荆州应该上贡的物品是羽毛，象牙，金三品、包茅和九江大龟等。

（二）大禹制定九州赋税。

禹行九州，不仅制定了贡品，还制定了赋税。相比于根据各地特产缴纳不同贡品，关于赋税问题，则比较复杂。禹划分九州区域后，根据各地土壤不同，将九州划分为上上至下下九个等级，相对应，赋税也分为上上至下下九等，不同等级的地域缴纳不同等级的赋税。

土壤等级最好的是雍州地区，地处黑水河西部黄河之间。禹行至此地，疏通弱水，泾渭相合，漆水、沮水、沣水同样汇入渭水，荆山、岐山举行祭山仪式，宣告治水完成，九州既定。雍州属于黄河冲刷高原地区，黄色的土壤细软肥沃，最适宜耕种，赋税为中下等，属第六。土壤等级第二的是徐州，徐州地处大海、泰山与淮水之间，平原宽阔平坦，红色黏土肥沃，适宜耕种，赋税等级为中中，属第五。等级第三的是青州，处于大海和泰山之间，土壤色白而且肥沃，但是由于处于海滨，盐碱地较多，赋税中上，居第四位。土地等级第四的是处于荆山、黄河之间的豫州，这里土质细软，低洼处是肥沃的黑土，赋税则是杂上中，为第二等和第一等错杂。禹最先行经的冀州地区土质细白，土地为第五等，然而赋税是上上错，即第一等，有时居第二等。等级第六的是处于济水、黄河之间的兖州，兖州地区河流疏通，湖泊积蓄，土地黑色肥沃，适宜种桑养蚕，由于山川河流较多，林木高大，水草丰茂，百姓从山上开始迁居平地，赋税居第九位，田地治理十三年后，赋税可以与其他各州相同。华山南面与黑水之间的地区属于梁州，这一带土壤青黑，属第七等，赋税为下中三错，即为平时居第八位，丰收年可上调为第七位，而歉收之年则降低居第九位。荆山到衡阳地区属荆州，长江与汉水从这里流向大海，土地较为低洼湿润，属第八等田地，然而除了大量的贡品外，荆州地区的赋税为下上等，居九州第三位。淮河与大海之间的扬州地区属于扬州，三江入海，震泽安定，这里土地低洼潮湿，竹林密生，属田地最下下等，第九等。赋税则是下上上杂，属第七位，丰收之年调至第六位。

这里明显可以看出，大禹制定赋税虽然也参考了土地基本情况，可是赋税等级却明显与土地等级不相匹配。例如一等土地雍州地区田地丰厚肥沃，适合耕种，然而禹却规定了第六等的赋税，而且上贡物品也只需要一些美玉珠宝而已。而土地第四等的豫州地区，却需要缴纳第一、第二等的赋税，上贡物品也偏多，有漆、丝、絺、紵、纤絮、磬等。土地第八等级的荆州地区，低洼潮湿，却需要缴纳第三位的赋税，而且需要上贡鸟羽、旄牛尾、象牙、皮革、金三品、杶、榦、栝、柏、砺、砥、砮、丹、箘簬、楛、包茅、玄纁玑组、九江大龟等一系列物品。而这些赋税等级是具体怎么制定的，则在《史记·夏本纪》以及《尚书·禹贡》未曾提及，不免给后人带来许多疑惑之处。

林汀水先生在探究《禹贡》中赋税问题时，反驳马正林先生《中国历史地理简论》中“《禹贡》九州土壤肥力等级与田赋等级基本上没有关系，田赋是根据交通的远近和难易评定的”的说法。林先生认为各州土类情况复杂，作物收获情况不同，也是赋税情况不同的原因之一［6］。

从九州分布地图上来看，九州划分大致轮廓如同“井”字，纵向可以分为三个区域，即西侧雍州和梁州，中部的冀州、豫州和荆州，以及东部的兖州、青州、徐州和扬州。将九州划分为这三个区域之后，不难发现，处于中部的冀、豫、荆地区，土地等级分别为第五等、第四等、第八等，然而赋税却是冀州、豫州并列，赋税为第一第二杂错，荆州位列第三，中部地区处于九州中轴线上，为何会缴纳如此高的赋税？而处于西部和东部的其他六州，例如西部的雍州、东部的徐州土地等级分别为第一等和第二等，然而赋税却是第六等和第五等。

根据《尚书·禹贡》记载，大禹制定九州、贡赋的同时还规定了“五服”。何为“五服”？大禹将王城四周两千五百里的区域分为五等：靠近王城五百里的区域称作甸服，其中最靠近王城的百里缴纳带秸秆的全禾，其外一百里缴纳带杆禾穗，外一百里只缴纳禾穗，外百里缴纳带壳稻谷，最外百里缴纳去壳稻米；甸服以外五百里称侯服，其中最接近甸服的一百里可以赐封给王朝卿大夫为采邑，其外一百里赐封男爵，其余三百里可以赐封大国诸侯；侯服以外五百里区域是绥服，可以施行文教，振兴武力；绥服以外五百里为要服，居住蛮夷之人，流放罪人；要服以外五百里为荒服，基本上是荒野，或流放罪人。

靠近王城的地方，天子脚下，赐封王公诸侯，应当是比较繁华昌盛的，其农耕、手工业与远离国都的地方相比，都应有更大的收获。而且《战国策·秦策三》提出的“近攻远交”策略，也代表了中国当时一贯的外交政策，这那么，制定赋税的等级与“五服”应该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因此可以推测，大禹制定赋税应该考虑了土壤的肥沃情况，运输的便利程度，距离王城的远近等种种因素。由于资料的不足，禹制定九州赋税的具体标准我们不得而知，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料理清脉络，做出推测。而确切的结论，只能等以后有其他资料出现再做定夺。

［1］顾颉刚.州与岳的演变［J］.史学年报，1933（5）.

［2］屈万里注译.尚书今注今译［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

［3］杨天宇.《周礼》译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5］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6］林汀水.也谈《禹贡》制定田赋等级的问题［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3）.

［7］司马迁，撰.赵生群等修订.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8］师迪.中国古代赋税制度概述［J］.历史教学，19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