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季乃礼

家风与官员行为之间的关系

□ 季乃礼

家风是指一个家庭的生活方式、文化氛围等，良好的家风对于子女的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历史上许多有名的家族皆是与其家风密切相关，这些家族都有家规，对家族成员的行为进行制约，同时重视教育，以及族人间的互帮互助等，对于家族的兴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学术界对家风关注较多的是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是一种家庭内部自上而下的影响，没有关注到家庭中自下而上的影响；同时学者多关注家风的积极方面，忽略了不好的家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当代官员的行为与家风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与传统社会的家风相比，当代官员的家风有着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官员对家风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国传统社会中，家风一般形成很早，与许多代之前的某个祖先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与当时聚族而居的农耕社会所决定的，多是某个祖先迁居至某地，订立了本族的规矩，进而形成了家风。当前的中国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聚族而居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过去的家族为单位演变为现在的家庭为单位，随着不断迁徙，家族的规矩也随之破坏。相反官员在家庭中的优势地位，往往对家庭中的生活方式、文化氛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二，家庭成员影响的差别。古代是一种单纯的自上而下的交流，是族长、家长等将文化、思想传递给子女。但现代社会中，知识更新、思想的更替都很快，除了父母影响子女外，子女对父母也有反作用。其三，与此相关，家风的差异导致了官员行为的差异。官员与妻子、儿女互动的方式影响了官员的行为，在以后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对妻子、儿女约束较严格者会成为榜样官员，而受妻子、儿女影响较大者容易成为腐败官员。

公而忘私的榜样官员

1978年以后，中国官方先后推出了几个官员的典型，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这几个官员是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登封市公安局长任长霞、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宋鱼水、锦州市委书记张鸣岐、湖南省委副书记郑培民等。由对这几个榜样人物的宣传中，可以看出官方所希望的官员是什么样的。

官员的榜样应该是舍小家顾大家。具体来说，在家庭和事业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以事业为重。这样的典型早在20世纪60年代的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时就已经出现了。焦裕禄曾经拒收县委办公室过春节时发的3斤肉，也曾经拒绝过城关鱼场送的10斤活鱼。焦裕禄家中也很困难，甚至没有像样的棉被，县里曾经补助他3斤棉花票，他的理由是：“兰考现在还有好多群众缺衣少穿！救灾物资是给群众的！这棉花咱咋能要？我是领导！可不能搞特殊啊！”在焦裕禄看来，自己尽管是干部，但生活上不能搞特殊化，这不但是对他自己的要求，也是对他的家庭成员的要求。身为榜样的官员应该是公而忘私的，舍小家、顾大家。

对任长霞的宣传报道中，这种思想观念传达得更为明确。人民日报曾经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楷模》为题对任长霞进行了如下的评价：“任长霞为事业公而忘私，舍小家顾大家。儿子生病住院，她挤不出时间去看望；父亲卧床不起，她无暇床前尽孝；母亲想念她，只能黯然落泪。到登封工作后，她连续三年没有回家过春节，要么忙着为困难群众送米送面，要么忙着到民警家中拜年，要么忙着在街上查看执勤情况。”

孔繁森也是这方面的模范。孔繁森从1988年开始两次进西藏，把年迈的母亲、多病的妻子以及三个未成年的孩子留在了山东聊城的老家。可以说，孔繁森的家庭为孔繁森做出了相当大的牺牲。在他牺牲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题词“学习孔繁森同志热爱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

家庭成员不但无法从榜样官员他们那里得到时间以及情感的交流，而且物质方面也很难得到好处。官员严格自己禁止自己以及家庭成员搞特殊化。张鸣岐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极为严格。他自己的常用食谱是二两玉米饼、一碟小咸菜、一碟黄瓜、一碟苦菜。他规定妻子、孩子一律不许坐公家车。只有一次当他年迈的父亲离开沈阳时，他因工作忙，不能专送，才同意司机把他父亲送到火车站，并把汽油钱交给了司机。身为市委书记的他，很容易为他人安排工作，但是自己的弟弟妹妹却留在大集体工厂。

牛玉儒也是如此。据牛玉儒的妹妹牛继红回忆：

多少年来，三哥为素不相识的老百姓办过无数实事、好事，在百姓当中留下很好的口碑。可是在我们家，三妹夫、大侄子先后下岗已多年，唯一的姑姑做临时的清扫工，姑夫下岗蹬三轮。每说起这些，不仅是我，就连我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也都不理解。

在这方面，孔繁森的行为最为典型。1993年，妻子到西藏探亲，去的路费由自己筹措。由于看病，妻子将返程的路费花光，只好向孔繁森要钱，他东挪西借才勉强凑了500元，而回程机票当时是每个人800元。孔繁森自己的女儿上大学连学费都交不起，而孔繁森却把工资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帮助有困难的群众，他给群众买药，扶贫济困时出手大方，少则百十元钱，多则上千元。他自己收养了三个孤儿。他因车祸牺牲后，人们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现金只有8元6角，在场的每个人都流了泪。在这里，孔繁森不但奉献了自己的时间、精力，而且连自己的工资也奉献了出去。

这些官员为何对待自己的家庭成员如此严苛？具有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此外，还有其他的原因。从官员自己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们担心随着自己地位的上升，自己的家庭成员享受特殊化的待遇。而有的官员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自己的家庭成员着想。湖南省委副书记郑培民的儿女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享受到父亲“打招呼”的优待。郑培民给他的女儿打了一个很好的比喻：“读书就好比盖房子，有些人很早就不读书了，出来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攒钱，就好比很早就拥有自己的一座楼房，当然令人羡慕，但你们如果继续读好书，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把基础打牢，你们就可能盖起几十层楼高的大厦来，你们说是楼房令人羡慕呢，还是大厦令人羡慕？”“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生活在安逸家庭中的子女可能会成长为纨绔子弟。从更深层的原因来说，他们也担心自己的家庭成员过于接近权力，影响自己的权力决策，甚至因为子女的不端行为把自己拉下水。无数腐败官员的前车之鉴，对这些官员无疑是一种警醒。

在上述榜样官员的一系列行为中，家庭成员的作用微乎其微。作为榜样官员的家庭成员，他们所做的只有“理解”，上面引文中，牛玉儒的妻子理解了丈夫。身为妹妹的牛继红也理解了哥哥。焦裕禄的女儿焦守凤在接受采访时满含感谢之情地说：“现在想想，爸爸对我们兄妹的爱是一种大爱，他是在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生活啊!”

公为私用的腐败官员

何为腐败？具体来说指违法的官员和违规违纪的官员。当代官员的腐败大多数是经济犯罪行为，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成为他们的主要罪行，而违规违纪的官员也基本上与经济有关。因此可以这样说，经济利益的趋动是当今腐败官员的主要动机。

这些官员与其家庭成员的关系来看，可分为主动型与被动型两种。主动型指官员在从事腐败行为的过程中，把其家庭成员拉进来。尽管家庭成员有时是主动参与的，但是最初腐败行为的发起者是官员本身。这其中，又可分以下几种，一是家庭成员参与受贿过程。有时官员本身碍于自己的身份、地位，自己并不出面接受贿赂，而是指使自己的家庭成员实施具体的行为。以山西翼城县委书记武保安为例，妻子王临风在家负责收钱、存款事宜。二是亲手安排子女的前途。具体来说，可分以下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接受行贿人的钱安排自己的子女出国。第二种情况是安排自己的孩子升学。第三种情况是为自己的子女甚至是其他家庭成员安排工作。四是家庭成员经商，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让他们得利。

被动型则指腐败的官员可能自身想保持清廉，但因为自己家庭成员的不法行为被拉下水。对于这些官员来说，家庭成员就像伸向社会的一个个“触角”，有些官员利用这些“触角”为家庭谋利。但是对于一些想保持清廉的官员来说，这些“触角”却成为了污染之源，随着家庭成员的被污染，整个家庭也随之受感染，官员由此走上腐败之路。

有时，家庭成员不但受贿，还对这些官员进行劝说，从而使这些官员最终放弃了清廉的行为。吴振汉的妻子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受了他人的金钱，而他的义子也是事先收了他人的金钱，然后再向吴振汉汇报。吴最初的反应是愤怒。而他的妻子李芝则提出了收钱的理由：一是吴身居省最高法院院长之位，但居住、生活条件连普通百姓都不如。二是吴年逾五十八岁，已经是仕途的最后一站，应该利用权力收点钱防老。就是在所谓“晓之以情，动之以礼”，母子夹攻之下，吴振汉最终就范，思想发生了极大转变，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从上述官员妻子劝说的内容来看，包含了官员腐败的普遍心理：一是59岁现象，也就是在个人即将退休、权力即将失去之时，应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一把，许多人晚节不保的原因即在于此。二是侥幸心理，看到其他官员贪污平安无事，得以全身而退，以为自己也会如此，法律之剑不会落到自己头上。三是因比较而产生的心理落差。这种比较来自于自己的较高的地位与自己较低的待遇的反差，同样也来自于自己的地位与待遇与其他人的地位与待遇的比较，这种比较的结果会使官员或官员的家庭成员心理失衡。为了达到心理平衡，就会产生以权力为工具获得经济利益，从而导致了腐败的产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腐败行为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如果在他们实施腐败行为之前，他们的家庭成员能够有清醒的认识，对他们的行为加以劝阻，他们可能就会悬崖勒马。反之，助纣为虐，充当他们犯罪的帮凶，更有甚者，在这些官员还没有腐败的意识之前，他们的家庭成员首先就具有腐败的想法，把他们拉下水。

榜样官员与腐败官员的家风比较

由榜样官员与腐败官员对家庭成员的处理模式可以看出如下差别：首先，榜样官员与家庭成员间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的关系，而腐败官员与家庭成员的关系是互动的、双向的。就榜样官员来说，他们的言行会影响家庭成员的行为，对家庭成员的言行有所约束，但是家庭成员的言行很难影响到榜样官员的行为。而腐败官员不但影响家庭成员的言行，把家庭成员卷入到自己的活动中来，而且家庭成员对腐败官员本身也有影响，他们的观念、言行影响着官员的行为、政治决策。其次，交流的内容也有差异。榜样官员带给家庭成员的是精神上的观念上的，而腐败官员影响家庭成员的不仅是观念，更多的是经济资源、政治地位等等。

官员的政治行为与家庭成员有着密切的关系。榜样官员对家庭成员要求严格，不允许他们干预公务活动，而自己却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公务上，对于家庭成员的生活以及与家庭成员的情感交流很少，可以说把一切献给了“公”。而腐败官员放松了对家庭成员的要求，他们的言行不但影响着家庭成员，家庭成员的言行也影响着腐败官员的言行，甚至是行政决策，其结果是腐败官员把属于公共的资源献给了家庭。

就榜样官员来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家庭成员也生活得很辛苦，尽管有政府的广泛宣传，但是很难得到大多数官员广泛的认同。对于腐败官员来说，自己和家庭生活都很潇洒，但是只图一时之快，不但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地位，身陷牢狱，更有甚者失去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而家庭成员也牵涉其中。应该说，榜样官员和腐败官员都认识到了家庭成员对他们行为的影响，但是榜样官员深惧亲情会影响他们的公务活动，因此采取了逃避的方式。而腐败官员则敢于直面亲情，但遗憾的是亲情最终战胜了理性，做出了非理性的举动，最终身陷囹囿。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呢？对于榜样官员来说，由于他们的大部分时间献给了国家，作为受益的一方，国家应该建立一整套机制保护这些官员的利益。譬如，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工资水平，安排好他们子女的工作，强制他们抽出一定的时间进行休假陪伴家人等等。另外政府在宣扬榜样官员时，在突出他们优点的同时，也应该宣传他们人性的、人情的一面，甚至适当地暴露一些他们人性的弱点、弱点，只有不完美的榜样才能使人接近，让人效仿。因此，宣扬和推出有人情味的榜样应该是今后榜样宣传的方向。

对于腐败官员来说，在如何惩治腐败上，必须认识到每一个腐败官员的背后几乎都有一个腐败的家庭，惩治家庭腐败是今后惩治腐败的重点之一。家庭的腐败主要是经济的腐败，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换取金钱，或者有的进一步，用贪污来的金钱让家庭成员进行投资。因此，斩断权力与金钱之纽带是惩治腐败的根源。具体到家庭来说，除了对官员进行警示教育之外，对待官员的家庭成员也应该进行类似的教育。当然，仅仅教育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套机制的建设，譬如禁止家庭成员在官员的职权范围内从事商业性的经营活动，对官员的财产审计时也要对家庭成员的财产进行相应的审计。

（作者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杨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