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国内森林文化概念、结构与价值研究综述

2015-03-22陈志刚王禹浪王俊铮

大连大学学报 2015年1期

陈志刚，王禹浪，王俊铮

(1.萝北县林业局，黑龙江鹤岗 154100；2.大连大学东北史研究中心，辽宁大连 116622；3.大连大学人文学部，辽宁大连 116622)

一、近三十年我国森林文化研究的回顾

森林文化脱胎于1885年德国林学家扎利思开创的一门新学科——森林美学。扎利思的老师、林学创始人、德国林学家柯塔在其著作《森林经理学》一书中指出：“营造森林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这一提法可视为森林文化的萌芽。扎利思在柯塔的影响下，写就了专著《森林美学》，这一著作标志着森林美学这一新学科的诞生。该书问世后，引起了强烈反响，逐渐衍生出森林文化这一新的文化学分支。在柯塔和扎利思的影响下，德国在19世纪就开展了森林文化的教育与研究，进入20世纪后，对森林文化的研究在欧洲普遍开展，并逐渐影响到欧洲以外的其他地区。

对森林文化的研究在我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学者们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叶文铠最早对森林文化下了定义，指出森林文化是人类凭借着森林资源而创造出来的一种价值体系，并从三个层次对其进行了解读，即森林文化是森林对文明的指示物，森林文化是森林和文明的溶合物，森林文化是森林对文明的催化物[1]。他又从森林文化和林业文化的概念界定、体系结构两个方面对其二者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和辨析，探讨了两种互有区别却又彼此交叉的文化的体系结构[2]。王韩民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概括了森林文化史的演进，并指出森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重新认识和发展森林文化对于继承和挖掘我国灿烂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3]。郑小贤、刘东兰从文化层次探讨了森林文化与区域森林资源管理之间的关系，总结了人类在长期经营管理森林资源中积累的智慧和经验，指出应重新认识和协调人与森林环境的关系，探讨森林资源的文化价值以及如何在区域森林资源经营管理中注入有效文化因素的方法与技术，开展文化层次上的森林资源经营管理[4]。一些学者已开始关注森林民族文化。袁永健指出许多少数民族都有崇拜树木的行为，并以大榕树、马缨花（吉祥树）、松树、竹类和桂花树为例分析了少数民族的这种原始宗教信仰[5]。具体到地域民族，米文平早在1994年就提出了“东亚森林民族文化”的概念。他认为中国东北大兴安岭深处，自古就生活着以渔猎采集为生的森林民族，至今仍有鄂伦春、鄂温克等森林民族。这些生存至今的森林民族是今人研究古代森林民族和人类早期文明史的活化石[6]。他随后出版的《鲜卑史研究》更是研究东北古代森林民族的一部力作[7]。高凤超回顾了呼伦贝尔地区森林文化的历史，指出呼伦贝尔原始林区是北方少数民族繁衍生息的摇篮，从古到今，这里生活着鲜卑、女真、蒙古、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众多少数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森林文化，并提出今人应继承森林文化遗产，为呼盟特色经济服务[8]。许再富等撰著的《热带雨林漫游与民族森林文化趣谈》[9]一书是进入21世纪前我国森林民族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从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诸多方面阐述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形成与演变的过程，并分析了自然环境对生活在这里的森林民族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深刻影响，认为这里民族的种种文化皆与热带雨林有密切的联系。罗苹阐述了西双版纳地区少数民族的森林风俗和情趣[10]。在传统森林文化方面，张钧成采用两分法将中国林业传统分为保护森林、合理利用森林资源的传统和破坏森林、大量消耗林木的传统。在肯定前者的同时，认为后者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创造文明所付出的代价[11]。王传书、张钧成则系统深入地研究了林业哲学与森林美学的关系问题[12]。杨荣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对中国墓葬风水林的发展演化历史、文化内涵以及保护等问题做了初步探索[13]。蒋红星通过叙述苏东坡的人生活动、喜好及所作诗词，指出苏东坡留下了丰富的森林文化遗产，对以后的森林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4]。南丽军研究了城市森林文化，认为城市森林文化就是城市居民为了解决面临的环境问题，更好地适应环境、改造环境和自然友好和谐相处所采取的手段以及这些手段的实施过程。它包括城市森林文化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规范文化[15]。

进入本世纪以来，对森林文化的研究展现出勃勃生机，论著大量出现。搜索《中国知网》2000年以前以“森林文化”为关键词的文章，仅有31篇文章，2000年及其以后搜索以“森林文化”为关键词的文章，其数量竟多达866篇，这足见森林文化研究的突飞猛进。自2005年起至今，相关领域和高校的专家们已连续召开了五届全国森林文化学术研讨会[16],引起了热烈反响。可以说，对森林文化的研究已呈现出井喷之势，森林文化学也成为了一门发展迅速、前景广阔的新兴学科。

二、关于我国本世纪以来对森林文化定义与特征的研究

上文已谈及最早对森林文化下定义的学者是叶文铠，他所下的定义虽不乏笼统含糊，却肯定了“人”的作用和意义，这便道出了森林文化的精髓之所在——森林被赋予人的意义才叫做森林文化。在此之后，随着对森林文化研究如火如荼地展开，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森林文化的定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学者多是从文化的角度为切入点，如郑小贤认为森林文化是指人对森林(自然)的敬畏、崇拜与认识，是建立在对森林各种恩惠表示感谢的朴素感情基础上的，反映人与森林关系中的文化现象[17]。蔡登谷认为森林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人与森林、人与自然之间所建立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他进而指出，在森林文化的基本概念与内涵中，应当以人为核心，以自然和文化为基本要素，把人融入自然，创造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人为本，天人合一”是森林文化的最高境界[18]。苏祖荣、苏孝同言简意赅地指出，森林文化为“以森林为背景的一种文化现象和精神表述”[19]。郑芳芳则认为森林文化是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容的融合，有其内在的完整架构体系；它不是一般从林学的角度研究森林，而是拓展到森林的文化现象、起源以及对社会发展的意义[20]。徐福高则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力求更全面的定义森林文化，他认为广义的森林文化指人类创造的以森林为中心内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其中的精神文明可称为狭义的或严格意义上的森林文化[21]。胡涌、吴斌通过对中外森林文化思想的产生和我国森林文化研究发展历程的考证，提出森林文化学是研究在物质、制度和精神层面上的森林文化现象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22]。也有学者从人与森林环境关系的角度为森林文化下了定义，如但新球认为森林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对森林及其环境的需求和认识以及相互关系的总和[23]。张福寿认为森林文化是人与森林交互作用的产物，包括人类对森林认识、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各种社会现象，也包括森林对人类认知过程产生的一系列响应，是人与森林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24]。黎德化认为森林文化就是人类在处理与森林关系的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类本质特性以及这种特性的自觉表达[`ˇ]。纵观诸位学者对森林文化所下的定义，虽然各有侧重，但总结起来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即将作为载体的森林赋予人格化的意义，森林只有与人的活动有机统一起来，才能称其为森林文化。

森林文化的特征也是学者们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新球将其归纳为社会特征、经济特征和系统特征。社会特征的表现模式大致可分为精神载体、物质载体和信息载体这三个层次。经济特征的表现模式是以货币形式来划分货币表现和非货币表现两种；以其特点和功能区分为实用经济、生态经济与社会经济三种模式。系统特征的表现模式就其形态而言可划分为形态要素(包括产品、设施、设备、工具和景观)、似形态要素(包括表意、行为、艺术与技术)、非形态要素(包括思维、情感、制度、科学等)，从功能系统上可区分为实用功能、认知功能和审美功能[22]。而后他进一步探讨了现代森林文化的特征，分别从现代森林资源特征与社会经济文化、现代森林经营理论与技术文化、现代人类对森林认识的变化过程、现代森林变化趋势等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并从现代森林发展角度阐述了现代森林文化的四个层次，即公共森林——大众层次上的森林文化，自然经营与生态经营——技术层次上的森林文化，利用国家权力保护森林——政策和法制层次上的森林文化，森林权属公共化、国家化——管理层次上的森林文化[26]。苏祖荣、苏孝同则从森林文化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出发，认为其基本特征是生态性、人文性、民族性、地域性、统一性、社会性，其中生态性体现在物质、艺术和对人生的终极关怀上[27]。苏祖荣又通过对森林文化形态的划分总结出森林文化的几大特点：整体性、连续性、独立性、时代性[28]。吴庆刚将森林文化特征归纳为以下七个方面：先进性、渗透性、群众性、基础性、系统性、独特性、复杂性[29]。杨青芝则将森林文化特征归结为以下四点：生态性、民族性、地域性、人文性[30]。由此可见，目前国内学者对于森林文化特征的探讨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尚未形成具有共识性的论述。

三、关于森林文化的内容结构、价值及其意义的研究

森林作为大自然的一分子，本身就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而作为人类物质和精神的载体，森林所表现出的文化内涵就更是丰富多样，囊括了诸多学科的内容，如诗学、美学、文学、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景观学、建筑学、生物学等等。森林不仅成就了森林民族的渔猎采集文化，也深刻影响着农耕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由此引申出的城市森林文化、乡村森林文化、森林民族文化、森林旅游文化、茶文化、花文化、竹文化、园林文化等，共同构成了森林文化这一庞大的文化结构体系[16]。

苏祖荣、苏孝同就曾撰写专文研究森林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林火文化。作者认为，以薪材为燃料的木质能源是人类最早利用和掌握的能源，是社会基本能源之一。从利用、保存和控制林火，到人工钻木取火，林火(薪火)在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林火不但帮助人类驱除黑暗，焚林而田，刀耕火种，进入农耕社会，林火还引发种种文化现象，构成森林文化绚烂的一面。在工业化背景下，从森林文化视域讨论林火文化的发生、发展和延续，确立林火这一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文化作用，无疑具有时代意义[31]。杨玉、赵德光则以西南边疆民族为中心探讨了神山森林文化对生态资源保护的作用。西南边疆各民族在与当地环境的不断适应过程中创造了以神山崇拜为核心的森林文化，神山森林文化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进的传统生态文化模式，它维系了山地农业的生态平衡系统，又保护了大片原始森林，保存了大量的原生物种，对西南边疆的生态资源有重要的保护意义[32]。

无论林火文化还是神山文化，都是森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森林文化这一整体来说，郑小贤将森林文化体系划分为技术和艺术两大领域，技术领域的森林文化指人类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所形成的文化现象；艺术领域的森林文化指反映人对森林的情感的各类感性的作品[33]。苏祖荣、苏孝同在《森林文化学简论》一书中把森林文化体系划分为物质、精神、中介三大系列。其中物质系列即森林文化的背景或载体，如森林树木、茶果竹药、木竹器具、公园园林等，这是森林文化的基础和前提；精神系列即森林文化的内涵，指森林理念、森林精神、森林审美价值、生态伦理等，这是森林文化的核心；而中介系列介于物质系列与精神系列之间，包括森林制度文化、森林制度文化、森林文学艺术等。在此之后，苏祖荣又对其做了进一步延展和探索，将工业时代的森林文化因树种、地域、民族、功能等差异，整合为以下九种文化形态，分别是树种、产业、地域、民族、城市、乡村、外在、内在、口传和非物质等九种森林文化形态[34]。苏祖荣先生的这一分法应该说是比较科学且全面的，基本上将森林文化所涵盖的内容都囊括其中。李晓勇、甄学宁在介绍森林文化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关于森林文化外延方面的探讨，认为森林文化属于文化的一个分支，除具有自身的特性外，还具有文化的共性。文章采用文化学对文化构成的研究思路, 根据文化学的结构理论来研究森林文化的结构体系，将森林文化划分为森林物质文化、森林制度文化、森林行为文化和森林精神文化，分别阐述了其内涵，并探讨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35]。

福建森林文化丛书之一的《森林与文化》[36]一书也对森林文化体系的建构上做了积极有益的探索。该书认为，森林文化体系从纵向上看，呈现为森林文化发展史，叙述不同历史阶段的森林文化；从横向上看，呈现为物质、精神和制度层面上的森林文化形态，三者相互渗透和交融。苏祖荣、苏孝同又进一步阐释，物质层面的森林文化，又称表层森林文化，主要指以森林生态系统为基本载体而呈现的森林文化形态，包括直接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森林物质产品以及生产这些产品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等。精神层面的森林文化，又称深层森林文化，指形而上的森林文化理念、伦理、道德、审美、价值等，体现森林文化的世界观、伦理观、道德观、审美观、价值观，导致以森林哲学、森林美学、生态伦理学等为标志的人文林学学科的出现。制度层面的森林文化，又称中层森林文化。制度层面的森林文化指针对森林（或林业）的法律法规、组织机构、合同契约、乡规民约等，是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37]。

森林文化博大精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森林文化的发展也始终伴随着中国文化的起源与演进。时至今日，森林文化对于已进入工业时代的我国仍旧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苏祖荣、苏孝同在其著作《森林文化学简论》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根据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当远古人类从森林中走出来的时候，石器时代不可能悄然而至，农耕文明怎么能凭空产生，认为人类社会在石器时代之前还经历了一个木器时代，农耕文化之前的整个人类演化阶段，弥漫的是森林文化。”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绝大多数时间是在森林中度过的，森林孕育了人类漫长的童年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的这一论断可谓一语中的，非常正确。这也为学者们研究森林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苏祖荣等论述和确证了农耕社会之前、农耕社会和工业社会中森林文化的历史性存在。在中华文明史中，无论是在农耕社会，还是在工业社会，森林文化皆与时俱进，满足人类社会物质与精神需要，并广泛体现在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森林文化以其独具生命力的文化类型，与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共同组成中华文化体系[38]。金鸣娟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角度，就森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起源、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内容以及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等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认为森林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源头与根基，森林文化精神是中华文化精神的发轫与滥觞，森林文化在当代中国新文化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建设、生态文化建设都很有意义[39]。宋军卫、樊宝敏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森林文化作为生态文化的主体，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可发挥重要的导向、激励和鼓舞作用，正确认识森林的文化功能是发挥其作用的必要条件。森林在增添美景、激发情感，拓展认知、启迪智慧，承载历史、彰显地理，颐养精神、保健身体，寓意品格、塑造性格，提升游憩、和谐人居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40]。

[1] 叶文铠.森林文化若干问题思考——一种被遗忘的价值体系[J].学会，1989(3).

[2] 叶文铠.森林文化与林业文化异同析——兼论两者的体系构成[J].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7(2).

[3] 王韩民.森林文化浅谈[J].森林与人类[J]，1994(1).

[4] 郑小贤,刘东兰.森林文化论[J].林业资源管理，1995(5).

[5] 袁永健.少数民族崇拜树木拾零[M].森林与人类，1997(5).

[6] 米文平.东亚民族森林文化[M]//黄凤岐,朝鲁.东北亚文化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7] 米文平.鲜卑史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8] 高凤超.呼伦贝尔森林文化的历史与未来[J].国土绿化，1999(4). 高凤超.呼伦贝尔森林文化的古今[J].内蒙古林业，1999(8).

[9] 许再富,许又凯,刘宏茂.热带雨林漫游与民族森林文化趣谈[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98

[10] 罗苹.西双版纳森林文化情趣[J].侨园，1999(5).

[11] 张钧成.中国林业传统与林业文化[J].世界林业研究，1994(4).

[12] 王传书,张钧成.林业哲学与森林美学问题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