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建军，陈羽枫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以《上神宗皇帝书》为中心

丁建军，陈羽枫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河北 保定 071002)

苏轼与王安石同为北宋重要的政治家，在王安石所主导的变法运动中，苏轼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与王安石变法相关的政治斗争之中。要搞清楚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的真实的、具体的态度，必须尽量淡化苏轼身上的党派标签，从其具体言行中寻找答案。熙宁二年四月的《上神宗皇帝书》，是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之态度的一种真实体现，反映了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而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却注定了苏轼在北宋党争政治中的坎坷命运。

苏轼；王安石变法；上神宗皇帝书；理性批判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神宗时期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改革之一，因此，一直以来，王安石变法都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1]1−25。苏轼，作为同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不可避免地也被卷入了与王安石变法相关的政治纷争中。鉴于苏轼当时所处的政治地位，其卓越的才识和见解，以及在变法运动中其对变法态度的反复变化和因此而导致的个人仕途的坎坷，对苏轼与王安石变法的关联性进行详细深入的探讨便成为苏轼研究的焦点之一。

关于苏轼与王安石变法的相关研究，学界已有很多著述，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其一，有些认为苏轼是坚定的变法派，对于变法有分歧但分歧不大[2]73−79。其二，有些认为苏轼是改革派但是反对王安石所主导的“变法”，对于变法有分歧并且分歧很大[3]74−82。其三，有些认为苏轼是动摇派或者是反对派的追随者[4]158。最后，有些认为苏轼是保守派或反对派[5]351−360。以上所列观点可能未能将已有观点全部纳入，但也已是较为客观以及最有代表性的一些观点。

随着变法运动的发展，北宋朝廷内部的党争也愈演愈烈，而党争的发展无疑会使得官员个人的思维和考量难于幸免地也坠入党争的泥淖。要搞清楚苏轼对于变法的真实的、具体的态度，必须尽量淡化苏轼身上的党派标签，然后从其具体言行中寻找答案。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6]729−748，从其所属的时间节点和其所体现的内容等综合考量，无疑是一个了解苏轼对变法的看法和态度的最佳文本。《上神宗皇帝书》写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四月某日，此时，北宋狂风暴雨般且最终将其葬送的党争仍在酝酿中，或尚未完全展开，因此，该上书尚无后来的党派偏见，更多地体现了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在当时最为客观、最为全面、最为深刻地揭示了王安石变法中有待商榷的问题。

在《上神宗皇帝书》的开篇，苏轼就提出了“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6]729，亦即苏轼对于变法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而在这三者之下，针对变法又详细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下面将对这三个方面及其内容进行具体分析。

一、“结人心”

此部分主要针对王安石变法的各项具体措施及法令的内容而发。

其一，反对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和“遣使纵横”，主张罢废此司和专使。首先，苏轼认为，四十余个专使的派遣，其声势浩大，使得“民实惊疑”，而制置三司条例司“创法新奇”，使得“吏皆惶惑”。其次，此司的执掌与中书、宰相重合，其设置“冗长而无名”。同时，苏轼指出，骤行新法，“其进锐者其退速”，欲速则不达，因此需要徐徐图之。再次，派遣专使推行新法，“事少而员多”，增加了冗员和冗费，“人轻而权重”，更是容易滋生弊端[6]730−732。

其二，反对农田水利法的粗疏。首先，苏轼认为，有些水域如汴水，考虑其投入与回报并不匹配，并不适合修建水利工程。其次，以行政手段强行推动水利的兴修，可能带来“凿空访寻水利”的弊端，同时，此法对“妄有申陈”和“误兴工役”的人并没有规定如何断罪，其所面临的后果，“赏可谓重，罚可谓轻[6]733”。在官员视兴修水利为政绩的情况下，若官员妄兴水利，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无法得到相应的收获，如此不是利民，而俨然是害民——这不可谓不是农田水利法的一大漏洞。

其三，反对不分区域地在全国推行雇役法。首先，苏轼认为，差役是自古以来人民已经较为习惯的一种役法，亦即人民已相对认可其合理性和可行性。同时，全国各个区域的经济都有其独特的性质和地方特色，将江浙发达区域实行的雇役推行于其他地区是不合适的。我们从相关的传世文献中不难发现这一推论是符合实际的。江浙区域宋时已是全国的经济重心，漆侠先生曾指出，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路是全国社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其社会生产的发展带动其社会经济的提升，而其区域经济的相对发达可以为雇役法的实施提供所需的支撑，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雇役是有其可行性[7]24−28。但是，在全国其他区域也骤然实行雇役法，一是当地人民因其固有的认知和习惯，在短时间内并不一定认可新役法，二是这些区域也未必能达到江浙区域社会经济的程度，且当时所面临的“钱荒”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这些问题相互纠葛，便使得雇役法的普遍实行更加难上加难。其次，以钱雇役，若役人逃亡，并没有相关的处理办法，如此，役钱已出，而实际并没有人应役，这无疑是雇役法自身所存在的缺陷。更重要的是，苏轼指出，如今“于两税之外，别出科名”，是在重复征收“庸钱”，这无疑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是与新法的本来意愿不一致的，且如果后世再出现“多欲之君”和“聚敛之臣”[6]733−734，人民必将陷入积累莫返之害中——此后北宋的赋役征敛果然不出苏轼所料。

其四，反对青苗法。苏轼认为，青苗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抑配”，而抑配在当时又是一个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的问题。首先，朝廷的“抑配”禁令本身的效力就存在一定问题，一是朝廷无法保证禁止“抑配”命令的长期性有效，二是并没有相关措施可以保证“抑配”禁令得到切实地执行。其次，对于青苗法所预期的保值增值的目标，“抑配”是有其必然性的，如此青苗法面临两难的境地，若抑配于富人，可以保证收回利润，但青苗法其本身即失去意义；若借予穷人，其本钱已是很难收回，则很有可能面临亏空的风险。同时，如果无法还钱，而又有官员追逼，则还有可能出现民户逃亡。从上可以得出，苏轼应该也是出于这些现实的考虑，才道出了“青苗放钱，自昔有禁”[6]735。

其五，反对均输法。首先，苏轼认为，今之均输法，即汉武帝时国家财力匮乏，桑弘羊所进行的“买贱卖贵”的国家机构经商的均输法，而当时均输法的实行导致了国家“几至于乱”，因此，对与民争利的均输法需要慎重对待。其次，均输法的实施要求“广置官署，多出缗钱”，在其效果未知的情况，就需要进行投入新增的官员和费用，且“与商贾争利”，会使商贾疑惧，一定程度上阻碍商业的正常贸易。同时，苏轼表达了对国家经商的质疑，官吏经商，“非良不售，非贿不行”，其经营能力值得怀疑，而且繁复了市场流通的过程，从一定程度上压抑了自由经济，更易因此而滋生弊端[6]735−736。

二、“厚风俗”

此部分主要针对王安石变法的相关理念而发。

首先，苏轼认为国家的根本在于其“道德”、“风俗”，或称其为“元气”，而不能以其简单具象化的“强弱”、“富贫”来衡量。他以一系列例证如“秦”、“隋”为例，此两朝时国家看似国富力强，但“根本已空”，则“僵仆无日”，导致了他们的“速亡”。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轼是反对“富国强兵”的，他主张的是藏富于民基础上的厚风俗与淳道德。值得注意的是，苏轼的反对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反对，而是反对片面地将“强”与“富”当作国之根本来追求[6]737。

其次，反对任用“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认为任用这样的人会导致“好利之党，相师成风”。而当时的变法派中，从传世的宋代文献来看，确实存在一些较多争议的人物。同时，苏轼也反对用人不经“历试”。他认为，经过“历试”，一可以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二可以使其在“功高而望重”时得到重用，自然“人自无辞”，公众也就不会议论纷纷了。苏轼还指出在“员多阙少，久已患之”的情况下，“以一言之荐，举而与之”，“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6]738−739。

三、“存纪纲”

此部分主要针对王安石变法的形式和推行手段而发。

首先，苏轼指出了“台谏”官员及其作用的重要性，认为“台谏”的“风闻”谏言可以起到“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的作用，而维护“朝廷纪纲”，则是以维护台谏官员使其可以发挥正常作用为基础的。但是，当下的朝廷却出现了台谏官员面对“物议沸腾”却“相顾不发”的状况。苏轼认为，造成台谏失语的这种不正常状况，是因为为了推行新法而不断更换台谏官员，从而使台谏官员“尽为执政私人”，台谏成了宰执的附庸，自然便丧失了“言及乘舆，则天子动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应有地位和可以发挥的正常功能，如此，“纪纲一废”，则会乱弊丛生[6]739−740。

其次，苏轼认为为了避免台谏谏言而压抑台谏，根本就是毫无道理的举措，他以周公、召公为例，周公、召公皆“上圣”、“大贤”，彼此之间“犹不相悦”，但二人是“和而不同”，对于国家是不损反益的，而使用强制手段达到“言无不同、意无不合”，则“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鱼目混珠在期间，君主将会因此对人或对事物无法作出准确的评判，“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6]740−741。

在《上神宗皇帝书》的结尾，苏轼也重申了他所要表达的政治主张，其反对变法并非故作“异论”，而是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发。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确实也存在着苏轼所担心的上述问题，同时苏轼指出了整个变法所面临问题的根源在于“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而这个问题也可以清晰地的从前面其所反对的具体变法措施中观察得出[6]741−742。

综上所述，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具体的、真实的态度是反对的、批评的，甚至是否定的。在“结人心”部分，苏轼批判了新法的大部分具体内容，论述了这些变法措施在其实行过程中可能或必然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提出了大量符合事实和逻辑的例证，这可以称之为对变法实行环节的批判；在“厚风俗”部分，苏轼批判了变法的相关理念，亦即批判了变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认为变法的根本依据出现了偏差，而这样的偏差必然导致与变法预期目的完全相背的效果，这可以称之为对变法理论基础的批判；在“存纪纲”部分，苏轼批判了变法推行的形式和手段，他预言了缺乏台谏系统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过分利用行政强力推动富国强兵的变法，可能导致的近期和长远的不良后果，这又可以称之为批判了变法的监督环节。三个环节相互联系，环环相扣，因新法的实行面临各种各样甚至是自身矛盾的问题，自然而然可以联想到其制定过程的仓促，加之台谏系统为主的审议环节被虚置，在变法的实行出现问题便在所难免。如此，《上神宗皇帝书》达成了对王安石变法的综合性的批判。

但是，苏轼绝非是反对国家需要进行变法。首先，苏轼本人曾经亲自表达过赞成变法的意愿，而且只有其内心也想要进行变法者，才会对变法有如此深刻的认识，才能提出这些符合事实和逻辑的反对或修正意见。其次，《上神宗皇帝书》正是通过对王安石变法各项措施的批评，揭示了苏轼对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变革的追求。最后，苏轼的反对与此后党争中为了反对而进行的反对不可相提并论，其洋洋洒洒万余言的《上神宗皇帝书》，是苏轼对国家变法的期冀的表达。遗憾的是，北宋王朝在不久之后完全淹没在党争的漩涡中，变法派和反变法派都失去了对变法做客观冷静思考的能力。

四、余论

宋朝神宗时期，苏轼已经是一位才华横溢、名满天下的优秀才俊，极有可能得到最高当权者的亲睐，而《上神宗皇帝书》是其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不同于许多带有党派偏见的政治攻击，该上书对变法派的威胁更大，因此，苏轼也就成为了变法派的首要打击对象。变法派先是借台谏风闻言事的权力弹劾苏轼回眉山丁父忧时利用官船贩卖私盐，查无实据，苏轼躲过一劫。但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元丰二年变法派通过鸡蛋里挑骨头的方式，大搞文字狱，制造了乌台诗案，将苏轼打入大理寺监狱，几乎要了苏轼的命。可以说《上神宗皇帝书》实为导致苏轼在宋神宗朝仕途坎坷的直接诱因。但在宋哲宗朝司马光主持元祐更化时期，一贯保持独立思考理性精神的苏轼，又反对司马光等保守派一刀切地废除王安石新法，苏轼这一特立独行的行为又招致了保守派对他的政治打击，将他一贬再贬，一直贬到了海南岛的儋州。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态度，既体现了苏轼独特的理性精神，也导致了他在北宋党争政治中先后被变法派和反变法派轮番打击。这说明在北宋的党争政治中，不论是变法派还是反变法派，都容不得具有独立思考理性精神者的批评和反对，也就注定了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苏轼在北宋政坛上的坎坷命运。

[1]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25.

[2]夏露.苏轼与王安石变法[J].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02),73-79.

[3]曾枣庄.苏轼评传[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74-82.

[4]漆侠.漆侠文集·第二卷[G]//姜锡东,王菱菱,王晓薇,等.漆侠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158.

[5]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351-360.

[6]苏轼.上神宗皇帝书[G]//孔凡礼.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729-748.

[7]漆侠.漆侠文集·第三卷[G]//姜锡东,王菱菱,王晓薇,等.漆侠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24-28.

The Rational Criticism of Su Shi Against the Political Reform by Wang An-shih—Taking“the Letter to Emperor Shenzong”as the Center

DING Jian-jun,CHEN Yu-feng
(The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ng Dynasty,Hebei University,Baoding 071002,China)

Su Shi and Wang An-shih were the politicians in Song Dynasty and they both played important roles.According to Wang An-shih’s political reform,Su Shi was inescapably involved in the political contest.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attitude of Su Shi to Wang An-shih and to weaken the label of Su Shi’s group,in April 1069,“the Letter to Emperor Shenzong”by Su Shi was presented to Emperor Shenzong,reflecting the rational criticism of Su to Wang’s political reforms.But Su Shi’s independent thinking predestined his tragic density in the party contest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u Shi,Wang An-shih’s Political Reform,the Report to Emperor Shenzong,Rational Criticism

K244

A

1008-2395(2015)04-0042-04

2015-07-06

丁建军(1966-)，男，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宋史研究；

陈羽枫(1991-)，男，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宋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