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玉刚

(中共中央党校 文史部，100091)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的价值与偏颇
——“十七年”时期美学学科建设研究之一

范玉刚

(中共中央党校 文史部，100091)

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生成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双百方针”两股政策力量交锋的罅隙，是意识形态规训下美学发展的自我确认，和美学话语体系的自我建构。它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美学研究领域取得指导地位，美学专业教材的编写和美学研究资料的编辑，培养了一批美学研究人才，但整体学术水准乏善可陈。特别是囿于认识论视野，和缺失西方美学话语参照系，而使“中国的美学”不仅脱离世界美学发展主潮，还抑制了本土美学研究的创造性。

美学大讨论；美学在中国；中国的美学；意识形态规训

伴随新中国的成立，经过长期战争之苦的民众，终于走进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治革命的胜利，不仅获得了政权，还赢得了社会和民心。新中国的统一，不仅是政治的统一、社会的统一，更是文化的统一、道德的统一和民族自信心的提升，而且作为新政权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人类最美好的社会憧憬，极富文化感召力。大一统的国家梦想和现代性最新价值追求的契合，对知识分子有着巨大的精神认同。这个时期既是新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方面，按照苏联模式进行规划；又是发动和号召学术、文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时期，新中国新形象一切都体现出某种规划和规训的色彩。

一、“美学大讨论”的性质辨析

“美学”这个术语原是日本学者中江兆民翻译西方Aesthetics首用的，后被传入中国。Aesthetics在西方的准确含义是肇端于鲍姆嘉通的感性学，感性学研究的中心范畴是美和艺术，这是“美学”的基本意涵。美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就内涵和旨趣而言，在不同的学者那里有不同的理解。依康德的理解，它更近于“感觉学”，是对事物的审美判断，是判断在先感觉在后；而按黑格尔的理解，美学是一种“艺术哲学”。美学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在与本土化审美经验的融合过程中，有学者颇有眼光地提出对“美学在中国”和“中国的美学”的区分，这对描述20世纪美学史及其美学学科建设很有价值①①“美学在中国”和“中国的美学”是高建平先生最早阐释和界定的概念，本文在领会和认同其意味的基础上，作为论文的核心概念予以借用，参阅其《“美学”的起源》、《全球化与中国艺术》等论文。。

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的时期，通常被学界称为“十七年”。“美学大讨论”是这一时期浓彩重抹的一笔。出于意识形态的规训目的，建国初期开展了一系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旨在文化领域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1951年，文艺界开始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文艺界的中心话题，是关于《红楼梦》的讨论。这个由李希凡和蓝翎两个“小人物”开始的对“旧红学派”的批判，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最初的矛头指向俞平伯，又由俞平伯带出对胡适等人的批判。在关于《红楼梦》的讨论中，不断有人提到朱光潜，例如胡风，借着批大人物，大批朱光潜“一成不变地为蒋介石服务”。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学大讨论”肇始于1956年《文艺报》组织的对朱光潜1949年前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批判，这是《文艺报》为响应中央“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批判”的号召，对“胡适派唯心主义”发起文化围剿后在美学研究领域的延伸。期间因着“双百”方针的要求，有着政治动机的思想批判不得不转入美学“争鸣”，但它绝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争鸣，不仅有着意识形态规训的意味，还囿于文艺政策的干预，有着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功用，期间又受着强势苏联美学话语的侵蚀。可以说，原本作为一场大批判运动因其契合国内国际的时代风云际会，而演变成一场长达数年之久的美学论争，虽然其性质依旧是一场政治性的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和自我批判，但却结出了“美学硕果”，可谓20世纪中国美学史上的一道奇观。按照时代发展逻辑和策划者的初衷，它与新中国建立后开展的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一脉相承，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教化意图，体现了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精神规划；从历史进程和发生机制看，“美学大讨论”溢出了大批判的轨道，而以学术的力量实践了“双百”方针，以学术姿态表征着“百家争鸣”的实现，从而在一种较为宽松的环境下游走于政治与学术的罅隙。正是基于此，相比建国初期的思想批判，只有“美学大讨论”脱出了纯粹的政治批判，可谓学术硕果仅存，仅有几人被打成“右派”，受到人身攻击或陷入囹圄。

“美学大讨论”始于1956年6月朱光潜在《文艺报》上正式发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终于1964年对周谷城“时代精神论”的讨论，是文艺界大规模思想批判中的一股思潮，它遵循着从对具体作品批判再到艺术哲学即美学批判的从具体到抽象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说，它不是美学研究领域的“自由论辩”，在讨论中不仅有意识形态导向性异常清晰的“编者按”掌握航向，而且充斥着激烈的美学话语权争夺。实际上“美学大讨论”多停留在哲学认识论上的唯物与唯心之分，而生成于思想改造运动和“双百方针”两股政策力量交锋形成的罅隙，是意识形态规训下美学发展的自我确认，和美学话语体系的自我建构，是“政治生存”和“美学想象”的博弈，也可以说是披着学术外衣的话语批判。虽然“美学大讨论”吸引了众多理论家的参与，出现了众多的美学观点，最终形成以蔡仪为代表的“客观派”、以高尔泰和吕荧为代表的“主观派”、以朱光潜为代表的“主客观统一派”和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客观社会派”，但总体水准不高，学术研究上乏善可陈。就内容而言，“美学大讨论”主要涉及有关美的本质的一些深层次哲学问题，对于“中国的美学”发展，以及美学研究人才队伍的培养，形成全民性的“美学热”，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大批判盛行的年代里，“美学大讨论”给学术界带来一些研究气氛，形成了一种注重思辨的学术传统。尽管这种讨论属于思想改造运动的一部分，但并没有完全被政治干预所打断，基本上在学术范围内论争。从国家文化建设上看，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其实已融入新质的文化建构，成为社会主义现代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因其方法论的前现代色彩而角色尴尬。从学科发展上看，它有利于“中国的美学”建构和美学教育的开展，及其各艺术门类的审美实践，但因存在一定程度的“隔阂”而缺乏深刻互动。特别是一些美学家有感于当时“美学大讨论”中美学知识的匮乏，通过美学知识的普及，推动了社会和学界对美学学科认识的深化，由此使小圈子的美学成了社会显学。

时至今日，在审视这一时期美学发展史时，学人对“美学大讨论”仍有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评价。有学者认为“从一开始就具有全国性的意识形态论争和阶级斗争的特点”，而且“实际上是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中发出的，具有原始性、普范性和低层次性，缺乏原创性”，在主义的喧嚣背后是“知识的贫乏、思想的贫乏、学术的贫乏、学科的贫乏”*王建疆：《中国美学：主义的喧嚣与缺位——百年中国美学批判》，《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2期。。也有学者认为这场规模巨大的美学讨论贡献在于“将先前中外美学所具有的历史性从属关系或主从包含关系，变成为共时性并列关系或主体间性关系”，还“汇聚和培养了一支阵容壮大、力量雄厚的研究队伍”，其消极影响则在于“将美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窄化为认识论或反映论的一个方面”，排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多维的内涵，而且讨论“带有较为明显的形而上特点”，与现实和实践相脱离*谭好哲：《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学术意义》，《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对此，我们主张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不能以今天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标准来要求历史中的人，而要给予“同情的理解”。

从《文艺报》的策划初衷来讲，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的主要目的是清除朱光潜的资产阶级美学思想的影响，展开对资产阶级思想的全面深入批判，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批判初期具有典型的政治意识形态规训色彩，随着批判内部观点发生分歧后才逐渐由“政治批判”转入“美学讨论”。尽管“美学本身的问题讨论较少，对美学学科建设的意义不是很大”，但讨论“最后没有否定谁，也没有定于一尊，而是相互有所推动。初步发扬了学术民主的精神”*周来祥，戴阿宝：《透过历史的迷雾——访周来祥》，《文艺争鸣》，2004年第1期。。历史地看，“美学大讨论”提升了社会对美学的浓厚兴趣，使美学知识的普及与提高显得尤为迫切，对促进美学学科的体系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因此，有学者认为美学论争是“建国以来我国学界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的一次十分突出的现象”*蒋孔阳：《建国以来我国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复旦学报》，1979年第5期。，是“唯一的一套有别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话语，因此，它始终没有遭到政治批判”*刘再复：《李泽厚美学概论》，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2页。。因此，对这一现象我们既不能过于乐观地“颂扬”，也不能悲观地全盘否定。“美学大讨论”的发生从思想层面意味着新中国成立后清理旧文化思想追求新生活新文化的历史必然；从学术层面上看意味着通过对美学本质问题的论争，传播美学常识，扩大美学的社会影响，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论争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主导地位。尽管存在研究范式中“认识论”模式和“主体性”意蕴不足的局限，但其美学影响不容否定。从整体上看，这是一场意识形态规训下基于“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学术演练，是苏联强力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唯一合法性原则的“日丹诺夫话语模式”在中国美学研究领域的一种借鉴，是思想改造大环境下具有意识形态规训色彩的一次学术争鸣，但却生出了政治寂寥环境中的“一片水草”，尽管稀疏却还茁壮。

二、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主导地位的确立

除了政治批判和思想改造动机，“美学大讨论”还基于不同学术观点的分歧，而遵循自身的学术逻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中提出的“美是生活”的观念就在新中国广为传播，成为“十七年”时期的美学“经典中的经典”，也成为新中国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中国美学界和文艺界产生广泛影响*如叶秀山在《什么是美？》中指出：“提到什么是美，我们当然都不能忽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名的定义：‘美是生活’。……这个定义影响非常深远，可以说，它几乎是以后一切马克思主义文艺批判家、艺术理论家的出发点。”参阅《文艺报》编辑部编《美学问题讨论集》第2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99-100页。，这一奇特现象既是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集体性选择。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观点的高度重视，可能与当时周扬的社会地位有一定关系。周扬不仅翻译了《生活与美学》，还为译本撰写了重要的前言，对其美学进行详细阐释，并表示：在美学上，我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忠实信奉者。他认为车尔尼学夫斯基把美从天上拉到地下，把美置于广阔的生命基础上，揭去了美的神秘帷幕。堵塞了艺术家向非现实去的一切道路，从而使艺术和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引导人热爱生活并为美好的生活而奋斗。汝信主笔的《西方美学史论丛》*汝信，杨宇：《西方美学史论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重点研究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并由此导入对黑格尔美学的关注，在上溯到古希腊美学思想中，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主要思想为基本评价尺度，爬梳了西方美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思想面貌。从学术层面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在建国初期受到高度重视，及对其主要美学观点的理解存在分歧，特别是对“美是生活”理解的分歧埋下了日后“美学大讨论”的伏笔。“美是生活”论的内在缺陷及其理论的模糊性，使其难以真正解决生活的问题(本质)和美学(如艺术美、自然美研究)的难题。在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气氛下，受“美是生活”影响的反映论文艺观，要求艺术去再现和模仿生活，具有苏式文艺政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所以能在“十七年”时期占据文艺创作主导地位，其内在理据就是“美是生活”的理念。可见，当时学界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思想的推崇，有一定的社会功利论色彩，并非出自学术本身。就此有学者指出：“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西方美学史上排不上位置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却成了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经典。原因是由于对它做了革命性的改造和理解，舍弃了原来命题的人文主义和生物学的‘美是生命’的含义，突出了‘美在社会生活’等具有社会革命意义的方面。而这也就与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基本论断联系了起来，而使现代中国美学迈上了创造性的新行程。正是在这行程中，严肃地提出了如何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光辉传统，以创建和发展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任务。”*李泽厚：《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6页。事实上，中国美学界一方面抛弃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中的“自然性”倾向，一方面又加强了他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性”关联，作为一个学术“燃点”启动了“中国的美学”的学科建构。由此出发，开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1958年周扬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作了题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演讲，第一次提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口号。当时的一些著名美学家，如蔡仪、王朝闻、李泽厚等都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自居，甚至朱光潜都在努力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除了蔡仪早就发表的《新美学》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著作，李泽厚也出版了《门外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周来祥、石戈1957年还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美学的原则》。严格意义上讲，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中国化，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的审美经验和艺术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中国现代化过程及其社会主义实践的一部分，其审美合理性与政治正确性相关联。除了“政治正确性”外，“十七年”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与这一目标还有相当落差，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学术与艺术实践的肌理。

尽管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参与人数很多、著述较丰，但研究的问题多聚焦于“美的本质”，可以说“美的本质”是当时中国美学界研究的“核心问题”，这将本来丰富的美学研究压缩到主客之辩的哲学抽象中。因此，在“美学大讨论”的话语喧嚣中，尽管各家各派观点不同，相互批驳，但所有参与论争者的“逻辑前提”是明确的，那就是何谓“美的本质”。似乎“美的本质”问题解决了，所有其他美学问题都迎刃而解，美的本质构成了所有其他美学问题的哲学基础；所有论者都不怀疑“美是有本质的”，只有从“美的本质”出发，才能建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体系。可以说，当时美学研究的成绩和局限几乎都关联于“美的本质”，甚至当时的美学教科书和著作也以之为中心展开。在“美学大讨论”中，以唯物主义反映论为基础，注重美与艺术的社会性，可谓是反映论美学和社会美学。讨论中由对“美的本质”问题演化为“美的根源”问题。“只有从美的根源，而不是从审美对象或审美性质来规定或探究美的本质，才是‘美是什么’作为哲学问题的真正提出。”*李泽厚：《美学三书·美学四讲》，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65页。自1962年写作《美学三题议》始，李泽厚对美的本质和根源的解答一以贯之，即美的本质和根源来自实践，来自于自然的人化。在1956年发表的《论美感、美和艺术》中，李泽厚认为美学的基本问题是认识论问题，美是一种客观存在，美感是对美的反映，同时又强调美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即美的社会性。在认识论框架中探讨美的根源之后，李泽厚研究了社会美和自然美问题。社会美是中国美学研究中的特有概念，中国美学界对社会美和自然美概念的重视，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密不可分。这一时期的美学论争以确立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纯化和社会中“知识分子改造”为背景和前提，初步确立了中国美学的学科地位，从认识论角度探讨了美的本质问题，兼及美感、自然美问题。经过“美学大讨论”，“十七年”时期“美学在中国”与本土文化实践不断融合，不仅推动了美学学科的发展，还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的美学”研究学派。

“美学大讨论”因思想改造的意识形态要求，参与者都自觉地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去寻找理论资源，在引经据典中阐发自己对美的看法。尽管有当事人认为，这是一场“双百方针”下真正的“百家争鸣”，远离了政治干预，“美学始终保持了难得的某些学术自由度”*李泽厚，马国川：《我和八十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49页。。但实际上，这种“自由”囿于强势意识形态规训下，其目的旨在“争鸣”中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主导地位。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在那样一种单一性的政治文化语境中，真正要做到‘百家争鸣’是不现实的。因此，‘美学大讨论’也始终只能游离于思想改造的政治批斗与‘双百’方针二者间拉锯制造出来的狭窄空间中有限的生存。它仍然是一场意识形态规训下的基于‘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改造运动的延续与深入。”*参阅北师大文艺学专业2014届李圣传的博士学位论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学案研究》，第46页。我们赞同大讨论的性质是政治性的，但这场讨论基本上在学术框架内展开，后随着中国政治生活的不正常，这场学术性讨论终被引向政治性批判。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主观派美学家受到了不公正的政治待遇。尽管如此，总体来看，这场持续到1964年的美学大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主流是健康的，“它的最大的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得到确认”*陈望衡：《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7页。。此外，“美学大讨论”的成果也体现在美学专业教材的编写和美学研究资料的编辑中，培养了一批美学研究人才，为80年代的“美学热”准备了条件。

经由“美学大讨论”等学术论争和一系列文化活动，在美学研究上建构了反映论的美学研究范式，以反映论作为美学研究评判的尺度，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主导地位。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丰富性窄化为认识论或反映论的单向维度上，用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追问所谓美的“客观真理”，最终只会陷入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框架，而难以洞悉美的“奥秘”，导致对美的认识的肤浅和逻辑混乱。在关于美学本质的论争中，诸派美学均片面看待美学与哲学认识论的关系，甚至把美学与认识论捆绑，而没有洞察到认识论之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丰富内涵，以及方法论体系的多元复杂性。其实，“美的问题不属于哲学本体论的问题，美是一种价值，是世界、客体对主体人的意义，局限在本体论的角度就从根本上限制了对美学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应必诚：《<巴黎手稿>与美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美的本质不等于美的本体，美的本体论其实是美的存在论，只有引入价值论维度，才能走出美的本质论争的泥淖，这需要哲学方法论和视野的突破。只有改变认识论的提问方式，不去追问“美是什么”，而是关心“美学何为”，才会溢出反映论美学研究的框架。重新审读这一时期的美学论争，可以发现黄药眠的美学思想中曾出现过思维突破的萌芽，在《论食利者的美学》中，他开始了对“美学评价”“审美评价”的思考。在1957年“美学讲坛”所做的“不得不说的话”的讲座中，就明确提出：“美是人对于客观事物的审美的评价”，“审美对象首先应该从生活与实践中去找寻根源”*黄药眠：《美是审美评价：不得不说的话》，《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按其运思逻辑，“美学”与“美”不能等同，而且也不能把哲学认识论简单地套用到美学研究上。美学非单一的“认识—反映”关系，而是一种人的艺术理想和审美评价。应该说，其在“生活实践”基础上提出的“审美评价”思想，对后来李泽厚实践派美学的形成及其美学运思突破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在1956年，朱光潜像蔡仪一样，把美学隶属于认识论*朱光潜：《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评蔡仪同志的美学观点》，《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5日。，但至1957年就发生了怀疑：“应不应该把美学看成只是一种认识论”？*朱光潜：《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哲学研究》，1957年第4期。到了1960年，他已坚信美是人类在历史性“实践过程中既改变世界又从而改变自己的一种结果”*朱光潜：《朱光潜全集》卷十，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正如有学者指出：朱光潜的美学研究不再附属于反映论的“认识论”，甚至已超越物质劳动水平的“实践论”，而直奔“价值论”了*夏中义：《青年马克思与中国第一次“美学热”》，王杰等主编：《中英审美现代性的差异》，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页。。正是有此认知，朱光潜对列宁的《唯批》有着清醒的认识，十分警惕把《唯批》生吞活剥地套用到审美或艺术反映上去，而“主张美学理论基础除掉列宁反映论”之一家独尊，否则，整个美学讨论将走入“死胡同”，“错处当然在他们自己而不在列宁”*朱光潜：《朱光潜全集》卷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不同于当时学人紧抱《唯批》不放，朱光潜认真钻研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通过对青年马克思的“实践美学”观系统译介与简明概述，为当代“中国的美学”建构，安置了一块质地厚实、意蕴深邃的思想基石。

可以说，“十七年”时期，马克思主义美学已占据了美学研究的主导地位，甚至说只有马克思主义美学才是“科学的美学”，给艺术研究以“科学的理论基础”，给艺术批评以“科学的根据”。作为重要的理论来源和学术支持及其美学领域的意识形态规训化过程，“美学大讨论”的价值不可绕过，它是建构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主导地位的重要推动力。

三、历史的局限和时代的悲剧

从今天的视角看，“美学大讨论”中“各派代表人物在思维方式上都形成一种定式，即僵化的、模式化的、唯认识论化的主客二元对立”，但“美(审美)不是客体、不是实体。既不是客观派所谈的那种‘自然性’的客体；也不是李泽厚所说的‘社会性’的客体(‘物的社会属性’，也不是他后期所说的‘自由的形式’(在这里他实际上已经把‘形式’客体化了)。美(审美)只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意味，是一种特殊的价值形态)”*杜书瀛：《价值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2-98页。。但当时对美的认知难以突破那层“茧”，即使“美学四大派”中占优势的“李泽厚派”，也未能幸免，有学者指出其存在“把实践范畴当作其核心范畴，把作为美学基础的哲学理论当成美学本身”的历史缺陷*徐碧辉：《对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的哲学反思》，《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不同于蔡仪、朱光潜等人对美的对象的认知，李泽厚认为，“自然对象只有成为‘人化的自然’，只有在自然对象上‘客观地揭开了人的本质的丰富性’的时候，它才成为美”，而人之所以能够“在自然对象里直觉地认识自己本质力量的异化，认识美的社会性”，这却是“一个长期的人类历史的过程”*李泽厚：《论美感、美和艺术——兼论朱光潜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美学问题讨论集》第二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232、236-237页。。美的本质是“人化的自然”，因此，“人”并非自然意义上的人，而是实践中的社会的人。李泽厚指出这是“脱离人类社会生活、实践的根本观点的机械唯物主义是不能回答的。它不能解决具有深刻社会性质的美的问题”，而“只有从生活、实践的观点才能回答这问题”*⑤李泽厚：《<新美学>的根本问题在哪里？》，《美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43页，第147页。。李泽厚通过对“实践观”的阐发，打破了美在“物”与美在“心”的静态思想，在人类历史实践关系中建构了审美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基于此，李泽厚认为：“美的本质就是现实对实践的肯定；反过来丑就是现实对实践的否定。”⑤可见，李泽厚的美的本质源于社会实践，自然的美、丑取决于自然“向人生成”的程度，只有艺术地掌握了客观规律的实践才是创造美的实践。即便如此，李泽厚本人也承认其在讨论中把“实践”过于“唯物”化了，从而滤去了原本丰富的“自由”“自觉”“人格”等精神性内涵，他在1979年为结集出版《美学论集》重阅旧文时，数次表示“论点太简单”*⑦李泽厚：《美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99页，第51页。，“论证非常粗鄙简单”，且特别痛惜“美感也未谈其构成诸因素(知觉、想象、情感、理解)”⑦，可见，当时李泽厚是在认识论框架中带着《唯批》的眼镜俗化“实践”概念的，他所主张的“实践”概念，主要是一种剔除了精神观念的生产，从而缺失一种能动性，充其量是一种受动性的劳作，怎能充当美的核心概念和基石？他强调实践的纯物质性和功利性，主要为了吻合其“美感是美的反映”的观念。之所以如此，源自“当初李泽厚介入美学论争的内驱力，与其说是志在为当代中国建构美学原理，不如说是想借四面出击，来凸现自己《唯批》的立场的坚定与自觉。”*⑨夏中义：《青年马克思与中国第一次“美学热”》，王杰等主编：《中英审美现代性的差异》，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4页，第154-155页。尽管李泽厚未脱出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窠臼，但通过对马克思的“自然人化”的引入和对“历史实践”的阐发，逐渐把美学研究视野转向“实践论”，已显现出可贵的对认识反映论美学研究范式的反思。“实践”是《手稿》的第一大词，朱光潜在《手稿》中爬梳出“实践”的三个特点：自由性、自觉性和审美性⑨，这种理解深深契合了马克思“论美”的文化人类学视野，倚重的是“实践”非实用的“超越性”价值。饶有趣味的是，相对于当时过于强势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美学，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朱光潜反倒更多地体现了马克思的本色。“美学大辩论对我个人最大的收获，就是促使我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我根据《费尔巴哈论纲》、《资本论》和《巴黎手稿》以及恩格斯《从猿到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但不但不否定人的主观因素，而且以人道主义为最高理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终于要统一成为‘人学’，因此我力闯片面反映论，强调实践论，高呼要冲破人性论、人道主义、人情味、共同美感之类禁区”*朱光潜：《朱光潜全集》(卷十)，第534页，649页。。可以说，朱光潜对《手稿》的美学研究，是以哲人的智慧回归了美学之可能的正常轨道。此外，“美学大讨论”中人们也没有真正洞察高尔泰的价值——追求自由的审美品格。如其所说，当年“人们对我的批判纵然十分无情，都没有抓住要害：强调美的主观性，也就是强调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权利，和呼唤人文精神的多元化，等于挑战权力意志。我没有自觉地这样做，人们也都忽略了这一点。”*高尔泰：《寻找家园》，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年版，第94页。高尔泰以诗性的笔触和对美的现场感的描述，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认识论的桎梏。

今天检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在罅隙的“中国的美学”的建构中，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丰富性被窄化了，因囿于认识论视野，缺失西方美学话语体系参照系，“中国的美学”愈发干瘪和空洞，缺乏生机与活力。它虽参与了新中国现代文化主体性工程的建构，却在中国社会特定时期的现代化进程中颇显尴尬。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美学”的始发地在欧洲，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美学在中国”必定有一个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交融的过程，特别是在新中国初期面临现代新文化建构，及其掌握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必然存在意识形态对学术和文艺的规制，这决定“中国的美学”的建构充斥着政治化的意味，由“美学在中国”的狭隘化到“中国的美学”的单向度，都显现出这一过程的曲折复杂及其多重力量之间的博弈，和文化结构变动的不确定性。所谓尴尬是指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学大讨论”，它讨论的根本问题却是一个“古典问题”，并在哲学思维的逻辑起点上打转。这决定它在学术高度上，已落后于时代了，不仅脱离了世界美学发展主潮(疏离于现象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分析主义美学、接受美学和结构主义美学之外)，还抑制了本土美学研究的创造性，并打上了强烈的苏式美学话语底色。对参与大讨论的学者来讲，尽管有个体主体性意识不足的自身原因，但在强势政治环境下，学者个体无疑太弱小了，由此造成的学术悲剧是时代的，是个体学者本身难以担当的。

肤浅僵化的研究范式、认识论的禁锢、美学知识的匮乏、反映论的文艺观及其研究视野的狭隘，使得有着丰富人文价值内涵的“美学何为”的本体论追问，下坠为工具性的“美是什么”的认识论问题。学科的错位使对“美的本质”的哲学运思始终局限在“主观-客观”的认识论框架，难以脱出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因而其研究成果大打折扣，不仅与国际主流美学研究成果有相当的落差，就是相比此前王国维、鲁迅、梁启超、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人的美学研究也嫌不足，没有真正形成美学学科坚实的知识论基础，使得“美学在中国”命运多舛、步履蹒跚。

及至80年代伴随思想解放，美学再次扮演了时代启蒙的先声，迎来了“中国的美学”的黄金时代。从本土美学经验的实践和理论建构来看，“形象思维”的讨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人性及其人道主义的论争等都为80年代生成的“实践美学”学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可以说是此前“美学大讨论”成果的弘扬和遗产的再阐释。同时，80年代的几套“译丛”有力地推动了“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如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钱中文等主编的《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甘阳等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还有社科院外文所编的《当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等，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现当代西方美学和文论研究的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这为当时的“中国的美学”研究提供了新思潮、新方法论及其理论学派的一手资料，其影响之大使得1985年被称作“方法论年”，这些新气象带来了本土美学研究的勃兴，从而形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美学热”。伴随本土性审美文化研究的热潮，全球性的大众文化在20世纪后期开始流行并成为大众消费的主导文化形态，此后“理论旅行”而来的多学科、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成为新世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显学，在学理研究上中国美学与世界美学有了某种程度的同步共振现象，由此带来了21世纪中国美学的再次复兴。

今天，在实施“文化强国”战略中，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力，视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作为创造主体之一的知识分子义不容辞。但学术需要足够的自主空间，在政治和文化(学术)之间保持足够的距离和清晰的边界，要限制权力的渗透和干预，维护一定的学术自治，这样才能迎来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焕发出学术的创造力。

[责任编辑：王 源]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美学史”(项目批准号：12&ZD1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范玉刚(1969-)，男，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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